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不栖居在邦国中，人栖居在自己的语言里。 请不要忘记，我们的母语，就是我们真正的故土。 ——萧沆（Emil Cioran）1 说来很有意思，我第一次跟台湾同胞有较长时间的交流，居然是在日本发生的。 记得几年前，新冠疫情还没爆发，我有一次去神户旅游，爬六甲山，因为在山顶上看了太久坂神平原的夜景，而错过了巴士。 山上又打不到出租车（日本出租太贵，有我也不会舍得打），只能徒步赶往下山缆车的车站。 可走着走着，我又不免有些害怕，不知自己到底能不能在末班车发车前赶得上，要是在山上下不去，可就惨了。 正为难的时候，远远见到空无一人的路上也走着一个游客模样的大叔。 我当时心想，太好了。应该也是错过了巴士又急于下山的人。于是就紧赶几步上去找他问询。 “不好意思，请问您也是要去做下山缆车的吗？走这个方向没错吧？”以为他是日本人，我就用日语跟他搭话。 “嗯，是的，是这条路没错。”他也用日语回答说。 “那请问徒步过去还来得及么？”我又问。 他看了看手机，然后回答说“完全来得及，我们到时，应该还有两三班。你不用担心，这条路我之前走过的。” 一听对方路熟，我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了，跟上他的步伐，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 虽然此时说的都是日语，但我隐隐能感觉到，对方在口音和一些习惯上，都和我一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腔”。所以我越来越确定他一定是一个会日语的同胞。 想来，此时他应该也确定了我也是。 这就很滑稽了，俩中国人，结伴走夜路，非用日语聊天？何必呢？ 这个时候，按说最简单的切换回汉语的方式，就是问对方一句“请问您是中国人吗？”这样一下子就能把话挑明了，然后彼此都能放开海聊。 可是之前有过一点搭讪经验的我。又知道这样问是有一点风险的——如果对方和我一样来自大陆，他肯定早就这样先问我了。 这人明知我也是中国人，却不这样问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来自台湾。 这个时候我若主动问他一句“你是中国人吗？”而他又是一个有台D倾向的人，可能会会认为我在找他吵架，进而强硬的回我一句“不，我是台湾人。” 这样可就把天聊死了。想象一下，我作为一个支持祖国统一的好青年，必须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异国荒郊野岭上和这个台D分子，为统一问题大战五百回合，而由于我还和这位大叔同路，并且都要赶车，我们还不能分道扬镳，必须一路同行…… 那样的话，交流场景真的是噩梦一般的，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所以思虑再三后，我决定用一种更巧妙的方式进行试探——用日语聊着聊着，突然切换回汉语。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分歧了。 果然，他一听我换回汉语，就跟捅破一层窗户纸一样，很顺畅的也把语言换了回来。 而这大叔一说中文，我就知道了——果然，一口标准的台版“国语腔”。 “你来自哪里啊？”用中文聊了几句之后，他忍不住率先问我。 这其实又是一个坑，我要说“我来自中国”，他回一句“我来自台湾”，我俩就又不得不吵起来，所以这里必须回答“我来自大陆”或者是…… “哦，我是山东人。”我最后选了这个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个回答更容易把话题聊开一些。 “哦，山东啊，不错不错，是孔孟之乡，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果然，这位大叔说了我所期待的回应。 然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的明星黄渤上，他问我黄渤在《疯狂的石头》里说的山东话为什么和他以前听过的味道不一样——我回答说，那是我们胶东的方言。 大叔还说他很喜欢《疯狂的石头》这部在台湾拿过金马奖的作品，他看了多遍。因为他父亲和祖父都是四川人，前些年的时候他还去过四川，替父祖回乡还愿，到过成都。 我当即表示特别羡慕，因为我还没去过四川，领略他说的巴山蜀水的风景。 这位台湾大叔这时就聊的有些兴奋，热情的建议我将来一定要去一趟，看看武侯祠、杜甫草堂什么的。我们随后就又顺着这个话题，什么《三国演义》、唐诗宋词、“天下未乱蜀先乱”、邓丽君、罗大佑，还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观感什么的，聊了很多。 那大叔很喜欢唐国强版的“诸葛亮” 真到了做缆车下山，山下车站要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几乎成了半个朋友。他掏出手机来问我有没有“连我”，我确认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款在台湾地区比较通行的类微信APP。 我很抱歉的说我没有，他还有点遗憾。 “小兄弟，以后欢迎你去台湾玩。有缘再会啊。”临别的时候，这位大叔这样说。我说有机会一定。 当然这个邀请，最终没有实现。过了不久了爆发了疫情。各地旅游中断，如今台海局势又因为佩洛西的窜访而恶化如此。去台北街头逛逛这个愿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了。 但这次偶遇，依然让我印象极深。因为那年独自一人在日本旅游，我确实有过多次和他人攀谈、搭讪的经历。可是搭讪日本人和与这位大叔攀谈，感觉是如此的不一样——就算我会日语，也熟悉一些日本文化，跟日本人交流时，还是会感觉始终隔着一层。真正熟络起来是很难的。 可是和这位台湾大叔交谈，却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用共同的母语中文交流，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记忆，从孔孟之道到《三国演义》，从巴山蜀水到唐诗宋词，从关帝庙到武侯祠，从邓丽君、罗大佑到《疯狂的石头》、“我顶你个肺”。 所有这些共同的文化记忆，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会彼此感觉非常亲切，很迅速的就能彼此融通无碍。而这样的感觉，是你跟一个外国人，无论你或他把彼此的语言学的再好，文化了解的再多，也不会有的。 是的，这场交流让我冥冥中感到、并相信了，无论海峡上暂时有多少风浪，历经多少动荡。我们终究不会失去台湾，因为大陆与台湾之间，在那海峡之下，我们有着一条永远割舍不断的纽带相连，这个纽带名叫母语，名叫共同的文化记忆。2 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出版过他名著《文明的冲突》。 在该书中，亨廷顿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预判：在未来的世界上，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国家或意识形态，而是各文明之间的差异。亨廷顿将全世界划分为了七大或八大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认为这些文明在内部最终会完成彼此的认同与整合，并作为“玩家”参与新的世界博弈。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是不断遭遇挑战和质疑的。毕竟即便冷战已经结束，很多国家或地区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依然是严重的，政治乃至军事的对抗依然是剧烈的。这个时候你说人们最终会基于自身的文明，而不是政体或意识形态走到一起。这不是有点扯淡么？ 然而，这几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似乎一步步的验证亨廷顿的远见——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同文明、尤其是同语言人群内部的共同记忆的构建。互联网和手机终端，让两个人即便远隔万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但只要有着相同的母语、相同的文化基底、相同的宗教信仰或处事逻辑，他们就会比他人更容易被同一首歌、同一部影视作品、同一篇文字、同一种思想所说服、感染。 文明，正随着信息流通与普及显现出强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向心力。这就是为什么前些年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之间会产生强烈冲突，而很多从小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东移民会在这种冲突中站在后者一边的缘故。 为什么亨廷顿的判断会是对的呢？ 因为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人，作为一种生存在“意义之网”上的生物，终究是要基于他的母语和他所习惯的文化、处事逻辑来寻找共同体认同的。政治、军事甚至是经济的风云突变，也许会左右两个群体之间一时的分合。但最终将划分人与人分野的，还是文明。 或者说的接地气一些，文明的本质，其实就是生活的方式——你的语言，你的思维逻辑、你的行为习惯、你的为人处世之道，能不能得到对面那个人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和谁生活在一起，会让彼此都感觉到轻松、惬意，彼此聊得来，有共同语言。从历史上看，跨过一切时代乱流，这件事总是最终将决定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归属。 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文明的向心力”。在信息时代，如亨廷顿所预判的，“文明的向心力”的影响是被大大增幅的，以至于超越了军事、政治，乃至经济的作用。成为最终的决定性力量。 而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台湾在历史上可能被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最大的一次危险，发生在“日据时代”。 1894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将台湾割让该给了日本，日本效仿法国在非洲的“文化同化”政策，在台湾执行了整整半个世纪同化教育，台湾人被要求起日本名字、说日语、在学校里向天皇遥拜，学习成绩优异则会被选拔到日本大学去进行深造。 日据时代的台湾报纸。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竭力对留在台湾的中华文明气质进行贬低。比如曾任日据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就曾贬低台湾人说：“畏威而不怀德。虚诈而嗜名利”，主张对台进行“文明改造”——但讽刺是，这句话的原句恰恰出自中国的史书《资治通鉴》（（唐）太宗曰：“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看着自己的话被这么乱用，也不知谁能来摁住太宗皇帝的棺材板…… 不敢想象，如果中华文明的根底弱一点，或者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时间长一些，当时的台湾很可能就真的被日本所同化了。如果台湾因为长时间的被殖民真彻底被改造的人人说日语，认同日本文化，日本姓氏传了几代。那么即便日后能得到光复，重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也将是件更难的事情。 但幸运的是，日本很快就玩砸了，1945年日本战败，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虽然大陆与台湾之间统一仅仅只维持了三年（且这三年中，大陆还在发生内战）。但蒋介石败走造成的一个副产品是大量的大陆移民同期到达了这座宝岛。1945年光复时，台湾人口只有600万。1949年却直接移民过去了150万人，且这150万“外省人”中有大量的精英在之后占据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层。 在之后的年岁里，新一代台湾人所受的教育与大陆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台湾的“国语”，其实也就是大陆这边的“普通话”，历史教科书上他们也讲尧舜禹汤文武、秦始皇统一中国、霍去病扫匈奴、祖逖岳飞北伐，鸦片战争开启近代中国的苦难史。甚至1894年台湾被割占之后，历史的叙述主体依然是以海这边为主线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 在这种教育下，很多50-80年代长大的台湾本地人甚至不经提醒，都意识不到他们的父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垒中是在那一头被奴化教育要“为天皇献身”的“皇民”。 所以，不知该不该说是因祸得福、悲中有喜，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山河巨变、进而导致的台湾“大换血”，其实可能还拉近了台海两岸之间的文化距离。如果没有那场大规模移民和国民党之后对台湾省的重点经营，可能海对面的同胞今天，甚至未必与我们有这么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这就解答一个我儿时的一个怪现象——90年代时一度风靡大陆的很多爱国歌曲、诗词，其实都是海那边的同胞创作的。什么“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大以后是龙的传人。”什么“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可能是因为有乡难回的缘故，那一代台湾文人对华夏的民族认同，对爱国情绪的抒发，反而更加浓烈。 台湾地区真正开始在其当局的引导下开始淡化这种家国民族叙事，是要到了90年代李登辉上台，甚至是他下台以后。直到这个时候独派才开始企图营造他们自己的“台湾文化叙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遗憾的，他们的时运非常不济。这事儿他们一定办不成。 首先，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恰恰是两岸交流开始频繁的时代。两岸中国人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同样的传统文化，所以很自然的会喜欢同样的歌曲、看同样的电影、引用同样的典故。这些文化纽带，随着交流的频繁，是无法被割断的。 其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这种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廉价化。在古代，即便两个群体有着相同的语言甚至文字，由于长期的地理或政治军事隔离而最终分化为两个民族，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就是13世纪蒙古征服后经历数百年的分隔而分道扬镳的。 而在现代，如亨丁顿所洞见的，这种因地理、政治隔离而让同民族、同文明最终分化为两个民族，两个文明的事情，恐怕将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再发生。因为信息的传播已经变得太方便、太廉价了。 今天大陆这边的网友流行一首《小苹果》，明天可能还对面的台湾同胞就业唱了起来。而多年以前台湾甜心教主王心凌的一首《爱你》，也能唤起无数大陆大龄青年们的“老夫少女心”。 更不用提周杰伦周董发个什么《最伟大的作品》，马上就会引起两岸共同的追捧热潮，轻松销量破亿。 这样的时代，这样多的共同回忆，两岸之间的中国人真的会因为分隔日久最终分化为两个民族么？开什么玩笑。 最终，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体量的问题。 文明，是一个需要满足自给自足的“意义的生态圈”，一个人需要在自己的文明中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苦恼、难题（小到怎样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大到群己权界如何划分）寻找到解答，那么这个给予回答的文明才能被称之为文明。 这种特点就决定了一个族群想要形成自己的文明，一定要有足够大的体量，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才能诞生足够多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用以完成自己文明生态圈的构建。 而在这个构建过程中，这个形成中的文明又是不能受到另一个与它“基因”相近的有魅力的强势文明的吸引的。否则它就会被吸引过去，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一点上，也可以参照当下的乌克兰，由于与俄罗斯之间的龃龉，以及与欧洲文明的相似性，这个族群就正在从曾经从属斯拉夫文明中剥离，而融入到欧洲文明中去。且这个进程，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拖延日久，正在加速。 可我们反观大陆与台湾，我们会发现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首先，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与其他文明（哪怕是最接近的日本文明）之间都存在巨大区隔的“孤岛性文明”。 说简单点就是，就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与世界其他哪一个文明都截然不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却依然是中国心。” 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当然某些个体，也许可以通过努力融入当地文化，在海外待上一两代的华裔也会在文化上被同化。但作为一个群体，被他文明的同化这种事，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中华文明身上发生过。 因为我们离其他文明都太远，导致这种“文明剥离”很难在中华文明身上发生。3 所以，从文明、文化的前途上看，台湾地区未来的走向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真的能自成一派，自己形成一个独特的文明。要么最终还是与大陆殊途同归，最终合流融入到中华文明的瀚海中。 可让我们想一想，正常情况下，前一种可能性真的可能吗？ 大陆有14亿人口，台湾只有2300万人。 体量差别如此，只要我们的文明、文化氛围保持正常的繁荣、自由与活力，只要我们能诞生足够多、足够有魅力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只要他们能自由表达，创造足够多，足够优秀的作品。让这些诗歌、小说、散文、电影，甚至游戏，能够用我们共通的中文，反映我们共通的审美，阐述全人类想通的生存、处事理念。那么我们就将产生足够的文化吸引力，让海对面终不会从中华文明中剥离。 而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是，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强调统一、强调合流的文明，你很难想象，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爱看《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背着“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人，他会打心眼里不认同中国应该走向统一的理念？ “德意志，你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这是德国18世纪诗人席勒的悲鸣。的确，在席勒的年代，神圣罗马帝国的幻影逐渐消散，邦国林立的德意志重新走向统一，似乎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席勒可能不会想到，仅仅在他死去不到70年，德意志就完成了统一。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因为迈入歧途而再次分裂的德意志再次冲破重重藩篱，再次统一。甚至这一次，整个欧洲都在他创作的那首《欢乐颂》下，试图达成一种更大规模的统一。 如果一次统一可以解释为“铁血”，又一次的统一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胜利，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统一是因为什么呢？ 这只能解释为文明的向心力。 因为一个诞生了席勒与贝多芬，康德与黑格尔，巴赫与莫扎特的民族一定会想要统一在一起。 因为一群从小都听着《格林童话》长大、见面互问“今天秩序怎么样”的人，一定生活是在一起更舒心。 政治的起落、军事的成败，甚至个别倒行逆施掀起的逆流，都无法阻止这种大势。 “人，并不栖居在邦国中，人栖居在自己的语言里。请不要忘记，我们的母语就是我们真正的祖国。”这是罗马尼亚裔旅法哲人萧沆（Emil Cioran）的名言。 所以我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乐观一些呢？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的基底，我们面临的局面，至少要比席勒当年面临的情况好的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着急，我们要把自己的步伐走对，我们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而后我们要培育、保养我们的文明，让它在自由、宽容的空气中健康的生长，让更多更璀璨的群星，增加它的魅力。 只要做到这些，最终，文明的吸力，会把海峡两岸的人们重新吸引到一起。4 文章的结尾，我想起了一首歌，叫《亚细亚的孤儿》。 前两天看了台湾作家廖信忠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这首歌，说它最能反映台湾人的那种悲情——一百多年中，被割让、被殖民、经历短暂的统一之后再次与祖国大陆割裂，七十年代又被国际社会整体抛弃。只能像个孤儿一样“在风中哭泣”。 我看了文章以后，又重新听了听，我觉得廖先生的文章说的很对，这确实是一首很悲情的歌。但听着听着，我又觉得很奇怪，因为这首歌的调性，给人感觉又不仅仅是悲情的，而有一种我们中国人会感到特别亲切的“昂扬”感。 于是我拿起我的小提琴，试着把这曲调演奏了一下。又到网上去查了查这首歌的曲谱。 然后发现，它的谱子是这样的： 从简谱上你很容易看到，这首曲子其实不过是这五个音的变换和重复，1、2、3、5、6。 这个音阶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最传统的“五音音阶”，我们的祖先管它叫——宫、商、角、徵、羽。 所以你若是中国人，你一定会对这首歌感到亲切，因为这首歌就是用那种刻在你民族基因里的音阶审美唱出来的。 在歌中，歌唱者悲叹台湾是“亚细亚的孤儿”。 可是他用的语言是中文，他用的曲调是最中国的五声音阶。 这词中意，这曲中情，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懂。 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就像走失的兄弟，一定会回家，也像有着同样乡音的同行者不会一路不说话。 总有一天，“亚细亚的孤儿”一定会回家。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少经波折，少流血泪，更容易的促进那一天的到来。 廖信忠先生的那篇文章，叫《为什么台湾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我觉得，我这篇文章，应该叫《为什么台湾与我们终不会分离》——基于同样的论据，却不同的逻辑推演，我对那一天的终将到来，还是乐观的。
人，并不栖居在邦国中，人栖居在自己的语言里。
请不要忘记，我们的母语，就是我们真正的故土。
——萧沆（Emil Cio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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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很有意思，我第一次跟台湾同胞有较长时间的交流，居然是在日本发生的。
记得几年前，新冠疫情还没爆发，我有一次去神户旅游，爬六甲山，因为在山顶上看了太久坂神平原的夜景，而错过了巴士。
山上又打不到出租车（日本出租太贵，有我也不会舍得打），只能徒步赶往下山缆车的车站。
可走着走着，我又不免有些害怕，不知自己到底能不能在末班车发车前赶得上，要是在山上下不去，可就惨了。
正为难的时候，远远见到空无一人的路上也走着一个游客模样的大叔。
我当时心想，太好了。应该也是错过了巴士又急于下山的人。于是就紧赶几步上去找他问询。
“不好意思，请问您也是要去做下山缆车的吗？走这个方向没错吧？”以为他是日本人，我就用日语跟他搭话。
“嗯，是的，是这条路没错。”他也用日语回答说。
“那请问徒步过去还来得及么？”我又问。
他看了看手机，然后回答说“完全来得及，我们到时，应该还有两三班。你不用担心，这条路我之前走过的。”
一听对方路熟，我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了，跟上他的步伐，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
虽然此时说的都是日语，但我隐隐能感觉到，对方在口音和一些习惯上，都和我一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腔”。所以我越来越确定他一定是一个会日语的同胞。
想来，此时他应该也确定了我也是。
这就很滑稽了，俩中国人，结伴走夜路，非用日语聊天？何必呢？
这个时候，按说最简单的切换回汉语的方式，就是问对方一句“请问您是中国人吗？”这样一下子就能把话挑明了，然后彼此都能放开海聊。
可是之前有过一点搭讪经验的我。又知道这样问是有一点风险的——如果对方和我一样来自大陆，他肯定早就这样先问我了。
这人明知我也是中国人，却不这样问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来自台湾。
这个时候我若主动问他一句“你是中国人吗？”而他又是一个有台D倾向的人，可能会会认为我在找他吵架，进而强硬的回我一句“不，我是台湾人。”
这样可就把天聊死了。想象一下，我作为一个支持祖国统一的好青年，必须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异国荒郊野岭上和这个台D分子，为统一问题大战五百回合，而由于我还和这位大叔同路，并且都要赶车，我们还不能分道扬镳，必须一路同行……
那样的话，交流场景真的是噩梦一般的，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所以思虑再三后，我决定用一种更巧妙的方式进行试探——用日语聊着聊着，突然切换回汉语。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分歧了。
果然，他一听我换回汉语，就跟捅破一层窗户纸一样，很顺畅的也把语言换了回来。
而这大叔一说中文，我就知道了——果然，一口标准的台版“国语腔”。
“你来自哪里啊？”用中文聊了几句之后，他忍不住率先问我。
这其实又是一个坑，我要说“我来自中国”，他回一句“我来自台湾”，我俩就又不得不吵起来，所以这里必须回答“我来自大陆”或者是……
“哦，我是山东人。”我最后选了这个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个回答更容易把话题聊开一些。
“哦，山东啊，不错不错，是孔孟之乡，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果然，这位大叔说了我所期待的回应。
然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的明星黄渤上，他问我黄渤在《疯狂的石头》里说的山东话为什么和他以前听过的味道不一样——我回答说，那是我们胶东的方言。
大叔还说他很喜欢《疯狂的石头》这部在台湾拿过金马奖的作品，他看了多遍。因为他父亲和祖父都是四川人，前些年的时候他还去过四川，替父祖回乡还愿，到过成都。
我当即表示特别羡慕，因为我还没去过四川，领略他说的巴山蜀水的风景。
这位台湾大叔这时就聊的有些兴奋，热情的建议我将来一定要去一趟，看看武侯祠、杜甫草堂什么的。我们随后就又顺着这个话题，什么《三国演义》、唐诗宋词、“天下未乱蜀先乱”、邓丽君、罗大佑，还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观感什么的，聊了很多。
那大叔很喜欢唐国强版的“诸葛亮”
真到了做缆车下山，山下车站要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几乎成了半个朋友。他掏出手机来问我有没有“连我”，我确认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款在台湾地区比较通行的类微信APP。
我很抱歉的说我没有，他还有点遗憾。
“小兄弟，以后欢迎你去台湾玩。有缘再会啊。”临别的时候，这位大叔这样说。我说有机会一定。
当然这个邀请，最终没有实现。过了不久了爆发了疫情。各地旅游中断，如今台海局势又因为佩洛西的窜访而恶化如此。去台北街头逛逛这个愿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了。
但这次偶遇，依然让我印象极深。因为那年独自一人在日本旅游，我确实有过多次和他人攀谈、搭讪的经历。可是搭讪日本人和与这位大叔攀谈，感觉是如此的不一样——就算我会日语，也熟悉一些日本文化，跟日本人交流时，还是会感觉始终隔着一层。真正熟络起来是很难的。
可是和这位台湾大叔交谈，却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用共同的母语中文交流，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记忆，从孔孟之道到《三国演义》，从巴山蜀水到唐诗宋词，从关帝庙到武侯祠，从邓丽君、罗大佑到《疯狂的石头》、“我顶你个肺”。
所有这些共同的文化记忆，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会彼此感觉非常亲切，很迅速的就能彼此融通无碍。而这样的感觉，是你跟一个外国人，无论你或他把彼此的语言学的再好，文化了解的再多，也不会有的。
是的，这场交流让我冥冥中感到、并相信了，无论海峡上暂时有多少风浪，历经多少动荡。我们终究不会失去台湾，因为大陆与台湾之间，在那海峡之下，我们有着一条永远割舍不断的纽带相连，这个纽带名叫母语，名叫共同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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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出版过他名著《文明的冲突》。
在该书中，亨廷顿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预判：在未来的世界上，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国家或意识形态，而是各文明之间的差异。亨廷顿将全世界划分为了七大或八大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认为这些文明在内部最终会完成彼此的认同与整合，并作为“玩家”参与新的世界博弈。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是不断遭遇挑战和质疑的。毕竟即便冷战已经结束，很多国家或地区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依然是严重的，政治乃至军事的对抗依然是剧烈的。这个时候你说人们最终会基于自身的文明，而不是政体或意识形态走到一起。这不是有点扯淡么？
然而，这几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似乎一步步的验证亨廷顿的远见——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同文明、尤其是同语言人群内部的共同记忆的构建。互联网和手机终端，让两个人即便远隔万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但只要有着相同的母语、相同的文化基底、相同的宗教信仰或处事逻辑，他们就会比他人更容易被同一首歌、同一部影视作品、同一篇文字、同一种思想所说服、感染。
文明，正随着信息流通与普及显现出强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向心力。这就是为什么前些年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之间会产生强烈冲突，而很多从小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东移民会在这种冲突中站在后者一边的缘故。
为什么亨廷顿的判断会是对的呢？
因为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人，作为一种生存在“意义之网”上的生物，终究是要基于他的母语和他所习惯的文化、处事逻辑来寻找共同体认同的。政治、军事甚至是经济的风云突变，也许会左右两个群体之间一时的分合。但最终将划分人与人分野的，还是文明。
或者说的接地气一些，文明的本质，其实就是生活的方式——你的语言，你的思维逻辑、你的行为习惯、你的为人处世之道，能不能得到对面那个人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和谁生活在一起，会让彼此都感觉到轻松、惬意，彼此聊得来，有共同语言。从历史上看，跨过一切时代乱流，这件事总是最终将决定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归属。
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文明的向心力”。在信息时代，如亨廷顿所预判的，“文明的向心力”的影响是被大大增幅的，以至于超越了军事、政治，乃至经济的作用。成为最终的决定性力量。
而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台湾在历史上可能被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最大的一次危险，发生在“日据时代”。
1894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将台湾割让该给了日本，日本效仿法国在非洲的“文化同化”政策，在台湾执行了整整半个世纪同化教育，台湾人被要求起日本名字、说日语、在学校里向天皇遥拜，学习成绩优异则会被选拔到日本大学去进行深造。
日据时代的台湾报纸。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竭力对留在台湾的中华文明气质进行贬低。比如曾任日据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就曾贬低台湾人说：“畏威而不怀德。虚诈而嗜名利”，主张对台进行“文明改造”——但讽刺是，这句话的原句恰恰出自中国的史书《资治通鉴》（（唐）太宗曰：“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看着自己的话被这么乱用，也不知谁能来摁住太宗皇帝的棺材板……
不敢想象，如果中华文明的根底弱一点，或者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时间长一些，当时的台湾很可能就真的被日本所同化了。如果台湾因为长时间的被殖民真彻底被改造的人人说日语，认同日本文化，日本姓氏传了几代。那么即便日后能得到光复，重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也将是件更难的事情。
但幸运的是，日本很快就玩砸了，1945年日本战败，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虽然大陆与台湾之间统一仅仅只维持了三年（且这三年中，大陆还在发生内战）。但蒋介石败走造成的一个副产品是大量的大陆移民同期到达了这座宝岛。1945年光复时，台湾人口只有600万。1949年却直接移民过去了150万人，且这150万“外省人”中有大量的精英在之后占据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层。
在之后的年岁里，新一代台湾人所受的教育与大陆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台湾的“国语”，其实也就是大陆这边的“普通话”，历史教科书上他们也讲尧舜禹汤文武、秦始皇统一中国、霍去病扫匈奴、祖逖岳飞北伐，鸦片战争开启近代中国的苦难史。甚至1894年台湾被割占之后，历史的叙述主体依然是以海这边为主线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
在这种教育下，很多50-80年代长大的台湾本地人甚至不经提醒，都意识不到他们的父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垒中是在那一头被奴化教育要“为天皇献身”的“皇民”。
所以，不知该不该说是因祸得福、悲中有喜，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山河巨变、进而导致的台湾“大换血”，其实可能还拉近了台海两岸之间的文化距离。如果没有那场大规模移民和国民党之后对台湾省的重点经营，可能海对面的同胞今天，甚至未必与我们有这么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这就解答一个我儿时的一个怪现象——90年代时一度风靡大陆的很多爱国歌曲、诗词，其实都是海那边的同胞创作的。什么“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大以后是龙的传人。”什么“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可能是因为有乡难回的缘故，那一代台湾文人对华夏的民族认同，对爱国情绪的抒发，反而更加浓烈。
台湾地区真正开始在其当局的引导下开始淡化这种家国民族叙事，是要到了90年代李登辉上台，甚至是他下台以后。直到这个时候独派才开始企图营造他们自己的“台湾文化叙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遗憾的，他们的时运非常不济。这事儿他们一定办不成。
首先，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恰恰是两岸交流开始频繁的时代。两岸中国人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同样的传统文化，所以很自然的会喜欢同样的歌曲、看同样的电影、引用同样的典故。这些文化纽带，随着交流的频繁，是无法被割断的。
其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这种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廉价化。在古代，即便两个群体有着相同的语言甚至文字，由于长期的地理或政治军事隔离而最终分化为两个民族，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就是13世纪蒙古征服后经历数百年的分隔而分道扬镳的。
而在现代，如亨丁顿所洞见的，这种因地理、政治隔离而让同民族、同文明最终分化为两个民族，两个文明的事情，恐怕将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再发生。因为信息的传播已经变得太方便、太廉价了。
今天大陆这边的网友流行一首《小苹果》，明天可能还对面的台湾同胞就业唱了起来。而多年以前台湾甜心教主王心凌的一首《爱你》，也能唤起无数大陆大龄青年们的“老夫少女心”。
更不用提周杰伦周董发个什么《最伟大的作品》，马上就会引起两岸共同的追捧热潮，轻松销量破亿。
这样的时代，这样多的共同回忆，两岸之间的中国人真的会因为分隔日久最终分化为两个民族么？开什么玩笑。
最终，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体量的问题。
文明，是一个需要满足自给自足的“意义的生态圈”，一个人需要在自己的文明中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苦恼、难题（小到怎样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大到群己权界如何划分）寻找到解答，那么这个给予回答的文明才能被称之为文明。
这种特点就决定了一个族群想要形成自己的文明，一定要有足够大的体量，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才能诞生足够多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用以完成自己文明生态圈的构建。
而在这个构建过程中，这个形成中的文明又是不能受到另一个与它“基因”相近的有魅力的强势文明的吸引的。否则它就会被吸引过去，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一点上，也可以参照当下的乌克兰，由于与俄罗斯之间的龃龉，以及与欧洲文明的相似性，这个族群就正在从曾经从属斯拉夫文明中剥离，而融入到欧洲文明中去。且这个进程，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拖延日久，正在加速。
可我们反观大陆与台湾，我们会发现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首先，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与其他文明（哪怕是最接近的日本文明）之间都存在巨大区隔的“孤岛性文明”。
说简单点就是，就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与世界其他哪一个文明都截然不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却依然是中国心。”
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当然某些个体，也许可以通过努力融入当地文化，在海外待上一两代的华裔也会在文化上被同化。但作为一个群体，被他文明的同化这种事，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中华文明身上发生过。
因为我们离其他文明都太远，导致这种“文明剥离”很难在中华文明身上发生。
3
所以，从文明、文化的前途上看，台湾地区未来的走向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真的能自成一派，自己形成一个独特的文明。要么最终还是与大陆殊途同归，最终合流融入到中华文明的瀚海中。
可让我们想一想，正常情况下，前一种可能性真的可能吗？
大陆有14亿人口，台湾只有2300万人。
体量差别如此，只要我们的文明、文化氛围保持正常的繁荣、自由与活力，只要我们能诞生足够多、足够有魅力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只要他们能自由表达，创造足够多，足够优秀的作品。让这些诗歌、小说、散文、电影，甚至游戏，能够用我们共通的中文，反映我们共通的审美，阐述全人类想通的生存、处事理念。那么我们就将产生足够的文化吸引力，让海对面终不会从中华文明中剥离。
而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是，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强调统一、强调合流的文明，你很难想象，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爱看《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背着“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人，他会打心眼里不认同中国应该走向统一的理念？
“德意志，你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这是德国18世纪诗人席勒的悲鸣。的确，在席勒的年代，神圣罗马帝国的幻影逐渐消散，邦国林立的德意志重新走向统一，似乎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席勒可能不会想到，仅仅在他死去不到70年，德意志就完成了统一。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因为迈入歧途而再次分裂的德意志再次冲破重重藩篱，再次统一。甚至这一次，整个欧洲都在他创作的那首《欢乐颂》下，试图达成一种更大规模的统一。
如果一次统一可以解释为“铁血”，又一次的统一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胜利，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统一是因为什么呢？
这只能解释为文明的向心力。
因为一个诞生了席勒与贝多芬，康德与黑格尔，巴赫与莫扎特的民族一定会想要统一在一起。
因为一群从小都听着《格林童话》长大、见面互问“今天秩序怎么样”的人，一定生活是在一起更舒心。
政治的起落、军事的成败，甚至个别倒行逆施掀起的逆流，都无法阻止这种大势。
“人，并不栖居在邦国中，人栖居在自己的语言里。请不要忘记，我们的母语就是我们真正的祖国。”这是罗马尼亚裔旅法哲人萧沆（Emil Cioran）的名言。
所以我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乐观一些呢？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的基底，我们面临的局面，至少要比席勒当年面临的情况好的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着急，我们要把自己的步伐走对，我们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而后我们要培育、保养我们的文明，让它在自由、宽容的空气中健康的生长，让更多更璀璨的群星，增加它的魅力。
只要做到这些，最终，文明的吸力，会把海峡两岸的人们重新吸引到一起。
4
文章的结尾，我想起了一首歌，叫《亚细亚的孤儿》。
前两天看了台湾作家廖信忠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这首歌，说它最能反映台湾人的那种悲情——一百多年中，被割让、被殖民、经历短暂的统一之后再次与祖国大陆割裂，七十年代又被国际社会整体抛弃。只能像个孤儿一样“在风中哭泣”。
我看了文章以后，又重新听了听，我觉得廖先生的文章说的很对，这确实是一首很悲情的歌。但听着听着，我又觉得很奇怪，因为这首歌的调性，给人感觉又不仅仅是悲情的，而有一种我们中国人会感到特别亲切的“昂扬”感。
于是我拿起我的小提琴，试着把这曲调演奏了一下。又到网上去查了查这首歌的曲谱。
然后发现，它的谱子是这样的：
从简谱上你很容易看到，这首曲子其实不过是这五个音的变换和重复，1、2、3、5、6。
这个音阶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最传统的“五音音阶”，我们的祖先管它叫——宫、商、角、徵、羽。
所以你若是中国人，你一定会对这首歌感到亲切，因为这首歌就是用那种刻在你民族基因里的音阶审美唱出来的。
在歌中，歌唱者悲叹台湾是“亚细亚的孤儿”。
可是他用的语言是中文，他用的曲调是最中国的五声音阶。
这词中意，这曲中情，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懂。
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就像走失的兄弟，一定会回家，也像有着同样乡音的同行者不会一路不说话。
总有一天，“亚细亚的孤儿”一定会回家。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少经波折，少流血泪，更容易的促进那一天的到来。
廖信忠先生的那篇文章，叫《为什么台湾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我觉得，我这篇文章，应该叫《为什么台湾与我们终不会分离》——基于同样的论据，却不同的逻辑推演，我对那一天的终将到来，还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