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玉立
头图｜视觉中国
2015年，《穹顶之下》横空出世。这部纪录片发布后迅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让人们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
2025年是纪录片发布后的第十年，如今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据足以说明问题。1月10日，京津冀生态协同专题工作组新闻发布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经初步测算，2024年，北京市PM2.5（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30.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2%，连续四年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而与2013年相比，2024年四项主要污染物PM2.5、PM10、NO2、SO2浓度分别下降65.9%、50.0%、57.1%、88.7%。
2013年以来北京市四项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图源：新京报
2024年北京市空气质量创下两个历史之最——优良天数历年最多，重污染天数历年最少。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市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90天，同比增加19天；重污染日仅2天，同比减少6天。
历经十年治理，“北京蓝”成为了常态，在这背后中国的空气治理是如何进行并取得成功的？
“霾”，消失了
十年前，《穹顶之下》爆火背后的核心价值是点出了空气污染的成因，对于十年前的中国而言，依然还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正如18世纪的伦敦与19世纪的洛杉矶一样，快速发展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能源与空气研究机构CREA研究员邱程骋向虎嗅ESG组表示，雾霾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受逆温层形成和静稳天气增多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大气扩散能力大幅下降，污染物更易积聚并形成高浓度。
同时，采暖季供暖需求上升，散煤燃烧、煤电供应的增加，以及高强度的工业活动和交通排放叠加，显著推高了污染水平。此外，冬春季更频繁的沙尘暴也进一步加剧了北方地区雾霾的发生可能性。
总结而言，雾霾的原因可归为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两方面。人为因素中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的包括工业排放、交通污染、建筑施工扬尘、生活源污染等因素。
中国科学院“大气灰霾溯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研究员曾在2013年参加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时分享一组研究数据，指出雾霾90%来自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仅有约10%的雾霾是自然排放。
他通过对当时五次强霾污染分析得出，大气污染物包括有机碳、元素碳、硫酸盐、硝酸盐、铵盐、扬尘等。在2013年1月的强霾中，北京机动车排放贡献最大，占25%；其次为燃煤19%和外来输送19%；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污染来源则是燃煤34%、机动车16%和工业15%。
此外，河北和天津地区的燃煤、化工、重金属冶炼都是重金属污染的来源。在北京年平均PM2.5排放中，燃煤占26%，机动车19%，餐饮11%，工业10%。需要指出的是，从2010年到2014年，北京空气质量状态比例的变化并不大。
雾霾带来的危害在于，在当时的白天空气中NO2浓度出现高值，并同步出现硝酸盐浓度高值，白天生成的硝酸盐夜间在高浓度SO2和硫酸盐的作用下向致癌物亚硝酸盐转化，于是空气治理到了不得不下重手的地步。
邱程骋认为，有关部门的“狠抓”是空气治理获得成功的关键，“十年来，中国通过加强煤电和工业末端治理、提高非电行业电气化率以及控制冬季散煤燃烧等措施，将2013-2022年间PM2.5浓度大幅降低了57%，这一成就与中央政策的有效贯彻密不可分。”
自2013年起，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长期政策，推动地方切实落实空气治理举措。
其中最典型的是煤电行业，在“大气十条”之后，2015年三部门又联合下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指导煤电行业一手抓超低排放改造，另一手则针对不具备改造条件的煤电厂抓落后产能淘汰。
其结果是，中国不仅建成了一批世界领先的超超临界发电厂，也打造出了全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提前完成电力部门超低排放改造和十三五规划的要求。
在电力部门之外，钢铁、水泥、化工、玻璃等部门也在“大气十条”发布后加快了大气污染治理步伐，严控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新增产能，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据第二次污染普查数据，2017年相比2007年全国造纸、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品产量分别增加61%、50%和71%，但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造纸行业化学需氧量减少84%，钢铁行业二氧化硫减少54%，水泥行业氮氧化物减少23%。
宏观数据或许让人体会不深，在微观层面以2019年为例，时任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报告了“一笔账”，指出2018年化解钢铁产能3000多万吨，淘汰了1.3万台工业炉窑，老旧汽车淘汰了200多万辆，北方清洁取暖（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完成480万户以上，全国的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首次跌破60%......
2017年中国散煤消费结构图指出，全国散煤消费量在7.5亿吨左右，其中居民用煤2.34亿吨，主要用于农村冬季取暖。资料来源：中国散煤综合治理调研报告2017。
后来的这几年我们都看到了，全国掀起电动车更新换代潮，大量电动车企崛起替代老牌燃油车企，中国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汽车清洁能源转型。
总结当年治理雾霾的系统性工程，大致经历了从立法与执法到监测与预警，到减少排放源，再到能源结构调整的过程，最终打赢了“蓝天保卫战”。
2022年9月，在回答外国媒体记者关于“北京如何实现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的提问时，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的陈吉宁用了三个“前所未有”来阐述过去十年北京的环境治理历程，“治理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治理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空气质量的六个指标全部达标，水环境实现历史性好转，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这十年是生态环境实现历史性变化的十年。
治霾，难在哪儿？
想要将“霾”根除并不容易。
中国科学院“大气灰霾溯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曾经指出，北京地区的雾霾情况远比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美国四五十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复杂和严重。
原因在于，1952年的伦敦每平方米也只有4毫克，但2013年北京地区空气中每立方米中有近20毫克气固体污染物，此外中国还大范围存在沙尘暴，而沙尘的存在又会加剧雾霾过程的化学反应。
并且，京津冀近周边的沙尘层输送至北京，与本地的污染性气溶胶混合后加重污染，增加了大气污染物控制和治理的难度，导致北京不可能单独治理雾霾问题。无疑，治理雾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管齐下。
而为了做好这一系统性工程，如前文所述，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并鼓励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的发展。这一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
同时，一些高污染企业面临淘汰或转型，这也会对其经济效益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带来一定的经济代价。
邱程骋向虎嗅ESG组分析：“经济层面，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分解和落实往往伴随着短期经济成本的上升。例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的实施，虽然成效显著，却对工业和能源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了阶段性影响。面对来自化石能源行业的既得利益阻力以及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平衡考量，政策落实的压力和挑战显而易见。”
的确，高污染行业的关停和整顿，会直接导致钢铁、水泥、化工等高污染企业被强制关停或限产，造成就业减少和地方财政收入下降。
其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支出巨大，从直接的经济投入就能看出中国为环境治理所付出的成本。
比如光伏产业，据黑鹰光伏统计，从2020年至2023年初累计可查的投资总额（公告）超过20000亿元；再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过去5年新能源车补贴也超过了千亿元。
此外，投资建设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和数据分析系统、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湿地和治理扬尘、引进先进环保技术所付的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极大的支出。
以未来视角看，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2024年12月的讲话中指出，相关机构最新测算未来五年我国仅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需求就将达到16万亿元人民币，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百万亿级别的绿色低碳投资。
而在社会层面，治理措施的严格执行也曾引发争议，邱程骋继续分析道：“例如，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采取“一刀切”式的停工停产政策，扰乱了企业正常生产。此外，居民在清洁取暖设备尚未验收时被强制拆除供暖设施，也引发了公众不满和舆论质疑。”
尽管如此，治理雾霾带来的巨大的健康和发展效益是直观的。“根据预测，到2025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将避免每年约18万人因PM2.5污染而过早死亡，重点控制区域如京津冀和汾渭平原将受益最大。这表明，控制空气污染不仅是发展清洁经济的必然要求，也为公众健康和社会福祉提供了长远保障，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邱程骋总结道。
治霾之路，还未走完
虽然当下中国空气治理目标已经初步达成：PM2.5浓度大幅下降、“蓝天保卫战”取得成效、重污染天气明显减少。但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区域传输和累积效应，不同区域之间的污染程度也不一样，难以均衡治理，仍有部分城市雾霾天气频发。
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指出，虽然现在全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较重，重污染天气依然多发、频发。结构调整也仍然在路上，“偏重”的产业结构、“偏煤”的能源结构和“偏公路”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邱程骋向虎嗅分析道：“生态环境部指出，实现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需从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入手，以达成当前发展的质效提升目标。目前，全国燃煤电厂已实现超低排放改造，依赖末端治理措施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潜力已基本耗尽。”
无疑，往后要想大幅改善空气质量，仅依靠末端治理已不现实，必须直面能源系统结构性转型的核心问题。因此，中国当前改善空气质量的最紧迫任务是降低对煤炭的依赖，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电力系统。
作者｜陈玉立
头图｜视觉中国
2015年，《穹顶之下》横空出世。这部纪录片发布后迅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让人们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
2025年是纪录片发布后的第十年，如今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据足以说明问题。1月10日，京津冀生态协同专题工作组新闻发布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经初步测算，2024年，北京市PM2.5（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30.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2%，连续四年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而与2013年相比，2024年四项主要污染物PM2.5、PM10、NO2、SO2浓度分别下降65.9%、50.0%、57.1%、88.7%。
2013年以来北京市四项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图源：新京报
2024年北京市空气质量创下两个历史之最——优良天数历年最多，重污染天数历年最少。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市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90天，同比增加19天；重污染日仅2天，同比减少6天。
历经十年治理，“北京蓝”成为了常态，在这背后中国的空气治理是如何进行并取得成功的？
“霾”，消失了
十年前，《穹顶之下》爆火背后的核心价值是点出了空气污染的成因，对于十年前的中国而言，依然还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正如18世纪的伦敦与19世纪的洛杉矶一样，快速发展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能源与空气研究机构CREA研究员邱程骋向虎嗅ESG组表示，雾霾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受逆温层形成和静稳天气增多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大气扩散能力大幅下降，污染物更易积聚并形成高浓度。
同时，采暖季供暖需求上升，散煤燃烧、煤电供应的增加，以及高强度的工业活动和交通排放叠加，显著推高了污染水平。此外，冬春季更频繁的沙尘暴也进一步加剧了北方地区雾霾的发生可能性。
总结而言，雾霾的原因可归为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两方面。人为因素中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的包括工业排放、交通污染、建筑施工扬尘、生活源污染等因素。
中国科学院“大气灰霾溯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研究员曾在2013年参加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时分享一组研究数据，指出雾霾90%来自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仅有约10%的雾霾是自然排放。
他通过对当时五次强霾污染分析得出，大气污染物包括有机碳、元素碳、硫酸盐、硝酸盐、铵盐、扬尘等。在2013年1月的强霾中，北京机动车排放贡献最大，占25%；其次为燃煤19%和外来输送19%；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污染来源则是燃煤34%、机动车16%和工业15%。
此外，河北和天津地区的燃煤、化工、重金属冶炼都是重金属污染的来源。在北京年平均PM2.5排放中，燃煤占26%，机动车19%，餐饮11%，工业10%。需要指出的是，从2010年到2014年，北京空气质量状态比例的变化并不大。
雾霾带来的危害在于，在当时的白天空气中NO2浓度出现高值，并同步出现硝酸盐浓度高值，白天生成的硝酸盐夜间在高浓度SO2和硫酸盐的作用下向致癌物亚硝酸盐转化，于是空气治理到了不得不下重手的地步。
邱程骋认为，有关部门的“狠抓”是空气治理获得成功的关键，“十年来，中国通过加强煤电和工业末端治理、提高非电行业电气化率以及控制冬季散煤燃烧等措施，将2013-2022年间PM2.5浓度大幅降低了57%，这一成就与中央政策的有效贯彻密不可分。”
自2013年起，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长期政策，推动地方切实落实空气治理举措。
其中最典型的是煤电行业，在“大气十条”之后，2015年三部门又联合下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指导煤电行业一手抓超低排放改造，另一手则针对不具备改造条件的煤电厂抓落后产能淘汰。
其结果是，中国不仅建成了一批世界领先的超超临界发电厂，也打造出了全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提前完成电力部门超低排放改造和十三五规划的要求。
在电力部门之外，钢铁、水泥、化工、玻璃等部门也在“大气十条”发布后加快了大气污染治理步伐，严控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新增产能，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据第二次污染普查数据，2017年相比2007年全国造纸、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品产量分别增加61%、50%和71%，但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造纸行业化学需氧量减少84%，钢铁行业二氧化硫减少54%，水泥行业氮氧化物减少23%。
宏观数据或许让人体会不深，在微观层面以2019年为例，时任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报告了“一笔账”，指出2018年化解钢铁产能3000多万吨，淘汰了1.3万台工业炉窑，老旧汽车淘汰了200多万辆，北方清洁取暖（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完成480万户以上，全国的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首次跌破60%......
2017年中国散煤消费结构图指出，全国散煤消费量在7.5亿吨左右，其中居民用煤2.34亿吨，主要用于农村冬季取暖。资料来源：中国散煤综合治理调研报告2017。
后来的这几年我们都看到了，全国掀起电动车更新换代潮，大量电动车企崛起替代老牌燃油车企，中国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汽车清洁能源转型。
总结当年治理雾霾的系统性工程，大致经历了从立法与执法到监测与预警，到减少排放源，再到能源结构调整的过程，最终打赢了“蓝天保卫战”。
2022年9月，在回答外国媒体记者关于“北京如何实现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的提问时，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的陈吉宁用了三个“前所未有”来阐述过去十年北京的环境治理历程，“治理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治理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空气质量的六个指标全部达标，水环境实现历史性好转，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这十年是生态环境实现历史性变化的十年。
治霾，难在哪儿？
想要将“霾”根除并不容易。
中国科学院“大气灰霾溯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曾经指出，北京地区的雾霾情况远比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美国四五十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复杂和严重。
原因在于，1952年的伦敦每平方米也只有4毫克，但2013年北京地区空气中每立方米中有近20毫克气固体污染物，此外中国还大范围存在沙尘暴，而沙尘的存在又会加剧雾霾过程的化学反应。
并且，京津冀近周边的沙尘层输送至北京，与本地的污染性气溶胶混合后加重污染，增加了大气污染物控制和治理的难度，导致北京不可能单独治理雾霾问题。无疑，治理雾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管齐下。
而为了做好这一系统性工程，如前文所述，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并鼓励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的发展。这一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
同时，一些高污染企业面临淘汰或转型，这也会对其经济效益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带来一定的经济代价。
邱程骋向虎嗅ESG组分析：“经济层面，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分解和落实往往伴随着短期经济成本的上升。例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的实施，虽然成效显著，却对工业和能源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了阶段性影响。面对来自化石能源行业的既得利益阻力以及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平衡考量，政策落实的压力和挑战显而易见。”
的确，高污染行业的关停和整顿，会直接导致钢铁、水泥、化工等高污染企业被强制关停或限产，造成就业减少和地方财政收入下降。
其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支出巨大，从直接的经济投入就能看出中国为环境治理所付出的成本。
比如光伏产业，据黑鹰光伏统计，从2020年至2023年初累计可查的投资总额（公告）超过20000亿元；再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过去5年新能源车补贴也超过了千亿元。
此外，投资建设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和数据分析系统、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湿地和治理扬尘、引进先进环保技术所付的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极大的支出。
以未来视角看，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2024年12月的讲话中指出，相关机构最新测算未来五年我国仅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需求就将达到16万亿元人民币，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百万亿级别的绿色低碳投资。
而在社会层面，治理措施的严格执行也曾引发争议，邱程骋继续分析道：“例如，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采取“一刀切”式的停工停产政策，扰乱了企业正常生产。此外，居民在清洁取暖设备尚未验收时被强制拆除供暖设施，也引发了公众不满和舆论质疑。”
尽管如此，治理雾霾带来的巨大的健康和发展效益是直观的。“根据预测，到2025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将避免每年约18万人因PM2.5污染而过早死亡，重点控制区域如京津冀和汾渭平原将受益最大。这表明，控制空气污染不仅是发展清洁经济的必然要求，也为公众健康和社会福祉提供了长远保障，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邱程骋总结道。
治霾之路，还未走完
虽然当下中国空气治理目标已经初步达成：PM2.5浓度大幅下降、“蓝天保卫战”取得成效、重污染天气明显减少。但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区域传输和累积效应，不同区域之间的污染程度也不一样，难以均衡治理，仍有部分城市雾霾天气频发。
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指出，虽然现在全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较重，重污染天气依然多发、频发。结构调整也仍然在路上，“偏重”的产业结构、“偏煤”的能源结构和“偏公路”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邱程骋向虎嗅分析道：“生态环境部指出，实现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需从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入手，以达成当前发展的质效提升目标。目前，全国燃煤电厂已实现超低排放改造，依赖末端治理措施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潜力已基本耗尽。”
无疑，往后要想大幅改善空气质量，仅依靠末端治理已不现实，必须直面能源系统结构性转型的核心问题。因此，中国当前改善空气质量的最紧迫任务是降低对煤炭的依赖，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电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