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纵相新闻 东方网·纵相新闻 陈思众 纪录片《美国工厂》中，开头一幕极为细致地描摹了一家汽车玻璃制造工厂的流水线。 在车间里工整地、井然有序地运作着的，是机器、机器、机器……负责检查和校正的几双手，在画面中一闪而过。
△纪录片《美国工厂》剧照
工厂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拿着固定的薪水，即使长时间的工作让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轻易辞工；因为外面的失业者正排着队，试图用更优惠的方式贩卖自己的劳动力。 “我们必须再次让这个国家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成为这个民主国家的主人公和大股东，而不是这个巨大机器的牺牲品。” 说这话的，是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华裔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够关注美国政治，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作为一个硅谷出身、毫无从政经验的科技界精英，杨安泽已经跻身民主党内初选的前六名。
△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图/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营销鬼才……这些标签美则美矣，但并不够特别到让他突出重围。 事实是，杨安泽把制胜法宝押在了一条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竞选中称，自己若能当选总统，政府每个月将给每个美国成年人——不论贫穷富有、有无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补助金。 1000美元是个合适的数字，它无法保障一个人的生活，但足够应急。
△杨安泽为总统竞选制作的宣传海报
这样一条口号看似天方夜谭，却在选民中得到了广泛关注。比起调侃，更多人在严肃地讨论其可行性。民主党内初选辩论之夜，杨安泽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热搜。 “当你捐钱给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个政治家把钱花在电视广告和竞选顾问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顺利实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时候相信我们自己了。”杨安泽在开场白时便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我的竞选团队从今天起，将给十个家庭发放自由红利，每月1000美金，持续一年。”
△杨安泽（中）和接受自由红利的家庭（图/CBS News）
免费的钱 事实上，在杨安泽之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小范围地试点过这一政策。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斯托克顿市（Stockton）。 根据斯托克顿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当地近30万居民中，约有22.4%的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斯托克顿市每4.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正饱受贫困的折磨。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读完了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斯托克顿市迎来了全美最年轻的市长——27岁的迈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轻的市长（图/AP）
贫困对他而言并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顿长大，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因涉及黑帮的罪名锒铛入狱，在医疗客服中心工作的母亲靠着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济的粮票将他拉扯成人。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他高中毕业时，当塔布斯站在家门前，打开斯坦福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时，一辆警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逮捕了邻居家非法贩毒的少年。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他的妈妈每个月都为怎么付清账单而发愁。她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找人借钱、周末加班、身兼数职……“但怎么都不够”。 在这里，当铺和贷款机构压榨着穷人们最后一丝希望。2011年，斯托克顿市宣告破产。 从政后的塔布斯意识到，暴力、毒品、酗酒……这些悲剧的根源或许都来自于贫困。他告诉团队，自己想用最大胆的办法干预贫困。 他们想到了发放“基本收入”。 若贫困户能得到这笔钱，比起浪费时间填写补助金表格、和社工见面，他们或许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学习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现行的政府补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没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发放款项。也就是说，它更像一场风险投资：穷人们到底是否会如政府预期般用这笔钱？塔布斯十分谨慎，他认为，团队需要更多调研来支撑这一构想。 与此同时，在距离斯托克顿市两个小时车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话题。这里，科技天才们正因为自己的发明创造收获着巨大的财富，但人工劳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机器取代。 对他们来说，自动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视为一种补偿。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旧金山的一场会议上见到了娜塔莉·福斯特——游说组织“经济保障计划（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发起人之一。“经济保障计划”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该组织的成员。
△娜塔莉·福斯特（左）与迈克·塔布斯（中）（图/推特）
福斯特告诉塔布斯，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城市试点全民基本收入。这与塔布斯的想法不谋而合。最终，对方决定投入100万美元。斯托克顿市也由此成为全美第一个试点城市。政府委托艺术家们在市中心画上墙绘，以此庆祝塔布斯推动的一小步胜利。 免费的钱，发给谁？ 最初，这项举措在当地官员中面临着不小的争议。一名较有声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压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个人的尊严和工作是紧密相连的”。无独有偶，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有类似的想法。 对此，塔布斯的回应如下：“我很确信，作为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收入可观的官员，他一定能从工作中感受到尊严。但对于那些被迫做别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选民——他们在田里耕作，没有和地主讨价还价的余地，还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杀虫剂中，并无尊严可言。”
△图/纽约时报
当市政府的官员们就此展开讨论时，大家发现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待解决。 如果计划要长期施行，100万美元并不够分给每一户贫困家庭（斯托克顿贫困人口数量约为6.6万人）。那么，这究竟应该是一场正统的社会科学实验，还是对“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诠释？ 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他们如何分配补助。 如果只是一场演示，那么这笔钱理应分给最负责任的人。但如果这场实验有关科学，那么就算有人拿它来买更多毒品，分配款项时也应该尽可能随机。 在市政会议上，项目经理洛莉·奥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项目设立的初衷是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实的科学数据。因此，对于贫困户的选择可以建立在一个可控的变量上——比如他们的年龄、种族或者收入。 但塔布斯不这么想，他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上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对基本收入的想法有着极大的分化。 最终，塔布斯决定将这笔补助金分配给任何能聪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实验结束时能告诉别人，这笔额外的钱将贫困的劳动者从泥潭中拉了出来。 目前，参与项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们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补助。 免费的钱，能用来做什么？ 去年11月，“经济保障计划”组织来到了密西西比州，他们资助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跳向机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单身母亲被选中，获得了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当时，她们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2万美元（2017年，美国国民平均年收入为3.1万美元）。有12位母亲严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内曾求助应急贷款。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图/华盛顿邮报）
一个月后，她们拿到了来自项目的第一张支票。在组织者艾依莎·尼安德罗（Aisha Nyandoro）的引导下，20位母亲坐在一起，讨论这笔钱的去向：有人谈到了她们第一次过了有礼物的圣诞节，做了新的发型；有人说自己第一次请了病假；有人说自己终于开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电费单和高利贷……但大部分人都没能存下钱。 “我用一个周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钱。”项目参与者谢丽尔·格雷回忆道。她25岁，和两个孩子一起蜗居在政府补贴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这是与贫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这些母亲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资得过且过，但她们对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无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没有开设银行账户。 社区工作者基拉·约翰逊意识到，要培养她们的存款意识，仅仅把钱交到她们手中是不够的。她们需要外界给予一些指导和帮助。于是，约翰逊安排她们和一位财务顾问见面，让她们学习如何开设存款账户、什么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约翰逊很快见到了变化：一位母亲有了这笔钱后，可以不用超时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区大学的学习；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儿童日营；另一位给车加满了油，带着孩子去宾夕法尼亚州看望自己久未谋面的父亲。项目进行过半，没有人再求助过紧急贷款。 和大家一样，格雷对于钱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变。从前，她一直渴望让孩子穿上最时兴的衣服，以此显示她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好的生活。但现在，她也学会了在清仓甩卖中挑选自己想要的商品。她还清了信用卡账单上的4000美元，银行卡的余额也从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时薪11美元/小时、在学前班教书的工作，并额外做着兼职。 今年4月，格雷申请的低收入购房补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来30年无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进属于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个安静的社区，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黄色外墙。
△格雷和她的新家（图/华盛顿邮报）
格雷和孩子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厨房和各自的卧室。 免费的钱，到底好不好？ 让我们将视线再拉回到2020年总统大选中。据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统计，如果要实施全民基本收入，那么政府的支出将达到一年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23万亿元）。这笔钱从哪来？根据杨安泽的说法，他将向所有企业征收10%的货物和服务增值税，以弥合差距。但这种做法是否会增加政府的赋税压力、提高赤字，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全民基本收入有迹可循的最早记载，也常常被当做一种失败的警示。 1795年，受到战争和土地产量的影响，大不列颠的粮食短缺、价格飞涨。感到恐慌的人们不断申请加入教区，使得救济所不堪重负。管教那些赋闲的懒汉愈加成为一种奢侈。 日益上升的贫困人口必然激化社会矛盾。为此，在南部一个叫做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的村庄内，治安法官们聚集到了一起。他们设计了一种方法，由政府补贴家庭收入，满足日常的基本开销：一个男人每周拿到的钱，足够他自己买8磅（3.7公斤）的面包，其他成员每个人也能分到4磅。
△斯宾汉姆兰体系（图/网络）
原则上来说，这套体系让低薪工作或没有工作的人也能维持生计。但有报告称，1834年，当斯宾汉姆兰制度结束的时候，重返劳动力市场的人们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位置。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将其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罪。 尽管如此，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拥有着一批现成的拥趸者，其中包括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作家安妮·洛瑞（AnnieLowrey）曾著有《把钱给人民（Give People Money）》。她写道，全民基本收入将给劳动者——尤其是许多低收入人群——带来力量，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
△杨安泽在竞选集会上举着1000美元字样的纸币（图/路透社）
但也不少经济学家辩称，全民基本收入并没有改变老板和雇员、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 “全民基本收入，从最讽刺的角度来讲，不过是科技巨头们为最后审判日所做的准备。”政策反对者卡门·贝塔西奥（Carmen Petaccio）在他的书中写道。 他认为，通过给工薪阶层提供最低条件的补助，这些富豪们不过是在消磨对方的意志。“这些钱差不多能让他们过得满意，然后继续沉迷在各类软件中。” 《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内森·海勒曾在去年探讨过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 “全民基本收入的问题不在于货币的流动，而在于利益优先——不在于谁得到了服务，而在于谁得到了最好的服务。”他认为，该政策并非不值一提，“但也绝非灵丹妙药。”
来源：纵相新闻
东方网·纵相新闻 陈思众
纪录片《美国工厂》中，开头一幕极为细致地描摹了一家汽车玻璃制造工厂的流水线。
在车间里工整地、井然有序地运作着的，是机器、机器、机器……负责检查和校正的几双手，在画面中一闪而过。
△纪录片《美国工厂》剧照
工厂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拿着固定的薪水，即使长时间的工作让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轻易辞工；因为外面的失业者正排着队，试图用更优惠的方式贩卖自己的劳动力。
“我们必须再次让这个国家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成为这个民主国家的主人公和大股东，而不是这个巨大机器的牺牲品。”
说这话的，是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华裔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够关注美国政治，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作为一个硅谷出身、毫无从政经验的科技界精英，杨安泽已经跻身民主党内初选的前六名。
△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图/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营销鬼才……这些标签美则美矣，但并不够特别到让他突出重围。
事实是，杨安泽把制胜法宝押在了一条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竞选中称，自己若能当选总统，政府每个月将给每个美国成年人——不论贫穷富有、有无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补助金。
1000美元是个合适的数字，它无法保障一个人的生活，但足够应急。
△杨安泽为总统竞选制作的宣传海报
这样一条口号看似天方夜谭，却在选民中得到了广泛关注。比起调侃，更多人在严肃地讨论其可行性。民主党内初选辩论之夜，杨安泽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热搜。
“当你捐钱给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个政治家把钱花在电视广告和竞选顾问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顺利实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时候相信我们自己了。”杨安泽在开场白时便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我的竞选团队从今天起，将给十个家庭发放自由红利，每月1000美金，持续一年。”
△杨安泽（中）和接受自由红利的家庭（图/CBS News）
免费的钱
事实上，在杨安泽之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小范围地试点过这一政策。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斯托克顿市（Stockton）。
根据斯托克顿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当地近30万居民中，约有22.4%的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斯托克顿市每4.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正饱受贫困的折磨。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读完了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斯托克顿市迎来了全美最年轻的市长——27岁的迈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轻的市长（图/AP）
贫困对他而言并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顿长大，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因涉及黑帮的罪名锒铛入狱，在医疗客服中心工作的母亲靠着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济的粮票将他拉扯成人。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他高中毕业时，当塔布斯站在家门前，打开斯坦福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时，一辆警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逮捕了邻居家非法贩毒的少年。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他的妈妈每个月都为怎么付清账单而发愁。她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找人借钱、周末加班、身兼数职……“但怎么都不够”。
在这里，当铺和贷款机构压榨着穷人们最后一丝希望。2011年，斯托克顿市宣告破产。
从政后的塔布斯意识到，暴力、毒品、酗酒……这些悲剧的根源或许都来自于贫困。他告诉团队，自己想用最大胆的办法干预贫困。
他们想到了发放“基本收入”。
若贫困户能得到这笔钱，比起浪费时间填写补助金表格、和社工见面，他们或许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学习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现行的政府补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没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发放款项。也就是说，它更像一场风险投资：穷人们到底是否会如政府预期般用这笔钱？塔布斯十分谨慎，他认为，团队需要更多调研来支撑这一构想。
与此同时，在距离斯托克顿市两个小时车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话题。这里，科技天才们正因为自己的发明创造收获着巨大的财富，但人工劳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机器取代。
对他们来说，自动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视为一种补偿。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旧金山的一场会议上见到了娜塔莉·福斯特——游说组织“经济保障计划（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发起人之一。“经济保障计划”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该组织的成员。
△娜塔莉·福斯特（左）与迈克·塔布斯（中）（图/推特）
福斯特告诉塔布斯，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城市试点全民基本收入。这与塔布斯的想法不谋而合。最终，对方决定投入100万美元。斯托克顿市也由此成为全美第一个试点城市。政府委托艺术家们在市中心画上墙绘，以此庆祝塔布斯推动的一小步胜利。
免费的钱，发给谁？
最初，这项举措在当地官员中面临着不小的争议。一名较有声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压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个人的尊严和工作是紧密相连的”。无独有偶，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有类似的想法。
对此，塔布斯的回应如下：“我很确信，作为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收入可观的官员，他一定能从工作中感受到尊严。但对于那些被迫做别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选民——他们在田里耕作，没有和地主讨价还价的余地，还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杀虫剂中，并无尊严可言。”
△图/纽约时报
当市政府的官员们就此展开讨论时，大家发现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待解决。
如果计划要长期施行，100万美元并不够分给每一户贫困家庭（斯托克顿贫困人口数量约为6.6万人）。那么，这究竟应该是一场正统的社会科学实验，还是对“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诠释？
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他们如何分配补助。
如果只是一场演示，那么这笔钱理应分给最负责任的人。但如果这场实验有关科学，那么就算有人拿它来买更多毒品，分配款项时也应该尽可能随机。
在市政会议上，项目经理洛莉·奥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项目设立的初衷是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实的科学数据。因此，对于贫困户的选择可以建立在一个可控的变量上——比如他们的年龄、种族或者收入。
但塔布斯不这么想，他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上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对基本收入的想法有着极大的分化。
最终，塔布斯决定将这笔补助金分配给任何能聪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实验结束时能告诉别人，这笔额外的钱将贫困的劳动者从泥潭中拉了出来。
目前，参与项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们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补助。
免费的钱，能用来做什么？
去年11月，“经济保障计划”组织来到了密西西比州，他们资助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跳向机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单身母亲被选中，获得了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当时，她们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2万美元（2017年，美国国民平均年收入为3.1万美元）。有12位母亲严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内曾求助应急贷款。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图/华盛顿邮报）
一个月后，她们拿到了来自项目的第一张支票。在组织者艾依莎·尼安德罗（Aisha Nyandoro）的引导下，20位母亲坐在一起，讨论这笔钱的去向：有人谈到了她们第一次过了有礼物的圣诞节，做了新的发型；有人说自己第一次请了病假；有人说自己终于开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电费单和高利贷……但大部分人都没能存下钱。
“我用一个周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钱。”项目参与者谢丽尔·格雷回忆道。她25岁，和两个孩子一起蜗居在政府补贴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这是与贫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这些母亲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资得过且过，但她们对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无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没有开设银行账户。
社区工作者基拉·约翰逊意识到，要培养她们的存款意识，仅仅把钱交到她们手中是不够的。她们需要外界给予一些指导和帮助。于是，约翰逊安排她们和一位财务顾问见面，让她们学习如何开设存款账户、什么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约翰逊很快见到了变化：一位母亲有了这笔钱后，可以不用超时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区大学的学习；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儿童日营；另一位给车加满了油，带着孩子去宾夕法尼亚州看望自己久未谋面的父亲。项目进行过半，没有人再求助过紧急贷款。
和大家一样，格雷对于钱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变。从前，她一直渴望让孩子穿上最时兴的衣服，以此显示她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好的生活。但现在，她也学会了在清仓甩卖中挑选自己想要的商品。她还清了信用卡账单上的4000美元，银行卡的余额也从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时薪11美元/小时、在学前班教书的工作，并额外做着兼职。
今年4月，格雷申请的低收入购房补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来30年无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进属于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个安静的社区，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黄色外墙。
△格雷和她的新家（图/华盛顿邮报）
格雷和孩子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厨房和各自的卧室。
免费的钱，到底好不好？
让我们将视线再拉回到2020年总统大选中。据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统计，如果要实施全民基本收入，那么政府的支出将达到一年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23万亿元）。这笔钱从哪来？根据杨安泽的说法，他将向所有企业征收10%的货物和服务增值税，以弥合差距。但这种做法是否会增加政府的赋税压力、提高赤字，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全民基本收入有迹可循的最早记载，也常常被当做一种失败的警示。
1795年，受到战争和土地产量的影响，大不列颠的粮食短缺、价格飞涨。感到恐慌的人们不断申请加入教区，使得救济所不堪重负。管教那些赋闲的懒汉愈加成为一种奢侈。
日益上升的贫困人口必然激化社会矛盾。为此，在南部一个叫做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的村庄内，治安法官们聚集到了一起。他们设计了一种方法，由政府补贴家庭收入，满足日常的基本开销：一个男人每周拿到的钱，足够他自己买8磅（3.7公斤）的面包，其他成员每个人也能分到4磅。
△斯宾汉姆兰体系（图/网络）
原则上来说，这套体系让低薪工作或没有工作的人也能维持生计。但有报告称，1834年，当斯宾汉姆兰制度结束的时候，重返劳动力市场的人们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位置。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将其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罪。
尽管如此，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拥有着一批现成的拥趸者，其中包括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作家安妮·洛瑞（AnnieLowrey）曾著有《把钱给人民（Give People Money）》。她写道，全民基本收入将给劳动者——尤其是许多低收入人群——带来力量，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
△杨安泽在竞选集会上举着1000美元字样的纸币（图/路透社）
但也不少经济学家辩称，全民基本收入并没有改变老板和雇员、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
“全民基本收入，从最讽刺的角度来讲，不过是科技巨头们为最后审判日所做的准备。”政策反对者卡门·贝塔西奥（Carmen Petaccio）在他的书中写道。
他认为，通过给工薪阶层提供最低条件的补助，这些富豪们不过是在消磨对方的意志。“这些钱差不多能让他们过得满意，然后继续沉迷在各类软件中。”
《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内森·海勒曾在去年探讨过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
“全民基本收入的问题不在于货币的流动，而在于利益优先——不在于谁得到了服务，而在于谁得到了最好的服务。”他认为，该政策并非不值一提，“但也绝非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