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该怎么办？
也许最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中俄，而是美国的那些盟友国家们，特别是欧洲。
面对特朗普可能归来的态势，欧盟、五眼联盟、日韩都开始提前布局，对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前景提前进行准备。甚至已经有国家开始“提前下注”，其中，英国已经被爆出与特朗普进行了接触，而日本更是被爆出在努力接触特朗普，并请求其“不要和中国达成任何协议”。
在美国传统盟友中，欧盟对特朗普的可能回归最为担忧。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上台将给欧盟带来新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
目前来说，特朗普在竞选中关于其外交政策的公开发言仍然非常模糊，并未给出明确的方针。尽管如此，他之前四年执政的回忆仍给美国的欧洲盟友和美国外交建制派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情绪。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其外交政策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美国优先主义色彩。身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欧盟这一美国的传统盟友为“敌人”，并公开质疑北约是否应当继续存在。其任期内爆发的中美贸易冲突闻名遐迩，但其领导下的美国在与欧盟的贸易中，也采取了保护主义和极限施压的方针。然而，美国的相对衰落决定了特朗普的施政方针并未起到太大作用。尽管拜登政府在中美贸易冲突上继承了特朗普的政策，并高调宣布“美国归来”，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对外施加影响力的能力进一步下降了。
对于欧盟而言，最紧迫的问题将是美国是否还会将援乌进行到底。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如果成功当选，他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份额占西方援乌总额的三分之二，而且在信息和情报领域更是完全具有决定性作用。欧盟担心，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达成协议”，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事态的发展。
俄乌冲突以来，西方承诺提供给乌克兰的64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中，实际上只有310亿成功到账，其中美国的履约程度不及欧盟
此外，北约的框架也将受到冲击。2023年12月上旬，《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三十年来一直认为北约是浪费美国资源来维持生存的“寄生虫”。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多次威胁要让美国退出北约。他的竞选网站也白纸黑字地表示，“我们必须完成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北约目标和使命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在我的政府领导下开始。”
这正是欧盟所担心的地方：一旦离开了美国，欧洲的“自卫”就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次。北约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来自美国，美国在欧洲驻有八万五千名士兵，在军事运输和太空侦察方面提供了大部分关键运力。反观欧洲，各国军队在北约指挥系统之外的协调很差，欧盟国家的军工复合体虽然能够生产先进的武器，但缺乏扩大产能的能力。有乐观者认为，欧洲可以在“十年内”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显然，没有人能预测十年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种安慰自己的说辞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此，欧洲各国的驻美大使和智库专家近期一直在寻求与特朗普的圈子接触，以了解他的意图。在过去几个月西方各家媒体的采访中，超过六名受访的现任和前任欧洲外交官因担心特朗普获胜后会遭到报复而只愿匿名接受采访。他们表示，欧洲政客圈子越来越担心特朗普回归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俄乌冲突，也有担忧美国放弃干预东半球事务、甚至破坏西方联盟的因素。
欧盟担忧特朗普回归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原因。俄乌冲突爆发后，在拜登政府的压力下，欧盟主动切断了与俄罗斯的大部分能源贸易往来，转而依赖于美国的能源供应，这正中特朗普下怀。由于失去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在寻找到足够的替代品之前，包括欧盟工业“火车头”德国在内的欧盟诸国正在面临严重的去工业化困境。在能源问题的巨大压力下，欧盟的工业企业成片停产甚至破产。欧洲企业被迫成批搬迁到美国，这正符合特朗普的工业回归“美国优先”战略。
此外，绿色能源也可能是特朗普会打的一张牌。虽然特朗普一直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但他当然不会错过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强化保护主义的机会。欧洲和美国之间围绕“环保补贴”的冲突，在现任拜登政府的任期内就开始发酵了，这种经济上的冲突给美欧造成的裂痕，可能会超过任何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分歧。一旦特朗普认识到了欧洲清洁技术产业对美国产生的竞争威胁时，他很可能会继承拜登的政策，一如拜登继承了其对华关税政策一般。
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并无本质区别的是，欧盟成员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和撕裂仍然严重，尽管德法等国在当时频繁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但欧盟内一些国家无法承受与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代价，“拖后腿效应”十分严重。面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态势，欧盟内部甚至连如何一致回击特朗普都无法达成共识，这极大限制了欧盟的回旋余地。特朗普深知欧盟中的权力平衡和互相拖后腿的弱点，毫无疑问，他将利用每一个可以分化欧盟的机会，以执行“美国优先”的政策方针。
一旦特朗普上台，面对美国新一轮的保护主义措施，欧盟将面临着失去竞争力的风险。经济陷入困境、军事上没有足够自力更生的能力，面对来自美国、中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欧盟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受到动摇。如果特朗普兑现了“将美国从欧洲剥离”的承诺，那么欧盟将面临艰难的局面：既要维持内部完整，又要维持国际影响力。
2018年G7峰会上，特朗普被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各国领导人“围堵”，这一幕也成为欧美关系的经典写照
面对特朗普的威胁，欧洲似乎还没有找到“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欧盟许多人来说，最直截了当的方案当然是让特朗普败选，一如欧盟在特朗普第一任末期几乎全员支持拜登的立场一般。一些欧洲领导人则私下与拜登政府进行沟通，希望能让特朗普受到国会的约束。但也有一些欧盟国家则表示，有必要尝试与特朗普建立更有温和、更有确定性的双边关系，并尝试利用特朗普的“骄傲”，或者他的“商人本能”，比如通过增加购买美国武器、能源资源等“交保护费”的方式来维系美欧关系的稳定。
可见，欧盟并非缺乏战略自主的意愿，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走上这条独立自主的康庄大道。即使是在西欧相对团结的冷战时期，多国在战略问题上的分歧所导致的效率低下，也一直是西欧集团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扮演了欧盟独立自主摇旗人的角色。而时过境迁，默克尔的政治遗产早已不剩多少，她的继任者朔尔茨尽管在2022年2月的德国外交政策战略中宣称要迎接“时代的改变”，但此后却因在俄罗斯能源、北溪管道等问题上的软弱表现失去了信服力，而法国则因历史问题不被许多欧盟国家信任。至于东欧国家，他们对德国和法国的雄心并不热衷。中东欧政客习惯于依靠美国，认为美国是对抗“强权”的唯一制衡力量。
欧盟也并非无牌可打，即使是分裂的欧洲也能打几张外交牌，但效果很可能不尽人意。无论谁入主白宫，共和党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与拜登政府一样强硬，甚至还会更强硬。想要成功孤立中国，单凭美国自己很难做到，美国需要欧洲的帮助，而迄今为止，欧洲只是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还没有敢于加入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战车，所以欧洲拥有待价而沽的资本，但不多。
欧洲的每个人都明白，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将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但仍然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偏向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们认为，由于战略重心的变化和资源的限制，美国将与欧洲渐行渐远，但是，尽管特朗普是“危险的”，他的逻辑对欧洲人来说却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行为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范式在实践中的运用。正如特朗普自己所言，“利益优先”大于“价值观优先”。虽然对于欧洲来说，这种行事风格令人不适，但比起虚无缥缈的“价值观外交”，赤裸裸的利益总归有迹可循一些。
然而，了解规则和能够遵守规则当然不是一回事，能够想到和能够做到也不是一回事，即使能够看清特朗普的政策逻辑，能力不足也将成为限制欧盟政策灵活度的核心难题，这正是如今欧洲面临的困境：即使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能力去做。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该怎么办？
也许最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中俄，而是美国的那些盟友国家们，特别是欧洲。
面对特朗普可能归来的态势，欧盟、五眼联盟、日韩都开始提前布局，对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前景提前进行准备。甚至已经有国家开始“提前下注”，其中，英国已经被爆出与特朗普进行了接触，而日本更是被爆出在努力接触特朗普，并请求其“不要和中国达成任何协议”。
在美国传统盟友中，欧盟对特朗普的可能回归最为担忧。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上台将给欧盟带来新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
目前来说，特朗普在竞选中关于其外交政策的公开发言仍然非常模糊，并未给出明确的方针。尽管如此，他之前四年执政的回忆仍给美国的欧洲盟友和美国外交建制派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情绪。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其外交政策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美国优先主义色彩。身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欧盟这一美国的传统盟友为“敌人”，并公开质疑北约是否应当继续存在。其任期内爆发的中美贸易冲突闻名遐迩，但其领导下的美国在与欧盟的贸易中，也采取了保护主义和极限施压的方针。然而，美国的相对衰落决定了特朗普的施政方针并未起到太大作用。尽管拜登政府在中美贸易冲突上继承了特朗普的政策，并高调宣布“美国归来”，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对外施加影响力的能力进一步下降了。
对于欧盟而言，最紧迫的问题将是美国是否还会将援乌进行到底。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如果成功当选，他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份额占西方援乌总额的三分之二，而且在信息和情报领域更是完全具有决定性作用。欧盟担心，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达成协议”，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事态的发展。
俄乌冲突以来，西方承诺提供给乌克兰的64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中，实际上只有310亿成功到账，其中美国的履约程度不及欧盟
此外，北约的框架也将受到冲击。2023年12月上旬，《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三十年来一直认为北约是浪费美国资源来维持生存的“寄生虫”。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多次威胁要让美国退出北约。他的竞选网站也白纸黑字地表示，“我们必须完成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北约目标和使命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在我的政府领导下开始。”
这正是欧盟所担心的地方：一旦离开了美国，欧洲的“自卫”就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次。北约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来自美国，美国在欧洲驻有八万五千名士兵，在军事运输和太空侦察方面提供了大部分关键运力。反观欧洲，各国军队在北约指挥系统之外的协调很差，欧盟国家的军工复合体虽然能够生产先进的武器，但缺乏扩大产能的能力。有乐观者认为，欧洲可以在“十年内”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显然，没有人能预测十年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种安慰自己的说辞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此，欧洲各国的驻美大使和智库专家近期一直在寻求与特朗普的圈子接触，以了解他的意图。在过去几个月西方各家媒体的采访中，超过六名受访的现任和前任欧洲外交官因担心特朗普获胜后会遭到报复而只愿匿名接受采访。他们表示，欧洲政客圈子越来越担心特朗普回归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俄乌冲突，也有担忧美国放弃干预东半球事务、甚至破坏西方联盟的因素。
欧盟担忧特朗普回归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原因。俄乌冲突爆发后，在拜登政府的压力下，欧盟主动切断了与俄罗斯的大部分能源贸易往来，转而依赖于美国的能源供应，这正中特朗普下怀。由于失去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在寻找到足够的替代品之前，包括欧盟工业“火车头”德国在内的欧盟诸国正在面临严重的去工业化困境。在能源问题的巨大压力下，欧盟的工业企业成片停产甚至破产。欧洲企业被迫成批搬迁到美国，这正符合特朗普的工业回归“美国优先”战略。
此外，绿色能源也可能是特朗普会打的一张牌。虽然特朗普一直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但他当然不会错过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强化保护主义的机会。欧洲和美国之间围绕“环保补贴”的冲突，在现任拜登政府的任期内就开始发酵了，这种经济上的冲突给美欧造成的裂痕，可能会超过任何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分歧。一旦特朗普认识到了欧洲清洁技术产业对美国产生的竞争威胁时，他很可能会继承拜登的政策，一如拜登继承了其对华关税政策一般。
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并无本质区别的是，欧盟成员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和撕裂仍然严重，尽管德法等国在当时频繁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但欧盟内一些国家无法承受与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代价，“拖后腿效应”十分严重。面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态势，欧盟内部甚至连如何一致回击特朗普都无法达成共识，这极大限制了欧盟的回旋余地。特朗普深知欧盟中的权力平衡和互相拖后腿的弱点，毫无疑问，他将利用每一个可以分化欧盟的机会，以执行“美国优先”的政策方针。
一旦特朗普上台，面对美国新一轮的保护主义措施，欧盟将面临着失去竞争力的风险。经济陷入困境、军事上没有足够自力更生的能力，面对来自美国、中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欧盟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受到动摇。如果特朗普兑现了“将美国从欧洲剥离”的承诺，那么欧盟将面临艰难的局面：既要维持内部完整，又要维持国际影响力。
2018年G7峰会上，特朗普被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各国领导人“围堵”，这一幕也成为欧美关系的经典写照
面对特朗普的威胁，欧洲似乎还没有找到“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欧盟许多人来说，最直截了当的方案当然是让特朗普败选，一如欧盟在特朗普第一任末期几乎全员支持拜登的立场一般。一些欧洲领导人则私下与拜登政府进行沟通，希望能让特朗普受到国会的约束。但也有一些欧盟国家则表示，有必要尝试与特朗普建立更有温和、更有确定性的双边关系，并尝试利用特朗普的“骄傲”，或者他的“商人本能”，比如通过增加购买美国武器、能源资源等“交保护费”的方式来维系美欧关系的稳定。
可见，欧盟并非缺乏战略自主的意愿，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走上这条独立自主的康庄大道。即使是在西欧相对团结的冷战时期，多国在战略问题上的分歧所导致的效率低下，也一直是西欧集团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扮演了欧盟独立自主摇旗人的角色。而时过境迁，默克尔的政治遗产早已不剩多少，她的继任者朔尔茨尽管在2022年2月的德国外交政策战略中宣称要迎接“时代的改变”，但此后却因在俄罗斯能源、北溪管道等问题上的软弱表现失去了信服力，而法国则因历史问题不被许多欧盟国家信任。至于东欧国家，他们对德国和法国的雄心并不热衷。中东欧政客习惯于依靠美国，认为美国是对抗“强权”的唯一制衡力量。
欧盟也并非无牌可打，即使是分裂的欧洲也能打几张外交牌，但效果很可能不尽人意。无论谁入主白宫，共和党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与拜登政府一样强硬，甚至还会更强硬。想要成功孤立中国，单凭美国自己很难做到，美国需要欧洲的帮助，而迄今为止，欧洲只是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还没有敢于加入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战车，所以欧洲拥有待价而沽的资本，但不多。
欧洲的每个人都明白，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将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但仍然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偏向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们认为，由于战略重心的变化和资源的限制，美国将与欧洲渐行渐远，但是，尽管特朗普是“危险的”，他的逻辑对欧洲人来说却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行为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范式在实践中的运用。正如特朗普自己所言，“利益优先”大于“价值观优先”。虽然对于欧洲来说，这种行事风格令人不适，但比起虚无缥缈的“价值观外交”，赤裸裸的利益总归有迹可循一些。
然而，了解规则和能够遵守规则当然不是一回事，能够想到和能够做到也不是一回事，即使能够看清特朗普的政策逻辑，能力不足也将成为限制欧盟政策灵活度的核心难题，这正是如今欧洲面临的困境：即使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能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