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东北是一片被误解的土地。
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前进看来，东北承受了一种不公正的评判，它曾有过繁华，未来可能会再次繁华，所以当下的衰落并非最终的结果，不应作为评判的根据。对于现代化而言，东北问题具有超前的时间性和深刻的启示性。
徐前进在东北城市长春行走，观察那些转瞬即逝的日常景观，完成“日常生活&档案生成”系列作品《流动的丰盈》《驶于当下》与《现代精神之花》，从东北写作延伸至中国城市观察，探究中国现代精神的沉淀、发酵与绵延，然后用深刻和具有预见性的态度对待这片被误解的土地。
东北不是徐前进的故乡，但在思想意义上，他不认同那些对东北充满功利性的判断，他认为东北是一种方法，一种以具体和直接的方式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方法。
以下是徐前进的自述。
一、他们在工业机制中成长，也在工业机制中衰老
我来自山东，但三部作品基本以长春作为主要场景，因为我在长春工作，熟悉这里的日常景观和深层文化。中国城市在很多方面相似，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空间，也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主体结构，所以我希望从中寻找中国现代精神的具体象征。
20世纪后期，生活在东北的人有工业化的视野，身处被技术理性控制着日常生活的节奏中。锅炉工人并不关心附近有没有盛开的花或其他美景，只在意煤是否够用、煤堆与锅炉之间的距离、锅炉运行是否正常、工作结束后有没有足够的热水洗澡。下班后，相比于去文艺厅看芭蕾舞剧，他们更愿意蒙头大睡。电焊工人、安装工人、检测工人同样如此，他们在工业机制中出生、成长、工作，也在工业机制中衰老。
（图/《东北虎》）
工业景观中的多数类别并不优美，我却从中感受到比高雅更重要的真实感，热爱塑造真实感的实用主义景观。
在思想意义上，比高雅更有价值的是具体的真实，相比于前者，它更能触动人的心灵，标记人的存在状况。实际上，具体的真实也比高雅更重要，因为缺少真实的高雅会变形，缺少高雅的真实却是纯粹的美。在写作过程中，我反复进入真实领域。
我在老工业区里行走，看到很多静止的景观，布满锈迹的路牌、落在地上的废弃电线、已经失去功能的取暖管道……我没有将它们看作是彻底的结束。相反，它们为我赋予了一种机器工业的历史身份。这些废弃的工业景观是表象意义的破败，而非实质性的破败。因为这种破败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或者说这种破败本身是深刻思想的物质形式。
当下的东北写作一般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是群体记忆的记录形式。这种方式有一个时间结构，即“过去—现在”。在这个结构里，过去值得留恋，而现在并不尽如人意，所以这是一种悲观的写作风格。最近十余年，东北题材进入歌曲、文学和电影时，更多的是下沉、静止、逃离。
在关于一线城市的写作中，我们会看到另一种风格——明亮的写字楼里出现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一群清脆干练的年轻女人从远处走近，飘逸而过——尽管其中隐藏着一点紧张、焦虑，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
在老工业区里，我遇到了一位老人。他坐在拖拉机厂住宿区的街边，看着周围的老旧建筑，以及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曾经在拖拉机厂工作，国企改革后下岗待业。他卖过水果、卖过衣服，为了活下去，什么赚钱干什么，现在年近古稀，无法劳动，最终变成了一个工业时代的象征。
他的象征意义是高档写字楼里的年轻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其中有充足的历史内涵。对于没有经历过衰落的繁华而言，衰落是想象未来的导师。因为进步不是无限的，或早或晚，在某个时刻，一个人或一个地区会由盛转衰，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隐秘的，最终的结果却是明晰的，这种状态会引发一种压迫性的负面心理，但承受这种心理的人却是无辜的。
实际上，东北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日常生活不存在本质区别。东北也有地铁、电梯、快速路、高效的物流体系和物质供应体系，作为城市中的现代功能承载体，它们的内涵基本相同。
二、现代叙事中，缺乏对于东北边缘地带的关注
在当下中国，东北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思想之地，因为这里具有超前的时间性，但现代中国叙事体制中，对于东北的直接描写不足，尤其缺乏对于边缘地带的关注。
2006年，我有过一次东北边陲之行。这次旅行让我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产生了疑惑：我们是否能用经济指标来确定一个地区的文化状态，或者将经济发展快慢与文化水平高低画等号？
那是一个偏远的农村，人们借助传统机械工具过着简单的农耕生活。他们尽管处在现代化边缘，却是一群快乐的人。即使外部环境异常艰难，他们也有无与伦比的忍耐力，然后在忍耐中等待着希望。他们从没听过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也不懂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社会，但在当下这个具体的空间里，他们日复一日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知足常乐。
（图/《钢的琴》）
在现代功利主义的视野中，这种理想可能会被看作一种没有意识的追求。但在人性的原始意义上，这种理想最长久、最坚韧，引导他们度过了无数次最艰难的时刻。他们在个体意义上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征服的力量。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言行中有淳朴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常常以隐秘的方式一次次化解宏观历史中的危机。
因此，我们在理解东北的时候，不应该忽视这群人，以及分布在中国众多边陲之地，与之同样淳朴、善良的人。然而这是现代中国叙事的不足，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有所努力。
2016年，香港理工大学的于硕教授与她的学生一起去东北大兴安岭采访了鄂伦春族，并出版了《山上啊，山上！》，完整地展示了现代化边缘地带的古朴与静穆。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写作实验，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有重要意义。
文字制度是还原历史的第一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文字就没有历史。然而，文字制度与历史存在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文字制度喜欢奇异、伟大、断裂，而日常生活是平凡的、重复的，转瞬即逝，缺少显而易见的意义。所以，文字制度有忽略日常生活的充分理由。但日常生活是我们最熟悉的领域，被文字制度忽视，或大幅度删减，这是一个历史本体论难题——本来存在的却不可见，本来异常的、稀少的却控制了历史阐释权。
对于这个难题，“日常生活&档案生成”系列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让未来的人看到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让那些存在过的东西具有显示的能力。三部作品从构思、写作到出版，大概经历了十年，目的是塑造当下的日常生活状况，成为一种可以传到未来的文本。
三、城市是现代意义的故乡
当下的三部作品只是一个起点，我更想将东北看作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法或一个角度，因为这个城市与中国其他城市没有本质区别。
城市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个非传统意义的故乡。它是一个线条、色彩、声音密集的表象世界，也是一个日夜提供安全、丰富性和自由选择的制度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里出生、成长、工作，他们有时会因为重复的日常性而烦闷，但也会获得稳定的物质回报，或意外的精神启示。在这个现代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源于共同地域或血缘的亲密感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与制度的密切关系。
（图/《漫长的季节》）
在个体情感意义上，有些人可能并不喜欢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却无数次幻想着逃离。但真正离开后，他们又会想念这个模糊的故乡，想念陌生与流动中的无限可能，所以再次回归，然后将内心的动荡变成创造的力量。
对于这个现代意义的故乡，我观察到了很多具体的现象，例如流动性、陌生感、分工制度、技术的普遍性、制度的重要性、自由的日常化等。
流动性几乎可以指代中国城市里的一切——我们的手机、汽车、电脑，没几年就会换新的，甚至房子也是，房子与家庭的关系不再紧密，家庭成了一个抽象的情感问题。技术的普遍性，强调的是在多层次的现代文明中，技术对人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会多种技术，他可以跨行业生活，例如从建筑业到装修业、从教育业到制造业，或从艺术业到服装业。他不断地进入新秩序，但一切并不陌生。
而自由的日常化，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现代城市里，即使气温低到零下30摄氏度，菜市场也有稳定的新鲜蔬菜供应；公交车日复一日地在固定线路上往返，出租车在不同目的的引导下无规则地穿行；书店不间断地出售各种实用类、文学类、思想类或审美类的书籍……这是一种日常意义的自由。在现代城市中，这种自由无处不在。
这些现象是现代精神的日常展示方式。我在长春生活、工作，每天反复经历这些场景，希望在东北文艺复兴思路之外说明理解东北的其他方法，也希望向西方人说明中国现代化的状况。
近些年，现代性的中国类型已经出现，西方人如何面对这个类型，理解还是对抗，延续之前的殖民主义思维还是实践普遍的正义？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关乎这个世纪历史理性的基本状况。
近十年，东北是一片被误解的土地。
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前进看来，东北承受了一种不公正的评判，它曾有过繁华，未来可能会再次繁华，所以当下的衰落并非最终的结果，不应作为评判的根据。对于现代化而言，东北问题具有超前的时间性和深刻的启示性。
徐前进在东北城市长春行走，观察那些转瞬即逝的日常景观，完成“日常生活&档案生成”系列作品《流动的丰盈》《驶于当下》与《现代精神之花》，从东北写作延伸至中国城市观察，探究中国现代精神的沉淀、发酵与绵延，然后用深刻和具有预见性的态度对待这片被误解的土地。
东北不是徐前进的故乡，但在思想意义上，他不认同那些对东北充满功利性的判断，他认为东北是一种方法，一种以具体和直接的方式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方法。
以下是徐前进的自述。
一、他们在工业机制中成长，也在工业机制中衰老
我来自山东，但三部作品基本以长春作为主要场景，因为我在长春工作，熟悉这里的日常景观和深层文化。中国城市在很多方面相似，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空间，也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主体结构，所以我希望从中寻找中国现代精神的具体象征。
20世纪后期，生活在东北的人有工业化的视野，身处被技术理性控制着日常生活的节奏中。锅炉工人并不关心附近有没有盛开的花或其他美景，只在意煤是否够用、煤堆与锅炉之间的距离、锅炉运行是否正常、工作结束后有没有足够的热水洗澡。下班后，相比于去文艺厅看芭蕾舞剧，他们更愿意蒙头大睡。电焊工人、安装工人、检测工人同样如此，他们在工业机制中出生、成长、工作，也在工业机制中衰老。
（图/《东北虎》）
工业景观中的多数类别并不优美，我却从中感受到比高雅更重要的真实感，热爱塑造真实感的实用主义景观。
在思想意义上，比高雅更有价值的是具体的真实，相比于前者，它更能触动人的心灵，标记人的存在状况。实际上，具体的真实也比高雅更重要，因为缺少真实的高雅会变形，缺少高雅的真实却是纯粹的美。在写作过程中，我反复进入真实领域。
我在老工业区里行走，看到很多静止的景观，布满锈迹的路牌、落在地上的废弃电线、已经失去功能的取暖管道……我没有将它们看作是彻底的结束。相反，它们为我赋予了一种机器工业的历史身份。这些废弃的工业景观是表象意义的破败，而非实质性的破败。因为这种破败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或者说这种破败本身是深刻思想的物质形式。
当下的东北写作一般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是群体记忆的记录形式。这种方式有一个时间结构，即“过去—现在”。在这个结构里，过去值得留恋，而现在并不尽如人意，所以这是一种悲观的写作风格。最近十余年，东北题材进入歌曲、文学和电影时，更多的是下沉、静止、逃离。
在关于一线城市的写作中，我们会看到另一种风格——明亮的写字楼里出现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一群清脆干练的年轻女人从远处走近，飘逸而过——尽管其中隐藏着一点紧张、焦虑，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
在老工业区里，我遇到了一位老人。他坐在拖拉机厂住宿区的街边，看着周围的老旧建筑，以及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曾经在拖拉机厂工作，国企改革后下岗待业。他卖过水果、卖过衣服，为了活下去，什么赚钱干什么，现在年近古稀，无法劳动，最终变成了一个工业时代的象征。
他的象征意义是高档写字楼里的年轻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其中有充足的历史内涵。对于没有经历过衰落的繁华而言，衰落是想象未来的导师。因为进步不是无限的，或早或晚，在某个时刻，一个人或一个地区会由盛转衰，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隐秘的，最终的结果却是明晰的，这种状态会引发一种压迫性的负面心理，但承受这种心理的人却是无辜的。
实际上，东北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日常生活不存在本质区别。东北也有地铁、电梯、快速路、高效的物流体系和物质供应体系，作为城市中的现代功能承载体，它们的内涵基本相同。
二、现代叙事中，缺乏对于东北边缘地带的关注
在当下中国，东北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思想之地，因为这里具有超前的时间性，但现代中国叙事体制中，对于东北的直接描写不足，尤其缺乏对于边缘地带的关注。
2006年，我有过一次东北边陲之行。这次旅行让我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产生了疑惑：我们是否能用经济指标来确定一个地区的文化状态，或者将经济发展快慢与文化水平高低画等号？
那是一个偏远的农村，人们借助传统机械工具过着简单的农耕生活。他们尽管处在现代化边缘，却是一群快乐的人。即使外部环境异常艰难，他们也有无与伦比的忍耐力，然后在忍耐中等待着希望。他们从没听过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也不懂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社会，但在当下这个具体的空间里，他们日复一日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知足常乐。
（图/《钢的琴》）
在现代功利主义的视野中，这种理想可能会被看作一种没有意识的追求。但在人性的原始意义上，这种理想最长久、最坚韧，引导他们度过了无数次最艰难的时刻。他们在个体意义上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征服的力量。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言行中有淳朴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常常以隐秘的方式一次次化解宏观历史中的危机。
因此，我们在理解东北的时候，不应该忽视这群人，以及分布在中国众多边陲之地，与之同样淳朴、善良的人。然而这是现代中国叙事的不足，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有所努力。
2016年，香港理工大学的于硕教授与她的学生一起去东北大兴安岭采访了鄂伦春族，并出版了《山上啊，山上！》，完整地展示了现代化边缘地带的古朴与静穆。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写作实验，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有重要意义。
文字制度是还原历史的第一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文字就没有历史。然而，文字制度与历史存在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文字制度喜欢奇异、伟大、断裂，而日常生活是平凡的、重复的，转瞬即逝，缺少显而易见的意义。所以，文字制度有忽略日常生活的充分理由。但日常生活是我们最熟悉的领域，被文字制度忽视，或大幅度删减，这是一个历史本体论难题——本来存在的却不可见，本来异常的、稀少的却控制了历史阐释权。
对于这个难题，“日常生活&档案生成”系列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让未来的人看到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让那些存在过的东西具有显示的能力。三部作品从构思、写作到出版，大概经历了十年，目的是塑造当下的日常生活状况，成为一种可以传到未来的文本。
三、城市是现代意义的故乡
当下的三部作品只是一个起点，我更想将东北看作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法或一个角度，因为这个城市与中国其他城市没有本质区别。
城市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个非传统意义的故乡。它是一个线条、色彩、声音密集的表象世界，也是一个日夜提供安全、丰富性和自由选择的制度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里出生、成长、工作，他们有时会因为重复的日常性而烦闷，但也会获得稳定的物质回报，或意外的精神启示。在这个现代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源于共同地域或血缘的亲密感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与制度的密切关系。
（图/《漫长的季节》）
在个体情感意义上，有些人可能并不喜欢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却无数次幻想着逃离。但真正离开后，他们又会想念这个模糊的故乡，想念陌生与流动中的无限可能，所以再次回归，然后将内心的动荡变成创造的力量。
对于这个现代意义的故乡，我观察到了很多具体的现象，例如流动性、陌生感、分工制度、技术的普遍性、制度的重要性、自由的日常化等。
流动性几乎可以指代中国城市里的一切——我们的手机、汽车、电脑，没几年就会换新的，甚至房子也是，房子与家庭的关系不再紧密，家庭成了一个抽象的情感问题。技术的普遍性，强调的是在多层次的现代文明中，技术对人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会多种技术，他可以跨行业生活，例如从建筑业到装修业、从教育业到制造业，或从艺术业到服装业。他不断地进入新秩序，但一切并不陌生。
而自由的日常化，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现代城市里，即使气温低到零下30摄氏度，菜市场也有稳定的新鲜蔬菜供应；公交车日复一日地在固定线路上往返，出租车在不同目的的引导下无规则地穿行；书店不间断地出售各种实用类、文学类、思想类或审美类的书籍……这是一种日常意义的自由。在现代城市中，这种自由无处不在。
这些现象是现代精神的日常展示方式。我在长春生活、工作，每天反复经历这些场景，希望在东北文艺复兴思路之外说明理解东北的其他方法，也希望向西方人说明中国现代化的状况。
近些年，现代性的中国类型已经出现，西方人如何面对这个类型，理解还是对抗，延续之前的殖民主义思维还是实践普遍的正义？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关乎这个世纪历史理性的基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