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及各地方财政厅（局）陆续发布了2021年财政数据，前期市场曾出现的“六省一市养全国”“只有上海财政有盈余”观点再度流传，但这些讨论均忽略了我国财政体制尤其是转移支付因素，并以割裂的视角来看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经济运行机制。
本文采用各省份为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中央本级来自分地区的财政收入金额）与中央返还地方的差额，来衡量不同省份对全国财力的净贡献，探讨财力净贡献背后的表象与真相。
本文基于《中国税务年鉴2020》、《中国财政年鉴2020》数据，从各省份对全国财力净贡献的角度出发，采用中央本级分地区的财政收入金额减去中央返还地方金额来衡量地方间的财力转移。在衡量公共财力在中央与地区间流转时，中央级财政收入由分地区中央级税收收入和地区上缴中央转移性收入两部分组成。中央返还地方金额主要体现为地区的中央政府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同时，我们还计入了地方对口支援任务带来的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和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地方财力净贡献=（分地区中央级税收收入+地方上解中央支出+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分地区中央返还性收入 + 接受其他地方援助收入）
当中央本级收入减中央转移性支出为正时，地方对全国财政有正的净贡献；当为负时，地区主要得到净补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仅浙江（15.4亿）、福建（4.7亿）、四川（0.12亿）和广东（0.18亿）四地有援助支出；四川（15.4亿）、宁夏（4.7亿）及云南（0.38亿）三地有援助收入，规模普遍较小，对整体结果的影响较弱，因此仅在计算时计入，不再具体描述和展开分析。
谁对全国财力有净贡献
1、从净贡献看，2019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辽宁共六省三市对国家财政有净贡献，其余省市均需要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对全国财力有净贡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其中，广东、上海、北京为第一梯队，分别以8307亿、8202亿和7310亿元遥遥领先。
2、地方创造的财政收入中，东部发达地区对中央财政收入的贡献大。财政与经济是一体两面的关系，2019年广东（10309亿元）、上海（9102亿元）、北京（8441亿元）、江苏（6116亿元）等东部发达地区贡献的中央级税收收入及上解支出等领跑全国，青海（193亿元）、西藏（225亿元）、宁夏（309亿元）等西部地区贡献排名靠后。
3、中央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大，成为中西部省份财政收支差的主要弥补来源（东部地区除转移支付外，还有发债弥补）。2019年中央对四川（5173亿元）、河南（4576亿元）、云南（3814亿元）、湖南（3694亿元）等中西部人口和农业大省的转移支付规模较大。对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新疆、宁夏等省份财力补充效果较为明显，中央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的99.9%、84.3%、86.4%、88.2%、89%、和87.7%。
谁在养活中国？理解分税制、转移支付与区域均衡发展的五个真相
财政一半是“财”，一半是“政”。政府间财政关系，并非简单的财政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而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公共民生服务等因素高度相关。无论是“六省一市养全国”“仅有上海有财政盈余”，还是我们测算的“六省三市”对全国财政有净贡献，均只触及到我国财政形势和体制机制的表面，不能简单将部分省份接受的净补助理解为对其他省份的“抽血”。
要进一步探讨我国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理念，才能理解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深刻含义以及财政资源分配的逻辑。
第一，当前的财政体制内含中央收入集权、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体制，大国的中央政府必须集中较多财力，以强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但事权和支出责任比如经济建设、科教文卫等更多由地方政府履行，横向的区域财力失衡以及收支失衡通过纵向的转移支付来调节。所以就会有部分地区净贡献、部分地区净收入。
第二，在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设想以及非均衡发展战略之下，“先富带后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的改革政策、优惠政策推动我国经济快速腾飞，自然会导致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
第三，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央对发展落后地区的“补助”是应有之义，不能忽略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人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尤其是在当前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央需进一步增强转移支付调控能力与力度，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发展成果不是其单打独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贡献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区域间人口流动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
第五，不同地区功能及战略定位有差异，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不能仅用对财政的贡献度来衡量。中西部地区除了通过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东部地区发展做出直接经济贡献外，还通过守护国家边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为其他省份经济发展腾挪空间、解除后顾之忧。
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经济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这种分工合作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分税制下的初次分配有利于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重在效率；转移支付再分配有利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在公平。
养活全国的不是所谓的“六省一市”，而是全国一盘棋大背景下的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和全体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敢为人先、吃苦耐劳、智慧勇敢的精神盘活了中国经济、养活了全国人民，并将持续推动我国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近日财政部及各地方财政厅（局）陆续发布了2021年财政数据，前期市场曾出现的“六省一市养全国”“只有上海财政有盈余”观点再度流传，但这些讨论均忽略了我国财政体制尤其是转移支付因素，并以割裂的视角来看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经济运行机制。
本文采用各省份为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中央本级来自分地区的财政收入金额）与中央返还地方的差额，来衡量不同省份对全国财力的净贡献，探讨财力净贡献背后的表象与真相。
本文基于《中国税务年鉴2020》、《中国财政年鉴2020》数据，从各省份对全国财力净贡献的角度出发，采用中央本级分地区的财政收入金额减去中央返还地方金额来衡量地方间的财力转移。在衡量公共财力在中央与地区间流转时，中央级财政收入由分地区中央级税收收入和地区上缴中央转移性收入两部分组成。中央返还地方金额主要体现为地区的中央政府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同时，我们还计入了地方对口支援任务带来的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和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地方财力净贡献=（分地区中央级税收收入+地方上解中央支出+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分地区中央返还性收入 + 接受其他地方援助收入）
当中央本级收入减中央转移性支出为正时，地方对全国财政有正的净贡献；当为负时，地区主要得到净补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仅浙江（15.4亿）、福建（4.7亿）、四川（0.12亿）和广东（0.18亿）四地有援助支出；四川（15.4亿）、宁夏（4.7亿）及云南（0.38亿）三地有援助收入，规模普遍较小，对整体结果的影响较弱，因此仅在计算时计入，不再具体描述和展开分析。
谁对全国财力有净贡献
1、从净贡献看，2019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辽宁共六省三市对国家财政有净贡献，其余省市均需要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对全国财力有净贡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其中，广东、上海、北京为第一梯队，分别以8307亿、8202亿和7310亿元遥遥领先。
2、地方创造的财政收入中，东部发达地区对中央财政收入的贡献大。财政与经济是一体两面的关系，2019年广东（10309亿元）、上海（9102亿元）、北京（8441亿元）、江苏（6116亿元）等东部发达地区贡献的中央级税收收入及上解支出等领跑全国，青海（193亿元）、西藏（225亿元）、宁夏（309亿元）等西部地区贡献排名靠后。
3、中央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大，成为中西部省份财政收支差的主要弥补来源（东部地区除转移支付外，还有发债弥补）。2019年中央对四川（5173亿元）、河南（4576亿元）、云南（3814亿元）、湖南（3694亿元）等中西部人口和农业大省的转移支付规模较大。对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新疆、宁夏等省份财力补充效果较为明显，中央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的99.9%、84.3%、86.4%、88.2%、89%、和87.7%。
谁在养活中国？理解分税制、转移支付与区域均衡发展的五个真相
财政一半是“财”，一半是“政”。政府间财政关系，并非简单的财政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而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公共民生服务等因素高度相关。无论是“六省一市养全国”“仅有上海有财政盈余”，还是我们测算的“六省三市”对全国财政有净贡献，均只触及到我国财政形势和体制机制的表面，不能简单将部分省份接受的净补助理解为对其他省份的“抽血”。
要进一步探讨我国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理念，才能理解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深刻含义以及财政资源分配的逻辑。
第一，当前的财政体制内含中央收入集权、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体制，大国的中央政府必须集中较多财力，以强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但事权和支出责任比如经济建设、科教文卫等更多由地方政府履行，横向的区域财力失衡以及收支失衡通过纵向的转移支付来调节。所以就会有部分地区净贡献、部分地区净收入。
第二，在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设想以及非均衡发展战略之下，“先富带后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的改革政策、优惠政策推动我国经济快速腾飞，自然会导致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
第三，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央对发展落后地区的“补助”是应有之义，不能忽略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人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尤其是在当前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央需进一步增强转移支付调控能力与力度，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发展成果不是其单打独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贡献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区域间人口流动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
第五，不同地区功能及战略定位有差异，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不能仅用对财政的贡献度来衡量。中西部地区除了通过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东部地区发展做出直接经济贡献外，还通过守护国家边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为其他省份经济发展腾挪空间、解除后顾之忧。
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经济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这种分工合作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分税制下的初次分配有利于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重在效率；转移支付再分配有利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在公平。
养活全国的不是所谓的“六省一市”，而是全国一盘棋大背景下的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和全体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敢为人先、吃苦耐劳、智慧勇敢的精神盘活了中国经济、养活了全国人民，并将持续推动我国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