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了美国百名专家学者及政商界人士致总统特朗普及美国国会议员的联名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是《中国不是敌人》。
信中说，美国需要回应来自中国的挑战，但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并试图让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与声誉，也会损害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
公开信还表示，美国不可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大幅减缓中国发展的步伐。如果美国迫使盟友将中国视为经济和政治敌人，这将削弱美国与这些盟友的关系，而最终被孤立的或将是美国而非中国。
这封信的执笔人是5位，签名95人，来自学术、外交、军事和商业界，签署者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其专业领域备受尊重的学者和智库领导人。在BBC的报道中，这些签署公开信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人身份——“中国通”。
“中国通”这三个字以及很久没有出现过了。相信如果军武菌今天没有提到，很多人绝对已经很久没有想到这个落满灰尘的词语了。
我们还可以把范围扩大一点，除了“中国通”，还有很多词语也逐渐消失在新闻和讨论中，比如“亲华派派”或者大家“知华派”。至少在国际政治上，这些名词的存在感已经微乎其微。
问题是，这些名词代表的那些人群和政治力量不可能突然全部消失，为什么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人在意？
当然，虽然同样面临着消失的命运，这几个词语代表的意思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按照网上的定义，亲华派是指对中华文化或中国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爱的人，或者对中国历史及文化具有渊博知识的人（如学者或学生等）、非母语汉语使用者、亲华的政治家及对上述任一领域抱有极大兴趣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亲华派跟中国通非常类似，只不过在国际政治上，亲华派主要是指主张与中国发展亲近的外交、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人。
而中国通和知华派通常用来描述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不一定能跟对中国的态度划等号。
▲提起“中国通”，很多人会想到大山
但无论如何，这几个人群都有共同之处，就算并没有对中国很友好，但起码愿意了解中国，其中很多人也相信不同国家能够进行国际合作和沟通等。
当然，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比如有些人就把签署公开信的这些人称为“拥抱熊猫派”。
这个说法来自美国的中国专家洛森（Ben Lowsen），他在《外交家》杂志上，曾把美国对华政策行为分成四类：屠龙派，外交派，汉学派和拥抱熊猫派。最强硬的是所谓的屠龙派，其制华目的明确，但为达目的可以软硬兼施。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拥抱熊猫派。
而2019年这次公开信几乎可以算得上这些“中国通”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声了，至少在这以后近3年时间里，几乎没有新的声音从这个群体中传出来。
至少在以前，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实际上，单单拿美国来说，“知华派”或者说“拥抱熊猫派”至少就经历了三代传承和变迁。
在第一代“知华派”里面，影响最大、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要数费正清了。实际上，第一代“知华派”当时面对的环境恐怕比现在更加恶劣。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对中国的仇视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美国政坛到处都在追问到底是“谁丢失了中国”，很多对中国友好态度的外交官和学者被隔离审查，甚至丢到职位。
▲美国参议员麦卡锡
在这样的背景下，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向当时对中国知之甚少的美国民众介绍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本书甚至成为了尼克松访华前的参考资料。
▲费正清
1955年，费正清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改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
1972年5月份，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费正清一行共六人，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第一代“中国通”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除了对中国的研究之外，费正清还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知华派”群体，给予他们最好的研究资料和硬件环境，不少人成了中国研究领域的翘楚，甚至还有一部分进入政界，成为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层的重要智囊。
与费正清相比，鲍大可的名声在民间显然没有那么大，但做出的贡献同样非常突出，出生在上海的鲍大可同样是现代中国研究的开山鼻祖。
▲鲍大可
鲍大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47年到1950年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道中国和东南亚事务，这让他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并在日后的研究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对中国积极友善的态度。
在1966年的富布莱特美国对华政策听证会上，鲍大可提出了著名的“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议，指出“以往孤立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合理且失败的”，主张在恢复进行大使级谈判的基础上与中国寻求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
1968年，鲍大可通过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美国走出越战困境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具体建议。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鲍大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学者资中筠曾撰文称赞他：“在每一个（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关头，都留下他锲而不舍的印记。”
与前两位相比，傅高义显然在中国的名字更大，毕竟就算不了解他的学术著作，很多人也跟军武菌一样，看过他那一本《邓小平时代》。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傅高义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此进行了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19年那封公开信的执笔人之一就是傅高义，在当时接受采访时，傅高义对2020年的美国大选非常看重，“美国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次机会，可以全面、综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观念应对中国。我们应该继续了解中国在学习什么，从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以及必须保持坚定态度的领域。”
公开信发表两个月后，傅高义在华美协进社举行的对话会上呼吁，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所谓中美“脱钩” 不可能实现。2020年4月3日，傅高义又与90余位美前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联名发表了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呼吁疫情危机是中美合作的好机会，中美两国要从建交以来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要保持接触，加强对话，谈判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
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与世长辞，享年90岁，第一代”知华派“的群星彻底黯淡。
与第一代的先驱不同，第二代”知华派“更加的专门化，研究的领域也更加细分，并且跟美国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
比如说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就直接参与和负责联系了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多项中美事务。在1977至1980年间，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主管亚洲事务。作为鲍大可的学生，奥克森伯格认为，中国的不断崛起是当今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使得两国间的战略合作必不可少。
▲吉米·卡特（左二）和奥克森伯格（中）与山东省邹平县的一群当地人互动
另一位影响力巨大的”中国通“是李侃如。他在第二任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主任，并且在2008年又成为奥巴马的对华智囊团成员。
南京大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认为，“与老一代学者相比，这一代学者更为全面了解中国的整体发展状况，普遍有在华学习研究的经历，能用汉语与中国政学界交流。从研究领域来看，他们的兴趣更为开放和多元，早已走出传统的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研究，对经济金融、文化传媒、社会阶层、环境资源、少数民族等议题也多有涉猎。”
而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更加实际，“这一代中国通所倡导的缓和对抗、增进合作、利益均沾和增强互信，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和潜力的充分评估后展现的客观和现实主义态度。”
▲李侃如
跟前两代”中国通“相比，第三代”知华派“缺少那种举世瞩目的明星选手，第三代知华派以“六零后”与“七零后”为主，他们大多有在中国的商业或新闻媒体从业经历，或者有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或外交服务资历，运用汉语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同时华裔也相对比较多。他们能够接受中国社会的复杂多样，但对崛起的中国有比较强烈的警惕心态，其中也不乏有人持有遏制中国的观点。
从三代“中国通”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第一代“知华派”大多跟中国有极深的渊源，在对中国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普遍对中国比较友好，他们充分意识到与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度交往的重要性，并把建设中美关系视为永久性的战略。
对于第二代“知华派”来说，他们更加关注中美之间利益重合的部分，同时赞赏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在态度上更加务实。
而随着前两代“中国通”的去世和退居二线，新一代“知华派”中对抗的色彩明显要更加突出。
实际上，对中国友好的“亲华派”以及相对理性务实的“知华派”影响力逐渐减弱，以及美国近年来对中国不断强硬和敌视这两件事，很难说清楚究竟哪一个在前。
费正清、傅高义以及很多第二代“知华派”在很多历史时刻，都帮助缓和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促成了两国一系列的合作，如果他们的影响力依然还在，中美关系恐怕要缓和很多。
但是反过来讲，恐怕也正是美国上层逐渐达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意，不断妄图遏制中国，才导致美国内部“亲华派”以及“知华派”的影响力加速衰弱。在如何对待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各派的精英阶级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一致，或者说争论越来越少。
这种对中国态度的高度统一在二战的时候也出现过。1943年，美国跟中国签署《中美平等新约》，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且还废除了《排华法案》。宋美龄访问美国也得到了盛大的欢迎。这段时间恐怕是中国形象在美国上升最快的时期之一。
在此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波折之中不断起伏发展，众多态度和观点也不断碰撞，并相互制衡。而现在，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正在形成新的共识，不断向对抗和敌视的一段增加砝码，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强硬的一边。
这是一个相互加速的螺旋，美国的政治氛围导致“知华派”的声音逐渐微弱，而“知华派”的衰落，则让这种逐渐狂热的气氛失去了重要的理性声音。
记者曾经问傅高义：“像您这样的中国老朋友是否在华盛顿越来越少？”傅高义回答说：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年轻学者中仍大有人在，只是他们的研究环境更为不易了；很多能够在华盛顿发声的人也未必了解中国。
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确越来越少，而现在，却是世界上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2019年7月，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了美国百名专家学者及政商界人士致总统特朗普及美国国会议员的联名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是《中国不是敌人》。
信中说，美国需要回应来自中国的挑战，但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并试图让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与声誉，也会损害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
公开信还表示，美国不可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大幅减缓中国发展的步伐。如果美国迫使盟友将中国视为经济和政治敌人，这将削弱美国与这些盟友的关系，而最终被孤立的或将是美国而非中国。
这封信的执笔人是5位，签名95人，来自学术、外交、军事和商业界，签署者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其专业领域备受尊重的学者和智库领导人。在BBC的报道中，这些签署公开信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人身份——“中国通”。
“中国通”这三个字以及很久没有出现过了。相信如果军武菌今天没有提到，很多人绝对已经很久没有想到这个落满灰尘的词语了。
我们还可以把范围扩大一点，除了“中国通”，还有很多词语也逐渐消失在新闻和讨论中，比如“亲华派派”或者大家“知华派”。至少在国际政治上，这些名词的存在感已经微乎其微。
问题是，这些名词代表的那些人群和政治力量不可能突然全部消失，为什么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人在意？
当然，虽然同样面临着消失的命运，这几个词语代表的意思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按照网上的定义，亲华派是指对中华文化或中国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爱的人，或者对中国历史及文化具有渊博知识的人（如学者或学生等）、非母语汉语使用者、亲华的政治家及对上述任一领域抱有极大兴趣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亲华派跟中国通非常类似，只不过在国际政治上，亲华派主要是指主张与中国发展亲近的外交、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人。
而中国通和知华派通常用来描述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不一定能跟对中国的态度划等号。
▲提起“中国通”，很多人会想到大山
但无论如何，这几个人群都有共同之处，就算并没有对中国很友好，但起码愿意了解中国，其中很多人也相信不同国家能够进行国际合作和沟通等。
当然，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比如有些人就把签署公开信的这些人称为“拥抱熊猫派”。
这个说法来自美国的中国专家洛森（Ben Lowsen），他在《外交家》杂志上，曾把美国对华政策行为分成四类：屠龙派，外交派，汉学派和拥抱熊猫派。最强硬的是所谓的屠龙派，其制华目的明确，但为达目的可以软硬兼施。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拥抱熊猫派。
而2019年这次公开信几乎可以算得上这些“中国通”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声了，至少在这以后近3年时间里，几乎没有新的声音从这个群体中传出来。
至少在以前，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实际上，单单拿美国来说，“知华派”或者说“拥抱熊猫派”至少就经历了三代传承和变迁。
在第一代“知华派”里面，影响最大、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要数费正清了。实际上，第一代“知华派”当时面对的环境恐怕比现在更加恶劣。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对中国的仇视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美国政坛到处都在追问到底是“谁丢失了中国”，很多对中国友好态度的外交官和学者被隔离审查，甚至丢到职位。
▲美国参议员麦卡锡
在这样的背景下，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向当时对中国知之甚少的美国民众介绍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本书甚至成为了尼克松访华前的参考资料。
▲费正清
1955年，费正清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改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
1972年5月份，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费正清一行共六人，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第一代“中国通”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除了对中国的研究之外，费正清还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知华派”群体，给予他们最好的研究资料和硬件环境，不少人成了中国研究领域的翘楚，甚至还有一部分进入政界，成为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层的重要智囊。
与费正清相比，鲍大可的名声在民间显然没有那么大，但做出的贡献同样非常突出，出生在上海的鲍大可同样是现代中国研究的开山鼻祖。
▲鲍大可
鲍大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47年到1950年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道中国和东南亚事务，这让他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并在日后的研究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对中国积极友善的态度。
在1966年的富布莱特美国对华政策听证会上，鲍大可提出了著名的“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议，指出“以往孤立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合理且失败的”，主张在恢复进行大使级谈判的基础上与中国寻求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
1968年，鲍大可通过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美国走出越战困境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具体建议。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鲍大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学者资中筠曾撰文称赞他：“在每一个（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关头，都留下他锲而不舍的印记。”
与前两位相比，傅高义显然在中国的名字更大，毕竟就算不了解他的学术著作，很多人也跟军武菌一样，看过他那一本《邓小平时代》。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傅高义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此进行了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19年那封公开信的执笔人之一就是傅高义，在当时接受采访时，傅高义对2020年的美国大选非常看重，“美国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次机会，可以全面、综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观念应对中国。我们应该继续了解中国在学习什么，从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以及必须保持坚定态度的领域。”
公开信发表两个月后，傅高义在华美协进社举行的对话会上呼吁，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所谓中美“脱钩” 不可能实现。2020年4月3日，傅高义又与90余位美前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联名发表了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呼吁疫情危机是中美合作的好机会，中美两国要从建交以来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要保持接触，加强对话，谈判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
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与世长辞，享年90岁，第一代”知华派“的群星彻底黯淡。
与第一代的先驱不同，第二代”知华派“更加的专门化，研究的领域也更加细分，并且跟美国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
比如说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就直接参与和负责联系了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多项中美事务。在1977至1980年间，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主管亚洲事务。作为鲍大可的学生，奥克森伯格认为，中国的不断崛起是当今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使得两国间的战略合作必不可少。
▲吉米·卡特（左二）和奥克森伯格（中）与山东省邹平县的一群当地人互动
另一位影响力巨大的”中国通“是李侃如。他在第二任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主任，并且在2008年又成为奥巴马的对华智囊团成员。
南京大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认为，“与老一代学者相比，这一代学者更为全面了解中国的整体发展状况，普遍有在华学习研究的经历，能用汉语与中国政学界交流。从研究领域来看，他们的兴趣更为开放和多元，早已走出传统的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研究，对经济金融、文化传媒、社会阶层、环境资源、少数民族等议题也多有涉猎。”
而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更加实际，“这一代中国通所倡导的缓和对抗、增进合作、利益均沾和增强互信，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和潜力的充分评估后展现的客观和现实主义态度。”
▲李侃如
跟前两代”中国通“相比，第三代”知华派“缺少那种举世瞩目的明星选手，第三代知华派以“六零后”与“七零后”为主，他们大多有在中国的商业或新闻媒体从业经历，或者有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或外交服务资历，运用汉语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同时华裔也相对比较多。他们能够接受中国社会的复杂多样，但对崛起的中国有比较强烈的警惕心态，其中也不乏有人持有遏制中国的观点。
从三代“中国通”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第一代“知华派”大多跟中国有极深的渊源，在对中国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普遍对中国比较友好，他们充分意识到与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度交往的重要性，并把建设中美关系视为永久性的战略。
对于第二代“知华派”来说，他们更加关注中美之间利益重合的部分，同时赞赏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在态度上更加务实。
而随着前两代“中国通”的去世和退居二线，新一代“知华派”中对抗的色彩明显要更加突出。
实际上，对中国友好的“亲华派”以及相对理性务实的“知华派”影响力逐渐减弱，以及美国近年来对中国不断强硬和敌视这两件事，很难说清楚究竟哪一个在前。
费正清、傅高义以及很多第二代“知华派”在很多历史时刻，都帮助缓和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促成了两国一系列的合作，如果他们的影响力依然还在，中美关系恐怕要缓和很多。
但是反过来讲，恐怕也正是美国上层逐渐达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意，不断妄图遏制中国，才导致美国内部“亲华派”以及“知华派”的影响力加速衰弱。在如何对待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各派的精英阶级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一致，或者说争论越来越少。
这种对中国态度的高度统一在二战的时候也出现过。1943年，美国跟中国签署《中美平等新约》，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且还废除了《排华法案》。宋美龄访问美国也得到了盛大的欢迎。这段时间恐怕是中国形象在美国上升最快的时期之一。
在此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波折之中不断起伏发展，众多态度和观点也不断碰撞，并相互制衡。而现在，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正在形成新的共识，不断向对抗和敌视的一段增加砝码，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强硬的一边。
这是一个相互加速的螺旋，美国的政治氛围导致“知华派”的声音逐渐微弱，而“知华派”的衰落，则让这种逐渐狂热的气氛失去了重要的理性声音。
记者曾经问傅高义：“像您这样的中国老朋友是否在华盛顿越来越少？”傅高义回答说：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年轻学者中仍大有人在，只是他们的研究环境更为不易了；很多能够在华盛顿发声的人也未必了解中国。
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确越来越少，而现在，却是世界上最需要他们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