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莫斯科临别时对普京的「豪言壮语」，既是对西方的恫吓，也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习近平知道没有满足普京的关键要求，普京很沮丧，需要给他打气。此行习近平不敢给普京更大支援，不仅有利己的盘算，也有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严峻。
与国内朋友交流，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闷和压抑，所有人对经济的预期都非常不好。影响这种情绪的有这样几个因素：第一，外企和出口导向的私企撤出中国的速度远比预料的更快。许多人原以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易动摇，他们没想到，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并不像想像的那样难，尤其是越南，竟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中国吸引如此多的劳动密集企业，出乎许多人预料；第二个因素于此有关，那就是外企撤离对中国经济的就业和景气的冲击，比预料要强烈；为甚么会这样呢？这会不会是一种心理和舆论的过度反应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被中国失业潮的各种短视频报道所震撼，现代传媒手段无疑会放大对各种坏消息的负面效应。不过，我相信多数人都明白，因失业和求职不易而引发的负面预期，有人所共知的深层根源，那就是中国经济积累了几十年的结构性失衡。也就是说，外资意外加速撤离引发的失业潮，只不过是压倒中国经济长期预期的最后一根稻草。
问题是，习近平和他的执行班子，为甚么没能及时扭转对稳定经济极为不利的预期恶化呢？直接原因，就是他们对终止「清零」后，外资工厂大量撤出，订单急剧下降，完全没有预料到，而随后，权力交替又耽搁了不少时间。不过，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有更为系统性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我看到新班子管理经济的知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严重不足。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他们明知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十分紧迫，居然下令扣减退休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这不仅是一个不义的决策，而且是一个缺乏经济学常识的愚蠢决策。这个决策暴露了管理中国经济的新团队缺乏起码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退休职工和老人，应该是社会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在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危机时刻，政府不仅不应减少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反而应增加他们的福利收入。即便是在财政危机的情况下，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有可能令经济危机更加恶化。
客观方面，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就是多年来高度依赖农民工的体制，供养出一个极为庞大的寄生性权贵群体，这个群体不仅拥有巨额的私人财产，而且在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中占有难以想像的高份额。高官、高管和专家的退休金，月收入可达数万，是农村低保的几十倍。最近有消息透露，每月退休金超过一万元的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
很明显，这是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来养出来的一个巨大肿瘤，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外界知之甚少。也正因如此，中外专家在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时候，都不得不假设这个巨大的肿瘤不存在。而现在，北京管理经济的团队，已经无法绕开这个地雷。坦率说，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可以拖下去，但这种地雷不能不排除。不难想像的是，中国经济还会有类似这样的地雷被发现。
习近平在莫斯科临别时对普京的「豪言壮语」，既是对西方的恫吓，也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习近平知道没有满足普京的关键要求，普京很沮丧，需要给他打气。此行习近平不敢给普京更大支援，不仅有利己的盘算，也有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严峻。
与国内朋友交流，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闷和压抑，所有人对经济的预期都非常不好。影响这种情绪的有这样几个因素：第一，外企和出口导向的私企撤出中国的速度远比预料的更快。许多人原以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易动摇，他们没想到，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并不像想像的那样难，尤其是越南，竟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中国吸引如此多的劳动密集企业，出乎许多人预料；第二个因素于此有关，那就是外企撤离对中国经济的就业和景气的冲击，比预料要强烈；为甚么会这样呢？这会不会是一种心理和舆论的过度反应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被中国失业潮的各种短视频报道所震撼，现代传媒手段无疑会放大对各种坏消息的负面效应。不过，我相信多数人都明白，因失业和求职不易而引发的负面预期，有人所共知的深层根源，那就是中国经济积累了几十年的结构性失衡。也就是说，外资意外加速撤离引发的失业潮，只不过是压倒中国经济长期预期的最后一根稻草。
问题是，习近平和他的执行班子，为甚么没能及时扭转对稳定经济极为不利的预期恶化呢？直接原因，就是他们对终止「清零」后，外资工厂大量撤出，订单急剧下降，完全没有预料到，而随后，权力交替又耽搁了不少时间。不过，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有更为系统性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我看到新班子管理经济的知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严重不足。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他们明知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十分紧迫，居然下令扣减退休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这不仅是一个不义的决策，而且是一个缺乏经济学常识的愚蠢决策。这个决策暴露了管理中国经济的新团队缺乏起码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退休职工和老人，应该是社会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在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危机时刻，政府不仅不应减少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反而应增加他们的福利收入。即便是在财政危机的情况下，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有可能令经济危机更加恶化。
客观方面，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就是多年来高度依赖农民工的体制，供养出一个极为庞大的寄生性权贵群体，这个群体不仅拥有巨额的私人财产，而且在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中占有难以想像的高份额。高官、高管和专家的退休金，月收入可达数万，是农村低保的几十倍。最近有消息透露，每月退休金超过一万元的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
很明显，这是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来养出来的一个巨大肿瘤，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外界知之甚少。也正因如此，中外专家在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时候，都不得不假设这个巨大的肿瘤不存在。而现在，北京管理经济的团队，已经无法绕开这个地雷。坦率说，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可以拖下去，但这种地雷不能不排除。不难想像的是，中国经济还会有类似这样的地雷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