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周，中国与美国因新冠疫情而数度指责对方。与此同时，中外学者也透过公开信的方式，就新冠疫情这个话题展开一场激烈的笔战。负责发起国际公开信的学者告诉德国之声，他希望国际社会能认知到，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才是引爆新冠疫情的元凶。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中国与美国政府针对新冠疫情互相追责的同时，中国与外国学者也透过公开信展开了一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笔战。4月2日，100名中国学者在数位杂志《外交家》上发了一封名为“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表示他们近期听到不少批评中国的声音，而大多数的内容都试图将新冠疫情政治化。
他们在信中写道：“面对这个世纪最危险的传染病，这些政治化的批评无助于中国丶美国与整个世界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过于政治化的争吵不仅无法改善中美关系，更无法让全世界的人民理性并准确的了解新冠疫情。”
这群中国学者强调，现阶段各界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都还未有个定论，而与病毒起源的相关问题在这个时刻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对的，各国政府互相指责与贬低对方只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他们写道：“最终我们会尊重科学家对于病毒起源的鉴定结果。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但中国同时也是抑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成功案例。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一同合作来终结新冠疫情。”
外国学者以公开信回击
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少长期关注中国的国际学者的讨论，当中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是导致新冠病毒传播到全球各地的元凶，而这个政权也逐渐威胁到全世界人民的安危。目前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傅洛达（ Andreas Fulda）决定发起另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全球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带来的威胁。
傅洛达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根据他过去20多年的观察，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丶记者甚至研究员普遍缺乏对中国一党专政模式的认知，而他认为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西方知识份子普遍认为不同政治体制间的竞争已成为过去式，所以不少人盼望中国能透过与西方国家的商业互动来推动政治改革。
他说：“然而，中国在过去的19年间不但没有发展成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反而比以前还更加专制。最好的证据便是他们的高压治理模式导致新冠病毒成为一个威胁全球的大流行病。”
傅洛达在公开信中将新冠疫情称作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Chernobyl)，并直指目前全球所面临的疫情威胁是由一个“许多人数十年来一直容忍或支持的政权所引起的”。他在公开信中提到了新冠病毒的吹哨人艾芬与李文亮，也提到了中国如何在公民记者陈秋实丶方斌和李泽华尝试报导武汉的情势后，把他们“强迫消失”，三人至今仍下落不明。
傅洛达说，让西方国家与中国真正成为朋友的唯一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透过威吓的统治方式来压迫无数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
他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党专制统治继续包括人民健康在内的生活各个方面政治化，从而危害了所有人。 我们不应该相信中共的意图或接受官方学者认同党国政策不予批判的想法，而应该更加关注非官方中国的声音。这些思想独立的学者丶医生丶企业家丶公民记者丶公益律师和大学生不再接受中共以恐吓为主的政治统治方式。 您也不应接受这样的恐吓。”
截至目前为止，傅洛达所发起的公开信已有逾百名国际学者丶政界人士与维权人士签署，其中包含了欧洲议会成员、欧洲跟加拿大智库的学者、以及大学教授。
环球时报：国际学者的公开信只为了“吸睛”
然而，中国政府所掌控的《环球时报》周四 (4月16日) 发布一篇报导抨击傅洛达所发起的公开信，称这是一群“失格且自称学者”的人意图透过公开信来污蔑中国，并在国际社会上散播对中国的仇恨。
《环球时报》在报导中表示，部分签署了中国学者发起的公开信的中国专家说国际学者对中国的指控“荒诞至极”。报导写道：“分析师认为该公开信中充斥着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与对中国政府的攻击跟谎言。该封信将引发新冠疫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指控中国政府意图打压在疫情爆发初期警告其他人的武汉医生。”
《环球时报》说，这群“学者”不过是一些想要引起公众注意的人，并称外界对名单上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不深。报导写道：“任何人只要稍微对这群人做一点研究，便会发现他们都怀着反中的偏见。这封公开信不过是他们吸引注意的一个手段，而该信内容更是破绽百出。”
傅洛达：我们与中国人民同在
傅洛达认为，世界各国不该只有选择当中国的盟友或中国的敌人这两种选项。然而，他认为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所以只能透过这样的框架去互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底下的统战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将国际社会塑造为“中国人的假想敌”，这也导致外国人非常难在中国人心中建立信任感。
傅洛达在公开信中提到了新冠病毒的吹哨人艾芬与李文亮，也提到了中国如何在公民记者陈秋实丶方斌和李泽华尝试报导武汉的情势后，把他们“强迫消失”，三人至今仍下落不明。
他告诉德国之声：“我在2017年到2019年间曾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而最让我痛心的研究发现是这个法律完全的斩断了欧洲国家与中国公民社会在过去20年间，用来建立互信的安全网络。”
傅洛达说，让西方国家与中国真正成为朋友的唯一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透过威吓的统治方式来压迫无数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他说：“身为外国学者，我愿意在完全没有审查制度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交涉。我们也愿意与中国合作，但我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中国共产党不能控制我们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愿意说出真相的中国人民知道，国际社会与他们同在。”
傅洛达表示，他希望透过这封公开信让国际社会能更清楚的分辨中国政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差别。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这封公开信很清楚的向各界表明，除了由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外，中国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公民社会，当中充满着许多拥有自由意志的学者丶医生丶创业家丶公民记者丶律师与学生。这些人都已不再被中共的威吓控制，而他们的诉求已逐渐形成一股力量。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是客观的评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中国人民及全世界造成的影响，所以我希望有更多人能站出来支持他们。”
过去几周，中国与美国因新冠疫情而数度指责对方。与此同时，中外学者也透过公开信的方式，就新冠疫情这个话题展开一场激烈的笔战。负责发起国际公开信的学者告诉德国之声，他希望国际社会能认知到，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才是引爆新冠疫情的元凶。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中国与美国政府针对新冠疫情互相追责的同时，中国与外国学者也透过公开信展开了一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笔战。4月2日，100名中国学者在数位杂志《外交家》上发了一封名为“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表示他们近期听到不少批评中国的声音，而大多数的内容都试图将新冠疫情政治化。
他们在信中写道：“面对这个世纪最危险的传染病，这些政治化的批评无助于中国丶美国与整个世界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过于政治化的争吵不仅无法改善中美关系，更无法让全世界的人民理性并准确的了解新冠疫情。”
这群中国学者强调，现阶段各界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都还未有个定论，而与病毒起源的相关问题在这个时刻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对的，各国政府互相指责与贬低对方只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他们写道：“最终我们会尊重科学家对于病毒起源的鉴定结果。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但中国同时也是抑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成功案例。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一同合作来终结新冠疫情。”
外国学者以公开信回击
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少长期关注中国的国际学者的讨论，当中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是导致新冠病毒传播到全球各地的元凶，而这个政权也逐渐威胁到全世界人民的安危。目前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傅洛达（ Andreas Fulda）决定发起另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全球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带来的威胁。
傅洛达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根据他过去20多年的观察，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丶记者甚至研究员普遍缺乏对中国一党专政模式的认知，而他认为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西方知识份子普遍认为不同政治体制间的竞争已成为过去式，所以不少人盼望中国能透过与西方国家的商业互动来推动政治改革。
他说：“然而，中国在过去的19年间不但没有发展成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反而比以前还更加专制。最好的证据便是他们的高压治理模式导致新冠病毒成为一个威胁全球的大流行病。”
傅洛达在公开信中将新冠疫情称作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Chernobyl)，并直指目前全球所面临的疫情威胁是由一个“许多人数十年来一直容忍或支持的政权所引起的”。他在公开信中提到了新冠病毒的吹哨人艾芬与李文亮，也提到了中国如何在公民记者陈秋实丶方斌和李泽华尝试报导武汉的情势后，把他们“强迫消失”，三人至今仍下落不明。
傅洛达说，让西方国家与中国真正成为朋友的唯一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透过威吓的统治方式来压迫无数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
他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党专制统治继续包括人民健康在内的生活各个方面政治化，从而危害了所有人。 我们不应该相信中共的意图或接受官方学者认同党国政策不予批判的想法，而应该更加关注非官方中国的声音。这些思想独立的学者丶医生丶企业家丶公民记者丶公益律师和大学生不再接受中共以恐吓为主的政治统治方式。 您也不应接受这样的恐吓。”
截至目前为止，傅洛达所发起的公开信已有逾百名国际学者丶政界人士与维权人士签署，其中包含了欧洲议会成员、欧洲跟加拿大智库的学者、以及大学教授。
环球时报：国际学者的公开信只为了“吸睛”
然而，中国政府所掌控的《环球时报》周四 (4月16日) 发布一篇报导抨击傅洛达所发起的公开信，称这是一群“失格且自称学者”的人意图透过公开信来污蔑中国，并在国际社会上散播对中国的仇恨。
《环球时报》在报导中表示，部分签署了中国学者发起的公开信的中国专家说国际学者对中国的指控“荒诞至极”。报导写道：“分析师认为该公开信中充斥着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与对中国政府的攻击跟谎言。该封信将引发新冠疫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指控中国政府意图打压在疫情爆发初期警告其他人的武汉医生。”
《环球时报》说，这群“学者”不过是一些想要引起公众注意的人，并称外界对名单上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不深。报导写道：“任何人只要稍微对这群人做一点研究，便会发现他们都怀着反中的偏见。这封公开信不过是他们吸引注意的一个手段，而该信内容更是破绽百出。”
傅洛达：我们与中国人民同在
傅洛达认为，世界各国不该只有选择当中国的盟友或中国的敌人这两种选项。然而，他认为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所以只能透过这样的框架去互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底下的统战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将国际社会塑造为“中国人的假想敌”，这也导致外国人非常难在中国人心中建立信任感。
傅洛达在公开信中提到了新冠病毒的吹哨人艾芬与李文亮，也提到了中国如何在公民记者陈秋实丶方斌和李泽华尝试报导武汉的情势后，把他们“强迫消失”，三人至今仍下落不明。
他告诉德国之声：“我在2017年到2019年间曾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而最让我痛心的研究发现是这个法律完全的斩断了欧洲国家与中国公民社会在过去20年间，用来建立互信的安全网络。”
傅洛达说，让西方国家与中国真正成为朋友的唯一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透过威吓的统治方式来压迫无数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他说：“身为外国学者，我愿意在完全没有审查制度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交涉。我们也愿意与中国合作，但我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中国共产党不能控制我们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愿意说出真相的中国人民知道，国际社会与他们同在。”
傅洛达表示，他希望透过这封公开信让国际社会能更清楚的分辨中国政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差别。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这封公开信很清楚的向各界表明，除了由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外，中国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公民社会，当中充满着许多拥有自由意志的学者丶医生丶创业家丶公民记者丶律师与学生。这些人都已不再被中共的威吓控制，而他们的诉求已逐渐形成一股力量。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是客观的评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中国人民及全世界造成的影响，所以我希望有更多人能站出来支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