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香港修例风波愈演愈烈，局势愈发紧张，被不少人指为“暴徒”的少数激进示威者与警方之间，意见相左市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在香港街头、校园、商场频繁上演，就像一辆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超载大型客车，因为车上人员的争吵斗殴，很可能面临失控风险。 这场因反对修订允许向中国内地引渡逃犯的条例而爆发的社会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对中共和中国的不满与抵制，被一些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港独成分。不过，如果将其简单视为“港独”运动、认为参与者都是“港独”，又难免以偏概全，严重失实。进一步来看，对于这场运动里的所谓“港独”，也需要有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
陈浩天被视为“港独”代表人物。（Reuters)
香港反修例运动夹杂着反共反中的迹象。（Reuters)
激进示威者对香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AP）
很多香港人在示威运动中受到伤害。（AP）
很多示威者主张“和理非”的非暴力方式。(HK01)
林郑月娥需要更有作为。（Reuters)
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的“港独”
分析人士认为，香港的“港独”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区分。狭义层面的“港独”即外界一般认为的“港独”，主张香港完全脱离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国家体系，甚至是实现建国式的“独立”。
香港社会舆论中曾经出现或是仍然具有一定市场的所谓“城邦论”，以及“民族党”、“本土派”、“自决派”，大体可视为狭义层面“港独”主张或“港独”组织。一般认为，其代表人物包括已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和发言人周浩辉，“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
这一类别的“港独”对暴力违法行为有较高的宽容度，甚至是其鼓动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如陈浩天就曾表示不惜发动流血革命实现香港独立，梁天琦已因袭警被判6年有期徒刑。
广义层面的“港独”主要是一种浅层意识的、情绪上的、不成熟的“港独”。他们可能是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对港警、港府、中共和内地人有所不满，强调“一国两制”里的“两制”多于“一国”，希望已有的“自由”不被侵犯和剥夺，但是未必支持暴力违法行为。
这一类别的“港独”没有狭义层面的“港独”那般激进和极端，但是覆盖面可能远大于后者，是一种受众相对较多的情况。例如反修例运动爆发初期多次出现数十万甚至被指百万规模的示威游行，其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有这种情绪上的“港独”。当然，广义层面的“港独”人群自己未必明确和认可“港独”理念，更不可能想过独立建国，但是对独立未必会持反对态度，而这种模糊乃至倾向于支持的态度，客观上也在助推“港独”的进程。
简单一点来看，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的“港独”大体是所谓“勇武派”与一些“和理非”示威者的分别。正如对于在2014年占中运动，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分析，有占领者主张“港独”只是情绪发泄，没有人实践或提出有策略的“港独”主张。
狭义层面的“港独”虽然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其实根本不可能实现，在香港缺乏群众基础。广义层面的“港独”相对有较多受众，但更多时候是叛逆情绪发泄，非常类似不希望父母较多管束的青春期孩子，并不是真的要推进港独，更不会以为港独具有可行性。对这两个群体不能一同视之、一概而论，而是需要用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对症下药”、切割处理，争取大多数港人，才有望扭转香港当下的危局，并着手解决香港深层次的问题。
香港政府需更有作为
可以发现，这场始于2019年6月的社会运动在持续了5个月后，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动辄数十万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许久未现，但是暴力程度明显升级。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的“港独”群体之间出现了分化？
虽然暴力越发升级，不排除有此前一些主张“和理非”的人加入了“勇武派”，但是暴力行动者仍然只有少数人，并且正因为持续不断的违法暴力，逐渐引发香港民意天平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群体之间尽管存在某种共识，但在行动层面的区别，仍然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随着暴力程度的继续升级，国际舆论与香港整体民意对暴力行为由理解、默认到反对甚至反击的转变，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继续扩大，原先的“和理非”可能会与“勇武派”切割。毕竟实质性的“港独”和暴力违法行为只会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可能除了极少数挣得几分名气、拿到一些“黑金”的人，没有人能够例外。
例如，近日有一位名为“李宗向”的香港人在网络抱怨称，他是一家药店的经营者，曾向示威运动的参与者运送物资，但是他的药店被示威者放火焚烧。虽然放火者未必正是他直接资助的人，但是其他更多的普通市民也会在这场暴力示威运动中遭受损害。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狭义层面的“港独”一直受到各方的关注，其激进暴力违法行为也需得到惩治，不过他们也只是香港广泛而浓厚的“港独”民意外化、极端化的代表。而在其身后数量更多的广义层面的“港独”，因此更需要受到重视。对于港府而言，消解广义层面的“港独”，让他们彻底认识到港独不可行并尽早远离狭义层面的“港独”，才是扭转当前乱局的关键。
鉴于香港目前混乱、危险的局势，港府应该更有所作为，积极应对。加强执法打击暴力行为和狭义层面的“港独”是必然要求，同时还需着手处理和引导背后广义层面的“港独”，实现这部分人的态度转变，争取到他们对“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支持。可以参考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把这场示威运动的真相有效传播出来，把相关重要问题讲清楚，与香港各界进行更广泛、更灵活、更有效的联络统合。其实，这是被中共视为重要法宝的“统一战线”，也是西方国家在特殊紧急情况时常见手法。
不论如何，“港独”都不具现实可行性，也无助于香港民生和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对于香港问题还是需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内来解决，港府要担负起“高度自治”的责任。
【解读习近平就修例风波的讲话】中央政府的“急与不急”
11月14日，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面就香港局势进行表态，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根据官方通稿，习近平在出席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央立场。这是习近平近来第二次公开就香港局势表态。相较于11月4日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的表态，习近平的态度非常严厉，在强调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时，用词也发生了变化——从“最重要的任务”，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一词之差，一方面表明中央在密切关注香港局势变化，另一方面也传递出中央高层的“急切”。但与此同时，分析习近平的讲话，有能发现在具体处理香港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静和克制，仍然寻求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解决问题。既著急，又不能著急，可能是中央应对香港问题的心态映照。
11月14日，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正面就香港局势进行表态，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新华社）
习近平讲话反映中央忧心
在最新的讲话中，习近平指，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习近平强调，中央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中央对于香港修例风波持续恶化的，得不到缓解的忧心和急切心理。这一点体现在习近平措辞上的微妙变化。
11月4日，习近平在上海出席进口博览会期间接见林郑月娥，在听取林郑月娥关于香港局势汇报后，习近平表示，香港反修例风波已持续5个月，林郑团队恪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中央对她是高度信任的，对林郑月娥和管治团队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这是习近平香港修例风波以来首次会见林郑，并就香港局势首次公开表态。
当时习近平的说法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最重要的任务。”“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要坚定不移。同时，要做好与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工作。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齐心协力，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1月4日在上海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后，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习充分肯定林郑及其管治团队的工作，中央对她高度信任。（新华社）
“最紧迫”与“最重要”一词之差，可以看出随著香港局势升级，暴力蔓延至香港校园内，以及出现伤亡情况下，中央对于平息香港街头暴力，恢复香港社会秩序的急切心理和强烈意愿。中央之所以着急，是因为香港的这场政治风波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而且街头暴力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香港社会的正常运转，香港民众的生活深受影响，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在此期间，香港经济陷入衰退，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也遭到了冲击。
连日来暴力示威者不断在全港多区打砸纵火，瘫痪道路交通，破坏列车轨道，向行进中的列车投掷燃烧弹，攻击不同意见市民，围攻警察，焚烧警车……11日下午在香港马鞍山地区，激进示威者因不满一名普通市民反对他们的破坏活动，竟向其浇淋易燃液体并点火焚烧，导致该市民瞬间成为“火人”；13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外判员工被投掷硬物击中头部，14日晚间被证实死亡。如果局势得不到控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人伤亡。
面对香港如此混乱的局面，中央当然希望香港能够尽快恢复秩序，这就是习近平先后两次就香港表态用词差异的原因。
但在急切之外，在具体处理香港问题，中央又表现出了必要的冷静和克制。既着急，又不能太着急，继续保持必要的冷静与克制。这可能是中央应对香港问题复杂心态的写照。
中大12日晚发生激烈警民冲突，示威者于二号桥向警方掟汽油弹及砖头等，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HK01）
冷静与克制背后的考量
随着香港的街头政治运动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内地舆论场上也群情激奋，不乏喊打喊杀之声。从中央当前的应对来看，虽然急切地希望香港能够实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但依然能够继续保持冷静和克制，“不动如山”，体显了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战略定力。
虽然香港这场政治运动日趋暴力，在激烈的冲突中不时有人受到伤害，甚至已经开始有无辜市民在这场运动中丧生。但这不就是街头政治运动的本来面目吗？诸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智利首都圣地牙哥的街头政治运动皆是如此。香港局势虽然混乱不堪，也有必要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但还没有上升到危害国家统一安全的动乱程度。这也是中央能够继续保持冷静和克制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央目前来看最好的选择。
可以看到，中央对香港这场政治运动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最初，中央对于可能失控的香港局势，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敏感，甚至意图通过展示军事力量进行威慑，以期平息事态。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进行的防暴演练，指向性已经非常明确。
但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对于在“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香港发生的政治运动，中央层面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克制。即便在今天暴力程度骤然升级的情况下，中央方面只是延续表明对港府和林郑月娥的信任和支持，对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进行谴责，并没有选择直接干预。习近平的最新讲话同样表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让香港自己解决当下的危机。
香港回归22年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中央一直尊重香港社会的各式制度和民间政治生态。对于香港今天的混乱局面，相信中央已经做好了香港事态走向最坏的准备，但中央还是选择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继续保持冷静克制。在中央看来，暴力示威者毕竟只是700万港人中的少数，现实来看，香港也没有“港独”的条件和土壤。香港社会对街头暴力行为也开始不再容忍，有市民自发上街清理暴徒破坏的道路，也有市民站出来力挺香港警队为维护香港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暴力示威式街头政治运动无益于香港。
另一方面，虽然渐趋暴力的香港的街头政治运动，给香港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现实伤害，但对于偌大的中国以及世界来说，可能更犹如“茶杯里的风波”。在中国的广袤领土疆域中，香港其实只是个远离国家权力核心的边陲“弹丸之地”。香港的政治运动，对更为繁复的内地社会形态乃至国家整体政治走向，能发挥的影响其实十分有限。这一点可能香港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认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央对香港混乱的局面，虽然急切希望尽快平息事态、恢复秩序，但还是能够保持战略定力，不动如山的深层次因素。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下，到目前为止，中央没有直接出手，只是依托香港政府以及香港员警等管制力量。这并不是说中央没有办法，而是香港政府、香港警队等香港管制力量，明显还有更大的“止暴制乱”空间和管制手段，香港的管制力量和手段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然，中央保持冷静和克制，并不意味就是对香港问题置之不理，更不是对香港700万人民生福祉的忽视。其实，对香港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暴，以及背后深层次原因，已经进行了充分了解和深入的分析；对于下一步怎么做，四中决定也有了较为清晰的指向和方案。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绝不会跟港独和暴力妥协，这是中央处理问题的一贯做法和底线。
近几日，香港修例风波愈演愈烈，局势愈发紧张，被不少人指为“暴徒”的少数激进示威者与警方之间，意见相左市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在香港街头、校园、商场频繁上演，就像一辆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超载大型客车，因为车上人员的争吵斗殴，很可能面临失控风险。 这场因反对修订允许向中国内地引渡逃犯的条例而爆发的社会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对中共和中国的不满与抵制，被一些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港独成分。不过，如果将其简单视为“港独”运动、认为参与者都是“港独”，又难免以偏概全，严重失实。进一步来看，对于这场运动里的所谓“港独”，也需要有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
陈浩天被视为“港独”代表人物。（Reuters)
香港反修例运动夹杂着反共反中的迹象。（Reuters)
激进示威者对香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AP）
很多香港人在示威运动中受到伤害。（AP）
很多示威者主张“和理非”的非暴力方式。(HK01)
林郑月娥需要更有作为。（Reuters)
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的“港独”
分析人士认为，香港的“港独”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区分。狭义层面的“港独”即外界一般认为的“港独”，主张香港完全脱离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国家体系，甚至是实现建国式的“独立”。
香港社会舆论中曾经出现或是仍然具有一定市场的所谓“城邦论”，以及“民族党”、“本土派”、“自决派”，大体可视为狭义层面“港独”主张或“港独”组织。一般认为，其代表人物包括已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和发言人周浩辉，“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
这一类别的“港独”对暴力违法行为有较高的宽容度，甚至是其鼓动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如陈浩天就曾表示不惜发动流血革命实现香港独立，梁天琦已因袭警被判6年有期徒刑。
广义层面的“港独”主要是一种浅层意识的、情绪上的、不成熟的“港独”。他们可能是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对港警、港府、中共和内地人有所不满，强调“一国两制”里的“两制”多于“一国”，希望已有的“自由”不被侵犯和剥夺，但是未必支持暴力违法行为。
这一类别的“港独”没有狭义层面的“港独”那般激进和极端，但是覆盖面可能远大于后者，是一种受众相对较多的情况。例如反修例运动爆发初期多次出现数十万甚至被指百万规模的示威游行，其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有这种情绪上的“港独”。当然，广义层面的“港独”人群自己未必明确和认可“港独”理念，更不可能想过独立建国，但是对独立未必会持反对态度，而这种模糊乃至倾向于支持的态度，客观上也在助推“港独”的进程。
简单一点来看，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的“港独”大体是所谓“勇武派”与一些“和理非”示威者的分别。正如对于在2014年占中运动，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分析，有占领者主张“港独”只是情绪发泄，没有人实践或提出有策略的“港独”主张。
狭义层面的“港独”虽然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其实根本不可能实现，在香港缺乏群众基础。广义层面的“港独”相对有较多受众，但更多时候是叛逆情绪发泄，非常类似不希望父母较多管束的青春期孩子，并不是真的要推进港独，更不会以为港独具有可行性。对这两个群体不能一同视之、一概而论，而是需要用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对症下药”、切割处理，争取大多数港人，才有望扭转香港当下的危局，并着手解决香港深层次的问题。
香港政府需更有作为
可以发现，这场始于2019年6月的社会运动在持续了5个月后，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动辄数十万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许久未现，但是暴力程度明显升级。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的“港独”群体之间出现了分化？
虽然暴力越发升级，不排除有此前一些主张“和理非”的人加入了“勇武派”，但是暴力行动者仍然只有少数人，并且正因为持续不断的违法暴力，逐渐引发香港民意天平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群体之间尽管存在某种共识，但在行动层面的区别，仍然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随着暴力程度的继续升级，国际舆论与香港整体民意对暴力行为由理解、默认到反对甚至反击的转变，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继续扩大，原先的“和理非”可能会与“勇武派”切割。毕竟实质性的“港独”和暴力违法行为只会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可能除了极少数挣得几分名气、拿到一些“黑金”的人，没有人能够例外。
例如，近日有一位名为“李宗向”的香港人在网络抱怨称，他是一家药店的经营者，曾向示威运动的参与者运送物资，但是他的药店被示威者放火焚烧。虽然放火者未必正是他直接资助的人，但是其他更多的普通市民也会在这场暴力示威运动中遭受损害。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狭义层面的“港独”一直受到各方的关注，其激进暴力违法行为也需得到惩治，不过他们也只是香港广泛而浓厚的“港独”民意外化、极端化的代表。而在其身后数量更多的广义层面的“港独”，因此更需要受到重视。对于港府而言，消解广义层面的“港独”，让他们彻底认识到港独不可行并尽早远离狭义层面的“港独”，才是扭转当前乱局的关键。
鉴于香港目前混乱、危险的局势，港府应该更有所作为，积极应对。加强执法打击暴力行为和狭义层面的“港独”是必然要求，同时还需着手处理和引导背后广义层面的“港独”，实现这部分人的态度转变，争取到他们对“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支持。可以参考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把这场示威运动的真相有效传播出来，把相关重要问题讲清楚，与香港各界进行更广泛、更灵活、更有效的联络统合。其实，这是被中共视为重要法宝的“统一战线”，也是西方国家在特殊紧急情况时常见手法。
不论如何，“港独”都不具现实可行性，也无助于香港民生和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对于香港问题还是需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内来解决，港府要担负起“高度自治”的责任。
【解读习近平就修例风波的讲话】中央政府的“急与不急”
11月14日，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面就香港局势进行表态，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根据官方通稿，习近平在出席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央立场。这是习近平近来第二次公开就香港局势表态。相较于11月4日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的表态，习近平的态度非常严厉，在强调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时，用词也发生了变化——从“最重要的任务”，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一词之差，一方面表明中央在密切关注香港局势变化，另一方面也传递出中央高层的“急切”。但与此同时，分析习近平的讲话，有能发现在具体处理香港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静和克制，仍然寻求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解决问题。既著急，又不能著急，可能是中央应对香港问题的心态映照。
11月14日，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正面就香港局势进行表态，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新华社）
习近平讲话反映中央忧心
在最新的讲话中，习近平指，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习近平强调，中央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中央对于香港修例风波持续恶化的，得不到缓解的忧心和急切心理。这一点体现在习近平措辞上的微妙变化。
11月4日，习近平在上海出席进口博览会期间接见林郑月娥，在听取林郑月娥关于香港局势汇报后，习近平表示，香港反修例风波已持续5个月，林郑团队恪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中央对她是高度信任的，对林郑月娥和管治团队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这是习近平香港修例风波以来首次会见林郑，并就香港局势首次公开表态。
当时习近平的说法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最重要的任务。”“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要坚定不移。同时，要做好与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工作。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齐心协力，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1月4日在上海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后，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习充分肯定林郑及其管治团队的工作，中央对她高度信任。（新华社）
“最紧迫”与“最重要”一词之差，可以看出随著香港局势升级，暴力蔓延至香港校园内，以及出现伤亡情况下，中央对于平息香港街头暴力，恢复香港社会秩序的急切心理和强烈意愿。中央之所以着急，是因为香港的这场政治风波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而且街头暴力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香港社会的正常运转，香港民众的生活深受影响，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在此期间，香港经济陷入衰退，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也遭到了冲击。
连日来暴力示威者不断在全港多区打砸纵火，瘫痪道路交通，破坏列车轨道，向行进中的列车投掷燃烧弹，攻击不同意见市民，围攻警察，焚烧警车……11日下午在香港马鞍山地区，激进示威者因不满一名普通市民反对他们的破坏活动，竟向其浇淋易燃液体并点火焚烧，导致该市民瞬间成为“火人”；13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外判员工被投掷硬物击中头部，14日晚间被证实死亡。如果局势得不到控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人伤亡。
面对香港如此混乱的局面，中央当然希望香港能够尽快恢复秩序，这就是习近平先后两次就香港表态用词差异的原因。
但在急切之外，在具体处理香港问题，中央又表现出了必要的冷静和克制。既着急，又不能太着急，继续保持必要的冷静与克制。这可能是中央应对香港问题复杂心态的写照。
中大12日晚发生激烈警民冲突，示威者于二号桥向警方掟汽油弹及砖头等，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HK01）
冷静与克制背后的考量
随着香港的街头政治运动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内地舆论场上也群情激奋，不乏喊打喊杀之声。从中央当前的应对来看，虽然急切地希望香港能够实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但依然能够继续保持冷静和克制，“不动如山”，体显了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战略定力。
虽然香港这场政治运动日趋暴力，在激烈的冲突中不时有人受到伤害，甚至已经开始有无辜市民在这场运动中丧生。但这不就是街头政治运动的本来面目吗？诸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智利首都圣地牙哥的街头政治运动皆是如此。香港局势虽然混乱不堪，也有必要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但还没有上升到危害国家统一安全的动乱程度。这也是中央能够继续保持冷静和克制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央目前来看最好的选择。
可以看到，中央对香港这场政治运动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最初，中央对于可能失控的香港局势，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敏感，甚至意图通过展示军事力量进行威慑，以期平息事态。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进行的防暴演练，指向性已经非常明确。
但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对于在“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香港发生的政治运动，中央层面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克制。即便在今天暴力程度骤然升级的情况下，中央方面只是延续表明对港府和林郑月娥的信任和支持，对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进行谴责，并没有选择直接干预。习近平的最新讲话同样表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让香港自己解决当下的危机。
香港回归22年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中央一直尊重香港社会的各式制度和民间政治生态。对于香港今天的混乱局面，相信中央已经做好了香港事态走向最坏的准备，但中央还是选择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继续保持冷静克制。在中央看来，暴力示威者毕竟只是700万港人中的少数，现实来看，香港也没有“港独”的条件和土壤。香港社会对街头暴力行为也开始不再容忍，有市民自发上街清理暴徒破坏的道路，也有市民站出来力挺香港警队为维护香港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暴力示威式街头政治运动无益于香港。
另一方面，虽然渐趋暴力的香港的街头政治运动，给香港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现实伤害，但对于偌大的中国以及世界来说，可能更犹如“茶杯里的风波”。在中国的广袤领土疆域中，香港其实只是个远离国家权力核心的边陲“弹丸之地”。香港的政治运动，对更为繁复的内地社会形态乃至国家整体政治走向，能发挥的影响其实十分有限。这一点可能香港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认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央对香港混乱的局面，虽然急切希望尽快平息事态、恢复秩序，但还是能够保持战略定力，不动如山的深层次因素。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下，到目前为止，中央没有直接出手，只是依托香港政府以及香港员警等管制力量。这并不是说中央没有办法，而是香港政府、香港警队等香港管制力量，明显还有更大的“止暴制乱”空间和管制手段，香港的管制力量和手段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然，中央保持冷静和克制，并不意味就是对香港问题置之不理，更不是对香港700万人民生福祉的忽视。其实，对香港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暴，以及背后深层次原因，已经进行了充分了解和深入的分析；对于下一步怎么做，四中决定也有了较为清晰的指向和方案。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绝不会跟港独和暴力妥协，这是中央处理问题的一贯做法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