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周刊》指出，川普选择25％ 这个数字，似乎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美丽的数字”。（美联社） 随著美国针对加拿大、墨西哥产品的关税4日生效，以及对欧盟进口商品徵收关税的威胁，有一点很明确，美国总统总统川普似乎对“25”这个数字情有独锺。但对于所有关税都设定在25％，《巴伦周刊》指出，其实不必过度解读“25”这个数字。 密西根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学教授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指出，“25％ 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也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或相关性。它并不是来自某个模型，也不是经过对关税后果的仔细评估或历史经验得出的。它并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教授、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克莱因（Michael Klein）也持相同看法，并称政府为这些关税辩护的论点是“不合理的”。 《巴伦周刊》指出，川普选择25％ 这个数字，似乎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美丽的数字”，正如川普曾用这个词来形容国会的预算法案。这个数字简单易懂，即使是数学不好的人也能理解。《巴伦周刊》已向白宫询问关税水平的决定依据。 麦格理（Macquarie）全球策略师威兹曼（Thierry Wizman）认为，这当中也包含了一点博弈论的考量。如果关税设定得太低，就不会有谈判的动力；但如果设定得太高，则可能无法执行。如果川普的目标未能完全达成，至少仍能保持一定的弹性。他说，“模糊性是一种特点，而不是缺陷。这是有意为之的优势。” 川普此前已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额外提高10％，加在他首个任期内设定的最高25％的关税之上。他还表示，将再额外加徵10％。至于钢铁，川普2月宣布，将恢复25％关税，并将铝的关税提高至25％。这些措施将于下週生效。稍后，川普还承诺对任何对美国商品徵收关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 经济学家对《巴伦周刊》表示，他们并不完全反对关税，但不会用这种方式实施。通常，关税是针对特定产品或特定产业，在特定情况下施行，而不像现在这样广泛适用。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著有《贸易政策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史》的欧文（Douglas A. Irwin）指出，“这些数字没有真正的逻辑或理由。数字背后没有任何计算依据。”欧文补充道，1971年，尼克森政府对进口商品实施全面附加关税时，税率是10％。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认为，关税会提高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并经常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塔夫茨大学的克莱因在2017年创建了一个网站 EconoFact，该网站在 2020 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分析川普在 2018 年对钢铁徵收 25％ 关税的影响，发现这使美国制造业在与外国竞争时处于劣势。 该周刊指出，或许，川普偏好25％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20世纪初的关税政策讚誉有加，并认为那个时代是美国最富有的时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迈斯纳（Christopher Meissner）对《巴伦周刊》表示，美国的工业能力和全球产出份额达到巅峰的时期，是二战后的半个世纪，而非20世纪初。当时关税正在下降，“到1990年代，美国对大多数产品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不到 5％，甚至几乎为零。” 经济学家指出，川普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之间，全球贸易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达特茅斯学院的欧文认为，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没有变得更不公平。他说，“真正的变化是川普回来了，而且认为自己第一个任期内对关税的使用还不够。”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资深副院长索能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对《巴伦周刊》表示，“川普的目标是合理且具战略性的，但执行方式却不精确，甚至可用混乱来形容。川普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巴伦周刊》指出，川普选择25％ 这个数字，似乎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美丽的数字”。（美联社）
随著美国针对加拿大、墨西哥产品的关税4日生效，以及对欧盟进口商品徵收关税的威胁，有一点很明确，美国总统总统川普似乎对“25”这个数字情有独锺。但对于所有关税都设定在25％，《巴伦周刊》指出，其实不必过度解读“25”这个数字。
密西根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学教授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指出，“25％ 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也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或相关性。它并不是来自某个模型，也不是经过对关税后果的仔细评估或历史经验得出的。它并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教授、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克莱因（Michael Klein）也持相同看法，并称政府为这些关税辩护的论点是“不合理的”。
《巴伦周刊》指出，川普选择25％ 这个数字，似乎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美丽的数字”，正如川普曾用这个词来形容国会的预算法案。这个数字简单易懂，即使是数学不好的人也能理解。《巴伦周刊》已向白宫询问关税水平的决定依据。
麦格理（Macquarie）全球策略师威兹曼（Thierry Wizman）认为，这当中也包含了一点博弈论的考量。如果关税设定得太低，就不会有谈判的动力；但如果设定得太高，则可能无法执行。如果川普的目标未能完全达成，至少仍能保持一定的弹性。他说，“模糊性是一种特点，而不是缺陷。这是有意为之的优势。”
川普此前已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额外提高10％，加在他首个任期内设定的最高25％的关税之上。他还表示，将再额外加徵10％。至于钢铁，川普2月宣布，将恢复25％关税，并将铝的关税提高至25％。这些措施将于下週生效。稍后，川普还承诺对任何对美国商品徵收关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
经济学家对《巴伦周刊》表示，他们并不完全反对关税，但不会用这种方式实施。通常，关税是针对特定产品或特定产业，在特定情况下施行，而不像现在这样广泛适用。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著有《贸易政策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史》的欧文（Douglas A. Irwin）指出，“这些数字没有真正的逻辑或理由。数字背后没有任何计算依据。”欧文补充道，1971年，尼克森政府对进口商品实施全面附加关税时，税率是10％。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认为，关税会提高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并经常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塔夫茨大学的克莱因在2017年创建了一个网站 EconoFact，该网站在 2020 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分析川普在 2018 年对钢铁徵收 25％ 关税的影响，发现这使美国制造业在与外国竞争时处于劣势。
该周刊指出，或许，川普偏好25％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20世纪初的关税政策讚誉有加，并认为那个时代是美国最富有的时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迈斯纳（Christopher Meissner）对《巴伦周刊》表示，美国的工业能力和全球产出份额达到巅峰的时期，是二战后的半个世纪，而非20世纪初。当时关税正在下降，“到1990年代，美国对大多数产品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不到 5％，甚至几乎为零。”
经济学家指出，川普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之间，全球贸易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达特茅斯学院的欧文认为，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没有变得更不公平。他说，“真正的变化是川普回来了，而且认为自己第一个任期内对关税的使用还不够。”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资深副院长索能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对《巴伦周刊》表示，“川普的目标是合理且具战略性的，但执行方式却不精确，甚至可用混乱来形容。川普是自己最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