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李克强去外地视察时不戴口罩也解读为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Is there an Inner Party Push Back to Xi’s Economic Policies? ）。他在文章中说：“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总理，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其野心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更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另类风格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它......。”
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As Rival Factions Gain Traction, Xi Seeks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和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和警卫人员。丁薛祥还对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和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时的活动。”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了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和邪教的偶像。
资料照：仪仗队为大阅兵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画像前进行演习操练 （2015年8月22日）
华盛顿 —
中共二十大预定今秋召开，中国人们普遍猜测习近平会争取继续保持最高权力。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呢？反习势力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针对有些人把这个举动视为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严重影响经济表示不满，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可能是过度解读。
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上个月李克强组织的国务院的那个十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当然不意味着国务院在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没那个意思。”
李克强不敢破规矩
有人把李克强去外地视察时不戴口罩也解读为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Is there an Inner Party Push Back to Xi’s Economic Policies? ）。他在文章中说：“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总理，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其野心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更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另类风格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它......。”
史宗瀚认为，“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当然也包括李克强，敢在今年秋天至关重要的党的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李克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很清楚这些规矩，不敢破坏。”
“二号人物现象”
独裁专制下，独裁者倒下，独裁政权就瓦解，这是多数情况。在独裁政权中，人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权力、地位、影响刚好居于独裁者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即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光环永远围绕在独裁者一个人身上。与他相比，第二号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保持“星星点点”。独裁者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命运，而二号人物的生死，最多是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进阶的机会。
与此同时，二号人物的风险往往很高，因为他处于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号人物认为他影响过大，权力过大，急于接班，便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胁，就会引起独裁者的疑心和压制，甚至受到独裁者的整肃。这被一些人称为“二号人物现象”。
在中国，当年被称为“刘主席”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后被称为“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都有过这种经历。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被视为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权力不仅和早年的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与被称为“胡赵”体系的赵紫阳、“江李”和“江朱”体系中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胡温”体系中的温家宝也都无法相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习李”体系。在权力结构中，习近平利用十几个“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控制了本该由总理李克强负责的主要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李克强被边缘化的情况十分明显。甚至李克强到各地视察的消息和发表的讲话也常常被官方宣传机构“和谐”掉。
“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中共的体制中，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筛选和管理的。而高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监视之下。
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As Rival Factions Gain Traction, Xi Seeks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和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和警卫人员。丁薛祥还对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和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时的活动。”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了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和邪教的偶像。
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但是他们无法组织起来，他们不能组织起来的原因是，或者我觉得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随着先进技术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习近平借助人工智能、网络等手段使其成为不可能。他让人都成为个体孤立化了，这是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
金德芳教授以原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为例，说明今天在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
她说：“他是中国互联网的负责人、中国最高的审查人员、前网信办主任，......被定罪判处14年徒刑。......如果他们抓住他，首席审查员和互联网负责人，他们肯定能够抓住其他可能反对（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人。”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不仅控制着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来。
他说：“精心策划怎么样控制着，让各种反对声音发不出来，让他们没法集结成型。他知道，不满他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你们不能直接成型，那么你们永远处于潜伏的状态，那你们就等于零。反过来如果有个什么机会，有个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些人走到一块来了，那他就麻烦了。”
胡平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发布的一项指示的印证。这个指示就是《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警告“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近来由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导致很多民怨，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有传闻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离退休元老们的挑战，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朱镕基的批评。观察人士说，依照中共的惯例，“缺什么就吆喝什么”，现在要求离退休领导不要对党中央领导“妄议”，那显然就是已经“妄议”很多了。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有在“妄议”的。......这就说明在党内上层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
胡平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现行体制给独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习势力缺少政治勇气，缺少政治智慧，还是不会有任何成效。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反习势力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政治担当和政治智慧采取有效的行动。胡平说，十万人大会尽管并不表明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庭抗礼，但是却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支持李克强。他说：“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他是一种力量，造成了一个我们外界所能看得到的一个分野。”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全部都是在军方支持下的更迭，包括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尽管党内高层对他的不满颇多，但是实际上他的下台也是在没有军方支持的情况下下台的。至于曾经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名义上都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在掌控军权的邓小平对他们失去信任以后，他们只能下台。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表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就通过三个关键部门——警卫局、保健局和机要通讯局，直接控制最高领导层。
他说：“警卫局管的是中共所谓“国字级”的领导人，就是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警卫，也就说他们的警卫秘书是由这个警卫局派出去的；警卫班子就是那个武装警卫也是由警卫局派的。那么这些警卫听命于谁？并不听命于他们保护的对象，而是听命于警卫局，也就是说，这些警卫既是保护这些最高领导人的，就是高层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是负责监控他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那么机要通讯局呢，实际上是监控高层的电话系统。.....那么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吃药的，管医生的。要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那药是让你好还是坏，这事不是你本人说了算，也不是医生说了算，而是保健局说了算。保健局听谁的？也是听那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以管了吃药的，管了这个警卫，再管着通讯，这些最高领导人之间其实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任何私下活动的可能性。”
程晓农博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反习势力几乎不可能。
他说：“我觉得没有。......会议上不敢说，饭局上不敢说，私下不能见面，你让他们怎么串联？所以很多人想象的是这个民主制度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块，咱们商量商量今天、明早上怎么把习近平干掉。这东西这个怎么说啊？有点像小孩过家家。实际上任何反对势力都是处在被监控当中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反对势力活动不起来。”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很困难，但是仍然存在可能性。
他说：“现在问题呢，并不是缺少把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那种人肯定很多啊。它缺的是这些反对习近平的，他们是分散的，是潜在的。他们需要有一种机会，有一种形式，有一个方式使他们能够集结成型，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如果他运作的得当，他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问题，形成这么一个集结点。......但总的来说反对的势力要集结成型是很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