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情况是，“剩女”比“剩男”得到了更多关注。这并不奇怪，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掌握先进的媒介工具、知识水平足够高的“剩女”，在舆论场中能够更顺畅、流利地表达自己。而那些农村“剩男”则被挤压到社会角落，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
这两天，跨国婚姻及其潜藏的骗局，又引发公众关注。澎湃新闻的《去巴基斯坦娶亲的男人们》，新京报的《跨国婚姻骗局：带不回的巴基斯坦新娘》都聚焦于此。
成千上万条评论，充分表达着网友的不解和嘲讽。其实，跨国婚姻，不过是文中的主角们——农村青年们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
农村“剩男”被剩下，是社会进步的“自然”结果吗？
追求一桩虚无缥缈的跨国婚姻，显然要面临不小的风险。且不说两国在社会文化、生活习惯方面必然存在差异，单是某些以诈骗为生的跨国婚介组织，就让人防不胜防。新闻里介绍的一个个事例，
已经让读者见识到了前往异国他乡追求爱情的道路，有多少艰难险阻。
就算能把来自异域的新娘娶回家，由于婚前缺乏感情交流，婚姻的基础如同纸糊的窗，一捅就破。很难相信，这样的婚姻能和人生的幸福划上等号。
可既然如此，为何还有人宁愿铤而走险，只为试一试自己的运气？
在《去巴基斯坦娶亲的男人们》这篇文章中，一位青年回想起在巴基斯塔的时候，一个16岁女孩对他一见钟情，因中介扰乱而错过。“这种事，在国内可能吗？”这句不经意间的回答，听来格外心酸。
不必讳言，这些农村青年之所以寄希望于跨国婚姻，主要还是因为自身的条件相对较差——有些是外貌不佳，有些是不善言语，但根本的，还是经济条件不佳、社会地位低下。
图片来源：新京报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未婚男性而言，婚姻的经济承付能力、婚姻的搜寻成本决定着其是否能够结婚。根据“择偶梯度理论”，男女择偶时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如果将男女分别划分为A、B、C、D 四种不同的等级，其中 A、B、C、D 是按照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排列的，
一般 A 类男会选择 B类女，B 类男会选择 C 类女，C 类男会选择 D 类女，因此到最后剩下的往往是D 类男。
所谓的等级，代表的还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正因为被不断挤压，某些农村青年才会相信越南、巴基斯坦新娘的传说。而潜藏在他们美好愿望之下的，是农村“剩男”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渐渐淘汰的残酷现实。
中国传统中的理想婚姻是家族的门当户对和个人的郎才女貌，也就是门与户、才与貌的等价交换。颇受媒体关注的“中国式相亲”，其实质就是强调资源交换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以“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原则来审视这些想结婚而不得的农村青年，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处境。
但我们是否能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现象呢？值得玩味的是，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不少赞：“十几万块钱还得东拼西凑，这家得多穷。这么穷不想着先去挣够钱，却想着结婚繁殖，难怪一直穷。”
言下之意，就是文中写到的农村青年“没有本事”，所以娶不上媳妇。但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弱势群体是否注定要会被“淘汰”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农村“剩男”比城市“剩女”更需要关心？
其实被“剩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不婚族、独居青年……这些名词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媒体的版面上，进入公众的视线。但是，占据舆论场C位的，往往是“剩女”，而不是“剩男”，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每一受教育水平内部，在同一出生同期群未婚人口中，男性占比都大大高于女性。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受教育阶段中，伴随年龄的增加，“剩男”的占比就越高，“剩女”的占比就越低。这就是说，“剩男”的占比大大超过了“剩女”。（《单身未婚：“剩女”和“剩男”问题分析报告》，张翼）
可为何相比“剩女”，“剩男”反而成了更沉默的群体呢？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同样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剩男”在相应年龄段人口中的占比就越低; 而“剩女”所占比重则相应上升。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男性最终的结婚率也越高，而女性则面临沦落为“剩女”的风险也越大。
可见，同样被“剩”，“剩女”与“剩男”的情况大不相同。“剩女”的学历更高，更容易找到好工作，自然也就能得到相对更优越、体面的生活。
可以说，“剩女”之“剩”，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动选择。即使一个人生活，她们同样能活出精彩、活出快乐。
而即使部分农村女性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城市女性的殷实家境，但根据“择偶梯度理论”，仍有通过希望婚姻改变命运（即与条件相对一般的城市男性结合），甚至是下一代的命运。
相形之下，农村“剩男”面临的困难就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家庭出身的“先赋性因素”和文凭学历的“后致性因素”，在城市中，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廉价的报酬，但到了适婚年龄的他们，最终选择回到农村，期待娶妻生子时，却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配偶。
电影《光棍儿》，表现了农村底层光棍的性苦闷
如果说城市中的精英剩女只要愿意屈身低就，尚有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农村中的低端男性几乎无可选择，已经成为绝对的“剩男”。行文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部分农村青年为何明知前路艰险，也要去国外试试运气。
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剩女”比“剩男”得到了更多关注。这并不奇怪，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掌握先进的媒介工具、知识水平足够高的“剩女”，在舆论场中能够更顺畅、流利地表达自己。而那些农村“剩男”则被挤压到社会角落，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
或许，只有在“快手”“抖音”上的土味视频里，他们才能逗人一笑，成为被“审丑”的对象。无论如何，他们不该只在这些时刻才被人们想起。
如果“剩男”现象的蔓延，将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到巴基斯坦追求跨国婚姻的农村青年们失败了，但我们应不应该用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看待他们？事实上，“剩男”现象，离我们并不远。
《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13.9万对，结婚率为7.3‰，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其中更有7700万独居成年人。
也就是说，“剩男”，尤其是农村“剩男”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多。而与城市“剩女”不同，这一群体更容易演化为某种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单身未婚男性过多，社会犯罪率也会水涨船高。
我们在过去的专题中曾分析过该问题：婚姻能够形成非常重要的社会纽带，使得人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约束，因此能够抑制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从事犯罪活动，因为他们一旦犯罪，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世界范围内，未婚成年男性犯下的暴力行为比已婚男性多23%，相对未婚人口而言，结婚往往能够将犯罪的可能性平均减少35％。
更重要的是，我国社会近期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而这一挑战并不是单纯地来自少劳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老龄化），与少子老龄化（0-14岁少儿人口减少的老龄化）也息息相关。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已经指出，少子化的挑战要大于老龄化，因为低生育-少子化关系到人口的未来与家国的希望。
一方面是老年人在增加，一方面是年轻人在减少，如此一来，老年人福祉更难保障。可如果没有婚姻，新的年轻人又从哪里来呢？
此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
所以，面对那些从巴基斯坦、从越南铩羽而归的农村青年，我们给予的恐怕不该是嘲笑。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从来是其中的弱势群体能否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彷徨失措的“剩男”们需要的，是多一点关心和帮助。
现实情况是，“剩女”比“剩男”得到了更多关注。这并不奇怪，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掌握先进的媒介工具、知识水平足够高的“剩女”，在舆论场中能够更顺畅、流利地表达自己。而那些农村“剩男”则被挤压到社会角落，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
这两天，跨国婚姻及其潜藏的骗局，又引发公众关注。澎湃新闻的《去巴基斯坦娶亲的男人们》，新京报的《跨国婚姻骗局：带不回的巴基斯坦新娘》都聚焦于此。
成千上万条评论，充分表达着网友的不解和嘲讽。其实，跨国婚姻，不过是文中的主角们——农村青年们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
农村“剩男”被剩下，是社会进步的“自然”结果吗？
追求一桩虚无缥缈的跨国婚姻，显然要面临不小的风险。且不说两国在社会文化、生活习惯方面必然存在差异，单是某些以诈骗为生的跨国婚介组织，就让人防不胜防。新闻里介绍的一个个事例，
已经让读者见识到了前往异国他乡追求爱情的道路，有多少艰难险阻。
就算能把来自异域的新娘娶回家，由于婚前缺乏感情交流，婚姻的基础如同纸糊的窗，一捅就破。很难相信，这样的婚姻能和人生的幸福划上等号。
可既然如此，为何还有人宁愿铤而走险，只为试一试自己的运气？
在《去巴基斯坦娶亲的男人们》这篇文章中，一位青年回想起在巴基斯塔的时候，一个16岁女孩对他一见钟情，因中介扰乱而错过。“这种事，在国内可能吗？”这句不经意间的回答，听来格外心酸。
不必讳言，这些农村青年之所以寄希望于跨国婚姻，主要还是因为自身的条件相对较差——有些是外貌不佳，有些是不善言语，但根本的，还是经济条件不佳、社会地位低下。
图片来源：新京报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未婚男性而言，婚姻的经济承付能力、婚姻的搜寻成本决定着其是否能够结婚。根据“择偶梯度理论”，男女择偶时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如果将男女分别划分为A、B、C、D 四种不同的等级，其中 A、B、C、D 是按照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排列的，
一般 A 类男会选择 B类女，B 类男会选择 C 类女，C 类男会选择 D 类女，因此到最后剩下的往往是D 类男。
所谓的等级，代表的还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正因为被不断挤压，某些农村青年才会相信越南、巴基斯坦新娘的传说。而潜藏在他们美好愿望之下的，是农村“剩男”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渐渐淘汰的残酷现实。
中国传统中的理想婚姻是家族的门当户对和个人的郎才女貌，也就是门与户、才与貌的等价交换。颇受媒体关注的“中国式相亲”，其实质就是强调资源交换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以“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原则来审视这些想结婚而不得的农村青年，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处境。
但我们是否能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现象呢？值得玩味的是，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不少赞：“十几万块钱还得东拼西凑，这家得多穷。这么穷不想着先去挣够钱，却想着结婚繁殖，难怪一直穷。”
言下之意，就是文中写到的农村青年“没有本事”，所以娶不上媳妇。但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弱势群体是否注定要会被“淘汰”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农村“剩男”比城市“剩女”更需要关心？
其实被“剩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不婚族、独居青年……这些名词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媒体的版面上，进入公众的视线。但是，占据舆论场C位的，往往是“剩女”，而不是“剩男”，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每一受教育水平内部，在同一出生同期群未婚人口中，男性占比都大大高于女性。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受教育阶段中，伴随年龄的增加，“剩男”的占比就越高，“剩女”的占比就越低。这就是说，“剩男”的占比大大超过了“剩女”。（《单身未婚：“剩女”和“剩男”问题分析报告》，张翼）
可为何相比“剩女”，“剩男”反而成了更沉默的群体呢？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同样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剩男”在相应年龄段人口中的占比就越低; 而“剩女”所占比重则相应上升。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男性最终的结婚率也越高，而女性则面临沦落为“剩女”的风险也越大。
可见，同样被“剩”，“剩女”与“剩男”的情况大不相同。“剩女”的学历更高，更容易找到好工作，自然也就能得到相对更优越、体面的生活。
可以说，“剩女”之“剩”，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动选择。即使一个人生活，她们同样能活出精彩、活出快乐。
而即使部分农村女性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城市女性的殷实家境，但根据“择偶梯度理论”，仍有通过希望婚姻改变命运（即与条件相对一般的城市男性结合），甚至是下一代的命运。
相形之下，农村“剩男”面临的困难就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家庭出身的“先赋性因素”和文凭学历的“后致性因素”，在城市中，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廉价的报酬，但到了适婚年龄的他们，最终选择回到农村，期待娶妻生子时，却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配偶。
电影《光棍儿》，表现了农村底层光棍的性苦闷
如果说城市中的精英剩女只要愿意屈身低就，尚有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农村中的低端男性几乎无可选择，已经成为绝对的“剩男”。行文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部分农村青年为何明知前路艰险，也要去国外试试运气。
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剩女”比“剩男”得到了更多关注。这并不奇怪，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掌握先进的媒介工具、知识水平足够高的“剩女”，在舆论场中能够更顺畅、流利地表达自己。而那些农村“剩男”则被挤压到社会角落，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
或许，只有在“快手”“抖音”上的土味视频里，他们才能逗人一笑，成为被“审丑”的对象。无论如何，他们不该只在这些时刻才被人们想起。
如果“剩男”现象的蔓延，将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到巴基斯坦追求跨国婚姻的农村青年们失败了，但我们应不应该用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看待他们？事实上，“剩男”现象，离我们并不远。
《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13.9万对，结婚率为7.3‰，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其中更有7700万独居成年人。
也就是说，“剩男”，尤其是农村“剩男”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多。而与城市“剩女”不同，这一群体更容易演化为某种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单身未婚男性过多，社会犯罪率也会水涨船高。
我们在过去的专题中曾分析过该问题：婚姻能够形成非常重要的社会纽带，使得人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约束，因此能够抑制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从事犯罪活动，因为他们一旦犯罪，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世界范围内，未婚成年男性犯下的暴力行为比已婚男性多23%，相对未婚人口而言，结婚往往能够将犯罪的可能性平均减少35％。
更重要的是，我国社会近期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而这一挑战并不是单纯地来自少劳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老龄化），与少子老龄化（0-14岁少儿人口减少的老龄化）也息息相关。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已经指出，少子化的挑战要大于老龄化，因为低生育-少子化关系到人口的未来与家国的希望。
一方面是老年人在增加，一方面是年轻人在减少，如此一来，老年人福祉更难保障。可如果没有婚姻，新的年轻人又从哪里来呢？
此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
所以，面对那些从巴基斯坦、从越南铩羽而归的农村青年，我们给予的恐怕不该是嘲笑。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从来是其中的弱势群体能否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彷徨失措的“剩男”们需要的，是多一点关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