关键时刻，要让能的人上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历经14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在一亿左右，清朝为镇压太平天国总共花了4.5亿两白银，民间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但回顾历史，清朝实际上完全有机会在太平天国还不成气候之时就将其扑灭，本不用花这么多银子，更不用死这么多人，可为什么还是却酿成一场大祸呢？
太平天国源于 “拜上帝教”，大家都知道这是洪秀全所创，但“拜上帝教”能够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并不是洪秀全，而是善于鼓动，能与教众打成一片的冯云山。也就是说，只要抓住冯云山，“拜上帝教”就没有发展的机会，更不用说后来的金田起义了。
▲冯云山是拜上帝教早期的实际领袖
历史还真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1847年冬，冯云山被广西桂平县的团练逮捕，告发冯云山的人是当地紫荆山石人村的地主乡绅王作新。此人出生于当地一家富户，有秀才的功名，曾与在私塾教书的冯云山还有过一段交往。
王作新很快就发觉冯云山积极传教的行为不对劲，立即与之划清界限，瞅准机会带领团练抓捕了冯云山，并且押解到桂平县衙，控告冯云山“阳为拜会，阴谋叛逆”，并且呈上了有力证据——无论哪个王朝，“谋反”都是十恶不赦的头等大罪，冯云山要是谋反坐实，绝对是死定了。
▲县衙庄严，但县官却未必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知县王烈不仅没有开展调查，组织侦破，反而将当了大清“报警器”的王作新批判了一番：
“阅呈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
概括一下，就是指责王秀才身为读书人，却不按规矩办事，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涉嫌公报私仇……你们要不要对质一下啊？冯云山也大喊冤枉，我传教是为了让老百姓敬畏上天，我是被诬告的好人啊！王作新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碰了一鼻子灰，不仅没有告倒冯云山，还险些被定个诬告。
为什么连谋反这样的大案都不理呢？县令有自己的算盘——要是在我的地面上出了谋反案，要么落个工作不力的名头，要么上面派人督查严办，那还不得被麻烦死？再看冯云山好像人畜无害嘛，你个小地主就别来给本官添堵了……
但冯云山也没被释放，而被不明不白的关押了半年。这还是因为县令的算盘，按当时的潜规则，哪怕无罪，也得敲一笔才能出去。只是王县令还没等着钱送来就因母亲去世“丁忧”了，教徒们辛苦凑足一笔钱贿赂了接任的县令贾柱，冯云山被“遣送原籍”，放了。
冯云山一脱身，便如龙入大海一般尽情施展，甚至连押解他的两个衙役都被收服入教了。随着拜上帝教动静越来越大，按理说当地官员不可能毫无觉察，但广西前后两任巡抚都不愿意惹上“谋反”大案，消极敷衍，喝酒吃茶，吟诗作赋，假装太平，下级呈送情报，一律予以斥责，久而久之，连上报的人都没了。拜上帝教发展毫无阻力，如烈火一般蔓延开来。
为什么更高级的官员也是如此呢？还是他们不愿给自己惹麻烦，增加工作量，少做事，不仅舒服，而且不会犯错。
按律法，某地出现案子，必须由当地主官追查缉捕，哪怕案犯从广西跑到山东，也是这样。以当时的财政、技术、交通条件，如此势必十分辛苦。而且谋反不比匪盗，一旦上报，必然引起上级直到皇帝的重视，会被盯着办，不好交待不说，还会被认为平时工作不行——别处都好好的，咋就你这出了反贼？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捂着瞒着，只要熬过任期，那就不关我事啦——责任心不到位，必然做出这种欺上瞒下的“理性行为”。
▲郑祖琛任期内撞上了起义，当了背锅侠，被革职后气死了
到了金田起义前夕，造反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此时的广西巡抚郑祖琛眼看盖子快捂不住了，四处汇报救援。但他万万没想到，无论是直接上级两广总督，还是军机大臣，都嫌他多事，要么表示不归我管，自己看着办，要么表示别拿这事烦我，不予理睬，直到这个火药桶轰然爆炸。
不过，凭借巨大的体量和资源，此时的清朝仍有将太平天国圈在广西加以围剿的可能，然而这个机会也失去了。
由于前面留下的窟窿太多，新派来的巡抚、提督，即使有心使劲，也是两眼一摸黑，“反贼”有多少人马、战斗力如何，一概不知。钦差大臣赛尚阿甚至连“反贼”头目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瞎编了一个“胡二妹”，还一度把围剿的矛头指向了另一股天地会武装（因为天地会是更著名的反贼）。
▲一开始，清朝连对手是谁都没搞清楚
结果，天地会倒是被镇压了，但“匪贼”不少反多——哟，原来打错人了？然而，此时太平军已经发展壮大，广西当地的绿营不是对手，首次接战一败涂地，洪秀全建国称王，杀出了广西。另一个大员两广总督徐广缙，则只会远远地尾随，太平军围困武昌，他还在几百里外上报“追剿贼匪，迭次进攻大获胜仗”的假消息，目送太平军攻下了武昌。
其实洪秀全等人，放在中国历史中比较，只算平平之辈，却能掀起滔天巨浪，横扫半个中国，之前那一众庸官功不可没。反过来讲，只要官不庸，情况就大不一样。
太平天国打到两湖地区，才碰到了一个真正的硬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责任心极强，一点庸俗的想法都没有，一心只为国家办事。曾国藩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自筹粮饷，自募人马，自已统军，自订战术，还亲自上阵。总之，国家的事，有条件要办，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这与先前那一众庸官形成鲜明对比。
曾国藩几乎是以一已之力，摧毁了太平天国，使局面回归稳定。然而代价也不小——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十八省，中国最富裕的江南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受创最深，据后世史学家估算，人口损失在7千万到1.2亿之间，战争花费在4.5亿两白银左右，约合现在的675亿人民币，至于民间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主力居然花的最少
湘军花了多少呢？3500万两，只占一个零头。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不仅出力最多，还花费最少，不仅战斗力第一，效率更是第一！由此可见，有高度责任心的官员是多么重要，哪怕只有一个，带出一队人马，也能扭转乾坤。
一场大乱，成就了曾国藩，至于那些对太平天国无动于衷，不作为的官员，从县令到巡抚，相关人等都最后者被革职拿问，下了大牢——原来只需出动几十个片警，花几百两银子就能解决的事，因为他们的因循懈怠，蔓延成了一场塌天大祸，只是革职下狱，都是便宜了。
▲人还是那些人，换个有作为的领导，就大不一样
倒是最初告发了冯云山的王作新，一直坚持与太平天国斗争，家族几十口被太平军灭门，他的一个儿子和三个侄子也死于与太平军的作战中。
就像前几天网上说的一样：哨兵常常第一个发现敌人，也常常是第一个牺牲者。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很多东西。如果有些教训总是被反复吸取，那么，有些历史还真应该好好回味一下。
关键时刻，要让能的人上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历经14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在一亿左右，清朝为镇压太平天国总共花了4.5亿两白银，民间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但回顾历史，清朝实际上完全有机会在太平天国还不成气候之时就将其扑灭，本不用花这么多银子，更不用死这么多人，可为什么还是却酿成一场大祸呢？
太平天国源于 “拜上帝教”，大家都知道这是洪秀全所创，但“拜上帝教”能够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并不是洪秀全，而是善于鼓动，能与教众打成一片的冯云山。也就是说，只要抓住冯云山，“拜上帝教”就没有发展的机会，更不用说后来的金田起义了。
▲冯云山是拜上帝教早期的实际领袖
历史还真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1847年冬，冯云山被广西桂平县的团练逮捕，告发冯云山的人是当地紫荆山石人村的地主乡绅王作新。此人出生于当地一家富户，有秀才的功名，曾与在私塾教书的冯云山还有过一段交往。
王作新很快就发觉冯云山积极传教的行为不对劲，立即与之划清界限，瞅准机会带领团练抓捕了冯云山，并且押解到桂平县衙，控告冯云山“阳为拜会，阴谋叛逆”，并且呈上了有力证据——无论哪个王朝，“谋反”都是十恶不赦的头等大罪，冯云山要是谋反坐实，绝对是死定了。
▲县衙庄严，但县官却未必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知县王烈不仅没有开展调查，组织侦破，反而将当了大清“报警器”的王作新批判了一番：
“阅呈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
概括一下，就是指责王秀才身为读书人，却不按规矩办事，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涉嫌公报私仇……你们要不要对质一下啊？冯云山也大喊冤枉，我传教是为了让老百姓敬畏上天，我是被诬告的好人啊！王作新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碰了一鼻子灰，不仅没有告倒冯云山，还险些被定个诬告。
为什么连谋反这样的大案都不理呢？县令有自己的算盘——要是在我的地面上出了谋反案，要么落个工作不力的名头，要么上面派人督查严办，那还不得被麻烦死？再看冯云山好像人畜无害嘛，你个小地主就别来给本官添堵了……
但冯云山也没被释放，而被不明不白的关押了半年。这还是因为县令的算盘，按当时的潜规则，哪怕无罪，也得敲一笔才能出去。只是王县令还没等着钱送来就因母亲去世“丁忧”了，教徒们辛苦凑足一笔钱贿赂了接任的县令贾柱，冯云山被“遣送原籍”，放了。
冯云山一脱身，便如龙入大海一般尽情施展，甚至连押解他的两个衙役都被收服入教了。随着拜上帝教动静越来越大，按理说当地官员不可能毫无觉察，但广西前后两任巡抚都不愿意惹上“谋反”大案，消极敷衍，喝酒吃茶，吟诗作赋，假装太平，下级呈送情报，一律予以斥责，久而久之，连上报的人都没了。拜上帝教发展毫无阻力，如烈火一般蔓延开来。
为什么更高级的官员也是如此呢？还是他们不愿给自己惹麻烦，增加工作量，少做事，不仅舒服，而且不会犯错。
按律法，某地出现案子，必须由当地主官追查缉捕，哪怕案犯从广西跑到山东，也是这样。以当时的财政、技术、交通条件，如此势必十分辛苦。而且谋反不比匪盗，一旦上报，必然引起上级直到皇帝的重视，会被盯着办，不好交待不说，还会被认为平时工作不行——别处都好好的，咋就你这出了反贼？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捂着瞒着，只要熬过任期，那就不关我事啦——责任心不到位，必然做出这种欺上瞒下的“理性行为”。
▲郑祖琛任期内撞上了起义，当了背锅侠，被革职后气死了
到了金田起义前夕，造反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此时的广西巡抚郑祖琛眼看盖子快捂不住了，四处汇报救援。但他万万没想到，无论是直接上级两广总督，还是军机大臣，都嫌他多事，要么表示不归我管，自己看着办，要么表示别拿这事烦我，不予理睬，直到这个火药桶轰然爆炸。
不过，凭借巨大的体量和资源，此时的清朝仍有将太平天国圈在广西加以围剿的可能，然而这个机会也失去了。
由于前面留下的窟窿太多，新派来的巡抚、提督，即使有心使劲，也是两眼一摸黑，“反贼”有多少人马、战斗力如何，一概不知。钦差大臣赛尚阿甚至连“反贼”头目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瞎编了一个“胡二妹”，还一度把围剿的矛头指向了另一股天地会武装（因为天地会是更著名的反贼）。
▲一开始，清朝连对手是谁都没搞清楚
结果，天地会倒是被镇压了，但“匪贼”不少反多——哟，原来打错人了？然而，此时太平军已经发展壮大，广西当地的绿营不是对手，首次接战一败涂地，洪秀全建国称王，杀出了广西。另一个大员两广总督徐广缙，则只会远远地尾随，太平军围困武昌，他还在几百里外上报“追剿贼匪，迭次进攻大获胜仗”的假消息，目送太平军攻下了武昌。
其实洪秀全等人，放在中国历史中比较，只算平平之辈，却能掀起滔天巨浪，横扫半个中国，之前那一众庸官功不可没。反过来讲，只要官不庸，情况就大不一样。
太平天国打到两湖地区，才碰到了一个真正的硬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责任心极强，一点庸俗的想法都没有，一心只为国家办事。曾国藩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自筹粮饷，自募人马，自已统军，自订战术，还亲自上阵。总之，国家的事，有条件要办，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这与先前那一众庸官形成鲜明对比。
曾国藩几乎是以一已之力，摧毁了太平天国，使局面回归稳定。然而代价也不小——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十八省，中国最富裕的江南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受创最深，据后世史学家估算，人口损失在7千万到1.2亿之间，战争花费在4.5亿两白银左右，约合现在的675亿人民币，至于民间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主力居然花的最少
湘军花了多少呢？3500万两，只占一个零头。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不仅出力最多，还花费最少，不仅战斗力第一，效率更是第一！由此可见，有高度责任心的官员是多么重要，哪怕只有一个，带出一队人马，也能扭转乾坤。
一场大乱，成就了曾国藩，至于那些对太平天国无动于衷，不作为的官员，从县令到巡抚，相关人等都最后者被革职拿问，下了大牢——原来只需出动几十个片警，花几百两银子就能解决的事，因为他们的因循懈怠，蔓延成了一场塌天大祸，只是革职下狱，都是便宜了。
▲人还是那些人，换个有作为的领导，就大不一样
倒是最初告发了冯云山的王作新，一直坚持与太平天国斗争，家族几十口被太平军灭门，他的一个儿子和三个侄子也死于与太平军的作战中。
就像前几天网上说的一样：哨兵常常第一个发现敌人，也常常是第一个牺牲者。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很多东西。如果有些教训总是被反复吸取，那么，有些历史还真应该好好回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