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虽老调重弹，但加塞了不少私货” 观察者网：对于这次会晤的时机和意义，各方有很多说法。《纽约时报》在报道这次会晤时透露称“这次会晤是在拜登的要求下安排的”，拜登则在推特上直言是为了“确保两国间的竞争不致转变成冲突”。您怎么评价这次会晤的时机和意义？ 金灿荣：此次中美首脑视频会晤，按照王毅外长13日跟布林肯通话时的说法，“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王毅外长把它定位得这么高，也有一个原因，给国际上想看中美关系笑话的人一点提醒。有些国家、地区希望中美发生冲突，结果中美能坐下来谈，让他们有点失望——让他们失望就对了。 确实是美方比较主动地提出举行这次视频会晤。美方比较主动，主要就是因为拜登当局现在处境比较困难。 内政方面，现在美国国内新冠疫情仍很严重，经济又不太好，三季度GDP增长率跌至2%，而通胀压力又特别大，10月份的通胀率达6.2%，这是31年以来最严重的情况。另外，民众对拜登的支持率继续下滑，现在非常低，民主党人在弗吉尼亚的州长选举中落败，在传统蓝州新泽西也只是险胜。再这样下去，民主党在明年中期选举丢掉国会某个院的可能性还挺大的。如果中期选举输了，这意味着拜登在后面两年执政会是“跛脚鸭子”。 外交上，美国现在也不是很顺利。阿富汗撤军撤得很糟糕，搞的美英澳三方机制（AUKUS）又把法国给得罪了，而且把美国的联盟体系分成了三六九等，这对它的国际影响力不是很好。 我的直觉是，拜登大概现在也想清楚了，他反正不太可能再连任了，而来过一趟白宫，没有留下点历史遗产还是很遗憾的。不论是内政外交，还是个人想获得成就，都需要与中国合作，离不开中国的帮忙，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举行这次首脑会晤。 当然，拜登主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台湾问题比较紧张。拜登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中美要竞争，但要避免冲突；为避免中美关系出现大问题，他要搞一个“护栏”。 我们之所以答应他的要求，也有我们的理由。 我们这边观察到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很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一些人和利益集团想恢复中美关系，特别是华尔街。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控制通胀、维持供应链稳定离不开中国，而且中国市场总体还是很有魅力的——中国今年非常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他们想和中国缓和关系，所以最近有一些比较好的动作，比如让孟晚舟回国、美国商务部考虑豁免部分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中美在格拉斯哥大会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等等。另一方面，在人权问题上，他们又紧追不舍，一天到晚在那说新疆“种族灭绝”，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也动作频频。 中美关系呈现两面性，后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后面是美国决策圈的分裂，也就是经济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分裂。 因为我们很重视中美关系，所以我们两手对付，根据中国的利益得失，该斗争就斗争，能合作就合作。在我看来，这一次我们同意举办首脑视频峰会，实际上是鼓励与拜登团队中、美国决策圈里比较有建设性的一派对话，进而寻求合作。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出现在这次“1+5”人员安排里，这应该是您说的我们同美方有积极意义的一派接触的体现之一。 金灿荣：对。耶伦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过，关税确实不利于美国政府控制通胀，所以他们在考虑取消部分关税；不过她也提了一个条件，叫“对等取消”。这点需要中国的配合，不过中国现在挺淡定的，让他们有点下不来台——毕竟他们仍是老大，老大单方面让步，面子上不好看。 观察者网：除了耶伦，这次中美的“1+5”人员安排，还透露了哪些信息？ 金灿荣：这次人员安排，有负责总体战略的，美方派出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有负责经济的官员，美方是耶伦，咱这边是刘鹤；还有专业官员，美方安排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号称“亚洲沙皇”的坎贝尔及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咱这边派出了负责美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总体而言，双方人员安排呈现出三个特点，就是战略性、经济性和专业性。 观察者网：在这次会晤里，台海问题可以说是舆论最为关注的热点，毕竟前阵子中美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交锋。这次拜登表态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结合他数周前说过的美国会协防台湾，这算是在反复横跳吗？ 金灿荣：其实美国历届政府都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不是新鲜事儿，但是它的“一个中国”政策跟我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的。 你看美方在会晤后发布的新闻稿，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其实不是很好，把《台湾关系法》放第一，三个联合公报放第二，也提到六项保证——以前他们不会在正式场合提六项保证。而且他们还提到，“美国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为”，这里面有一点伏笔——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由它来定义，它和台湾方面再怎么闹，大陆不许动手，这才叫“维护台海和平”。美国新闻稿中对台海问题的描述 换言之，美国这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虽然是老调重弹，但实际上他们在其中塞了不少私货，加了一些对我们不太有利的内容，增加了对我们的约束。 这次，习主席的表态相当清楚且坚决，提到“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所以，在台海问题上，表面上看中美双方那个仍在维护“一个中国”，但我们要看实质；“魔鬼在细节”，细节一抠，实际上双方的立场是拉大了的，潜在的冲突并没有缓和。 观察者网：拜登的一番讲话里，确实有不少是老调重弹。比如他还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说是“坦诚且直接”，这话又能信几分？ 金灿荣：拜登能有这表态，是个好事，至少说明他知道一些做法不太好。拜登还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大国”，这话让不少中国人很迷惑——怎么突然表示对中国的尊重了？实际上拜登可能终于意识到，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想改变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中国的体制，这想法很荒唐。不过表态归表态，具体我们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观察者网：这次对话，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打不起来了？ 金灿荣：暂时不能下这个结论。拜登的一些表态虽然听上去挺好，但美国的历史记录比较糟糕，所以现在的这些保证未必靠谱，我们不能完全信他。 比如气候变化议题，美国在特朗普任期内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开篇就替特朗普道歉，说前任政府的行为耽误了一些国际合作好几年。他这一道歉，很多人又担心，如果三年后特朗普又回来了，到时美国又退出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要留一手。 ·“美国新一代决策者对中国的戒备，比老一代还厉害” 观察者网：鉴于这几年中美冲突日趋明显，不少美国专家学者开始反思过往美国同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正确，比如米尔斯海默就认为美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为自己培养了一个比苏联更强大的对手，还提升了热战的风险。您接触过的美国学者、官员对于接触政策是怎么个看法？他们会不会也觉得这所谓的接触政策失败了？ 金灿荣：就个人来讲，米尔斯海默这人挺好的，跟中国学者交往时还挺有礼貌的，我两次拜访他，他都主动安排吃饭等等——要知道，美国学者挺抠门的，很少主动请人吃饭。人虽然相当nice，但他也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比较固执，一天到晚推销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中国不信任，认为美国不可能影响中国，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一定是跟美国走一个轨道，即先增长综合国力再谋求势力范围。 现实是，米尔斯海默的这种观点，如今的市场比之前要大一些。10年前，美国学术界、战略界可能会有2/3的人仍觉得通过接触影响中国的策略是有效的；但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估计已经低于50%了。 现在多数人承认美国改变不了中国，而这观点之下又分两派： 一派认为他们当初就错了，就不应该想着“我美国比你强，我是你的老师，通过接触，你学我，我改变你”，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不对的。“中国5000年前已是大国”，而美国才200多岁，这不是孙子要教爷爷怎么吃饭吗？而且双方这么些年的接触，也是互利共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单方面恩赐，外资流入中国，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美企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18.6%，而他们在世界别的地方的投资，平均回报只有6%，不及在中国的1/3。 还有一派就是以米尔斯海默、《百年马拉松》作者白邦瑞为代表，认为中国人狡猾，欺骗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搞韬光养晦，天天跟美国人讲“我不行，我确实不行”，把美国给忽悠了，所以现在对中国非常失望。这种观点在右翼中很占上风。 观察者网：他们这些人对于未来中美关系有没有什么想法？ 金灿荣：看他们政治上得不得势，如果2024年共和党赢了，特别是共和党内的特朗普一派赢了，那么认为中国战略欺骗、中国单方面受益这一派就会占上风。现在拜登是不听他们的，中美关系未来怎么走，还要看美国下一步国内政治的变化。 观察者网：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美国这几年似乎处于迷茫阶段。和中国“接触”，却不是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改挥大棒，但看这几年的施压结果，也没能成功。 金灿荣：目前他们应该也是在摸索。特朗普试过脱钩，结果脱不了，所以戴琪说了“再挂钩”（recouple）；按米尔斯海默想的搞遏制，也不靠谱，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苏联大多了，所以跟中国竞争与跟苏联竞争大不一样。而且，当下美国的整个社会、联盟体系也都未能形成共识，社会内部现在是分裂的，联盟也不那么团结。所以，他们现在肯定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观察者网：马凯硕先生在他近来出版的《中国的选择》一书中有谈道，“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较量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并未事先制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全面的对华长期战略。”如果说是因为军工集团、华尔街集团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以前也是存在的，但以前华盛顿对于苏联、中国的战略决策相对统一且持久；如今华盛顿内部似乎失去了这部分能力。 金灿荣：马凯硕的这说法是对的。至于为什么现在不行了，还是结构决定的。 中国1979年刚改革开放时，与美国力量差距悬殊，那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十倍左右，人均GDP更是不得了。当时他们对我们不在意、无所谓，用英语来形容，就是“who cares”。再者，我们市场化改革，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向他们学习，是在向他们靠拢。而且当时中国有战略价值，美国需要中国帮忙对付苏联。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就容易让美国社会形成跟中国建交、保持交往进而影响中国的共识。 到了2015年，一些变化开始显现。我记得2015年5月，研究中国问题非常优秀的戴维·兰普顿教授在（David M.Lampton）卡特中心有个演讲，说中美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实际上我们能从中观察到美国精英层的对华态度、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感觉到原来对付中国的那套策略不对了，至于后续该怎么做，他们也很困惑，一直摸索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中国政府倒是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就是合作共赢。这背后是中国自信，笃定中国只要自己不犯错，未来肯定是发展的，鼓励美国把中国发展当成机会，而不是危机——美国你瞎折腾搞得大家痛苦，这没什么意义；但如果合作，双方肯定都可以获益。问题是，截至今天，不少美国人不想继续“接触”中国。 观察者网：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决策层主要是从冷战时期过来的一代，所以仍保留一定的冷战思维，等这一代过去了，就会有好的转机？ 金灿荣：其实跟新老关系不大，新人对中国也是挺厉害的，就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出版了《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一书的印度裔美国人杜松如（Rush Doshi），他挺年轻的，但对中国的敌意也很大。 我曾有个观察，美国七八十岁那一代人，他们对中国的敌意小于对俄罗斯的敌意。因为他们20来岁大学毕业时正好是冷战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他们的整个经验都是怎么跟苏联斗。这一代人我接触过很多，他们内心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做梦都在害怕，因为天天跟老毛子斗，吃过很多亏。当时中国实际上是在帮美国，而且中国那时比较弱。1980、1990年代，这代人正值壮年，做到处长、局长级别，来中国访问时，中国人对他们热情极了，不断招待好吃的等等，他们待得很高兴。 现在这波人都退休了，轮到四五十岁的一代成执政主流，比如布林肯（1962年）和沙利文（1976年出生）。这帮兄弟就不行了，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正好是中国崛起、俄罗斯衰败的时候；他们到了北京，也不再是那么“受宠若惊”，相反可能还会觉得自己“土”，所以这一代人对中国的戒备其实比上一代还厉害。 美国对华决策圈，除了军工集团、华尔街集团的利益分化，还存在代际转换问题，而这波代际转换对中国不太有利，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至于中国的应对策略，跟之前说的一样，我们要尽最大努力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往建设性方向发展，但是对中美关系当中存在的矛盾冲突点及潜在的战略颠覆，我们也要有相应准备。
“美国虽老调重弹，但加塞了不少私货”
美国新闻稿中对台海问题的描述
观察者网：对于这次会晤的时机和意义，各方有很多说法。《纽约时报》在报道这次会晤时透露称“这次会晤是在拜登的要求下安排的”，拜登则在推特上直言是为了“确保两国间的竞争不致转变成冲突”。您怎么评价这次会晤的时机和意义？
金灿荣：此次中美首脑视频会晤，按照王毅外长13日跟布林肯通话时的说法，“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王毅外长把它定位得这么高，也有一个原因，给国际上想看中美关系笑话的人一点提醒。有些国家、地区希望中美发生冲突，结果中美能坐下来谈，让他们有点失望——让他们失望就对了。
确实是美方比较主动地提出举行这次视频会晤。美方比较主动，主要就是因为拜登当局现在处境比较困难。
内政方面，现在美国国内新冠疫情仍很严重，经济又不太好，三季度GDP增长率跌至2%，而通胀压力又特别大，10月份的通胀率达6.2%，这是31年以来最严重的情况。另外，民众对拜登的支持率继续下滑，现在非常低，民主党人在弗吉尼亚的州长选举中落败，在传统蓝州新泽西也只是险胜。再这样下去，民主党在明年中期选举丢掉国会某个院的可能性还挺大的。如果中期选举输了，这意味着拜登在后面两年执政会是“跛脚鸭子”。
外交上，美国现在也不是很顺利。阿富汗撤军撤得很糟糕，搞的美英澳三方机制（AUKUS）又把法国给得罪了，而且把美国的联盟体系分成了三六九等，这对它的国际影响力不是很好。
我的直觉是，拜登大概现在也想清楚了，他反正不太可能再连任了，而来过一趟白宫，没有留下点历史遗产还是很遗憾的。不论是内政外交，还是个人想获得成就，都需要与中国合作，离不开中国的帮忙，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举行这次首脑会晤。
当然，拜登主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台湾问题比较紧张。拜登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中美要竞争，但要避免冲突；为避免中美关系出现大问题，他要搞一个“护栏”。
我们之所以答应他的要求，也有我们的理由。
我们这边观察到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很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一些人和利益集团想恢复中美关系，特别是华尔街。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控制通胀、维持供应链稳定离不开中国，而且中国市场总体还是很有魅力的——中国今年非常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他们想和中国缓和关系，所以最近有一些比较好的动作，比如让孟晚舟回国、美国商务部考虑豁免部分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中美在格拉斯哥大会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等等。另一方面，在人权问题上，他们又紧追不舍，一天到晚在那说新疆“种族灭绝”，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也动作频频。
中美关系呈现两面性，后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后面是美国决策圈的分裂，也就是经济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分裂。
因为我们很重视中美关系，所以我们两手对付，根据中国的利益得失，该斗争就斗争，能合作就合作。在我看来，这一次我们同意举办首脑视频峰会，实际上是鼓励与拜登团队中、美国决策圈里比较有建设性的一派对话，进而寻求合作。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出现在这次“1+5”人员安排里，这应该是您说的我们同美方有积极意义的一派接触的体现之一。
金灿荣：对。耶伦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过，关税确实不利于美国政府控制通胀，所以他们在考虑取消部分关税；不过她也提了一个条件，叫“对等取消”。这点需要中国的配合，不过中国现在挺淡定的，让他们有点下不来台——毕竟他们仍是老大，老大单方面让步，面子上不好看。
观察者网：除了耶伦，这次中美的“1+5”人员安排，还透露了哪些信息？
金灿荣：这次人员安排，有负责总体战略的，美方派出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有负责经济的官员，美方是耶伦，咱这边是刘鹤；还有专业官员，美方安排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号称“亚洲沙皇”的坎贝尔及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咱这边派出了负责美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总体而言，双方人员安排呈现出三个特点，就是战略性、经济性和专业性。
观察者网：在这次会晤里，台海问题可以说是舆论最为关注的热点，毕竟前阵子中美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交锋。这次拜登表态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结合他数周前说过的美国会协防台湾，这算是在反复横跳吗？
金灿荣：其实美国历届政府都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不是新鲜事儿，但是它的“一个中国”政策跟我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的。
你看美方在会晤后发布的新闻稿，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其实不是很好，把《台湾关系法》放第一，三个联合公报放第二，也提到六项保证——以前他们不会在正式场合提六项保证。而且他们还提到，“美国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为”，这里面有一点伏笔——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由它来定义，它和台湾方面再怎么闹，大陆不许动手，这才叫“维护台海和平”。
换言之，美国这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虽然是老调重弹，但实际上他们在其中塞了不少私货，加了一些对我们不太有利的内容，增加了对我们的约束。
这次，习主席的表态相当清楚且坚决，提到“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所以，在台海问题上，表面上看中美双方那个仍在维护“一个中国”，但我们要看实质；“魔鬼在细节”，细节一抠，实际上双方的立场是拉大了的，潜在的冲突并没有缓和。
观察者网：拜登的一番讲话里，确实有不少是老调重弹。比如他还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说是“坦诚且直接”，这话又能信几分？
金灿荣：拜登能有这表态，是个好事，至少说明他知道一些做法不太好。拜登还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大国”，这话让不少中国人很迷惑——怎么突然表示对中国的尊重了？实际上拜登可能终于意识到，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想改变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中国的体制，这想法很荒唐。不过表态归表态，具体我们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观察者网：这次对话，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打不起来了？
金灿荣：暂时不能下这个结论。拜登的一些表态虽然听上去挺好，但美国的历史记录比较糟糕，所以现在的这些保证未必靠谱，我们不能完全信他。
比如气候变化议题，美国在特朗普任期内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开篇就替特朗普道歉，说前任政府的行为耽误了一些国际合作好几年。他这一道歉，很多人又担心，如果三年后特朗普又回来了，到时美国又退出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要留一手。
·“美国新一代决策者对中国的戒备，比老一代还厉害”
观察者网：鉴于这几年中美冲突日趋明显，不少美国专家学者开始反思过往美国同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正确，比如米尔斯海默就认为美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为自己培养了一个比苏联更强大的对手，还提升了热战的风险。您接触过的美国学者、官员对于接触政策是怎么个看法？他们会不会也觉得这所谓的接触政策失败了？
金灿荣：就个人来讲，米尔斯海默这人挺好的，跟中国学者交往时还挺有礼貌的，我两次拜访他，他都主动安排吃饭等等——要知道，美国学者挺抠门的，很少主动请人吃饭。人虽然相当nice，但他也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比较固执，一天到晚推销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中国不信任，认为美国不可能影响中国，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一定是跟美国走一个轨道，即先增长综合国力再谋求势力范围。
现实是，米尔斯海默的这种观点，如今的市场比之前要大一些。10年前，美国学术界、战略界可能会有2/3的人仍觉得通过接触影响中国的策略是有效的；但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估计已经低于50%了。
现在多数人承认美国改变不了中国，而这观点之下又分两派：
一派认为他们当初就错了，就不应该想着“我美国比你强，我是你的老师，通过接触，你学我，我改变你”，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不对的。“中国5000年前已是大国”，而美国才200多岁，这不是孙子要教爷爷怎么吃饭吗？而且双方这么些年的接触，也是互利共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单方面恩赐，外资流入中国，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美企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18.6%，而他们在世界别的地方的投资，平均回报只有6%，不及在中国的1/3。
还有一派就是以米尔斯海默、《百年马拉松》作者白邦瑞为代表，认为中国人狡猾，欺骗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搞韬光养晦，天天跟美国人讲“我不行，我确实不行”，把美国给忽悠了，所以现在对中国非常失望。这种观点在右翼中很占上风。
观察者网：他们这些人对于未来中美关系有没有什么想法？
金灿荣：看他们政治上得不得势，如果2024年共和党赢了，特别是共和党内的特朗普一派赢了，那么认为中国战略欺骗、中国单方面受益这一派就会占上风。现在拜登是不听他们的，中美关系未来怎么走，还要看美国下一步国内政治的变化。
观察者网：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美国这几年似乎处于迷茫阶段。和中国“接触”，却不是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改挥大棒，但看这几年的施压结果，也没能成功。
金灿荣：目前他们应该也是在摸索。特朗普试过脱钩，结果脱不了，所以戴琪说了“再挂钩”（recouple）；按米尔斯海默想的搞遏制，也不靠谱，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苏联大多了，所以跟中国竞争与跟苏联竞争大不一样。而且，当下美国的整个社会、联盟体系也都未能形成共识，社会内部现在是分裂的，联盟也不那么团结。所以，他们现在肯定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观察者网：马凯硕先生在他近来出版的《中国的选择》一书中有谈道，“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较量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并未事先制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全面的对华长期战略。”如果说是因为军工集团、华尔街集团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以前也是存在的，但以前华盛顿对于苏联、中国的战略决策相对统一且持久；如今华盛顿内部似乎失去了这部分能力。
金灿荣：马凯硕的这说法是对的。至于为什么现在不行了，还是结构决定的。
中国1979年刚改革开放时，与美国力量差距悬殊，那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十倍左右，人均GDP更是不得了。当时他们对我们不在意、无所谓，用英语来形容，就是“who cares”。再者，我们市场化改革，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向他们学习，是在向他们靠拢。而且当时中国有战略价值，美国需要中国帮忙对付苏联。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就容易让美国社会形成跟中国建交、保持交往进而影响中国的共识。
到了2015年，一些变化开始显现。我记得2015年5月，研究中国问题非常优秀的戴维·兰普顿教授在（David M.Lampton）卡特中心有个演讲，说中美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实际上我们能从中观察到美国精英层的对华态度、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感觉到原来对付中国的那套策略不对了，至于后续该怎么做，他们也很困惑，一直摸索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中国政府倒是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就是合作共赢。这背后是中国自信，笃定中国只要自己不犯错，未来肯定是发展的，鼓励美国把中国发展当成机会，而不是危机——美国你瞎折腾搞得大家痛苦，这没什么意义；但如果合作，双方肯定都可以获益。问题是，截至今天，不少美国人不想继续“接触”中国。
观察者网：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决策层主要是从冷战时期过来的一代，所以仍保留一定的冷战思维，等这一代过去了，就会有好的转机？
金灿荣：其实跟新老关系不大，新人对中国也是挺厉害的，就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出版了《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一书的印度裔美国人杜松如（Rush Doshi），他挺年轻的，但对中国的敌意也很大。
我曾有个观察，美国七八十岁那一代人，他们对中国的敌意小于对俄罗斯的敌意。因为他们20来岁大学毕业时正好是冷战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他们的整个经验都是怎么跟苏联斗。这一代人我接触过很多，他们内心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做梦都在害怕，因为天天跟老毛子斗，吃过很多亏。当时中国实际上是在帮美国，而且中国那时比较弱。1980、1990年代，这代人正值壮年，做到处长、局长级别，来中国访问时，中国人对他们热情极了，不断招待好吃的等等，他们待得很高兴。
现在这波人都退休了，轮到四五十岁的一代成执政主流，比如布林肯（1962年）和沙利文（1976年出生）。这帮兄弟就不行了，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正好是中国崛起、俄罗斯衰败的时候；他们到了北京，也不再是那么“受宠若惊”，相反可能还会觉得自己“土”，所以这一代人对中国的戒备其实比上一代还厉害。
美国对华决策圈，除了军工集团、华尔街集团的利益分化，还存在代际转换问题，而这波代际转换对中国不太有利，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至于中国的应对策略，跟之前说的一样，我们要尽最大努力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往建设性方向发展，但是对中美关系当中存在的矛盾冲突点及潜在的战略颠覆，我们也要有相应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