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国恋而言，爱不仅是倾慕，还是改变人生境遇的分水岭。在20+、40+、60+的不同人生阶段，他们从初来乍到时的新奇走向平静。这是关于婚姻的记录，也是关于勇气和选择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人郭艺选择去英国自费留学。他舍弃乐团的稳定工作，在大洋彼岸成为一名街头音乐家，伦敦各处都有他演奏笙乐的印记。
在四十余年风吹雨打的英伦生活中，他选择用音乐搭起文化沟通的桥梁。也正因为坚持了这份热枕，他赢得了妻子无条件的爱。
“穷小子”和“白富美”的爱情
1983年，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决意去英国学习指挥。
我长得不帅，更没钱。遇见曼达的时候，我正在伦敦市中心的地铁站附近吹笙。
曼达在伦敦出生长大，家境优渥，见过世面，上过大学，她能嫁给我，得有多大的勇气？
但只要在感情面前，金钱就没有价值了。
我们之间的感情特别单纯，她喜欢我，她爱我，绝对不管我是什么背景，不管我父母是什么职业。就算我父亲是国王又怎么样？和她喜欢谁没关系。
英国人讲究幽默，我恰好很有幽默细胞，特逗。虽然我出生在北京胡同里边，要什么没什么，但曼达能感受到我的音乐。当时我英语绝对不好，我用表情、用眼神，用喜好的东西，用我的热情和动作去表达爱意。太深的话谈不了，但“我爱你”总会说吧。
所以我俩结婚35年，过了35年日子。
在相爱过程中，曼达的大学同学还有家里人都会给到一些意见。但绝对不会不允许我们谈恋爱，而是让她自己考虑，“你要嫁给一个中国男人，你俩吃饭能吃在一起吗？文化是不是能互通？有没有共同爱好？” 可是不生活在一起，怎么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说到求婚的过程，对他们而言，结婚的形式没有那么重要。我毕竟是中国人，当时妈妈身体不好，我又是家里的长子，特别希望妈妈能亲眼见到她的儿媳妇。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曼达，她就考虑和家里商量结婚。
家里人同意后，曼达知道我没钱，直接挑了个最便宜的结婚戒指。结完婚以后，立马和我回北京见母亲去了。
郭艺与母亲。
我妈妈是大学生，在中学教英语，会讲英文。当时她已经坐在轮椅上了，曼达推着她去天安门广场游玩，我妈看见曼达之后特别高兴，曼达也特别开心。北京对我妻子而言是一个友善而慷慨的城市，她印象最深的是自行车的声音，汽车很少，能听到自行车铃声一直响。
回顾在英国的四十几年，能遇见的事我都遇见了：给好莱坞电影录音、组乐队、和知名艺人合作，去国外演出，给中小学普及咱们的东方音乐......甚至给《末代皇帝》配乐。
《末代皇帝》的作曲家有大卫·拜恩、坂本龙一和苏聪，他们在伦敦准备录音，想找中国乐器。那个年代，在国外会中国乐器的专业人士非常少，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哥俩在伦敦艺术广场演出，就请我们去录音棚录制。
直到现在我都在思考，要是有一种语言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交流，那就太有意思了！其实音乐就是这样的语言，虽然只有一个个音符，但它绝对没有国界。
因为一张彩色照片，
我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
没出国前，我是中国电影乐团的笙乐演员。
大伙那会儿都没钱，生活比较简单，人的思想也单纯。为了搞文艺，做一个合格的演奏员，特别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巅峰造极，所以我每天苦练10到12小时乐器。
中国电影乐团工作时期的郭艺。
我在中国电影乐团工作期间，录过200多部电影及纪录片的配乐，也在全国各个城市演出过，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给当时的各国政要及领导人演奏。那样的生活对当时的人来说已经特别丰富了。
1970年代末，有一个日本学校的旅行团来访中国，我为这600多名日本学生表演独奏。演出完毕，两名学生和我照了张相片。我能从表情上看出他们特别喜欢我的音乐，对我手中的笙也特别感兴趣，一个劲地夸奖。
虽然语言不通，但对音乐的感受是相通的，不论欢快跟悲伤，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感受。
旅行团离开一周之后，我在中国收到了那张合照。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照片还能有彩色的。
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对国外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最终放弃了乐团的“铁饭碗”。
在外表演时的郭艺。
很多人都问我，你在中国电影乐团的舞台上演出这么多年，为什么要去做街头艺术活动？
在国外搞音乐，尤其是搞中国民乐的专业人士不多，外国人都没见过，我要给他们见识见识。
回顾我的演出经历，我能看见所有人聆听音乐时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音乐，也知道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着辛酸的经历，我可以用音乐带给他们慰藉，所以越演越亲近。
每天在街上表演，虽然不可能发财，但是我精神上享受了。
一颗韭菜背后的文化差异
和曼达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文化产生的矛盾肯定有，但不全是坏事。
有次我买韭菜回家，曼达以为是花，把韭菜给种花园里去了。我想包点饺子吃，一找那韭菜没了。曼达是专业园艺师，通过这件事，她也多认识了一种青菜的品类，多学了一个知识，这不就变成好事了嘛。
我基本每天都得出门演出，因此曼达对家庭的付出比我多多了，买什么家具，墙上布置什么画，应该用什么刀叉，大事小事都靠她操持。我就不懂了，可能男的没那么细心。
在考虑买房之前，我俩就争论过是买带花园的还是不带花园的，我觉得买便宜的就成，争论没有结果，我生闷气跑回中国待了两个月，等我返回英国，她已经把带花园的房子拿下了，我也没办法了。
曼达与儿子头头。
儿子头头出生之后，曼达悉心地照顾他，说孩子的童年是最重要的。我最对不起儿子的一点是没有从小教他中文，现在他自学成才，会说一点了。
当爸爸其实特别有意思，我足球踢得特别好，儿子因为这点很崇拜我。我经常带他去运动，恰好也会在他学校那表演，他就觉得我特别有才华。曼达教育他如何为人处事，处理和同学的关系，人家都认为头头特别懂事，有教养。
一家三口的合照。
在英国生活四十几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很包容，每天早上出门坐地铁，一辆车上有各种肤色的人。要说具体的歧视，我感觉没那么严重，反倒我妻子在中国常常受到优待。
跨国婚姻挺不容易的，身边很多异国恋都没能长久。有很多观念上的差异直到现在我和妻子也无法克服。比如我很节俭，不舍得扔剩菜剩饭，什么都捡便宜的买。而曼达买衣裳更看重品质，不在乎花多少钱。
曼达、头头和郭艺近照。
我和曼达之所以能走到现在，是因为我一直保持着幽默感，有一技之长，有让对方欣赏我的地方。而在我接触的所有女性中，她也是最善良的一个。曼达从来不问我挣多少钱，花多少钱，要求我给她多少钱。她善良到在家里见到一只蚊子也不打死，只把它轰出窗外。
现在我已经六十九岁了，趁我还能吹一点乐器，我想把我的音乐给录下来。回国和朋友们聊聊天吃吃饭，回忆过去岁月里的苦难、快乐与爱情。
对跨国恋而言，爱不仅是倾慕，还是改变人生境遇的分水岭。在20+、40+、60+的不同人生阶段，他们从初来乍到时的新奇走向平静。这是关于婚姻的记录，也是关于勇气和选择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人郭艺选择去英国自费留学。他舍弃乐团的稳定工作，在大洋彼岸成为一名街头音乐家，伦敦各处都有他演奏笙乐的印记。
在四十余年风吹雨打的英伦生活中，他选择用音乐搭起文化沟通的桥梁。也正因为坚持了这份热枕，他赢得了妻子无条件的爱。
“穷小子”和“白富美”的爱情
1983年，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决意去英国学习指挥。
我长得不帅，更没钱。遇见曼达的时候，我正在伦敦市中心的地铁站附近吹笙。
曼达在伦敦出生长大，家境优渥，见过世面，上过大学，她能嫁给我，得有多大的勇气？
但只要在感情面前，金钱就没有价值了。
我们之间的感情特别单纯，她喜欢我，她爱我，绝对不管我是什么背景，不管我父母是什么职业。就算我父亲是国王又怎么样？和她喜欢谁没关系。
英国人讲究幽默，我恰好很有幽默细胞，特逗。虽然我出生在北京胡同里边，要什么没什么，但曼达能感受到我的音乐。当时我英语绝对不好，我用表情、用眼神，用喜好的东西，用我的热情和动作去表达爱意。太深的话谈不了，但“我爱你”总会说吧。
所以我俩结婚35年，过了35年日子。
在相爱过程中，曼达的大学同学还有家里人都会给到一些意见。但绝对不会不允许我们谈恋爱，而是让她自己考虑，“你要嫁给一个中国男人，你俩吃饭能吃在一起吗？文化是不是能互通？有没有共同爱好？” 可是不生活在一起，怎么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说到求婚的过程，对他们而言，结婚的形式没有那么重要。我毕竟是中国人，当时妈妈身体不好，我又是家里的长子，特别希望妈妈能亲眼见到她的儿媳妇。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曼达，她就考虑和家里商量结婚。
家里人同意后，曼达知道我没钱，直接挑了个最便宜的结婚戒指。结完婚以后，立马和我回北京见母亲去了。
郭艺与母亲。
我妈妈是大学生，在中学教英语，会讲英文。当时她已经坐在轮椅上了，曼达推着她去天安门广场游玩，我妈看见曼达之后特别高兴，曼达也特别开心。北京对我妻子而言是一个友善而慷慨的城市，她印象最深的是自行车的声音，汽车很少，能听到自行车铃声一直响。
回顾在英国的四十几年，能遇见的事我都遇见了：给好莱坞电影录音、组乐队、和知名艺人合作，去国外演出，给中小学普及咱们的东方音乐......甚至给《末代皇帝》配乐。
《末代皇帝》的作曲家有大卫·拜恩、坂本龙一和苏聪，他们在伦敦准备录音，想找中国乐器。那个年代，在国外会中国乐器的专业人士非常少，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哥俩在伦敦艺术广场演出，就请我们去录音棚录制。
直到现在我都在思考，要是有一种语言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交流，那就太有意思了！其实音乐就是这样的语言，虽然只有一个个音符，但它绝对没有国界。
因为一张彩色照片，
我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
没出国前，我是中国电影乐团的笙乐演员。
大伙那会儿都没钱，生活比较简单，人的思想也单纯。为了搞文艺，做一个合格的演奏员，特别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巅峰造极，所以我每天苦练10到12小时乐器。
中国电影乐团工作时期的郭艺。
我在中国电影乐团工作期间，录过200多部电影及纪录片的配乐，也在全国各个城市演出过，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给当时的各国政要及领导人演奏。那样的生活对当时的人来说已经特别丰富了。
1970年代末，有一个日本学校的旅行团来访中国，我为这600多名日本学生表演独奏。演出完毕，两名学生和我照了张相片。我能从表情上看出他们特别喜欢我的音乐，对我手中的笙也特别感兴趣，一个劲地夸奖。
虽然语言不通，但对音乐的感受是相通的，不论欢快跟悲伤，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感受。
旅行团离开一周之后，我在中国收到了那张合照。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照片还能有彩色的。
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对国外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最终放弃了乐团的“铁饭碗”。
在外表演时的郭艺。
很多人都问我，你在中国电影乐团的舞台上演出这么多年，为什么要去做街头艺术活动？
在国外搞音乐，尤其是搞中国民乐的专业人士不多，外国人都没见过，我要给他们见识见识。
回顾我的演出经历，我能看见所有人聆听音乐时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音乐，也知道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着辛酸的经历，我可以用音乐带给他们慰藉，所以越演越亲近。
每天在街上表演，虽然不可能发财，但是我精神上享受了。
一颗韭菜背后的文化差异
和曼达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文化产生的矛盾肯定有，但不全是坏事。
有次我买韭菜回家，曼达以为是花，把韭菜给种花园里去了。我想包点饺子吃，一找那韭菜没了。曼达是专业园艺师，通过这件事，她也多认识了一种青菜的品类，多学了一个知识，这不就变成好事了嘛。
我基本每天都得出门演出，因此曼达对家庭的付出比我多多了，买什么家具，墙上布置什么画，应该用什么刀叉，大事小事都靠她操持。我就不懂了，可能男的没那么细心。
在考虑买房之前，我俩就争论过是买带花园的还是不带花园的，我觉得买便宜的就成，争论没有结果，我生闷气跑回中国待了两个月，等我返回英国，她已经把带花园的房子拿下了，我也没办法了。
曼达与儿子头头。
儿子头头出生之后，曼达悉心地照顾他，说孩子的童年是最重要的。我最对不起儿子的一点是没有从小教他中文，现在他自学成才，会说一点了。
当爸爸其实特别有意思，我足球踢得特别好，儿子因为这点很崇拜我。我经常带他去运动，恰好也会在他学校那表演，他就觉得我特别有才华。曼达教育他如何为人处事，处理和同学的关系，人家都认为头头特别懂事，有教养。
一家三口的合照。
在英国生活四十几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很包容，每天早上出门坐地铁，一辆车上有各种肤色的人。要说具体的歧视，我感觉没那么严重，反倒我妻子在中国常常受到优待。
跨国婚姻挺不容易的，身边很多异国恋都没能长久。有很多观念上的差异直到现在我和妻子也无法克服。比如我很节俭，不舍得扔剩菜剩饭，什么都捡便宜的买。而曼达买衣裳更看重品质，不在乎花多少钱。
曼达、头头和郭艺近照。
我和曼达之所以能走到现在，是因为我一直保持着幽默感，有一技之长，有让对方欣赏我的地方。而在我接触的所有女性中，她也是最善良的一个。曼达从来不问我挣多少钱，花多少钱，要求我给她多少钱。她善良到在家里见到一只蚊子也不打死，只把它轰出窗外。
现在我已经六十九岁了，趁我还能吹一点乐器，我想把我的音乐给录下来。回国和朋友们聊聊天吃吃饭，回忆过去岁月里的苦难、快乐与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