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出国读书，毕业后移民北美，在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这是一个自由穿梭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新时代青年的肖像。
但很快地，王生就厌倦了这一切。回国又离开，再到“躺平”成为“全职儿女”……人到中年始终徘徊在不确定里。
原本以为多元背景会带来更多选择，却让自己失去了找到理想生活的能力。
美国大厂 vs 国内大厂
王生当年选择出国，一定程度上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
从小性格内向、在中学阶段遭受过同学排挤的王生一度生活得非常痛苦，在父母安排下，他选择去加拿大读本科。父母和他都认为，离开带来创伤的环境可能会帮助摆脱过去的阴影。
毕业后，年轻的王生满怀技术理想。顺利拿到枫叶卡后，他的计划是加入北美最顶尖的互联网团队、拿到最高的薪水，甚至还想象过未来创业的蓝图。
起初，他沉浸在精英云集的兴奋感中，在外人看来，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氛围属于全世界顶尖，但慢慢地，现实与梦想却渐行渐远：
在这家互联网公司里，王生接触到的大部分同事都是程序员或产品经理，虽然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日常聊天的话题却一致集中在孩子上了哪个私立学校、怎么买到更好的房子、怎么在公司里拿到更好的薪资待遇、比起技术很多人更愿意谈论投资股票，热衷升职甚于创新，这完全不是他当初设想的。
“攀比和内卷其实都是预料之中的，但待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充满了虚无感，那种落差有不小的冲击力。”
工作了两年后，厌倦美式大厂的生活方式，王生选择短暂回国，等待他的却是更加糟糕的体验。
在国内，王生进入了一家实行大小周模式的互联网公司，私人时间被压榨是家常便饭。
最让王生不能接受的是，他所在的公司每周都会开“数据美化会”，通过技术手段、统计方法的调整使数据更好看。在王生看来这个在国内互联网公司里非常常见的行为属于“数据造假”的范畴。
“没有任何人觉得不对，但我不能接受这一切。”
超长的工作时间、巨大的工作压力与价值观的冲突，三者作用之下王生仅仅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两个月便选择了辞职，再次回到加拿大。
回国当全职儿女
曾经以为出国就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却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
他发现自己对于身处一个集体之中非常抗拒，无论是学校还是公司，“在哪里都是不开心的”。
从大公司到小型创业公司，从甲方到乙方......现在回忆起来，每段工作中，他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开始入职时因为新的工作内容感到兴奋，入职两周就觉得一切都无聊透顶，半年后迫切地想要辞职。
意识到这一点后，王生开始尝试寻找循规蹈矩上班之外的生活。2022年他所在的公司倒闭，王生顺其自然做了一段时间自由职业者。
2023年，随着国内逐渐放开，他再次产生了回国生活的想法。
他最先需要面对的是父母的反对。父母认为他有能力在北美过上很好的“中产生活”，此时放弃是不明智的选择。为了让父母转变看法，他做了很多“向上管理”。
他有意识地管理着父母的期待值，“就是想让父母认可自己当下的选择，找到彼此满意的相处方式。”
“喊穷”也是一个重要方法，北美近年来的通胀速度非常快，尽管在互联网行业里的收入不错，但是生活成本同样不低。“国内物美价廉的生活环境，能够极大降低我的开销。”
回国后，王生选择了在家躺平做全职儿女。背后的底层原因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相对不错，哪怕自己不上班赚钱，也不会影响家里的生活质量。
在家躺平固然轻松，不过更困难的仍旧是寻找自己想过的理想生活。
在国内，王生需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几乎没有交到新朋友。“过去十几年都不在，自然就没什么共同语言。”
现在的他，每年都在加拿大与国内之间往返，只是为了见一些朋友。他不确定自己属于哪一边。或许，这种不断徘徊、始终无法停下的状态，本身就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新媒体总监：TAN 采访/撰文：Echo
编辑：Sebastian
18岁出国读书，毕业后移民北美，在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这是一个自由穿梭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新时代青年的肖像。
但很快地，王生就厌倦了这一切。回国又离开，再到“躺平”成为“全职儿女”……人到中年始终徘徊在不确定里。
原本以为多元背景会带来更多选择，却让自己失去了找到理想生活的能力。
美国大厂 vs 国内大厂
王生当年选择出国，一定程度上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
从小性格内向、在中学阶段遭受过同学排挤的王生一度生活得非常痛苦，在父母安排下，他选择去加拿大读本科。父母和他都认为，离开带来创伤的环境可能会帮助摆脱过去的阴影。
毕业后，年轻的王生满怀技术理想。顺利拿到枫叶卡后，他的计划是加入北美最顶尖的互联网团队、拿到最高的薪水，甚至还想象过未来创业的蓝图。
起初，他沉浸在精英云集的兴奋感中，在外人看来，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氛围属于全世界顶尖，但慢慢地，现实与梦想却渐行渐远：
在这家互联网公司里，王生接触到的大部分同事都是程序员或产品经理，虽然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日常聊天的话题却一致集中在孩子上了哪个私立学校、怎么买到更好的房子、怎么在公司里拿到更好的薪资待遇、比起技术很多人更愿意谈论投资股票，热衷升职甚于创新，这完全不是他当初设想的。
“攀比和内卷其实都是预料之中的，但待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充满了虚无感，那种落差有不小的冲击力。”
工作了两年后，厌倦美式大厂的生活方式，王生选择短暂回国，等待他的却是更加糟糕的体验。
在国内，王生进入了一家实行大小周模式的互联网公司，私人时间被压榨是家常便饭。
最让王生不能接受的是，他所在的公司每周都会开“数据美化会”，通过技术手段、统计方法的调整使数据更好看。在王生看来这个在国内互联网公司里非常常见的行为属于“数据造假”的范畴。
“没有任何人觉得不对，但我不能接受这一切。”
超长的工作时间、巨大的工作压力与价值观的冲突，三者作用之下王生仅仅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两个月便选择了辞职，再次回到加拿大。
回国当全职儿女
曾经以为出国就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却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
他发现自己对于身处一个集体之中非常抗拒，无论是学校还是公司，“在哪里都是不开心的”。
从大公司到小型创业公司，从甲方到乙方......现在回忆起来，每段工作中，他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开始入职时因为新的工作内容感到兴奋，入职两周就觉得一切都无聊透顶，半年后迫切地想要辞职。
意识到这一点后，王生开始尝试寻找循规蹈矩上班之外的生活。2022年他所在的公司倒闭，王生顺其自然做了一段时间自由职业者。
2023年，随着国内逐渐放开，他再次产生了回国生活的想法。
他最先需要面对的是父母的反对。父母认为他有能力在北美过上很好的“中产生活”，此时放弃是不明智的选择。为了让父母转变看法，他做了很多“向上管理”。
他有意识地管理着父母的期待值，“就是想让父母认可自己当下的选择，找到彼此满意的相处方式。”
“喊穷”也是一个重要方法，北美近年来的通胀速度非常快，尽管在互联网行业里的收入不错，但是生活成本同样不低。“国内物美价廉的生活环境，能够极大降低我的开销。”
回国后，王生选择了在家躺平做全职儿女。背后的底层原因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相对不错，哪怕自己不上班赚钱，也不会影响家里的生活质量。
在家躺平固然轻松，不过更困难的仍旧是寻找自己想过的理想生活。
在国内，王生需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几乎没有交到新朋友。“过去十几年都不在，自然就没什么共同语言。”
现在的他，每年都在加拿大与国内之间往返，只是为了见一些朋友。他不确定自己属于哪一边。或许，这种不断徘徊、始终无法停下的状态，本身就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新媒体总监：TAN 采访/撰文：Echo
编辑：Sebast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