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一连串如「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专项行动之名，作暴力镇压之实，中国政府已经围捕且拘留超过百万的市民于拘留营中，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强迫劳动、甚至是绝育等行径。面对著国际舆论，北京试图称这些拘留营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但谴责随机种族清洗的非营利组织，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等，并没有被这样的说词说服。而在中国直接订定的新规定之下，这些摄影机科技也在香港被使用，这也是为什麽香港的示威者需要穿戴黑色口罩的原因。
有人推估，中国国内可能有高达六亿个监控摄影机。图为中国上海市街头。（汤森路透）
作者：马克．里欧纳德（Mark Leonard）
如商汤科技一般的新创公司所开发的监控科技，已在新疆穆斯林主要居住区测试，因北京政权担心此区域会成为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Extremism）与分裂主义（Secessionism）的温床。充斥各地的摄影机扫描著人口，而演算法也被训练到能够从一千一百万人口中分辨谁是穆斯林，谁不是伊斯兰教徒。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商汤科技这项技术已创造出监控网络，同时利用人工智慧进行种族归纳（Racial profiling），被用来储存与分析人口的基因资讯、车牌号码、社群媒体活动、宗教活动、交友圈和迁徙活动。最近外洩的资料显示出，中国警察依人民有无亲友在国外、是否穿著伊斯兰传统服饰，或有否对政府申请请愿等类别，生成一份「不可信赖」人口名单。各地区、城市、以及路上各警察哨口，以这份名单被用以当作警察选择阻拦、盘查、质问人选的依据。
暴力镇压藉由一连串如「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专项行动之名，作暴力镇压之实，中国政府已经围捕且拘留超过百万的市民于拘留营中，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强迫劳动、甚至是绝育等行径。面对著国际舆论，北京试图称这些拘留营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但谴责随机种族清洗的非营利组织，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等，并没有被这样的说词说服。而在中国直接订定的新规定之下，这些摄影机科技也在香港被使用，这也是为什麽香港的示威者需要穿戴黑色口罩的原因。
这是我们想要的互联网吗？另一个监控科技的试验场在山东省的荣成市：于二○一五年，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首次实行。「信用分数」试图搜集所有关于中国居民的数据，并且藉由分数来评断人民为好、坏居民。以此所有的居民都有最高可达九百分的评分。如果有人在红灯时横越马路，那个人会失去二十分，同时大萤幕牆会投放他的脸。人民如果有其他的不当行为，也都会被扣分，比如：在社会中活跃的保护劳权、徵求群体议价、或与已知的「麻烦製造者」当朋友。这项科技最终的目标，是利用人工智慧以及大数据，在反政府行为、纷争以及罪犯发生之前就侦测到他们的存在。
中国北京街头一角的监视器。（汤森路透）
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于二○一九年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演讲，或许是对于中国互联网最适切的形容之一。当时他在一个镶满橡木的礼堂中，穿著他的招牌黑色上衣，走向宏雄伟的木製讲台，他从驱动Facebook的两项远大壮志开始讲起：连结世界，以及给予人们发言权。他说，北京，是这两项壮志的最大威胁。「中国在建造自己互联网的过程中，所在乎的价值观与我们非常不同，」他疾呼：「中国正把中国版本的互联网外销到其他国家」。他感叹道，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大型互联网平台都是美国的， 而如今全球前十大平台中，就有六个是中国的平台。「这是我们想要的互联网吗？」他问。
扎克伯格曾极力尝试，包括拜访北京、登上长城等，希望让中国政府高层对他有好印象。（汤森路透）
扎克伯格的演讲之所以特别令人注目，是因为他比任何美国科技领袖都更认真的尝试，希望中国政治领袖对他刮目相看。二○一四年扎克伯格为中国审查制度的门面鲁炜，安排了一个私人的中文Facebook总部导览，他甚至让鲁炜坐在自己桌前，而桌子上就放著一本习近平的言讲选集。「这本书是我买给我同事的。」扎克伯格说：「我想要他们了解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一五年扎克伯格在白宫见到习近平总书记，他再次炫耀自己的中文能力，并询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愿意，为他当时还未出世的小孩取一个中文名字？（习近平以责任太重大为由，当场婉拒了）。同年稍晚，扎克伯格又再一次尝试讨好中方。他拜访了阎学通的母校清华大学，并发表了二十分钟的中文演说。
为什麽扎克伯格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认知到打入中国市场的企图永远无法成功吗？还是因美国渐渐对中国产生厌恶，而选择讨好美国的政治阶层呢？或其实是想将中国呈现为巨大威胁，意图把Facebook的各种监控，以及因数据恣意使用行为所致的批评，四两拨千斤的转移掉呢？不论原因为何，有趣的是；即使扎克伯格转变了他对于中国互联网道德标准的公众态度，他的许多同事还是私下尝试模仿中国互联网巨头，如：微信、抖音（Tiktok）所採取的商业模式。
从许多方面来说，西方世界正变得更中国化。对我来说，在我拜访Facebook的帕罗奥图总公司时，我才第一次瞭解到中美双方，在使用资料方式的各个面向趋于一致。我理解到为什麽人们对于中国的「监控政府」（Surveillance state）时所感到的恐惧，很像面对美国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时所出现的感受。这是个诡异循环，当初我们认为互联网会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中国则因为担心互联网会改变他们，而开始策略性的对互联网脱钩。但现在中国的公司是如此的成功，反而是西方的公司开始模仿中国的商业模式。这个趋于一致的现象，正在增加纷争产生的机会。
※本文摘取自《连结之战：网路、经济、移民如何成为武器》，行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