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现生育低谷的速度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快，这引发了对中国人口结构崩溃的担忧。而且，由于40多年前的误判，如今应对这种生育低谷的形势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一，如今发生的快速转变是当初的决策者所没有预料到的。
当时，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人口过多会阻碍经济增长。一位在莫斯科接受过导弹训练的科学家牵头推动了中国的这一政策，其依据是将用于计算火箭轨迹的数学模型应用于计算人口增长。
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老龄化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早得多。少子化和高龄化的转变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中，年轻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而且年轻女性的数量也在逐年下降。对于如何改变这一政策塑造的观念，中国政府束手无策。
根据最近的政府数据，去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减少了50多万，加速了2022年开始的人口下降。官员们称这是因为育龄妇女人数迅速减少（比一年前减少了300多万），并承认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许多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政府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人口开始萎缩的时间甚至更早。
上述数据公布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in Australia)和上海社会科学院(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研究人员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只有5.25亿人口。这低于他们之前预测的5.97亿人，比现在的14亿人急剧下降。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在墨尔本牵头进行人口研究工作的彭秀健说：“我们对2022年和2023年的预测已经很低了，但实际情况却更糟。”
中国的生育率接近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不到保持人口稳定的2.1更替率的一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生育率徘徊在3左右。
当时，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即将开始经济改革。一群科学家对中国领导人表示，除非开始限制生育，否则一百年后中国将有超过40亿张嘴要吃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官员为此忧心不已。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1980年初发表了一篇由其中一些科学家撰写的文章，建议中国寻找应对人口过剩的办法，“把生育率降到1......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那年秋天，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但这些计算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
1985年，成都一块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的广告牌。图片来源：ETERCHARLESWORTH/LIGHTROCKET/GETTY IMAGES
人口担忧
中国并不是当时唯一担心人口过剩的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人口迅速增长，点燃了对人类生育速度将超过粮食增产速度的担忧，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文革之后，中国官方加大力度重振科研。之前社会科学家曾受到毛泽东的红卫兵迫害，而其他从事军事相关工作的科学家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
这其中包括宋健，他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门生，也是中国研究卫星和火箭的顶尖科学家之一。宋健曾在莫斯科学习，获得了控制论（数学的一个分支）和军事科学的高级学位。军方官员将他派往戈壁沙漠上的火箭和卫星发射场，以躲避文革乱局。
宋健最终成为中国主管科技的高级政府成员。他今年92岁。对于向国务院和中国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提出的置评请求，宋健未予回应。
1975年，宋健作为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荷兰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在那里他结识了荷兰数学家Geert Jan Olsder。三年后，两人在芬兰的一次会议上第二次见面。
现年80多岁的Olsder表示，他当时谈论了自己与其他数学家的研究如何从全球资源有限的警告中受到启发，以及如何将数学模型应用于出生率。
2004年，宋健与荷兰数学家Geert Jan Olsder在一起。图片来源：PHOTO: ELKE TOXOPEUS
Olsd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宋健用流利的英语与其他人交谈，并对数学建模表现出浓厚兴趣。Olsder表示，如果他和宋健没有会面，他相信中国也会开始实施某种人口政策，但可能会晚一些。Olsder写道，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长串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宋健完善了他的建模，并与一个科学家团队开始计算不同的生育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人口数量。1979年底，宋健开始向官员们提交基于他们建模的报告。他计算出，按照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婴儿的固定生育率，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
凭借计算机辅助的数学模型和政治人脉，宋健吸引到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曾撰写过数本有关独生子女政策书籍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说，宋健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会阻碍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现代化国家。
葛苏珊说：“宋健用一种人口-经济-生态危机即将到来的可怕论调来说服人们。”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官员们当时曾表示，如果出生率下降太多，中国可以改变政策。中共中央在1980年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到30年以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实际情况是在短短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生育率已降至更替率以下。只是年轻女性群体仍然庞大，这使得中国人口还能继续增长。但新生女孩的数量却在迅速减少。
1989年，北京，一家妇产医院里的婴儿。图片来源：PETER TURNLEY/CORBIS/GETTY IMAGES
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已过时且存在缺陷。他们说，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宋健的人口数学中没有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行为。中国政府有时会采取包括强制堕胎和绝育在内的粗暴措施，再加上数十年来政府一直宣传小家庭的好处，因此在民众心里种下了一种持久的独生子女心态。这种模式也没有考虑到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如果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更愿意生男孩。
年轻女性现在是中国人口困境的核心。她们越来越不愿意生育，生育率逐年下降。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葛苏珊说，在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女性是按照中国政府的目标成长起来的，即人口数量较少但质量高：受过良好教育、干练且独立。她说：“这些女性不会接受回到家庭做家庭主妇。”
研究人员说，除了文化和社会变化外，宋健的模型也没有考虑到经济因素，例如邓小平改革引发的大规模涌入城市的移民潮，这在降低生育率方面起到了超乎想象的作用。
现在领导上海社会科学院上述研究团队的退休人口学家左学金十多年前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暴发敲响了警钟，他当时表示，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措施的必要条件都已逐渐消失了。
2023年，游客在北京故宫拍照留念。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武汉，一名护士在一家私立妇产医院照看一名新生儿。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左学金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多年来，人口过多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担忧。过去很难让政府和公众相信中国会出现人口快速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
宋健说，他认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他在母校济南大学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百年来中外政治家和知识界担忧的“中国人口大爆炸”的引信已被拆除。他写道：“零增长是现代人类的归宿，当代中国的急务。”他当时估计，中国的人口要到2035年以后才会开始减少。他的估计偏差了超过十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2022年开始减少。
中国政府称，这一政策阻止了4亿人口的出生，并经常将此作为中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包括在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人口学家对这一数字提出了质疑，这些专家表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人口学家很着急
即便2015年中国政府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也没有完全废除生育限制，而是改为二孩政策。现在，中国政府呼吁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宣扬中国需要回归生育友好型文化。
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努力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需要更多婴儿。
旅行服务提供商携程集团(Trip.com Group)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梁建章(James Liang)与人共同创办了专注于人口和公共政策分析的民间智库育娲人口研究(YuWa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梁建章估计，中国需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用于直接补贴，以鼓励生育并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才能使生育率恢复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4，这一支出比例与教育支出大致相当。他的公司每年为长期员工发放每个孩子人民币10,000元（合1,406 美元）的现金奖励，直到孩子年满5岁。
人口学家们正在设法了解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最新情况。联合国(United Nations)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已与现实情况不符，该预期是基于中国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并假定生育率为 1.19。
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部门负责人Patrick Gerland说，他们的计算试图反映长期趋势，并不是为快速变化而设计的。他同意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即中国的生育率更接近 1.0。
他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育率从一年到下一年变化如此之快的国家，我们的人口（预测）结果将小于两年前的预期。”联合国计划在 7 月份更新其预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妇产科高级科学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者易富贤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的情况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糟糕。易富贤认为，根据其他可获得的数据（如入学人数和新生儿疫苗接种量）拼凑出的出生人口估计数，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减少了。
“几十年来中国所有的人口政策都是基于错误的预测，”易富贤说。“中国的人口危机超出了中国官员和国际社会的想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学家蔡泳说，一代年轻人一旦下定决心，他们的想法就很难改变。
蔡泳说，随着官方发布信息和政策向新一代宣传扩大家庭规模，生育率现在有可能提高，但“即使提高，也不会在短期内提高”。
中国出现生育低谷的速度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快，这引发了对中国人口结构崩溃的担忧。而且，由于40多年前的误判，如今应对这种生育低谷的形势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一，如今发生的快速转变是当初的决策者所没有预料到的。
当时，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人口过多会阻碍经济增长。一位在莫斯科接受过导弹训练的科学家牵头推动了中国的这一政策，其依据是将用于计算火箭轨迹的数学模型应用于计算人口增长。
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老龄化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早得多。少子化和高龄化的转变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中，年轻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而且年轻女性的数量也在逐年下降。对于如何改变这一政策塑造的观念，中国政府束手无策。
根据最近的政府数据，去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减少了50多万，加速了2022年开始的人口下降。官员们称这是因为育龄妇女人数迅速减少（比一年前减少了300多万），并承认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许多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政府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人口开始萎缩的时间甚至更早。
上述数据公布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in Australia)和上海社会科学院(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研究人员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只有5.25亿人口。这低于他们之前预测的5.97亿人，比现在的14亿人急剧下降。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在墨尔本牵头进行人口研究工作的彭秀健说：“我们对2022年和2023年的预测已经很低了，但实际情况却更糟。”
中国的生育率接近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不到保持人口稳定的2.1更替率的一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生育率徘徊在3左右。
当时，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即将开始经济改革。一群科学家对中国领导人表示，除非开始限制生育，否则一百年后中国将有超过40亿张嘴要吃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官员为此忧心不已。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1980年初发表了一篇由其中一些科学家撰写的文章，建议中国寻找应对人口过剩的办法，“把生育率降到1......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那年秋天，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但这些计算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
1985年，成都一块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的广告牌。图片来源：ETERCHARLESWORTH/LIGHTROCKET/GETTY IMAGES
人口担忧
中国并不是当时唯一担心人口过剩的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人口迅速增长，点燃了对人类生育速度将超过粮食增产速度的担忧，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文革之后，中国官方加大力度重振科研。之前社会科学家曾受到毛泽东的红卫兵迫害，而其他从事军事相关工作的科学家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
这其中包括宋健，他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门生，也是中国研究卫星和火箭的顶尖科学家之一。宋健曾在莫斯科学习，获得了控制论（数学的一个分支）和军事科学的高级学位。军方官员将他派往戈壁沙漠上的火箭和卫星发射场，以躲避文革乱局。
宋健最终成为中国主管科技的高级政府成员。他今年92岁。对于向国务院和中国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提出的置评请求，宋健未予回应。
1975年，宋健作为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荷兰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在那里他结识了荷兰数学家Geert Jan Olsder。三年后，两人在芬兰的一次会议上第二次见面。
现年80多岁的Olsder表示，他当时谈论了自己与其他数学家的研究如何从全球资源有限的警告中受到启发，以及如何将数学模型应用于出生率。
2004年，宋健与荷兰数学家Geert Jan Olsder在一起。图片来源：PHOTO: ELKE TOXOPEUS
Olsd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宋健用流利的英语与其他人交谈，并对数学建模表现出浓厚兴趣。Olsder表示，如果他和宋健没有会面，他相信中国也会开始实施某种人口政策，但可能会晚一些。Olsder写道，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长串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宋健完善了他的建模，并与一个科学家团队开始计算不同的生育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人口数量。1979年底，宋健开始向官员们提交基于他们建模的报告。他计算出，按照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婴儿的固定生育率，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
凭借计算机辅助的数学模型和政治人脉，宋健吸引到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曾撰写过数本有关独生子女政策书籍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说，宋健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会阻碍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现代化国家。
葛苏珊说：“宋健用一种人口-经济-生态危机即将到来的可怕论调来说服人们。”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官员们当时曾表示，如果出生率下降太多，中国可以改变政策。中共中央在1980年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到30年以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实际情况是在短短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生育率已降至更替率以下。只是年轻女性群体仍然庞大，这使得中国人口还能继续增长。但新生女孩的数量却在迅速减少。
1989年，北京，一家妇产医院里的婴儿。图片来源：PETER TURNLEY/CORBIS/GETTY IMAGES
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已过时且存在缺陷。他们说，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宋健的人口数学中没有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行为。中国政府有时会采取包括强制堕胎和绝育在内的粗暴措施，再加上数十年来政府一直宣传小家庭的好处，因此在民众心里种下了一种持久的独生子女心态。这种模式也没有考虑到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如果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更愿意生男孩。
年轻女性现在是中国人口困境的核心。她们越来越不愿意生育，生育率逐年下降。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葛苏珊说，在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女性是按照中国政府的目标成长起来的，即人口数量较少但质量高：受过良好教育、干练且独立。她说：“这些女性不会接受回到家庭做家庭主妇。”
研究人员说，除了文化和社会变化外，宋健的模型也没有考虑到经济因素，例如邓小平改革引发的大规模涌入城市的移民潮，这在降低生育率方面起到了超乎想象的作用。
现在领导上海社会科学院上述研究团队的退休人口学家左学金十多年前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暴发敲响了警钟，他当时表示，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措施的必要条件都已逐渐消失了。
2023年，游客在北京故宫拍照留念。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武汉，一名护士在一家私立妇产医院照看一名新生儿。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左学金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多年来，人口过多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担忧。过去很难让政府和公众相信中国会出现人口快速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
宋健说，他认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他在母校济南大学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百年来中外政治家和知识界担忧的“中国人口大爆炸”的引信已被拆除。他写道：“零增长是现代人类的归宿，当代中国的急务。”他当时估计，中国的人口要到2035年以后才会开始减少。他的估计偏差了超过十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2022年开始减少。
中国政府称，这一政策阻止了4亿人口的出生，并经常将此作为中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包括在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人口学家对这一数字提出了质疑，这些专家表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人口学家很着急
即便2015年中国政府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也没有完全废除生育限制，而是改为二孩政策。现在，中国政府呼吁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宣扬中国需要回归生育友好型文化。
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努力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需要更多婴儿。
旅行服务提供商携程集团(Trip.com Group)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梁建章(James Liang)与人共同创办了专注于人口和公共政策分析的民间智库育娲人口研究(YuWa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梁建章估计，中国需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用于直接补贴，以鼓励生育并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才能使生育率恢复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4，这一支出比例与教育支出大致相当。他的公司每年为长期员工发放每个孩子人民币10,000元（合1,406 美元）的现金奖励，直到孩子年满5岁。
人口学家们正在设法了解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最新情况。联合国(United Nations)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已与现实情况不符，该预期是基于中国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并假定生育率为 1.19。
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部门负责人Patrick Gerland说，他们的计算试图反映长期趋势，并不是为快速变化而设计的。他同意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即中国的生育率更接近 1.0。
他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育率从一年到下一年变化如此之快的国家，我们的人口（预测）结果将小于两年前的预期。”联合国计划在 7 月份更新其预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妇产科高级科学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者易富贤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的情况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糟糕。易富贤认为，根据其他可获得的数据（如入学人数和新生儿疫苗接种量）拼凑出的出生人口估计数，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减少了。
“几十年来中国所有的人口政策都是基于错误的预测，”易富贤说。“中国的人口危机超出了中国官员和国际社会的想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学家蔡泳说，一代年轻人一旦下定决心，他们的想法就很难改变。
蔡泳说，随着官方发布信息和政策向新一代宣传扩大家庭规模，生育率现在有可能提高，但“即使提高，也不会在短期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