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比上年净减少85万人（上一年为净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一年的0.34‰陡降为-0.60‰。人口总数为 14.1175 亿，比2021年减少 85 万。
2016年，是近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的最高峰。其后开始持续下降。2016年的人口出生率为13.47‰，到2022年已经下降到6.77%，出生率跌了一半；2016年新增人口规模909万人，到2022年减少到负85万，这是自1961年以来中国人口的首次净减少。
1月17日，央视在节目中分析中国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时认为，影响生育率下降有三个因素：一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逐年递减；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偏高，加大了年轻人的生育顾虑。
这种分析太肤浅，这种观点也太扯淡。
首先，育龄妇女减少本身就是伴随生育率下降出现的结果之一。生育率下降不仅仅导致育龄妇女减少，也导致育龄男性减少。
其次，年轻人婚育观念变化、生育意愿走低，仅是生育率下降的表层原因，其后还有深层原因。
第三，把育儿成本偏高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
育儿成本是一个相对概念，并非绝对概念。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人均消费支出24358元。一家三口年均收入11万，消费7.3万。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不会超过一半。按一半计算也只占收入的33%。 60年前的196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超过95元。那个时候钱主要花在吃的上面了。一家3-5个小孩，按3个计算，一家5个人均收入或者消费也只有475元， 3个孩子最少要用掉家庭收入的60%。所以说按照相对的养育成本计算，现在抚养1个孩子的成本最多只相当于60年前抚养1.5个。原来一对夫妻可以生3-5个，现在为什么绝大多数连第二个都不愿生了？
如果硬要按绝对数计算育儿成本，2021年上海人均收入达到78027元，黑龙江为27159元。上海的房价、租金、车牌摇号费、幼儿园学费可比黑龙江贵多了，人均消费2.6倍。可上海的出生率为4.67‰，黑龙江出生率反而更低，仅3.59‰。
第四、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
我们观察全球各国最近几十年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可发现，生育率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步下降，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客观规律，并不因为你是否搞过计划生育就有趋势性的改变。上图清晰表明，不管收入高低，所有国家的生育率，不管这个国家主体民族的肤色如何、宗教信仰如何、社会体制如何，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下降。
早在1909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利用欧洲的人口数据，总结描述了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演变规律，并奠定了经典人口变化趋势理论的雏形。其中的最重要观点是，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了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减少生育。随着工业文明的足迹遍布全球，受影响的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育率下降的人口变化过程。
按照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3，只有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41的54%。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2.2的水平，甚至还低于高收入国家1.6的水平。甚至已经低于靠前的高收入国家、我们的邻居日本的1.34。
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低于发达国家，按照经典人口变化趋势理论，我们的生育率应该比发达国家高，为什么现在反而比他们还低了呢？
一是实行了40年的计划生育人为压低了生育率，让中国至少提前40年进入了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模式。
开始于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以户口管制、强制节育、强制堕胎、强制行政处罚等手段，强制性规定城市只准生一个、农村只准生两个，人为干扰并压低了生育率，导致我们还处于低收入时代时，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二是人为地将女性推入经济活动，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导致女性客观上失去了提高生育率的时间。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女性通过教育和劳动的增加来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独立性。而我国在1960年代后，为了弥补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效率明显低于市场经济的缺陷，不顾生育需要（可能也是为了计划生育），人为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2019年7月26日的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就议题为《这就是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70%！一骑绝尘，世界第一》介绍过中国女性以超过70%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7.29%和一众发达国家的55%左右的水平。
劳动参与率太高，自然缺少时间养儿育女。比如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到21%，2020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为2.18%，比我们的1.3%高68%。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平均为55%左右，其总和生育率1.6，也比我们高出四分之一。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比上年净减少85万人（上一年为净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一年的0.34‰陡降为-0.60‰。人口总数为 14.1175 亿，比2021年减少 85 万。
2016年，是近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的最高峰。其后开始持续下降。2016年的人口出生率为13.47‰，到2022年已经下降到6.77%，出生率跌了一半；2016年新增人口规模909万人，到2022年减少到负85万，这是自1961年以来中国人口的首次净减少。
1月17日，央视在节目中分析中国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时认为，影响生育率下降有三个因素：一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逐年递减；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偏高，加大了年轻人的生育顾虑。
这种分析太肤浅，这种观点也太扯淡。
首先，育龄妇女减少本身就是伴随生育率下降出现的结果之一。生育率下降不仅仅导致育龄妇女减少，也导致育龄男性减少。
其次，年轻人婚育观念变化、生育意愿走低，仅是生育率下降的表层原因，其后还有深层原因。
第三，把育儿成本偏高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
育儿成本是一个相对概念，并非绝对概念。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人均消费支出24358元。一家三口年均收入11万，消费7.3万。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不会超过一半。按一半计算也只占收入的33%。 60年前的196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超过95元。那个时候钱主要花在吃的上面了。一家3-5个小孩，按3个计算，一家5个人均收入或者消费也只有475元， 3个孩子最少要用掉家庭收入的60%。所以说按照相对的养育成本计算，现在抚养1个孩子的成本最多只相当于60年前抚养1.5个。原来一对夫妻可以生3-5个，现在为什么绝大多数连第二个都不愿生了？
如果硬要按绝对数计算育儿成本，2021年上海人均收入达到78027元，黑龙江为27159元。上海的房价、租金、车牌摇号费、幼儿园学费可比黑龙江贵多了，人均消费2.6倍。可上海的出生率为4.67‰，黑龙江出生率反而更低，仅3.59‰。
第四、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
我们观察全球各国最近几十年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可发现，生育率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步下降，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客观规律，并不因为你是否搞过计划生育就有趋势性的改变。上图清晰表明，不管收入高低，所有国家的生育率，不管这个国家主体民族的肤色如何、宗教信仰如何、社会体制如何，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下降。
早在1909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利用欧洲的人口数据，总结描述了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演变规律，并奠定了经典人口变化趋势理论的雏形。其中的最重要观点是，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了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减少生育。随着工业文明的足迹遍布全球，受影响的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育率下降的人口变化过程。
按照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3，只有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41的54%。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2.2的水平，甚至还低于高收入国家1.6的水平。甚至已经低于靠前的高收入国家、我们的邻居日本的1.34。
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低于发达国家，按照经典人口变化趋势理论，我们的生育率应该比发达国家高，为什么现在反而比他们还低了呢？
一是实行了40年的计划生育人为压低了生育率，让中国至少提前40年进入了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模式。
开始于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以户口管制、强制节育、强制堕胎、强制行政处罚等手段，强制性规定城市只准生一个、农村只准生两个，人为干扰并压低了生育率，导致我们还处于低收入时代时，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二是人为地将女性推入经济活动，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导致女性客观上失去了提高生育率的时间。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女性通过教育和劳动的增加来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独立性。而我国在1960年代后，为了弥补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效率明显低于市场经济的缺陷，不顾生育需要（可能也是为了计划生育），人为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2019年7月26日的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就议题为《这就是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70%！一骑绝尘，世界第一》介绍过中国女性以超过70%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7.29%和一众发达国家的55%左右的水平。
劳动参与率太高，自然缺少时间养儿育女。比如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到21%，2020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为2.18%，比我们的1.3%高68%。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平均为55%左右，其总和生育率1.6，也比我们高出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