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发生了，山西正在疯狂地砸铁饭碗。
从省会太原，到下边的多个地级市，有六个人口小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的进行机构改革，击碎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铁饭碗的信仰。
而这把火，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省份。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
据媒体披露，2019年，山西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去基层调研，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全省的人口小县星罗棋布，大多数地方的财政入不敷出，编制又比较多，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不是很合理，人浮于事。等、靠、要的思维盘踞多年!
这还得了？
回来之后，一场机构改革的大幕就从天而降。山西前后选了两批共六个县城做试点，计划用3～5年时间实现机构、编制、人员大幅度下降。
它们分别为：
长治市黎城县，人口13.4万人。
忻州市河曲县，人口12.3万人。
晋中市榆社县，人口11.1万人。
临汾市浮山县，人口9.8万人。
吕梁市石楼县，人口9.6万人。
太原市娄烦县，人口 9.1万人。
具体怎么改呢？
近半年来，这些县陆陆续续公布了改革成果。
我们以忻州市河曲县为例，该县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被核减为659名，还减少了75个科级职数。
改革中，有903名事业人员超编。
对于这部分人，当地“采取到对口党政部门跟班学习锻炼、担任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等多种方式，重新调整配备”。
高一点的村干部，低一点的网格员。瞬间阶层大变。
与此同时，这些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部分局长会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来兼任。
我们仍旧以河曲县为例。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该县目前有7位副县长，除1名挂职的副县长外，其余6名都兼任了六个主要部门的局长：
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乡村振兴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公安局、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动作。
以前县里边的决策流程是这样的，部门主任向分管副局长汇报，分管副局长跟局长汇报，局长再向分管副县长汇报，最后分管副县长把问题提交给县政府会议，在县一级层面进行讨论决策。
在一锤定音之前，就至少要经历股长——副科——正科——副处好几个层面。
改革之后，副县长之间就能以局长的身份直接沟通，一杆子插到底，减少各种会议，减少摩擦和扯皮，提高整个县的运作效率。
我梳理了一下，基本上每个县城的机构数量都减少30%以上，事业单位减少20%-76%，很多县城压缩编制1000个左右，几十乃至上百个科级职数优化。
这一招，不可谓不猛啊。
就在上百万大学毕业生疯狂考公，清华北大扎堆小县城的时候，山西却掀起了另一股别样的“毕业季”。
六个县的动作，只是山西机构改革的序幕，未来震中很可能会转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海报新闻报道，到2022年底山西6个试点“人口小县”改革任务将基本完成，但是这轮机构改革的一些规划，推演至未来五年甚至十年。
这暗示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县城会加入进来。
我统计了下，在山西全省117个县市区中，人口15万以下的小县一共有33个，占比超过1/4。
它们基本都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人口不断流失，属于“收缩类型”。这十年来，人口萎缩比例超过10%的县域数量为27个，萎缩超20%的为11个。
二是财政靠天吃饭，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放过去的话，这个路径依赖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就不太一样了。
去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为6.6万亿，同比下滑23.3%。全国税收16.6万亿，同比下滑3.5%。不少大城市都提出过紧日子。
或许，这就是近两年山西会加速机构改革的大背景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诚不我欺。
过去四十年，我们推行了几次大部制改革，但整个社会处于经济向上的周期，人员膨胀很难刹住车，经常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的循环。
在如今的大变局下，多年的怪圈说停就停。
无论如何，山西的改革带来了一个好处：对于人口萎缩的县城来讲，这回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就拿石楼县来说，这个县不到十万人口，改革后单位运行成本可降低5000余万元，人员经费可减少2200余万元。
再比方说河曲县，在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河曲县的行政成本有望大幅下降，公用经费支出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等支出每年减少1.33亿元，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全国、全世界都存在城市收缩的现象，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附属产品，一种自然规律。
如何随机应变，处理这种人口遗产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山西提供某种参照样本。
其先行意义不凡。
那么，山西的这把改革之火，是不是也会烧到其他省份呢？
早在几年前，发改委就连续两年在城镇化重点任务中点名收缩性城市。
2019年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
2020年明确要“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
这说明中央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支持类似的机构改革。
不久前，青海省的玛多县就应声而出，精简了20%的机构。类似青海玛多这样跟牌的队友，想必还会越来越多。
据统计，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下的有200多个，5万人以下的100多个。
除了山西之外，云南、河北、内蒙古、四川等地，也都是“人口小县”的集中之地。
我专门统计了一个名单，这些都是人口坍塌萎缩程度比较高的城市。
考公大军们，如果你不想人到中年就退休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大事发生了，山西正在疯狂地砸铁饭碗。
从省会太原，到下边的多个地级市，有六个人口小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的进行机构改革，击碎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铁饭碗的信仰。
而这把火，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省份。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
据媒体披露，2019年，山西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去基层调研，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全省的人口小县星罗棋布，大多数地方的财政入不敷出，编制又比较多，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不是很合理，人浮于事。等、靠、要的思维盘踞多年!
这还得了？
回来之后，一场机构改革的大幕就从天而降。山西前后选了两批共六个县城做试点，计划用3～5年时间实现机构、编制、人员大幅度下降。
它们分别为：
长治市黎城县，人口13.4万人。
忻州市河曲县，人口12.3万人。
晋中市榆社县，人口11.1万人。
临汾市浮山县，人口9.8万人。
吕梁市石楼县，人口9.6万人。
太原市娄烦县，人口 9.1万人。
具体怎么改呢？
近半年来，这些县陆陆续续公布了改革成果。
我们以忻州市河曲县为例，该县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被核减为659名，还减少了75个科级职数。
改革中，有903名事业人员超编。
对于这部分人，当地“采取到对口党政部门跟班学习锻炼、担任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等多种方式，重新调整配备”。
高一点的村干部，低一点的网格员。瞬间阶层大变。
与此同时，这些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部分局长会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来兼任。
我们仍旧以河曲县为例。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该县目前有7位副县长，除1名挂职的副县长外，其余6名都兼任了六个主要部门的局长：
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乡村振兴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公安局、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动作。
以前县里边的决策流程是这样的，部门主任向分管副局长汇报，分管副局长跟局长汇报，局长再向分管副县长汇报，最后分管副县长把问题提交给县政府会议，在县一级层面进行讨论决策。
在一锤定音之前，就至少要经历股长——副科——正科——副处好几个层面。
改革之后，副县长之间就能以局长的身份直接沟通，一杆子插到底，减少各种会议，减少摩擦和扯皮，提高整个县的运作效率。
我梳理了一下，基本上每个县城的机构数量都减少30%以上，事业单位减少20%-76%，很多县城压缩编制1000个左右，几十乃至上百个科级职数优化。
这一招，不可谓不猛啊。
就在上百万大学毕业生疯狂考公，清华北大扎堆小县城的时候，山西却掀起了另一股别样的“毕业季”。
六个县的动作，只是山西机构改革的序幕，未来震中很可能会转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海报新闻报道，到2022年底山西6个试点“人口小县”改革任务将基本完成，但是这轮机构改革的一些规划，推演至未来五年甚至十年。
这暗示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县城会加入进来。
我统计了下，在山西全省117个县市区中，人口15万以下的小县一共有33个，占比超过1/4。
它们基本都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人口不断流失，属于“收缩类型”。这十年来，人口萎缩比例超过10%的县域数量为27个，萎缩超20%的为11个。
二是财政靠天吃饭，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放过去的话，这个路径依赖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就不太一样了。
去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为6.6万亿，同比下滑23.3%。全国税收16.6万亿，同比下滑3.5%。不少大城市都提出过紧日子。
或许，这就是近两年山西会加速机构改革的大背景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诚不我欺。
过去四十年，我们推行了几次大部制改革，但整个社会处于经济向上的周期，人员膨胀很难刹住车，经常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的循环。
在如今的大变局下，多年的怪圈说停就停。
无论如何，山西的改革带来了一个好处：对于人口萎缩的县城来讲，这回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就拿石楼县来说，这个县不到十万人口，改革后单位运行成本可降低5000余万元，人员经费可减少2200余万元。
再比方说河曲县，在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河曲县的行政成本有望大幅下降，公用经费支出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等支出每年减少1.33亿元，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全国、全世界都存在城市收缩的现象，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附属产品，一种自然规律。
如何随机应变，处理这种人口遗产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山西提供某种参照样本。
其先行意义不凡。
那么，山西的这把改革之火，是不是也会烧到其他省份呢？
早在几年前，发改委就连续两年在城镇化重点任务中点名收缩性城市。
2019年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
2020年明确要“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
这说明中央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支持类似的机构改革。
不久前，青海省的玛多县就应声而出，精简了20%的机构。类似青海玛多这样跟牌的队友，想必还会越来越多。
据统计，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下的有200多个，5万人以下的100多个。
除了山西之外，云南、河北、内蒙古、四川等地，也都是“人口小县”的集中之地。
我专门统计了一个名单，这些都是人口坍塌萎缩程度比较高的城市。
考公大军们，如果你不想人到中年就退休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