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PORTRAITS BY RICHARD HARRINGTON, VIA STEPHEN BULGER GALLERY
深港边界——这座桥只有20码长，却是父亲一生最长的旅程。他拿着一张有瑞士水印和汉字的薄纸，从英国殖民地香港穿过这座桥，进入毛泽东的中国。1954年，他成为最早报道这个基本不为外界所知的国家的记者之一，这张纸就是他的“金券”。
大约60年后，我在另一头凝视着同一座桥。
在中国大陆，拿着令人艳羡的记者签证，我透过把我和香港分隔开的金属栏杆向外看去，香港现在是中国的半自治领土。父亲之前与中国最贴近的一次，是来到这座桥不远处和传教士们见面，他说他们跌跌撞撞“带着悲惨的故事走出了中国革命，他们消瘦的身躯和憔悴的眼神，就是这些故事的明证”。
竹门在他身后关上，父亲的一只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抬起头，看到一座简朴的土屋村落，即将迎来全新的时代。几十年后，我回头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一条玻璃和金属构成的高耸天际线，其中有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整座城市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毛泽东统治初期，要想从西方进入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五年前刚刚宣布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值冷战初期，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势不两立。
我的父亲在香港的一个报摊，1950年代他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光。 RICHARD HARRINGTON, VIA STEPHEN BULGER GALLERY
我的父亲开辟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线，为《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和《星报周刊》(Star Weekly)先后报道诸多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记录每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他在旅途中寻找一个可以获得访问签证的中国外交机构。
如果能在莫斯科或东欧某国首都找到一个友好的中国官员，他或许有机会说服那个人给他签证。然而，在铁幕之下最初的那些旅行中，中国始终是难以企及的。了解这个巨大国家的迫切心情促使他坚持了下来。
最终，在一次波兰之旅中，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1954年7月，他前往瑞士的伯尔尼，他被告知到那里去领签证。
父亲留下了手写笔记、剪报、一摞摞带签证的护照、照片和他第一次以及随后来中国旅行的记录。它们让我能够想象，在他去世后的六年里，我们可能进行怎样的对话。我们会谈起他当年看到的这个国家——充满希望和热情，但也受到严格控制——在哪些方面与今天的情况相似。
父亲的一本被注销的护照，上面有他去波兰和瑞士的入境印章。
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历时两个月，行程数千英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他从相机后面拍了拍毛的肩膀，误以为他只是一个挡镜头的“小跟班”）以及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还和工厂工人、演员、报纸编辑和店主交谈。
中国是无法一概而论的。“然而，”他在一本笔记本中写道，“在目前的领导层下，政府压制其他观点的方式让人忍不住想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说他目睹的人性让他充满希望。但他也感到绝望，因为政府派来的管理人员从不会远离他，随时准备让任何偏离共产党路线的人闭嘴。
今天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有很多人不愿意和我说话，因为我为《纽约时报》工作，而《纽约时报》被中国国家媒体描绘成“无中生有和抹黑”的来源。我私下采访的信源后来受到当地警方的威胁，而国家媒体上充斥着刺耳的民族主义言论。
从深圳众多高楼之一拍摄的天际线。 ALEXANDRA STEVENSON/THE NEW YORK TIMES
返回香港几个月后，作为同美国外交争端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3月驱逐了我的美国同事。过去一个月，北京通过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威胁着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
父亲的旅程从南方的深圳、广州和重庆北上，到达沈阳、上海、武汉和北京。在他的报道中，一些电头的写法与今天有所不同——Canton（广州）、Hankow（汉口）、Mukden（奉天）、Peiping（北平）——但他的许多观察放到今天仍然属实。
在北京，他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还是一种挑战共产主义束缚的生活方式。他写道：“这里的人们拥有热情和个性，还没有被橡皮图章所左右。”
“你在这一刻充满了愤慨，下一刻又变成了佩服。”——摘自父亲1950年代的一本笔记本。
父亲报道笔记的节选，以及他在北京拍摄的一个男人。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炎炎夏日，男人们卷起衬衫露出肚子，尽管政府称这种行为是“不文明”，并且试图取缔。在狭窄的非机动道骑着自行车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跟逆行疾驰而来的狂躁送餐员撞上。到处都有吸烟者把烟头按在贴满禁烟标志的地方。
在一本笔记本里，父亲注意到他会见和采访的人都很严肃。但是，他又说，微笑是很难抗拒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微笑；当然不全是政府的命令吧？”
人们会跟父亲分享他们的个人和职业抱负。
WILLIAM STEVENSON
父亲报道行程中的一些图片，包括西藏山脚下的中国农民，以及一个中国渔民家庭——父亲写道：“为了躲避让他们加入人民公社的严厉规定，他们涌进了香港。” WILLIAM STEVENSON
一位年轻的工厂工人告诉他，她没有时间考虑结婚。她说，织毛衣、做饭和做家务都是在浪费时间。无论如何，一等生完孩子，她就会继续工作。
“14个月后，孩子就得生活自理，”她告诉他。所以她会把孩子留在工厂托儿所，一周工作结束后才带孩子回家。
我采访过的一些女性觉得，今天的共产党在家庭问题上辜负了她们，没有给她们任何支持。
毛告诉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和男人是平等的。但政策制定者却一次次地干涉，命令女性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首先，她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现在，她们被告知爱国的话就该生两个孩子。
对许多女性来说，做母亲是一场亏本生意。她们需要保住工作，但一旦怀孕就有被降职或解雇的风险。
“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是否就应该回去履行她作为妻子的传统角色，被社会拒之门外？”李晓萍（音）问我。33岁的她说自己因为怀孕被解雇了。在她离职后，之前供职的电子公司给她开了一张相当于五年薪水的账单，要求她赔偿损失。
去年，李晓萍在她位于山东省的公寓内。
在父亲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中，遭到了不友善官员的恶劣对待。
在游览长城时，他离开了向导，追拍城墙另一边的两名男子。他写道，“你都来不及说出‘蒋介石’几个字”，两名人民解放军士兵就已经采取行动，他指的是1949年被共产党打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
他愉快地挥挥手，那两人退了回去。他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向导告诉他，他未经批准拍摄了照片，军方正在北京等着他，在那里他必须交出自己的相机。但冲洗过的胶片最终还是被归还到他手上，“一位面带微笑的官员道了谢，并认同它拍下的唯一军事秘密就是这叹为观止的永恒壁垒——长城。”
我父亲拍下的一群穿越城门的人。
如今，官员们经常要求记者从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删除照片。去年夏天，我和同事来到位于中国煤矿产区中心地带的一座小镇，寻找空置的体育场和建了一半的政府形象工程。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被十几名警察和政府官员包围。
他们扫描了我们的身份证件。他们质问我们的目的。他们威胁我们的司机。他们劝说我们写一篇正面报道。他们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删除我们的照片。我们用免提给一位北京官员去了电话，向警察说明我们是被允许来到这里的，但毫无用处。
正向我和我的同事走来的女警。
这出戏持续了两个小时后，另一位女警莫名其妙地走到我们面前，和我的同事握了握手，说：“欢迎您来这里，感谢您的配合。”
这样的遭遇并不新鲜。十年前我在中国工作时，也经历过类似的恐吓。但现在有一股让我感觉不一样的暗流，在我父亲的一些作品里似曾相识。
他很难在自己看到的与自己知道的真相之间找到一致。在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中，那个“将变节者投入监狱和惩戒所的邪恶政权”几乎是隐形的。但他想知道，那些消失后又重新出现、手里拿着忏悔书的熟人都经历了什么？
父亲的作品，包括为一家加拿大电视广播公司做的报道的文字记录，以及一篇发表在《形象杂志》(Look Magazine)1955年3月8日刊的文章。
政府的铁腕最后还是现形了。在上海，他造访了一家剧院，由于这是数周以来首次没有政治意味的访问，他很高兴。但当他偷偷溜进后台的时候，看到了一块大黑板。
别人告诉他，黑板上是其中一位演员写下的文章。“题目叫作《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埋怨“政府让我痛苦”的人写下的忏悔书。
刊登于《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关于那位演员的文章。
当我在中国为期6个月的工作任务结束时，中国正准备庆祝共产党统治70周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欢庆热潮。高速公路旁的巨大广告牌上都是微笑的习近平，以及关于中国的宣言。当我和丈夫乘坐一辆摇摇晃晃的巴士穿越山区时，我们开始用一个新游戏打发时间：寻找习主席。
阅兵的前一天，我在深圳机场搭出租，结果要跟37岁的沃尔特·刘(Walter Liu)拼车，一位现居加利福尼亚的北京人。1999年，17岁的沃尔特·刘和他所读的高中参加了50周年阅兵。他和同学们拿着粉色和黄色的纸片，在天安门广场上排出队形。从上空能看出“50”的标志。
这是两个月的彩排后——先是在他的高中，后来是在午夜时分的天安门广场——迎来的高潮。
沃尔特·刘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午夜排练时与女友见面的兴奋。“我很少能在晚上见到女友，”他微笑着回忆道。“我们可以在人群中凝视彼此，互相眨眼睛。我们甚至都不能交谈。”
在阅兵当天，他的父母眯着眼睛，试图在电视上找到他。“我不觉得他们能看见我，因为太小了，”沃尔特·刘笑着说。“我在电视上就是一个彩色像素。”
而在70周年阅兵那天，我也是一个像素。我成功说服政府给了我一张珍贵的入场证，让我在看台上观看阅兵，就像我父亲在他第一次中国之旅结束时所做的那样。
我参加国庆阅兵的入场证。
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烟雾。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标识。蓝色制服的环卫工人。绿色制服的士兵。深蓝色制服的海军军官。蓝白相间运动装的志愿者。白衬衫上带有红鸟标志的上千名北京某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尽管手里挥舞着一面鲜艳红旗，我仍感觉很不自在。
我父亲就站在同一个地方观看了五周年阅兵。他记录了相似的军队、枪炮和坦克、齐声行进的士兵，以及那种仿佛他们是“从什么人类工厂的生产线直接走下来一样”的“可怕节奏”。
在看台上，父亲通过双筒望远镜关注着站在10个巨大灯笼下挥手大笑的毛泽东。他的手藏在厚厚的大衣后面。
我无需望远镜就能找到习近平。他僵硬站立的每个角度都被投射到巨大的屏幕上。就像很久之前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习近平乘坐一辆特殊的黑色老式轿车出现在长安街，问候并检阅部队。
露天看台上的观众，背景是显示着习近平形象的大屏幕。
在这场两小时阅兵的最后，展示了1949年以后数十年来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巨幅画像。当巨大的彩车载着画像入场，看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毛泽东的画像排在第一位。最大的欢呼声则留给了最后的习近平。
如今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自40年前对外开放以来，这个国家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毛时代。
我真希望能问问我父亲这个问题。但我已经很清楚他会怎么回答了。
PHOTO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PORTRAITS BY RICHARD HARRINGTON, VIA STEPHEN BULGER GALLERY
深港边界——这座桥只有20码长，却是父亲一生最长的旅程。他拿着一张有瑞士水印和汉字的薄纸，从英国殖民地香港穿过这座桥，进入毛泽东的中国。1954年，他成为最早报道这个基本不为外界所知的国家的记者之一，这张纸就是他的“金券”。
大约60年后，我在另一头凝视着同一座桥。
在中国大陆，拿着令人艳羡的记者签证，我透过把我和香港分隔开的金属栏杆向外看去，香港现在是中国的半自治领土。父亲之前与中国最贴近的一次，是来到这座桥不远处和传教士们见面，他说他们跌跌撞撞“带着悲惨的故事走出了中国革命，他们消瘦的身躯和憔悴的眼神，就是这些故事的明证”。
竹门在他身后关上，父亲的一只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抬起头，看到一座简朴的土屋村落，即将迎来全新的时代。几十年后，我回头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一条玻璃和金属构成的高耸天际线，其中有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整座城市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毛泽东统治初期，要想从西方进入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五年前刚刚宣布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值冷战初期，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势不两立。
我的父亲在香港的一个报摊，1950年代他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光。 RICHARD HARRINGTON, VIA STEPHEN BULGER GALLERY
我的父亲开辟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线，为《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和《星报周刊》(Star Weekly)先后报道诸多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记录每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他在旅途中寻找一个可以获得访问签证的中国外交机构。
如果能在莫斯科或东欧某国首都找到一个友好的中国官员，他或许有机会说服那个人给他签证。然而，在铁幕之下最初的那些旅行中，中国始终是难以企及的。了解这个巨大国家的迫切心情促使他坚持了下来。
最终，在一次波兰之旅中，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1954年7月，他前往瑞士的伯尔尼，他被告知到那里去领签证。
父亲留下了手写笔记、剪报、一摞摞带签证的护照、照片和他第一次以及随后来中国旅行的记录。它们让我能够想象，在他去世后的六年里，我们可能进行怎样的对话。我们会谈起他当年看到的这个国家——充满希望和热情，但也受到严格控制——在哪些方面与今天的情况相似。
父亲的一本被注销的护照，上面有他去波兰和瑞士的入境印章。
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历时两个月，行程数千英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他从相机后面拍了拍毛的肩膀，误以为他只是一个挡镜头的“小跟班”）以及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还和工厂工人、演员、报纸编辑和店主交谈。
中国是无法一概而论的。“然而，”他在一本笔记本中写道，“在目前的领导层下，政府压制其他观点的方式让人忍不住想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说他目睹的人性让他充满希望。但他也感到绝望，因为政府派来的管理人员从不会远离他，随时准备让任何偏离共产党路线的人闭嘴。
今天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有很多人不愿意和我说话，因为我为《纽约时报》工作，而《纽约时报》被中国国家媒体描绘成“无中生有和抹黑”的来源。我私下采访的信源后来受到当地警方的威胁，而国家媒体上充斥着刺耳的民族主义言论。
从深圳众多高楼之一拍摄的天际线。 ALEXANDRA STEVENSON/THE NEW YORK TIMES
返回香港几个月后，作为同美国外交争端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3月驱逐了我的美国同事。过去一个月，北京通过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威胁着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
父亲的旅程从南方的深圳、广州和重庆北上，到达沈阳、上海、武汉和北京。在他的报道中，一些电头的写法与今天有所不同——Canton（广州）、Hankow（汉口）、Mukden（奉天）、Peiping（北平）——但他的许多观察放到今天仍然属实。
在北京，他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还是一种挑战共产主义束缚的生活方式。他写道：“这里的人们拥有热情和个性，还没有被橡皮图章所左右。”
“你在这一刻充满了愤慨，下一刻又变成了佩服。”——摘自父亲1950年代的一本笔记本。
父亲报道笔记的节选，以及他在北京拍摄的一个男人。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炎炎夏日，男人们卷起衬衫露出肚子，尽管政府称这种行为是“不文明”，并且试图取缔。在狭窄的非机动道骑着自行车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跟逆行疾驰而来的狂躁送餐员撞上。到处都有吸烟者把烟头按在贴满禁烟标志的地方。
在一本笔记本里，父亲注意到他会见和采访的人都很严肃。但是，他又说，微笑是很难抗拒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微笑；当然不全是政府的命令吧？”
人们会跟父亲分享他们的个人和职业抱负。
WILLIAM STEVENSON
WILLIAM STEVENSON
父亲报道行程中的一些图片，包括西藏山脚下的中国农民，以及一个中国渔民家庭——父亲写道：“为了躲避让他们加入人民公社的严厉规定，他们涌进了香港。” WILLIAM STEVENSON
一位年轻的工厂工人告诉他，她没有时间考虑结婚。她说，织毛衣、做饭和做家务都是在浪费时间。无论如何，一等生完孩子，她就会继续工作。
“14个月后，孩子就得生活自理，”她告诉他。所以她会把孩子留在工厂托儿所，一周工作结束后才带孩子回家。
我采访过的一些女性觉得，今天的共产党在家庭问题上辜负了她们，没有给她们任何支持。
毛告诉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和男人是平等的。但政策制定者却一次次地干涉，命令女性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首先，她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现在，她们被告知爱国的话就该生两个孩子。
对许多女性来说，做母亲是一场亏本生意。她们需要保住工作，但一旦怀孕就有被降职或解雇的风险。
“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是否就应该回去履行她作为妻子的传统角色，被社会拒之门外？”李晓萍（音）问我。33岁的她说自己因为怀孕被解雇了。在她离职后，之前供职的电子公司给她开了一张相当于五年薪水的账单，要求她赔偿损失。
去年，李晓萍在她位于山东省的公寓内。
在父亲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中，遭到了不友善官员的恶劣对待。
在游览长城时，他离开了向导，追拍城墙另一边的两名男子。他写道，“你都来不及说出‘蒋介石’几个字”，两名人民解放军士兵就已经采取行动，他指的是1949年被共产党打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
他愉快地挥挥手，那两人退了回去。他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向导告诉他，他未经批准拍摄了照片，军方正在北京等着他，在那里他必须交出自己的相机。但冲洗过的胶片最终还是被归还到他手上，“一位面带微笑的官员道了谢，并认同它拍下的唯一军事秘密就是这叹为观止的永恒壁垒——长城。”
我父亲拍下的一群穿越城门的人。
如今，官员们经常要求记者从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删除照片。去年夏天，我和同事来到位于中国煤矿产区中心地带的一座小镇，寻找空置的体育场和建了一半的政府形象工程。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被十几名警察和政府官员包围。
他们扫描了我们的身份证件。他们质问我们的目的。他们威胁我们的司机。他们劝说我们写一篇正面报道。他们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删除我们的照片。我们用免提给一位北京官员去了电话，向警察说明我们是被允许来到这里的，但毫无用处。
正向我和我的同事走来的女警。
这出戏持续了两个小时后，另一位女警莫名其妙地走到我们面前，和我的同事握了握手，说：“欢迎您来这里，感谢您的配合。”
这样的遭遇并不新鲜。十年前我在中国工作时，也经历过类似的恐吓。但现在有一股让我感觉不一样的暗流，在我父亲的一些作品里似曾相识。
他很难在自己看到的与自己知道的真相之间找到一致。在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中，那个“将变节者投入监狱和惩戒所的邪恶政权”几乎是隐形的。但他想知道，那些消失后又重新出现、手里拿着忏悔书的熟人都经历了什么？
父亲的作品，包括为一家加拿大电视广播公司做的报道的文字记录，以及一篇发表在《形象杂志》(Look Magazine)1955年3月8日刊的文章。
政府的铁腕最后还是现形了。在上海，他造访了一家剧院，由于这是数周以来首次没有政治意味的访问，他很高兴。但当他偷偷溜进后台的时候，看到了一块大黑板。
别人告诉他，黑板上是其中一位演员写下的文章。“题目叫作《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埋怨“政府让我痛苦”的人写下的忏悔书。
刊登于《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关于那位演员的文章。
当我在中国为期6个月的工作任务结束时，中国正准备庆祝共产党统治70周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欢庆热潮。高速公路旁的巨大广告牌上都是微笑的习近平，以及关于中国的宣言。当我和丈夫乘坐一辆摇摇晃晃的巴士穿越山区时，我们开始用一个新游戏打发时间：寻找习主席。
阅兵的前一天，我在深圳机场搭出租，结果要跟37岁的沃尔特·刘(Walter Liu)拼车，一位现居加利福尼亚的北京人。1999年，17岁的沃尔特·刘和他所读的高中参加了50周年阅兵。他和同学们拿着粉色和黄色的纸片，在天安门广场上排出队形。从上空能看出“50”的标志。
这是两个月的彩排后——先是在他的高中，后来是在午夜时分的天安门广场——迎来的高潮。
沃尔特·刘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午夜排练时与女友见面的兴奋。“我很少能在晚上见到女友，”他微笑着回忆道。“我们可以在人群中凝视彼此，互相眨眼睛。我们甚至都不能交谈。”
在阅兵当天，他的父母眯着眼睛，试图在电视上找到他。“我不觉得他们能看见我，因为太小了，”沃尔特·刘笑着说。“我在电视上就是一个彩色像素。”
而在70周年阅兵那天，我也是一个像素。我成功说服政府给了我一张珍贵的入场证，让我在看台上观看阅兵，就像我父亲在他第一次中国之旅结束时所做的那样。
我参加国庆阅兵的入场证。
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烟雾。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标识。蓝色制服的环卫工人。绿色制服的士兵。深蓝色制服的海军军官。蓝白相间运动装的志愿者。白衬衫上带有红鸟标志的上千名北京某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尽管手里挥舞着一面鲜艳红旗，我仍感觉很不自在。
我父亲就站在同一个地方观看了五周年阅兵。他记录了相似的军队、枪炮和坦克、齐声行进的士兵，以及那种仿佛他们是“从什么人类工厂的生产线直接走下来一样”的“可怕节奏”。
在看台上，父亲通过双筒望远镜关注着站在10个巨大灯笼下挥手大笑的毛泽东。他的手藏在厚厚的大衣后面。
我无需望远镜就能找到习近平。他僵硬站立的每个角度都被投射到巨大的屏幕上。就像很久之前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习近平乘坐一辆特殊的黑色老式轿车出现在长安街，问候并检阅部队。
露天看台上的观众，背景是显示着习近平形象的大屏幕。
在这场两小时阅兵的最后，展示了1949年以后数十年来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巨幅画像。当巨大的彩车载着画像入场，看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毛泽东的画像排在第一位。最大的欢呼声则留给了最后的习近平。
如今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自40年前对外开放以来，这个国家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毛时代。
我真希望能问问我父亲这个问题。但我已经很清楚他会怎么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