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外有种论调，指责中国政府隐瞒了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数字，说中国实际上死亡人数很多，死亡率很高。至于论据嘛，没有啥过硬的，全是牵强附会的臆测，或者傲慢导致的偏见——比如说，在一些医疗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病亡率都超过了10%，中国却相对低得多，这怎么可能？
这样的指责，很不讲道理。指责别人需要拿出证据，这在中国是常识，在西方也是常识。人们不能背离常识来要求他人提供一个自己需要的答案。更何况，这种被需要的答案还靠违背真相和历史才能得出。
中国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数据每天都在公布，并以尊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全球疫情还没有消退，全世界对这个新型病毒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相应的知识系统还在快速更新。中国政府一方面及时公开相关的数字，一方面也在不断地调整这个数字的准确度。
4月17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确诊病例死亡数做了订正——截至4月16日24时，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这就是一个科学求实的态度，一个公开透明的取向。
病亡人数和病亡率，的确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其它的问题，比如制度设计是不是合理、社会动员是不是有力、医疗资源是不是充分等等。
但是，人们一定要意识到，数据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需要做十分扎实的工作。
武汉这次对数据进行订正，专门成立了涉疫大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组。
线上，充分利用市疫情防控大数据信息系统、市殡葬信息系统、市医政医管新冠肺炎信息系统和市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系统，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进行线上比对、去重、补全；
线下，按照全覆盖、无遗漏要求，对所有涉疫地点数据进行全采集，包括发热门诊、医院、方舱、隔离点、涉疫社区，以及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管辖的监所、养老机构等特殊场所，对所有病例个人信息全采集，通过医疗机构、街道社区、基层派出所、患者所在单位及家属，逐人排查核对，确保每一个病例准确无误，每一个数据客观真实。
武汉市在订正确诊病例死亡数时也说明了数据差异的原因：一是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收治能力严重不足，有些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二是在救治高峰期，医院超负荷运转，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三是由于收治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快速增加，既有部属、省属、市属和区属医院，也有企业、民营医院和方舱医院等，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报送信息；四是有些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存在重报、误报情况。
这样的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在疫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会相对模糊、相对滞后。发生在社区之中、医院之外的轻度病例的遗漏，也会在所难免。美国在一开始认定是得了流感、死于流感的人中，有多少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死呢？连美国国内也有这样的质疑。这同样需要科学来提供答案。
所以，关键还是要本着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问题，根据事实不断修正，那最终总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只要疫情还在发展，相关数据就可能还会发生变化。
因此，现在过分纠缠这些将来会很明了的技术细节，实在没必要，也浪费了宝贵的注意力资源，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团结携手抗击疫情上。
1月24日，医护人员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内忙碌
最近，国外有种论调，指责中国政府隐瞒了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数字，说中国实际上死亡人数很多，死亡率很高。至于论据嘛，没有啥过硬的，全是牵强附会的臆测，或者傲慢导致的偏见——比如说，在一些医疗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病亡率都超过了10%，中国却相对低得多，这怎么可能？
这样的指责，很不讲道理。指责别人需要拿出证据，这在中国是常识，在西方也是常识。人们不能背离常识来要求他人提供一个自己需要的答案。更何况，这种被需要的答案还靠违背真相和历史才能得出。
中国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数据每天都在公布，并以尊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全球疫情还没有消退，全世界对这个新型病毒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相应的知识系统还在快速更新。中国政府一方面及时公开相关的数字，一方面也在不断地调整这个数字的准确度。
4月17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确诊病例死亡数做了订正——截至4月16日24时，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这就是一个科学求实的态度，一个公开透明的取向。
病亡人数和病亡率，的确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其它的问题，比如制度设计是不是合理、社会动员是不是有力、医疗资源是不是充分等等。
但是，人们一定要意识到，数据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需要做十分扎实的工作。
武汉这次对数据进行订正，专门成立了涉疫大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组。
线上，充分利用市疫情防控大数据信息系统、市殡葬信息系统、市医政医管新冠肺炎信息系统和市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系统，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进行线上比对、去重、补全；
线下，按照全覆盖、无遗漏要求，对所有涉疫地点数据进行全采集，包括发热门诊、医院、方舱、隔离点、涉疫社区，以及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管辖的监所、养老机构等特殊场所，对所有病例个人信息全采集，通过医疗机构、街道社区、基层派出所、患者所在单位及家属，逐人排查核对，确保每一个病例准确无误，每一个数据客观真实。
武汉市在订正确诊病例死亡数时也说明了数据差异的原因：一是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收治能力严重不足，有些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二是在救治高峰期，医院超负荷运转，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三是由于收治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快速增加，既有部属、省属、市属和区属医院，也有企业、民营医院和方舱医院等，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报送信息；四是有些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存在重报、误报情况。
这样的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在疫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会相对模糊、相对滞后。发生在社区之中、医院之外的轻度病例的遗漏，也会在所难免。美国在一开始认定是得了流感、死于流感的人中，有多少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死呢？连美国国内也有这样的质疑。这同样需要科学来提供答案。
所以，关键还是要本着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问题，根据事实不断修正，那最终总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只要疫情还在发展，相关数据就可能还会发生变化。
因此，现在过分纠缠这些将来会很明了的技术细节，实在没必要，也浪费了宝贵的注意力资源，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团结携手抗击疫情上。
1月24日，医护人员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内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