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芯少魂！中国科技产业的底层技术，已经被美国卡脖子已经三十年之久。
但少人认知，就在20年前，中科红旗为代表，国产操作系统也曾有过一段亮眼的崛起。只可惜，这是一段在出生就埋下了死亡伏笔的心酸往事：
2013年末，内斗了十几年的股东们，这次意见出奇一致地统一：对中科红旗进行解散清算。
大家彷佛扔掉了个烫手山芋、送走了一尊瘟神。
这不禁令人唏嘘。
因为，就在一年前，中科红旗还是位列国产操作系统第一，持续盈利的民族之光；是出身中科院软件所，曾在政府采购中打败微软的国家队选手。
没人想得到，破产会来的这么快，而且还是伴随着资金链断裂、员工拉横幅讨薪这样的意外情节。
但如果对红旗的发展一路复盘，就会发现它隐藏在光环之下的先天不足：
内部管理混乱；市场僧多粥少；看似营收不断，实则经营运转重依赖严补贴与政府采购。
一旦温情脉脉的保护伞撤去，红旗便立刻成了市场厮杀中裸奔的未断奶孩子。
国产操作系统大潮的发端，始于1999年美国搞瘫了南盟通信系统后，时任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一句“缺芯少魂”的振臂高呼。
芯是芯片；魂即是操作系统。芯魂不自主，国家机密就永远都会留着一个可以由人进出的后门，南盟的历史便随时可能重演。
应徐冠华之呼，2000年起，中科红旗、银河麒麟、中软Linux相继成立，成为三大操作系统国家队。
国资为主导，目标是自主，是这些操作系统共同的特点。
其中，风头最盛者当属2000年正式以公司形式运营的中科红旗。背景上，中科院软件所是红旗股权位列第一的大股东；管理上，红旗的一把手是时任软件所副所长、操作系统泰斗级专家孙玉芳。
这样特殊的成立背景与股权结构，也使得“所企不分”，成为了中科红旗的特色。
那时候业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孙玉芳出门，常常带着两张名片。其中一张的头衔是中科红旗董事长，另一张则印着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
与之对应，中科红旗一方面需要商业化的运营，来制造让股东满意的利润。另一方面，更多的非商业因素又左右着它的运转，比如承接国家课题项目，享受国家队身份带来的政采优势以及补贴，旱涝保收。
正是这种特殊，一手造就了红旗日后的辉煌与成就。2001年年末，北京市政府采购，微软被踢出局，红旗与金山成为了这场千万级别采购的最大赢家。红旗内部人士则统计，仅仅2000-2008年，红旗拿到的政府课题总额就有2000多万。
但同样，也正是这种特殊，在一开始就为红旗的倒闭埋下了伏笔。
看起来旱涝保收，但红旗的本质依旧是一个国家光环庇护下的孱弱生态。
操作系统的本质，就像一个公司，注册成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够找到愿意适配的软件和硬件一起把生态做大，公司这才算正式运转了起来。
但偏偏，在桌面端，成熟的软硬件产品都已经成为了微软生态的高薪打工仔。
一穷二白的国产操作系统想要搭建生态，就像是拿着月薪五百的招聘条件，去挖空世界五百强员工来给自己的梦想兼职。
国产操作系统的未来，看似是从政府采购走向C端需求，进而杀到全球市场的三步走；实际上，是集体在微软口边不断夺取G端的残食，能喂饱一个就已不易。
聪明的民营企业，做过之后就明白了其中的吃力不讨好，早早转向了服务器或者嵌入式这些微软力量还很薄弱的地方，另谋出路。
但身为国家队的红旗们，补贴在手，并不用为未来担心，也没得选择。
红旗的损耗，是从内部开始的。
曾经，所企不分的管理，因为创始人孙玉芳的德高望重与特殊身份，为红旗带来了不少利益。
但随着2005年孙玉芳过世，红旗便失去了与大股东软件所直接沟通的桥梁，身份一落千丈。
自此，特殊性所带来的B面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2006年，红旗大股东软件所成立了与红旗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中科方德。在所有关系上，中科方德是软件所的直接下属单位。而有着8个股东的红旗，自然被分走不少应有的“母爱”与补贴。
更是火上浇油的是，中科方德的成立直接引发了红旗的内部管理危机。
那时候，红旗共计八大股东，公司章程决议采取一票否决制。对于一众小股东而言，只要中科方德还在，软件所就始终有转移红旗资产的可能。这让本就利益诉求不一致股东们成为了一个貌合神离的整体。
也是因此，红旗内部大事但凡需要表决，就总会因为那么几个股东投出的一票否决，导致什么也做不成。
甚至，后来红旗被破产拍卖，也因为股东意见不一致而一拖再拖。
内部，是高管势弱、股东阋墙；利益分配上，又与中科方德在软件所形成了内斗，红旗自此彻底成为了一艘失去方向的航船。
管理陷入僵局，但好在有补贴与政府订单维持了常年的账面盈利。
只可惜，账面上的盈利有时候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实力。
2012年，红旗还在宣称在连续七年蝉联中国Linux市场占有率第一并持续盈利。
紧接着，2013年，红旗就宣告资金链断裂，坚持到一年后，正式破产。
从巅峰到坠落来的看似突然，原因其实很简单，国家补贴断掉了。
2010年前后，红旗作为主要承接方，与软件所和中科方德一起申请了核高基项目，国家补贴一次性上亿。而红旗破产的导火索，也正是这一笔核高基项目的分配。
中科红旗的员工对媒体表示，1.1亿国家补助，中科红旗仅到手3000多万元，地方配套预算4000万，红旗到手还不到500万。
但核高基项目必须硬着头皮交差，否则就得退回补贴。
以至于进退两难的红旗一度出现了高管卖房维持项目进展，员工在工信部门口拉横幅要软件所“还钱”的闹剧。
但软件所的回应是，中科红旗的经营一直困难，近十年来一直在靠大股东中科院软件所输血支持。
其实，谁也没说错。但补贴停止又被大股东抛弃的直接结果就是红旗破产。
清算期间，与红旗有着业务高度重叠的普华基础软件，以及有过深度合作的中科曙光，都曾伸来收购的橄榄枝。
然而内斗问题再次浮现，几次邀约先后因为大股东软件所以及二股东赛迪的不表态而相继告吹。
最终，迫于上级以及舆论压力，红旗才终于被甩手。但最终接盘的，却是大连一家寂寂无名的民营企业。
连倒闭都如此抓马，这是谁都没想到的结局。
倒闭虽突然，但红旗的死亡倒计时其实早在诞生时就已经敲响。
在一个高度依赖生态建设的产业里，强者恒强是不变的真理。在C端市场，姗姗来迟的红旗，诞生于Windows已经构建起完整生态的2000年前后，这本就是个错误。
但即便在G端，红旗的地位也并不稳固。面对动辄千万上亿的补贴，不止软件所，高校、国企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以至于一个单位的两个下属公司左右互搏，一个产品被数次转手，还都能获得国家项目补贴这样的故事数见不鲜。
看似是一批种子选手优中选优，实则是用国产为借口，抢夺微软的嘴边残食来喂养无数饥肠。
补贴与分散成为了难以打破的死循环，使得生态与市场扩张成为无稽之谈。补贴断奶，自然就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失败，也许从一开始就是红旗的注定宿命。但好在技术还在，人才还在，理想也还在，当年红旗经验与收获，如今正在麒麟与鸿蒙之中闪闪发光。
缺芯少魂！中国科技产业的底层技术，已经被美国卡脖子已经三十年之久。
但少人认知，就在20年前，中科红旗为代表，国产操作系统也曾有过一段亮眼的崛起。只可惜，这是一段在出生就埋下了死亡伏笔的心酸往事：
2013年末，内斗了十几年的股东们，这次意见出奇一致地统一：对中科红旗进行解散清算。
大家彷佛扔掉了个烫手山芋、送走了一尊瘟神。
这不禁令人唏嘘。
因为，就在一年前，中科红旗还是位列国产操作系统第一，持续盈利的民族之光；是出身中科院软件所，曾在政府采购中打败微软的国家队选手。
没人想得到，破产会来的这么快，而且还是伴随着资金链断裂、员工拉横幅讨薪这样的意外情节。
但如果对红旗的发展一路复盘，就会发现它隐藏在光环之下的先天不足：
内部管理混乱；市场僧多粥少；看似营收不断，实则经营运转重依赖严补贴与政府采购。
一旦温情脉脉的保护伞撤去，红旗便立刻成了市场厮杀中裸奔的未断奶孩子。
国产操作系统大潮的发端，始于1999年美国搞瘫了南盟通信系统后，时任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一句“缺芯少魂”的振臂高呼。
芯是芯片；魂即是操作系统。芯魂不自主，国家机密就永远都会留着一个可以由人进出的后门，南盟的历史便随时可能重演。
应徐冠华之呼，2000年起，中科红旗、银河麒麟、中软Linux相继成立，成为三大操作系统国家队。
国资为主导，目标是自主，是这些操作系统共同的特点。
其中，风头最盛者当属2000年正式以公司形式运营的中科红旗。背景上，中科院软件所是红旗股权位列第一的大股东；管理上，红旗的一把手是时任软件所副所长、操作系统泰斗级专家孙玉芳。
这样特殊的成立背景与股权结构，也使得“所企不分”，成为了中科红旗的特色。
那时候业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孙玉芳出门，常常带着两张名片。其中一张的头衔是中科红旗董事长，另一张则印着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
与之对应，中科红旗一方面需要商业化的运营，来制造让股东满意的利润。另一方面，更多的非商业因素又左右着它的运转，比如承接国家课题项目，享受国家队身份带来的政采优势以及补贴，旱涝保收。
正是这种特殊，一手造就了红旗日后的辉煌与成就。2001年年末，北京市政府采购，微软被踢出局，红旗与金山成为了这场千万级别采购的最大赢家。红旗内部人士则统计，仅仅2000-2008年，红旗拿到的政府课题总额就有2000多万。
但同样，也正是这种特殊，在一开始就为红旗的倒闭埋下了伏笔。
看起来旱涝保收，但红旗的本质依旧是一个国家光环庇护下的孱弱生态。
操作系统的本质，就像一个公司，注册成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够找到愿意适配的软件和硬件一起把生态做大，公司这才算正式运转了起来。
但偏偏，在桌面端，成熟的软硬件产品都已经成为了微软生态的高薪打工仔。
一穷二白的国产操作系统想要搭建生态，就像是拿着月薪五百的招聘条件，去挖空世界五百强员工来给自己的梦想兼职。
国产操作系统的未来，看似是从政府采购走向C端需求，进而杀到全球市场的三步走；实际上，是集体在微软口边不断夺取G端的残食，能喂饱一个就已不易。
聪明的民营企业，做过之后就明白了其中的吃力不讨好，早早转向了服务器或者嵌入式这些微软力量还很薄弱的地方，另谋出路。
但身为国家队的红旗们，补贴在手，并不用为未来担心，也没得选择。
红旗的损耗，是从内部开始的。
曾经，所企不分的管理，因为创始人孙玉芳的德高望重与特殊身份，为红旗带来了不少利益。
但随着2005年孙玉芳过世，红旗便失去了与大股东软件所直接沟通的桥梁，身份一落千丈。
自此，特殊性所带来的B面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2006年，红旗大股东软件所成立了与红旗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中科方德。在所有关系上，中科方德是软件所的直接下属单位。而有着8个股东的红旗，自然被分走不少应有的“母爱”与补贴。
更是火上浇油的是，中科方德的成立直接引发了红旗的内部管理危机。
那时候，红旗共计八大股东，公司章程决议采取一票否决制。对于一众小股东而言，只要中科方德还在，软件所就始终有转移红旗资产的可能。这让本就利益诉求不一致股东们成为了一个貌合神离的整体。
也是因此，红旗内部大事但凡需要表决，就总会因为那么几个股东投出的一票否决，导致什么也做不成。
甚至，后来红旗被破产拍卖，也因为股东意见不一致而一拖再拖。
内部，是高管势弱、股东阋墙；利益分配上，又与中科方德在软件所形成了内斗，红旗自此彻底成为了一艘失去方向的航船。
管理陷入僵局，但好在有补贴与政府订单维持了常年的账面盈利。
只可惜，账面上的盈利有时候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实力。
2012年，红旗还在宣称在连续七年蝉联中国Linux市场占有率第一并持续盈利。
紧接着，2013年，红旗就宣告资金链断裂，坚持到一年后，正式破产。
从巅峰到坠落来的看似突然，原因其实很简单，国家补贴断掉了。
2010年前后，红旗作为主要承接方，与软件所和中科方德一起申请了核高基项目，国家补贴一次性上亿。而红旗破产的导火索，也正是这一笔核高基项目的分配。
中科红旗的员工对媒体表示，1.1亿国家补助，中科红旗仅到手3000多万元，地方配套预算4000万，红旗到手还不到500万。
但核高基项目必须硬着头皮交差，否则就得退回补贴。
以至于进退两难的红旗一度出现了高管卖房维持项目进展，员工在工信部门口拉横幅要软件所“还钱”的闹剧。
但软件所的回应是，中科红旗的经营一直困难，近十年来一直在靠大股东中科院软件所输血支持。
其实，谁也没说错。但补贴停止又被大股东抛弃的直接结果就是红旗破产。
清算期间，与红旗有着业务高度重叠的普华基础软件，以及有过深度合作的中科曙光，都曾伸来收购的橄榄枝。
然而内斗问题再次浮现，几次邀约先后因为大股东软件所以及二股东赛迪的不表态而相继告吹。
最终，迫于上级以及舆论压力，红旗才终于被甩手。但最终接盘的，却是大连一家寂寂无名的民营企业。
连倒闭都如此抓马，这是谁都没想到的结局。
倒闭虽突然，但红旗的死亡倒计时其实早在诞生时就已经敲响。
在一个高度依赖生态建设的产业里，强者恒强是不变的真理。在C端市场，姗姗来迟的红旗，诞生于Windows已经构建起完整生态的2000年前后，这本就是个错误。
但即便在G端，红旗的地位也并不稳固。面对动辄千万上亿的补贴，不止软件所，高校、国企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以至于一个单位的两个下属公司左右互搏，一个产品被数次转手，还都能获得国家项目补贴这样的故事数见不鲜。
看似是一批种子选手优中选优，实则是用国产为借口，抢夺微软的嘴边残食来喂养无数饥肠。
补贴与分散成为了难以打破的死循环，使得生态与市场扩张成为无稽之谈。补贴断奶，自然就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失败，也许从一开始就是红旗的注定宿命。但好在技术还在，人才还在，理想也还在，当年红旗经验与收获，如今正在麒麟与鸿蒙之中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