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是美国留学生的最大生源地之一。根据统计，每年，都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去往美国，对其中很多人来说，去往美国，意味着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
马颖毅是美国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关注、跟踪和调查留美本科生群体超过十年。从2012年起，她辗转中美两国，访谈了上百名留学生，试图厘清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和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并塑造了这群年轻人。
调研之前，马颖毅以为这是一群出身优越的孩子，脱离了应试的轨道，走向人生的旷野。后来她发现，轨道的影响无处不在。无论是申请学校、选择专业，规划未来，他们一方面想要摆脱应试的束缚，一方面又特别看重「考试」。她遇到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在留学之前，野心勃勃，到了美国之后，面对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规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而这种野心与焦虑的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他们自身，也反映在他们的父母身上。在马颖毅的调查中，许多留学生并非出身优越，而是来自普通的工薪家庭。少数父母没有念过大学，甚至从未坐过飞机，在一线城市留学文化的感召下，将大部分的积蓄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能获得更好的未来。
24年前，马颖毅也曾是留学潮的一员，她从南京大学英语专业本科毕业，拿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硕博连读全额奖学金。出国之前，她对美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影响，灯红酒绿，到处繁华，但落地之后，全新的经验敲打着她，也让她意识到很多以前不自觉、不自知的东西。她觉得，这项留学生的研究也是一次自我的问询。
结合了自身的经历与反思，她写下《留学的孩子》。在这本202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表的专著中，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留学经历的年轻人，讲述了他们在成长岁月中应对两种生活的体验与困惑。今年8月，这本书的中文版即将面世。
四年过去，留学的通道变得狭窄而拥挤。在很多人看来，留学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但马颖毅认为，我们不应该只把出国留学看成是一种教育阶层的跃迁，这样太过简单化，也太过功利。很多时候，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在那个结果，而在过程中。她主张把国际教育视为一种自我塑造的过程，就像那句——「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当你走出去，看到更多元的世界，也许就会找到不一样的可能性。
以下是马颖毅的讲述。
文｜王青
编辑｜槐杨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1
最早关注到中国本科留学生群体，是因为好奇。
我也曾经是留学生，2000年，我从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来到美国。那时，一个中国学生想要赴美留学，主要的途径就是自己联系学校，申请硕博连读的项目，拿全额奖学金。否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仅经济上无法负担，签证也很难申请下来。
我念的是社会学专业，当时像我这样的文科生在中国留学生中凤毛麟角。有时候，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提起这个专业，他们要不就皱着眉头说社会学是什么专业，要不就继续皱着眉头说，那你学完之后能干啥？
那一代留学生还是比较简朴的，大家基本都拿全额奖学金，包括一个月1000多刀的生活费，当时房租最初只要300多刀，学费全免，奖学金不仅足够生活，还能存下一点钱。
等到2006年，我已经博士毕业，并且拿到了美国雪城大学的教职，之后几年，在学生的聊天和观察中，我明显感受到几个变化：相比硕博留学生，留美中国本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数据上也有证明，2014年，留美中国学生中的本科生入学人数就已超过了研究生入学人数。而在一些中国留学生比较多的城市里，比如爱荷华市，珍珠奶茶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星巴克的门店数。
此外，本科留学生很少会有奖学金，所以他们基本都是自费，还有不少学生使用了中介服务，在国内日常的学习中，他们也有更多联合办学、短期游学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背景、专业选择，还是来到美国前后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他们和我们那一代留学生都有很多不同。
很多美国媒体也对中国留学做了报道，大部分聚焦在中国家庭的财富背景和生活方式上。如果你读过其中的文章，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基本是刻板化的，穿着奢侈品、开着豪车。这里面虽然有很多误解，但侧面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我也觉得，这一代留学生的变化离不开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所以，那时开始我着手搜集中国本科留学生的相关数据，想要从留学前、留学中以及未来规划三个阶段，比较深入地了解新一代留学生的经历。从2012年到2016年，我前后调研了来自五十所美国高校五百多位中国本科留学生，后来又回到国内，前往六个城市的八所公立高中和一所私立高中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的结果刷新了我对这些留学生的很多认识。最早我有一个假设，这些学生来美国读本科，很多没有参加国内的高考。我们也知道，高考对中国学生的压力是巨大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后来我发现，很多学生不但没有从应试中解放出来，反而有了更多的考试和新的考试。
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的国际部，他们有一个大致标准化的出国留学考试时间表：高一（相当于美国的十年级）结束或之前，要参加托福考试。所以在整个学年，除了常规的学术课程外，很多学生还要参加托福预备课程。到高二（美国的十一年级）结束时，他们要参加SAT考试，有的还要参加SAT子科目考试和AP考试。有些家长希望能做两手准备，所以国内的高考他们也不能落下。
那几年，随着留学生的激增，美国入学考试的门槛越来越高，为了取得更高的成绩，我遇到的学生里，没有一个人是只考了一次托福或者SAT的。对于不熟悉美国教育系统的中国学生而言，相比个人文书、课外活动和推荐信这些看似抽象、不确定的考核内容，考试是他们唯一能控制的部分。
所以就出现一个悖论：大部分留学生是为了摆脱中国应试教育的束缚而选择出国留学，但是他们在申请的时候，又非常看重考试，想牢牢抓住考试这一根救命稻草，进入理想的学校——也就是美国前五十名的精英大学。
随着案例的累积，我越来越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矛盾的心态不止体现在留学准备期间，而是贯穿了整个留学生涯。我遇到过很多原本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来美国之前，野心勃勃，到了美国之后，陷入了新的学业困境。
他们往往在中国时学习成绩很好，考前突击就能对付所有课程。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文科，对于个体自主性的要求非常高。每学期的成绩不是基于一次大考，而是基于学期内的各种作业和项目或论文来评定。很多中国学生适应了应试教育对人的规训，「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日常的学习被一个非常结构化的考试安排固定了下来，一旦离开了这个结构，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很难没有拖延症。
这种雄心和焦虑的二元性也成为我在这本书里的核心观点。一方面，留学作为高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们相信海外大学带来更多机会和更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文化和规范。如何在这两种体系里穿行，如何面对文化的、观念的、结构的冲击，又让这段旅程充满了困惑和不安。
图源电影《别告诉她》
2
作为曾经的留学生，我也经历过这种冲击。
我刚上研究生院的时候，上的都是五六个人一堂的小课，主要就是学生讲。我的一位教授是印度裔，虽然说话有口音，但非常流利，神采飞扬。整个一学期，我都上得特别费劲，倒不是说语言上的费劲，而是很难参与课堂讨论，我发现自己总是跟着别人，试图去听懂别人在讲什么。那门课和性别有关，各种概念、理论，我都需要花一阵子才能理解别人的意思，更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整个过程就很压抑。
终于有一天，老师找到我，她说，我们班人这么少，你这么安静，显得很突兀，希望你能更加积极地参与。我跟她表达了这些困难，她说，你为什么要跟着别人呢？完全可以引领大家讨论。我说我上一段都没听明白，怎么能引领大家呢？她说，你即使没听明白，也可以引领，关键是你内心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也许大家会很感兴趣。
那场谈话让我开窍了很多，并非立竿见影，但的确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就是如何从被动到主动，能够接受自己在不太明白的情况下，主动表达，用自己的想法和问题引领大家的讨论。后来我发现，当你开启一个新的话题，别人真的就会跟着你走。
调研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人以为中国学生在课堂参与的障碍是因为语言，这其实是一个很肤浅的原因，可能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学生想要表达或者发言的时候，总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提出完美的问题。
很多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困境。比如，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国学生习惯了在特定问题上给出「标准」答案，高压的考试环境又加剧了对犯错的恐惧。而西方教育强调的是开放式讨论，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表达个人观点，没有对和错，中国学生反而会感到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它也来自于移民或者弱势群体的「双重意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杜波依斯提出，用来描述美国黑人男性的边缘化经历。我把它扩展到了中国留学生身上。简单来说，这种 「双重意识」意味着，他们既意识到一种母语者的声音——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英语，又意识到第二语言发言者的声音——那种他们迫切希望摆脱的不标准、不完整的语言和口音。前一种声音不断审视和批评着后一种，中国学生受困于这种自我审视，有时候更甚于他们受到的外部批评。
其实，最苛刻的批评者往往都是中国学生自己。不少学生的英语其实很好，但是内心有极为严格的自我要求。他们总是担心语法错误，担心自己说了不恰当的话，或者用错了单词；也有人和我说，当教授提问时，美国同学能立马给出答案，但他们需要构思，等准备好了，对话已经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了。
课堂之外，很多留学生还会有另一个困扰：他们渴望交美国朋友，拓宽朋友圈，但尝试之后，又往往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以中国同龄人为主的社交圈子。
从表面上看，大家可能也会把它归结为语言障碍，但就像我在书里提到，对于美本学生来说，派对是校园社交的主要平台。中国留学生通常很难欣赏这种文化。调研中，许多学生都提到相似的情节：美国室友邀请他去参加派对，去了一次，就不想去了，慢慢地，室友不邀请了，两个人渐行渐远，很难再做朋友。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这一代留学生，除了少数文科生，大部分都是出来读理工科，又加上读的是硕博项目，那几乎就是国际学生的天下，主要打交道的对象就是导师和他的研究小组。即使班上有美国同学，大家也都是在校外租房子，可以过一个相对独立的，不怎么需要和美国人交往的生活。但是这一代，更多是本科留学生，大部分住学校公寓，大部分美本教育多是通识教育，即便是数学专业也有人文社科的课程，跟美国学生的交往机会更频繁，也更不容易脱离这种社交文化的影响。
《为派对买单》这本书里，作者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保护性隔离」，学生选择避开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的校园文化，寻求相互安慰和支持的社交空间。所以我认为，美国大学应该提供系统性的平台来促进跨文化的交流，而不能仅靠学生个体去自主适应。
很多人觉得，这是国际学生的适应和融入问题。我认为，不能只强调国际学生的适应和融入。适应更多是单向的，暗含一种弱势者或者外来者去适应强势文化和主流环境的意思。但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谈及为什么要招国际学生的时候，都会说这是国际化教育的一部分，而国际化教育是学校的重要使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不是单向的适应，而应该是双向的学习。
融入又是另一个概念，所谓「融入主流社会」，谁能说清美国的主流社会是什么？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和多元文化国家，有一本社会学著作叫做《重塑美国主流社会》，讲的就是移民如何改变了美国主流社会。留学生也是广义的暂时的移民。在纽约和加州，真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少，你走在当地街头，很少会听到不带口音的英语。
以前有个词叫做「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无论是「适应」还是「融入」，我觉得都还是来自这个比较陈旧的意象。现在，稍微了解一些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人士，已经不再用这个词了，而是用「沙拉碗」（salad bowl），生菜是生菜，西红柿是西红柿，大家都带了一些美国味儿，好比是粘上了一点沙拉酱，但每个人仍然是他们自己。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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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层面来讲，这一代中国留学生的变化，离不开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产的崛起。社会学家陆学艺曾指出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最大的变化是白领阶层的增长，他们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中产主体，在城市地区，出国留学逐渐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大家讲教育「内卷」，我做这个研究时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当时，上好大学的竞争已经开始白热化，二十多年的高校扩招导致了大学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反过来，就业市场的竞争又让上好大学这件事变得愈发重要。
我在书里提出一个概念，叫「教育福音」，就是说，尽管高考依旧是大多数中国高中生的选择，但部分城市中产和富裕家庭将出国留学当作维系社会经济地位或者实现社会上升的可选途径，这种信念并非完全理性，留学也只是一个少数人的现象，但这种有关留学的文化，对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辐射效应。
2013年我刚开始做公立学校的国际部研究，当时它还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但很快，国际部迅速发展开来，一开始是北京，然后往各个省的省会城市发展，后来又辐射到像江苏南通、无锡这些中小城市。尽管国际部学生的数量并不多，但这种留学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
我访谈过一个学生，他是湖南人，高考分数能上湖南大学，其实湖南大学已经是985了，但是家里还是觉得不够好，最后去了华盛顿大学，这所学校是美国州立大学，也不是有名的藤校，但是在他的心目中，这就是更好的选择。
还有一个学生我印象也特别深，他原本可以上浙大，但还是选择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他的观念里，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更好。去了之后，他也的确很满意，原本他在高中已经学了高等数学，到了麦迪逊后，他又学了一遍，他说自己很享受美国老师教课的方式，在美国的课堂，只要你问，老师就会试图解释原因，如果不会，老师就说不知道，这些坦诚的交流让他很震撼。
在我的调研里，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表达了类似的诉求和感受，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个更加全面和优质的教育，不仅是教育结果，也包括这种教育过程。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中心，又是全世界好大学云集的地方，在美国孩子能接触的世界性资本，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资本，可以帮助自己来适应全球化世界。当然，他们不会使用上面这些概念，但是想要送孩子出国留学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不光是城市中产家庭，也有少数工薪阶层的父母，他们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坐过飞机，但是受到刚才我说的这种「教育福音」的感召，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出国念书。
有一个学生，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司机，将大部分积蓄都投入到了孩子的教育中。我问他，为什么父母铁了心要送他出国，他说，因为家里觉得，美国的教育是更好的，他们希望我能获得更开放的资源。我还遇到过一个在波士顿大学留学的上海学生，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之所以能够负担他在美国的学习，完全是因为上海房地产价值的上涨。他母亲高价卖掉了他们在市中心的公寓，现在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主修计算机科学，希望有一天能在硅谷找到工作，回报母亲的投资。
某种程度上，出国留学，特别是在美国留学，可能会获得一种新的「名望光环」，而且比以往更容易实现。过去，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够凭借人脉、资金或学术实现出国留学的愿望。但逐渐地，许多普通家庭也开始加入到这一行列。
只是对于这些家庭的孩子而言，和那些精英家庭的孩子相比，无论是学业还是社交，都会处在更为劣势的位置。如果说留美本科生大多在课堂参与上都有焦虑和挑战，这些学生的参与度更低。这和他们作为第一代大学生在文化资本上的缺失有关。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留学生群体内部，也存在代际的不平等传递。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体现出野心和焦虑的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他们自身，也反映在他们的父母、家族以及同龄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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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留学，或者说跨国教育到底如何改变了这些学生？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发生在不同文化和教育的冲击过程中。
美国文化非常强调「表达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发现自我」。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过的，美国的毕业典礼演讲中一个最常出现的主题就是：「追随你的激情，规划你的道路，跟随你的节奏，追逐你的梦想，发现自我。」这些至今仍是美国文化的主旋律。
美国人更重个人主义，而中国人更重集体主义，当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受到这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会经历冲突和张力。就像刚才提到他们在课堂和社交上遇到的困境。但应对这些冲突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发现和自我重塑的过程。
很多学生都会提到自我实现和父母期待之间的冲突。我遇到过一个女生，父母期望她读数学，因为专业前途好，甚至在她留学之前，就让她签署了一份学习数学的保证书。到美国后，她选修了一门社会工作课，开始对社会学产生了强烈的热情，后来成功改了专业，但是中间，她和父母发生了非常多的争执。
还有一些学生会采取相对折中的方案，修双学位。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原本能进浙大的男生，他的父亲是上海交大工程学的毕业生，希望孩子也能读这个专业，到了美国之后，为了平衡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兴趣，他主修了工业工程和心理学两个专业。
自我重塑最明显的还是女性留学生。有本书叫《远飞之梦》（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它里面就说，出国留学给了年轻中国女性一个暂时逃离主流性别规定的机会，她们会利用这段经历重构自己的性别身份、亲密关系以及生命历程。我在调研中也发现，很多女性在出国之后都会经历主体意识的觉醒。
我觉得这种变化，一部分来自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比如很多性别相关的课程，接触到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语言，这些会改变认知。更重要的体现在生活层面，比如在街头，你能看到很多爸爸在带孩子；各种学术会议里，做主旨演讲的很多都是女性。
很多女性回国后也会和我说，她们以前能够接受的东西，现在不能接受了。工作场合里，同样的语言，以前觉得没什么，现在就会认为是性骚扰，会反抗。
当然，面对不同文化和观念的冲击，有人成长，就会有人崩溃。教育社会学里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精英大学学生的心理健康，这个系统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心理的负荷通常都很重。有时候，压力会成为自我塑造的动力，有时候它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也经常被问到，什么样的人适合留学，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自我认知，而且一个人的自我本身也是在发展和变化的，但是基本上，在留学之前，你还是会有一个大致的感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特别守旧，特别不愿意去新环境，还是特别喜欢学习新事物；还有就是抗压能力如何。不过随着疫情后国际旅行的恢复，大家短期出来看世界的机会也有，可以试着出来看看，这也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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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留学生群体一个可见的变化是，中国留学生的留美率不断下降。在我的研究里，大概有60%的留美本科生希望在毕业之后回到中国。我相信疫情之后，这个比例应该变得更高了。
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断提高H-1B签证薪酬门槛的政策举措，让很多人觉得留美之路愈加艰难。另一方面，很多留学生都意识到，亚裔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天花板是存在的。同时，尽管留学的含金量在降低，但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而对于那些想要留在美国的留学生，我曾经的一个预设是因为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但调研过程中我发现，这一代留学生的原因更为复杂，比如污染、竞争压力等等。
有些留学生会说，他们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来到美国后，发现这里的家庭关系比较松弛，也比较强调高质量的陪伴，所以想要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有这样的成长环境。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是一个悖论，正是因为父母的成功，他们才能有条件来美国留学，但也是因为父母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让他们不愿意回国。
但其实，最近几年，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从人人都要上大学到如今的质疑大学教育的价值。为了上大学而付出这么高的成本，究竟值不值得？十几年前，一个非裔学生就跟我提出过他想做这个学生贷款课题，他说他很生气，学生贷款这么高，很多学生出了社会根本没办法也没能力偿还这笔巨额贷款。他觉得，这是高等教育对学生的辜负。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不多，然而最近几年，学生贷款问题已然进入了总统政策的核心区域。
如今，除了少数精英大学，很多美国大学需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尤其是小型的私立学校，因为没有州政府的拨款，运营成本全靠学费，如果招不到学生，就会面临关门的风险。就在今年，我所在的纽约上州就有两所拥有一两百年历史的文理学院关门了。
其实，说到底，有关高等教育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指向的是通往美好生活究竟有哪些方式。在中国，尽管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在变低，大家仍然觉得，只有接受好的教育才能实现美好生活。但是很多美国人觉得，上大学，做白领，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途径。做蓝领，比如美国的管道工，收入其实也不错，它也能通往一个相对美好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说「内卷」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它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的单一。大家都冲着一个目标，一个愿景，而不是觉得，虽然你这条路挺好，但我可以不走你的路。
当然，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和我们的机会结构是紧密相连的。对美好生活、对成功的定义，都取决于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人无法自处于整个社会结构之外。现在中国也有些年轻人在这么做，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内卷，去云南、去东北，但是能够这样选择的人毕竟是少数。
图源电影《走走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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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了留学生群体那么多年，我也在不断调整自己思考、观察和研究教育的角度。前段时间，斯坦福博士被拟录用为乡镇公务员的新闻引发很大关注。我看到也很震惊。很多人也在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留学的含金量在变低？我觉得这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留学在今天的意义。
一直以来，我都很好奇东西方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你看我也是在中国生长，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和本科教育，出国之后，我完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训练，又开始教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我对留学生的研究，其实也是对自我的问询。
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把留学看成是一种教育阶层的跃迁，太过简单化，也太过功利。就像前面提到的，我们应该把国际教育视为一种自我塑造的过程。它也奠定了我看待教育的视角。
其实人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阶段，人生目标未必那么明确。我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生，那阵子有过一波新东方热潮，当时我的很多同学为了考GRE，会通宵排队，还有学生为了能上新东方的课，连过年都不回家。
那个时候，出国留学，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更好的选择。但如果你问我们当时出国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并不那么清楚。我是英语系毕业，一开始不知道要选什么专业，更不知道社会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也是因为幸运，当时我遇到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外教，她教我们一门写作课，有一次聊起来，她说，能从我的文章里看出来，我对社会议题有比较大的兴趣。所以说起来，我很感谢这个老师能够看到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禀赋。
申请学校的时候，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当时文科申请很难，全奖的成功经验也很少。我当时一边申请，一边找工作。当时大学生就业形势跟现在也完全不一样，我大四上半学期通过校招就拿到了《中国日报》的offer，有北京户口，在当时也算是很好的工作，下学期一开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offer来了，我就把工作机会让给了我的同学。
你们很难想象，当年我们申请遇到的一大难题是上网。宿舍里面没有电脑，要去图书馆上网，还有时间限制。我记得很清楚，为了给学校发邮件，我当时经常去大学旁边的英派生网吧上网，4块8毛一个小时，99年底的南京。
留学之前，我从来没出过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人对美国的想象基本来自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等真正到了美国，我的学校在巴尔的摩，是一个比较破败的城市，我当时就感叹，美国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繁华。很有意思，我在调研中遇到很多学生，十几年后，依然表达了类似的感受。
图源剧集《北京人在纽约》
印象很深的另一个细节，就是美国真的太宽敞了。我在南大读本科的时候，上自习那都要抢位置的，当时，我在校外做家教，晚一点回来，都得让舍友提前帮忙占。但到了美国之后，不仅是我自己的学校，我去过的每一个大学，都非常宽敞，哪里都是桌子，哪里都是沙发，哪里都是电脑。
说起来，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画面，但那的确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的开始。
你问我，留学对我的意义。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印度裔老师，事情已经发生了二十多年，但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来。当时，那句话也许没有起太大作用，但是这种从被动到主动，人的主体性的突出，就是留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
在留学之前，我自觉是一个不太在乎外界评价的人，但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出去之后我才发现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很多国人还是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不太关注自己到底是谁。现在很多心灵鸡汤也说，要做自己，但实际上，做自己非常难，因为做自己的前提是了解自己。留学之所以能让我更勇敢地做自己，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跨文化的比较和冲击。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人才能意识到很多以前不自觉、不自知的东西，从而有个更加清晰的自我。
这几年，尽管整个留学的环境正在变化，但是中国学生的留学体验，包括跟教授的交往，跟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的交往，本质是类似的。最近不是流行那句话——「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某种意义上，留学就是这样，当然，养一遍的过程里，肯定还是会有冲突、压力，也会有人因为无法承受就崩溃了，但就像我采访到的很多学生，他们在描述这段经历时，都用到一个词：horizon，直译叫视野或地平线，我们也可以将它翻译为「眼光」。当你走出去，看到更多元的世界，也许就会找到不一样的「眼光」。
马颖毅教授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是美国留学生的最大生源地之一。根据统计，每年，都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去往美国，对其中很多人来说，去往美国，意味着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
马颖毅是美国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关注、跟踪和调查留美本科生群体超过十年。从2012年起，她辗转中美两国，访谈了上百名留学生，试图厘清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和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并塑造了这群年轻人。
调研之前，马颖毅以为这是一群出身优越的孩子，脱离了应试的轨道，走向人生的旷野。后来她发现，轨道的影响无处不在。无论是申请学校、选择专业，规划未来，他们一方面想要摆脱应试的束缚，一方面又特别看重「考试」。她遇到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在留学之前，野心勃勃，到了美国之后，面对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规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而这种野心与焦虑的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他们自身，也反映在他们的父母身上。在马颖毅的调查中，许多留学生并非出身优越，而是来自普通的工薪家庭。少数父母没有念过大学，甚至从未坐过飞机，在一线城市留学文化的感召下，将大部分的积蓄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能获得更好的未来。
24年前，马颖毅也曾是留学潮的一员，她从南京大学英语专业本科毕业，拿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硕博连读全额奖学金。出国之前，她对美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影响，灯红酒绿，到处繁华，但落地之后，全新的经验敲打着她，也让她意识到很多以前不自觉、不自知的东西。她觉得，这项留学生的研究也是一次自我的问询。
结合了自身的经历与反思，她写下《留学的孩子》。在这本202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表的专著中，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留学经历的年轻人，讲述了他们在成长岁月中应对两种生活的体验与困惑。今年8月，这本书的中文版即将面世。
四年过去，留学的通道变得狭窄而拥挤。在很多人看来，留学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但马颖毅认为，我们不应该只把出国留学看成是一种教育阶层的跃迁，这样太过简单化，也太过功利。很多时候，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在那个结果，而在过程中。她主张把国际教育视为一种自我塑造的过程，就像那句——「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当你走出去，看到更多元的世界，也许就会找到不一样的可能性。
以下是马颖毅的讲述。
文｜王青
编辑｜槐杨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1
最早关注到中国本科留学生群体，是因为好奇。
我也曾经是留学生，2000年，我从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来到美国。那时，一个中国学生想要赴美留学，主要的途径就是自己联系学校，申请硕博连读的项目，拿全额奖学金。否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仅经济上无法负担，签证也很难申请下来。
我念的是社会学专业，当时像我这样的文科生在中国留学生中凤毛麟角。有时候，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提起这个专业，他们要不就皱着眉头说社会学是什么专业，要不就继续皱着眉头说，那你学完之后能干啥？
那一代留学生还是比较简朴的，大家基本都拿全额奖学金，包括一个月1000多刀的生活费，当时房租最初只要300多刀，学费全免，奖学金不仅足够生活，还能存下一点钱。
等到2006年，我已经博士毕业，并且拿到了美国雪城大学的教职，之后几年，在学生的聊天和观察中，我明显感受到几个变化：相比硕博留学生，留美中国本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数据上也有证明，2014年，留美中国学生中的本科生入学人数就已超过了研究生入学人数。而在一些中国留学生比较多的城市里，比如爱荷华市，珍珠奶茶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星巴克的门店数。
此外，本科留学生很少会有奖学金，所以他们基本都是自费，还有不少学生使用了中介服务，在国内日常的学习中，他们也有更多联合办学、短期游学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背景、专业选择，还是来到美国前后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他们和我们那一代留学生都有很多不同。
很多美国媒体也对中国留学做了报道，大部分聚焦在中国家庭的财富背景和生活方式上。如果你读过其中的文章，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基本是刻板化的，穿着奢侈品、开着豪车。这里面虽然有很多误解，但侧面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我也觉得，这一代留学生的变化离不开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所以，那时开始我着手搜集中国本科留学生的相关数据，想要从留学前、留学中以及未来规划三个阶段，比较深入地了解新一代留学生的经历。从2012年到2016年，我前后调研了来自五十所美国高校五百多位中国本科留学生，后来又回到国内，前往六个城市的八所公立高中和一所私立高中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的结果刷新了我对这些留学生的很多认识。最早我有一个假设，这些学生来美国读本科，很多没有参加国内的高考。我们也知道，高考对中国学生的压力是巨大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后来我发现，很多学生不但没有从应试中解放出来，反而有了更多的考试和新的考试。
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的国际部，他们有一个大致标准化的出国留学考试时间表：高一（相当于美国的十年级）结束或之前，要参加托福考试。所以在整个学年，除了常规的学术课程外，很多学生还要参加托福预备课程。到高二（美国的十一年级）结束时，他们要参加SAT考试，有的还要参加SAT子科目考试和AP考试。有些家长希望能做两手准备，所以国内的高考他们也不能落下。
那几年，随着留学生的激增，美国入学考试的门槛越来越高，为了取得更高的成绩，我遇到的学生里，没有一个人是只考了一次托福或者SAT的。对于不熟悉美国教育系统的中国学生而言，相比个人文书、课外活动和推荐信这些看似抽象、不确定的考核内容，考试是他们唯一能控制的部分。
所以就出现一个悖论：大部分留学生是为了摆脱中国应试教育的束缚而选择出国留学，但是他们在申请的时候，又非常看重考试，想牢牢抓住考试这一根救命稻草，进入理想的学校——也就是美国前五十名的精英大学。
随着案例的累积，我越来越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矛盾的心态不止体现在留学准备期间，而是贯穿了整个留学生涯。我遇到过很多原本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来美国之前，野心勃勃，到了美国之后，陷入了新的学业困境。
他们往往在中国时学习成绩很好，考前突击就能对付所有课程。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文科，对于个体自主性的要求非常高。每学期的成绩不是基于一次大考，而是基于学期内的各种作业和项目或论文来评定。很多中国学生适应了应试教育对人的规训，「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日常的学习被一个非常结构化的考试安排固定了下来，一旦离开了这个结构，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很难没有拖延症。
这种雄心和焦虑的二元性也成为我在这本书里的核心观点。一方面，留学作为高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们相信海外大学带来更多机会和更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文化和规范。如何在这两种体系里穿行，如何面对文化的、观念的、结构的冲击，又让这段旅程充满了困惑和不安。
图源电影《别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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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的留学生，我也经历过这种冲击。
我刚上研究生院的时候，上的都是五六个人一堂的小课，主要就是学生讲。我的一位教授是印度裔，虽然说话有口音，但非常流利，神采飞扬。整个一学期，我都上得特别费劲，倒不是说语言上的费劲，而是很难参与课堂讨论，我发现自己总是跟着别人，试图去听懂别人在讲什么。那门课和性别有关，各种概念、理论，我都需要花一阵子才能理解别人的意思，更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整个过程就很压抑。
终于有一天，老师找到我，她说，我们班人这么少，你这么安静，显得很突兀，希望你能更加积极地参与。我跟她表达了这些困难，她说，你为什么要跟着别人呢？完全可以引领大家讨论。我说我上一段都没听明白，怎么能引领大家呢？她说，你即使没听明白，也可以引领，关键是你内心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也许大家会很感兴趣。
那场谈话让我开窍了很多，并非立竿见影，但的确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就是如何从被动到主动，能够接受自己在不太明白的情况下，主动表达，用自己的想法和问题引领大家的讨论。后来我发现，当你开启一个新的话题，别人真的就会跟着你走。
调研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人以为中国学生在课堂参与的障碍是因为语言，这其实是一个很肤浅的原因，可能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学生想要表达或者发言的时候，总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提出完美的问题。
很多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困境。比如，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国学生习惯了在特定问题上给出「标准」答案，高压的考试环境又加剧了对犯错的恐惧。而西方教育强调的是开放式讨论，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表达个人观点，没有对和错，中国学生反而会感到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它也来自于移民或者弱势群体的「双重意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杜波依斯提出，用来描述美国黑人男性的边缘化经历。我把它扩展到了中国留学生身上。简单来说，这种 「双重意识」意味着，他们既意识到一种母语者的声音——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英语，又意识到第二语言发言者的声音——那种他们迫切希望摆脱的不标准、不完整的语言和口音。前一种声音不断审视和批评着后一种，中国学生受困于这种自我审视，有时候更甚于他们受到的外部批评。
其实，最苛刻的批评者往往都是中国学生自己。不少学生的英语其实很好，但是内心有极为严格的自我要求。他们总是担心语法错误，担心自己说了不恰当的话，或者用错了单词；也有人和我说，当教授提问时，美国同学能立马给出答案，但他们需要构思，等准备好了，对话已经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了。
课堂之外，很多留学生还会有另一个困扰：他们渴望交美国朋友，拓宽朋友圈，但尝试之后，又往往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以中国同龄人为主的社交圈子。
从表面上看，大家可能也会把它归结为语言障碍，但就像我在书里提到，对于美本学生来说，派对是校园社交的主要平台。中国留学生通常很难欣赏这种文化。调研中，许多学生都提到相似的情节：美国室友邀请他去参加派对，去了一次，就不想去了，慢慢地，室友不邀请了，两个人渐行渐远，很难再做朋友。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这一代留学生，除了少数文科生，大部分都是出来读理工科，又加上读的是硕博项目，那几乎就是国际学生的天下，主要打交道的对象就是导师和他的研究小组。即使班上有美国同学，大家也都是在校外租房子，可以过一个相对独立的，不怎么需要和美国人交往的生活。但是这一代，更多是本科留学生，大部分住学校公寓，大部分美本教育多是通识教育，即便是数学专业也有人文社科的课程，跟美国学生的交往机会更频繁，也更不容易脱离这种社交文化的影响。
《为派对买单》这本书里，作者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保护性隔离」，学生选择避开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的校园文化，寻求相互安慰和支持的社交空间。所以我认为，美国大学应该提供系统性的平台来促进跨文化的交流，而不能仅靠学生个体去自主适应。
很多人觉得，这是国际学生的适应和融入问题。我认为，不能只强调国际学生的适应和融入。适应更多是单向的，暗含一种弱势者或者外来者去适应强势文化和主流环境的意思。但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谈及为什么要招国际学生的时候，都会说这是国际化教育的一部分，而国际化教育是学校的重要使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不是单向的适应，而应该是双向的学习。
融入又是另一个概念，所谓「融入主流社会」，谁能说清美国的主流社会是什么？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和多元文化国家，有一本社会学著作叫做《重塑美国主流社会》，讲的就是移民如何改变了美国主流社会。留学生也是广义的暂时的移民。在纽约和加州，真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少，你走在当地街头，很少会听到不带口音的英语。
以前有个词叫做「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无论是「适应」还是「融入」，我觉得都还是来自这个比较陈旧的意象。现在，稍微了解一些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人士，已经不再用这个词了，而是用「沙拉碗」（salad bowl），生菜是生菜，西红柿是西红柿，大家都带了一些美国味儿，好比是粘上了一点沙拉酱，但每个人仍然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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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层面来讲，这一代中国留学生的变化，离不开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产的崛起。社会学家陆学艺曾指出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最大的变化是白领阶层的增长，他们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中产主体，在城市地区，出国留学逐渐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大家讲教育「内卷」，我做这个研究时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当时，上好大学的竞争已经开始白热化，二十多年的高校扩招导致了大学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反过来，就业市场的竞争又让上好大学这件事变得愈发重要。
我在书里提出一个概念，叫「教育福音」，就是说，尽管高考依旧是大多数中国高中生的选择，但部分城市中产和富裕家庭将出国留学当作维系社会经济地位或者实现社会上升的可选途径，这种信念并非完全理性，留学也只是一个少数人的现象，但这种有关留学的文化，对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辐射效应。
2013年我刚开始做公立学校的国际部研究，当时它还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但很快，国际部迅速发展开来，一开始是北京，然后往各个省的省会城市发展，后来又辐射到像江苏南通、无锡这些中小城市。尽管国际部学生的数量并不多，但这种留学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
我访谈过一个学生，他是湖南人，高考分数能上湖南大学，其实湖南大学已经是985了，但是家里还是觉得不够好，最后去了华盛顿大学，这所学校是美国州立大学，也不是有名的藤校，但是在他的心目中，这就是更好的选择。
还有一个学生我印象也特别深，他原本可以上浙大，但还是选择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他的观念里，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更好。去了之后，他也的确很满意，原本他在高中已经学了高等数学，到了麦迪逊后，他又学了一遍，他说自己很享受美国老师教课的方式，在美国的课堂，只要你问，老师就会试图解释原因，如果不会，老师就说不知道，这些坦诚的交流让他很震撼。
在我的调研里，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表达了类似的诉求和感受，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个更加全面和优质的教育，不仅是教育结果，也包括这种教育过程。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中心，又是全世界好大学云集的地方，在美国孩子能接触的世界性资本，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资本，可以帮助自己来适应全球化世界。当然，他们不会使用上面这些概念，但是想要送孩子出国留学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不光是城市中产家庭，也有少数工薪阶层的父母，他们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坐过飞机，但是受到刚才我说的这种「教育福音」的感召，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出国念书。
有一个学生，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司机，将大部分积蓄都投入到了孩子的教育中。我问他，为什么父母铁了心要送他出国，他说，因为家里觉得，美国的教育是更好的，他们希望我能获得更开放的资源。我还遇到过一个在波士顿大学留学的上海学生，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之所以能够负担他在美国的学习，完全是因为上海房地产价值的上涨。他母亲高价卖掉了他们在市中心的公寓，现在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主修计算机科学，希望有一天能在硅谷找到工作，回报母亲的投资。
某种程度上，出国留学，特别是在美国留学，可能会获得一种新的「名望光环」，而且比以往更容易实现。过去，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够凭借人脉、资金或学术实现出国留学的愿望。但逐渐地，许多普通家庭也开始加入到这一行列。
只是对于这些家庭的孩子而言，和那些精英家庭的孩子相比，无论是学业还是社交，都会处在更为劣势的位置。如果说留美本科生大多在课堂参与上都有焦虑和挑战，这些学生的参与度更低。这和他们作为第一代大学生在文化资本上的缺失有关。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留学生群体内部，也存在代际的不平等传递。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体现出野心和焦虑的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他们自身，也反映在他们的父母、家族以及同龄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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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留学，或者说跨国教育到底如何改变了这些学生？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发生在不同文化和教育的冲击过程中。
美国文化非常强调「表达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发现自我」。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过的，美国的毕业典礼演讲中一个最常出现的主题就是：「追随你的激情，规划你的道路，跟随你的节奏，追逐你的梦想，发现自我。」这些至今仍是美国文化的主旋律。
美国人更重个人主义，而中国人更重集体主义，当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受到这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会经历冲突和张力。就像刚才提到他们在课堂和社交上遇到的困境。但应对这些冲突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发现和自我重塑的过程。
很多学生都会提到自我实现和父母期待之间的冲突。我遇到过一个女生，父母期望她读数学，因为专业前途好，甚至在她留学之前，就让她签署了一份学习数学的保证书。到美国后，她选修了一门社会工作课，开始对社会学产生了强烈的热情，后来成功改了专业，但是中间，她和父母发生了非常多的争执。
还有一些学生会采取相对折中的方案，修双学位。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原本能进浙大的男生，他的父亲是上海交大工程学的毕业生，希望孩子也能读这个专业，到了美国之后，为了平衡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兴趣，他主修了工业工程和心理学两个专业。
自我重塑最明显的还是女性留学生。有本书叫《远飞之梦》（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它里面就说，出国留学给了年轻中国女性一个暂时逃离主流性别规定的机会，她们会利用这段经历重构自己的性别身份、亲密关系以及生命历程。我在调研中也发现，很多女性在出国之后都会经历主体意识的觉醒。
我觉得这种变化，一部分来自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比如很多性别相关的课程，接触到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语言，这些会改变认知。更重要的体现在生活层面，比如在街头，你能看到很多爸爸在带孩子；各种学术会议里，做主旨演讲的很多都是女性。
很多女性回国后也会和我说，她们以前能够接受的东西，现在不能接受了。工作场合里，同样的语言，以前觉得没什么，现在就会认为是性骚扰，会反抗。
当然，面对不同文化和观念的冲击，有人成长，就会有人崩溃。教育社会学里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精英大学学生的心理健康，这个系统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心理的负荷通常都很重。有时候，压力会成为自我塑造的动力，有时候它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也经常被问到，什么样的人适合留学，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自我认知，而且一个人的自我本身也是在发展和变化的，但是基本上，在留学之前，你还是会有一个大致的感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特别守旧，特别不愿意去新环境，还是特别喜欢学习新事物；还有就是抗压能力如何。不过随着疫情后国际旅行的恢复，大家短期出来看世界的机会也有，可以试着出来看看，这也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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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留学生群体一个可见的变化是，中国留学生的留美率不断下降。在我的研究里，大概有60%的留美本科生希望在毕业之后回到中国。我相信疫情之后，这个比例应该变得更高了。
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断提高H-1B签证薪酬门槛的政策举措，让很多人觉得留美之路愈加艰难。另一方面，很多留学生都意识到，亚裔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天花板是存在的。同时，尽管留学的含金量在降低，但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而对于那些想要留在美国的留学生，我曾经的一个预设是因为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但调研过程中我发现，这一代留学生的原因更为复杂，比如污染、竞争压力等等。
有些留学生会说，他们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来到美国后，发现这里的家庭关系比较松弛，也比较强调高质量的陪伴，所以想要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有这样的成长环境。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是一个悖论，正是因为父母的成功，他们才能有条件来美国留学，但也是因为父母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让他们不愿意回国。
但其实，最近几年，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从人人都要上大学到如今的质疑大学教育的价值。为了上大学而付出这么高的成本，究竟值不值得？十几年前，一个非裔学生就跟我提出过他想做这个学生贷款课题，他说他很生气，学生贷款这么高，很多学生出了社会根本没办法也没能力偿还这笔巨额贷款。他觉得，这是高等教育对学生的辜负。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不多，然而最近几年，学生贷款问题已然进入了总统政策的核心区域。
如今，除了少数精英大学，很多美国大学需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尤其是小型的私立学校，因为没有州政府的拨款，运营成本全靠学费，如果招不到学生，就会面临关门的风险。就在今年，我所在的纽约上州就有两所拥有一两百年历史的文理学院关门了。
其实，说到底，有关高等教育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指向的是通往美好生活究竟有哪些方式。在中国，尽管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在变低，大家仍然觉得，只有接受好的教育才能实现美好生活。但是很多美国人觉得，上大学，做白领，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途径。做蓝领，比如美国的管道工，收入其实也不错，它也能通往一个相对美好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说「内卷」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它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的单一。大家都冲着一个目标，一个愿景，而不是觉得，虽然你这条路挺好，但我可以不走你的路。
当然，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和我们的机会结构是紧密相连的。对美好生活、对成功的定义，都取决于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人无法自处于整个社会结构之外。现在中国也有些年轻人在这么做，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内卷，去云南、去东北，但是能够这样选择的人毕竟是少数。
图源电影《走走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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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了留学生群体那么多年，我也在不断调整自己思考、观察和研究教育的角度。前段时间，斯坦福博士被拟录用为乡镇公务员的新闻引发很大关注。我看到也很震惊。很多人也在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留学的含金量在变低？我觉得这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留学在今天的意义。
一直以来，我都很好奇东西方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你看我也是在中国生长，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和本科教育，出国之后，我完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训练，又开始教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我对留学生的研究，其实也是对自我的问询。
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把留学看成是一种教育阶层的跃迁，太过简单化，也太过功利。就像前面提到的，我们应该把国际教育视为一种自我塑造的过程。它也奠定了我看待教育的视角。
其实人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阶段，人生目标未必那么明确。我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生，那阵子有过一波新东方热潮，当时我的很多同学为了考GRE，会通宵排队，还有学生为了能上新东方的课，连过年都不回家。
那个时候，出国留学，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更好的选择。但如果你问我们当时出国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并不那么清楚。我是英语系毕业，一开始不知道要选什么专业，更不知道社会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也是因为幸运，当时我遇到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外教，她教我们一门写作课，有一次聊起来，她说，能从我的文章里看出来，我对社会议题有比较大的兴趣。所以说起来，我很感谢这个老师能够看到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禀赋。
申请学校的时候，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当时文科申请很难，全奖的成功经验也很少。我当时一边申请，一边找工作。当时大学生就业形势跟现在也完全不一样，我大四上半学期通过校招就拿到了《中国日报》的offer，有北京户口，在当时也算是很好的工作，下学期一开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offer来了，我就把工作机会让给了我的同学。
你们很难想象，当年我们申请遇到的一大难题是上网。宿舍里面没有电脑，要去图书馆上网，还有时间限制。我记得很清楚，为了给学校发邮件，我当时经常去大学旁边的英派生网吧上网，4块8毛一个小时，99年底的南京。
留学之前，我从来没出过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人对美国的想象基本来自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等真正到了美国，我的学校在巴尔的摩，是一个比较破败的城市，我当时就感叹，美国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繁华。很有意思，我在调研中遇到很多学生，十几年后，依然表达了类似的感受。
图源剧集《北京人在纽约》
印象很深的另一个细节，就是美国真的太宽敞了。我在南大读本科的时候，上自习那都要抢位置的，当时，我在校外做家教，晚一点回来，都得让舍友提前帮忙占。但到了美国之后，不仅是我自己的学校，我去过的每一个大学，都非常宽敞，哪里都是桌子，哪里都是沙发，哪里都是电脑。
说起来，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画面，但那的确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的开始。
你问我，留学对我的意义。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印度裔老师，事情已经发生了二十多年，但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来。当时，那句话也许没有起太大作用，但是这种从被动到主动，人的主体性的突出，就是留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
在留学之前，我自觉是一个不太在乎外界评价的人，但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出去之后我才发现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很多国人还是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不太关注自己到底是谁。现在很多心灵鸡汤也说，要做自己，但实际上，做自己非常难，因为做自己的前提是了解自己。留学之所以能让我更勇敢地做自己，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跨文化的比较和冲击。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人才能意识到很多以前不自觉、不自知的东西，从而有个更加清晰的自我。
这几年，尽管整个留学的环境正在变化，但是中国学生的留学体验，包括跟教授的交往，跟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的交往，本质是类似的。最近不是流行那句话——「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某种意义上，留学就是这样，当然，养一遍的过程里，肯定还是会有冲突、压力，也会有人因为无法承受就崩溃了，但就像我采访到的很多学生，他们在描述这段经历时，都用到一个词：horizon，直译叫视野或地平线，我们也可以将它翻译为「眼光」。当你走出去，看到更多元的世界，也许就会找到不一样的「眼光」。
马颖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