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extent of Hong Kong’s crisis: let the numbers do the talking"
1. police have arrested well over 5,800 people.
2. 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here police were accused of traumatising students and interfering in academic freedom by besieging the campus for 12 days, they seized 3,989 bottles of petrol bombs, 1,339 pieces of explosives, 601 bottles of corrosive liquids and 573 other weapons – all to be used to achieve greater democracy, apparently.
3. A tally at the end of October showed that vandals had caused extensive damage at 85 out of 94 MTR stations and 60 out of 68 Light Rail stops, setting fires, smashing equipment and ripping out fixtures. More than 1,600 turnstiles, 960 ticketing and add-value machines, 1,100 CCTV cameras, 125 lifts and escalators, 1,060 glass panel walls and 130 sets of roller shutters were vandalised.
4.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freedom fighters dismantled 45.6km of railings along walkways and dug up around 2,900 square metres of paving blocks on footpaths to block roads and hurl at police.
我于2019年11月16日至25日在香港旅游，恰好遇到“反送中”大规模民主运动、以及香港2019年区议会选举。我有幸目睹了很多非常时期的特殊现象，比如白领们在街头快闪抗议、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与防爆警察武力对峙、选举投票日里的各种人和事，等等。在这篇见闻录里，我与读者分享自己拍摄的照片，还有我亲历现场的观察与感想。
一 香港总体祥和关于香港“返送中”示威抗议的媒体报道早已铺天盖地。一般中文媒体的受众对香港局势的印象是，社会大乱，市政与工商业都被严重扰乱；暴徒在街头横行，攻击说普通话的人，在港大陆人的安全没有保障。但是我到香港后发现，现实远非如此。虽然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尖锐，香港社会令人惊讶地祥和；工商、市政都基本正常；我经常说普通话，在香港到处游走，从未受到威胁；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干扰的程度很小，比上海开世博会、或北京每年开人大政协两会时要小很多。抗议确实留下了很多痕迹，最常见的是涂鸦标语，第二常见的是在特定地区里一些人行道的地砖被翻起，这些现象有碍观瞻，但是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并无大碍。
西方媒体需要抓人眼球，中国媒体听从党的政治指挥。出于不同目的，它们都专挑香港抗议活动中最激烈、最混乱的时间、地点、和角度来拍摄和报道，相对忽略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所以给一般观众和读者留下了偏驳的印象。这是媒体的特点之一，很难避免。其实我写这篇文章也遇到类似问题。为了主题需要，我必须重点展示抗议活动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就相对忽视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地方。所以我在此提醒读者，在看到后面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画面时，不要忘记那只是香港的局部，范围很小。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还保持着平时的安宁。
图1：入夜后的香港岛铜锣湾。希慎廣場Hysan Place门前的交叉路口，霓虹闪烁，游人如织。
图2：左上图是香港机场内部，依然繁忙，旅客流量看似正常。右上图是周六清晨6点左右的香港市中心马路，安静祥和。左下图，在港岛闹市，家务工人们席地而坐，打牌取乐，不亦乐乎。我在香港多次遇到这种景象。这些看似来自东南亚的妇女们，好像各个健康愉快，没有心事。这样说肯定是过分简单化了，但是她们快乐的外表确实很有感染力。右下图左半，铜锣湾SOGO奢饰品商店内部的推销人员与顾客。右下图右半，在港岛中环路易威登商店内部的地下通道里，正在“血拼”（Shopping）的妇女们，手里抓着沉甸甸的大包小袋，精神亢奋。
二 抗议活动趋于平淡我到香港时，“反送中”民主运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抗议者们有点人倦马疲。在新的刺激因素出现前，运动的声势自然减弱。总体上讲，香港政府听命于北京，态度非常强硬，拒绝向民意让步，于是政治形势进入僵局。但是民怨未消，抗议民众里的少数中坚分子拒绝离场。
运动的简要历史是，在2019年2月，香港政府提出一个法律草案，允许中国大陆从香港引渡嫌疑人到大陆受审。此法案简称“送中”法案。香港人普遍认为，中国大陆的司法系统没有公平、公正，“送中”法案严重威胁了自己的人权，但是港府不为港人的担忧所动，强推法案。于是反“送中”抗议活动在2019年3月初爆发。港府还不理睬，抗议活动在6月初升级成大规模街头对抗。港府继续不理睬，反送中抗议在香港蔓延开来，变成了广泛的政治运动，街头对抗加剧。在6月16日，香港700万总人口中的大约200万人加入了街头抗议，规模之大，前所未闻，让世界侧目。抗议者们提出了内容更深更广的“五大述求”，纳入了香港人与北京的长期根本矛盾，就是特首和立法会的双普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0月23日正式撤回送中法案，但继续拒绝抗议者的其他述求，包括拒绝双普选。所以抗议活动没有停歇，抗议的核心口号是，“五大述求，缺一不可”。
1 抗议集会图3：民主集会。在港岛中环地区的遮打花园(Chater Garden) 内，支持民主运动的市民们在夜晚集会。参加者形形色色，但主流是青年学生。集会气氛严肃、理性，秩序井然。他们在手机的照明下演讲，唱歌，喊口号等。有意思的是，我听他们唱的歌，除了这次民主运动的主题歌《愿荣光归香港》外，好像都是基督教圣歌。在宁静的夜晚，“哈利路亚”的歌声在公园上空回荡，让人动容。
来港之前我就知道，香港民主运动中的很多领导人是基督徒。到了香港后我发现，基督教的观念和气氛在抗议者群体中弥漫。这种情况不难理解。任何政治理念都需要信仰体系作为基础，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民主。在当今的中国人里，反民主的主流是那些抱持民族主义的大陆人。他们信仰民族、国家和政府。他们的最高原则是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他们看来，香港的民主运动引入了西方影响、威胁国家权力，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呼吁北京用暴力对待香港民主派，不惜杀人、关人、堵人的嘴。他们的思路简单、清晰。因为他们信仰民族主义，所以他们认为国家的统一和政府的权威高于同胞的生命和自由，所以他们仇恨民主派，不在乎堵人嘴之后真相被埋没，也不在乎为维护国家权威杀人、关人时正义被践踏。他们甚至不想一想，自己也是平民、和香港人一样，可能有一天自己的想法也会与当权者相违，那些杀人、关人、堵人嘴的政策也会被用来对付自己。
现实是，民主派与众多的民族主义者同属于中国。民主派必须有一套严明、完整、支持民主的意识形态，才可能说服其他人，才可能在思想上打败那些民族主义者，然后才可能在香港或中国实现民主。这个道理在现在或未来都成立。而现代民主制度的信仰基础就是基督教精神。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神给予的灵魂。灵魂与灵魂之间在神面前平等。这种灵魂层次的平等，就是一人一票决定国家大事的信仰基础。人应该信仰神，而不是国家、政府或民族。神代表真理、正义、与爱。神高于国家、政府和民族，就代表真理、正义、和爱高于国家、政府和民族。国家、政府和民族都只是服务于人的社会安排。基督教的这套精神，是反驳民族主义的最强大思想武器。
在反送中运动中，民主派的最强对手就是膜拜北京政府的建制派；民主思想面对的最大阻力，就是在港大陆人带来的各种民族主义观念。香港民主运动的思想本质是民主与民族主义的竞争。现代民主理论与基督教紧密联系，所以基督徒内心的民主信念经常更坚定、更清晰，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先锋、和骨干就不奇怪了。比如黄子峰就是基督徒，来自香港的教会中学，曾被报道在公开场合祷告。教会中学经常也是香港最好的中学。那些活跃在反送中运动前沿的香港年轻人，要么是基督徒，要么长期受到基督教熏陶。
在大陆长大的我，看到香港的民主运动，就感受到了两地的深刻区别。比如在香港的周一到周五，大家都需要谋生活、上班攒钱时，我没有遇到过什么抗议活动。香港人求民主的街头对峙与冲突，都被安排在周末、夜间、和午休时。毛泽东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香港的民主派违反了毛的原则，好像把民主抗议当作“请客吃饭”了，还保持着很多从容和温良恭让。其实美国也类似，绝大多数人把政治集会抗议等看作家常便饭。西方民主国家的人，在这点上都差不多，都把民族内部的政治纷争看得随便，吵得再凶，也保持底线，很少动杀机。希望香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北京，也会收到好效果。
2 闹市街头的快闪抗议图4：上图是中环Pedder St畢打街 和 Des Voeux Rd Central德辅道中交接的十字路口。午间的街道拥挤，行人匆匆。他们大多是在附近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左下图是 LV 路易威登中环店门前。临近午休时间，已有记者架起摄影机等待。右下图是路易威登中环店对过。慢慢地，有一群记者聚集。从设备上的标识看，他们来自一家韩国电视台。
香港的白领 “快闪抗议”活动一直声名远扬。白领阶层工作忙，生活压力大，社会职能也重，所以一般不能像在校学生那样冲在民主运动的最前线。但是香港白领们在这次民主运动中创造性的发明了午间快闪抗议活动。就是利用午休时间，在白领聚集的地方，经常也是香港最繁华的核心区域，会有人突然带头喊口号、树旗帜、亮出标语等，然后周围的人响应，表达对民主运动的支持。这种抗议方式，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没有事先的计划，让官方事先不能预防或渗透，事后也很难追查或报复。参加快闪抗议的人经常带口罩，也让马路上数量众多的摄像头和背后的人脸识别技术很难发挥作用。
毕打街和德辅道中交接的十字路口，是香港最繁华和最高档的区域之一，也是快闪抗议频繁的地点。11月21日星期四，我正好在午休前坐公交车路过，就看到一群记者正在架设摄影器材，于是即兴决定下车看看。等了一会儿，一直没有动静。我就要离开了，突然听到人们开始喊口号，大概是“五个述求，一个不能少”之类。我转头找喊的人，竟然不能在眼前的“茫茫人海”中确定到底是谁在喊。隐蔽性是这种抗议模式的关键优点之一。
这时我注意到，身边本来一直在聊天的几个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口罩。原来他们也在等，准备“快闪抗议”出现后就加入。但是当他们带上口罩时，这一波抗议已经平息下来了。大概他们也没有找到到底谁在喊口号。又过了几分钟，他们起身走进十字路口，消失在我眼前川流不息的人潮中。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始带头喊口号，粤语和英文夹杂，意思大概是“打倒供禅档”之类。十字路口中有人跟随。即刻，口号声四起，一浪接一浪，此起彼伏。我注意观察，声音听似就在我面前，但因为人群拥挤，我还是很难确认谁在喊、谁不在喊。
本来我希望在此放一小段快闪抗议的视频，由于网站的各种技术限制，没有办法上传上来。
3 抗议者设置路障图5：在港岛皇后大道上，示威者设置路障。左图，因为有路障，我乘坐的公交车半路停止营运，所有乘客下车步行。中图，黑衣人正在利用路边的建筑标识圆锥设置路障。右图，位置是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是港岛上的一条主干道，但这一段并不是最繁华或重要的。路边的商店不多，入夜后显得有点暗淡冷清。
11月17日晚上9点钟左右，我坐的公交车半途中停下。公司通知司机，示威者在前方道路上设置路障，所以车辆要马上折回，所有乘客下车。于是我只好下车步行。向前走了几分钟，我就看到远处有一群穿黑衣、带黑色大口罩的人正开始设置路障，说明公交公司事先得到消息。同时我也发现，原来身边的其他乘客已经不见踪影，只有我一个人在昏暗的路灯下一步一步地走向那群人。我的几个香港朋友都警告过我，黑衣人不喜欢说普通话的人。我完全不懂粤语，又对环境陌生，心里自然有点不安。到了这些人的身边，我看出来了他们都是一些很年轻的人，大概都是学生。他们看到我以后，还点头致意。我的恐惧感自然消失了。同时，我还看到几辆汽车开过来时，这些孩子们还主动把路障移开，让车辆通过后，再重新放回路障。
后来几天我注意观察，发现抗议者都只在夜晚交通冷清之后才放置路障。如果警察不来镇压，这些示威者一般会在几个小时后自己清除路障。如果有警察来镇压，示威者散掉，市政工人也会很快清除路障，不影响第二天早晨的交通。而且所谓的路障，也只是两个小小的塑料交通标识圆锥加一条细细的胶带纸而已，如同玩具。我看懂了，这些示威者的目的是引起社会的重视，向政府、大众、和媒体传递政治信号，并不是真要拦阻行人或车辆。
这次反送中运动，是一次以学生和中产阶级为主流的全社会民主运动，总体保持着基本的理性与文明。多数大陆人被自己的经验限制，经常难以理解，香港这么大型和松散的群众运动，竟然有如此强烈的自我节制精神。大陆人习惯地认为，政治斗争就要你死我活、政治运动都是狠毒和疯狂的。在过去的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和近期的反美、反日、反韩等街头运动中，大陆人都看到了参与者的“狠”，就是对与自己对立的一方“毫不留情”。所以大多数大陆人以己推人，以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反送中运动中出现了“打砸抢”，但是限于局部和特例，远不像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打砸抢那样广泛或频繁。而且香港的所谓“打砸抢”，绝大多数是砸建筑物等，很少针对人，好像没有“抢”。媒体曾大量报道过几起极端的黑衣人伤人事件。大陆人听信大陆媒体的基调，普遍认为那是民主派暴徒所为。但是香港的很多人认为，那是港府-北京一方派来的军人-警察-黑社会成员，假扮成抗议者，混入抗议人群后所为，目的是栽赃反送中运动。我没有证据支持或反驳其中任何一方。但是这次反送中抗议运动，规模巨大，却没有领导人、没有组织、非常松散，确实很容易被渗透、被栽赃。
在华人聚居的世界各地，香港算是非常富裕，文明程度也很高。我身处其境的总体心得是，本质文明的地方，即使在媒体上、或在人们的传说中，被讲得很坏，其实也不那么坏。相反，本质野蛮的地方，媒体或人们吹得再好，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在香港既与蒙面的抗议者当面交流过，也与全副武装的警察交流过，发现他们都比较和气、讲道理，并没有因为身处警民对峙之中而被戾气主宰。
4 列侬墙图6：“列侬墙”或“连侬墙”，是香港民主运动中很常见的一种个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其实就是把简短的意见或口号做成小广告，贴在一面墙上。列侬墙起源于1988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当时的青年人在墙上贴了各种小标语，反对共产党政权。捷克政府称这样的墙为“列侬墙”，意思是它就像英国披头士歌星列侬，是资本主义颓废文化的体现。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列侬墙开始在香港时髦，这次更是遍地开花。
左图是一面列侬墙的外观。右图是这面列侬墙的内侧。这面墙是铜锣湾轩尼诗道上的一座过街天桥的玻璃墙。抗议民众们晚上贴各种标语，白天就有市政清洁人员或反对抗议的人，经常是大陆背景的人，撕掉这些标语口号，所以墙面总是斑驳陆离。这种老百姓贴、政府撕、老百姓再贴的模式，在1988年的布拉格、和在2014年的香港，都是如此，正是列侬墙的标志性特点。
三 抗议对市政的影响在电视上看到激烈的抗议画面，人们自然想知道香港遭遇了哪些破坏。我到香港时，反送中运动已经进行了大约8个月，激烈的警民对抗也已有大约5个月。我遇到的市政被破坏的情况有：
街边的一些门市被砸。几乎无一例外，被砸的都属于大陆机构、或支持北京强硬对付香港民主派的商家。这种情况在港岛比较多。在离港岛远的地方，明显少。 在港岛与九龙之间有多个跨海通路，其中一条---红磡海底隧道---被堵，使得多条公交线路改道。但香港市民最常用的地铁还可以造常跨海。区议会选举后的第三天，11月27日，红磡海底隧道也恢复通车 在警民冲突最严重的地方，比如理工大学附近，地铁站被破坏。地铁还运行，但不停靠这几个站点。我在香港期间，看到了香港市政的高效率。半夜时，警民激烈冲突，地铁站被破坏并关闭。到了第二天的白天，车站经常已经被清理干净，并恢复运营了。 有些马路因抗议活动被堵。但我在香港时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被堵的马路要么远离市区，要么拦堵的时间较短，比如几个小时后就又重新开放，使得大多数人无感。 抗议活动对市政设施最常见的三种破坏是，人行道被翻起、公共设施上有标语涂鸦、以及天桥和路边有警民对抗时留下的各种遗弃物。这些情况很常见，但并不阻止市政正常运转，对一般人影响有限，所以它们的清理和修复并不紧急。 1 对市政的破坏图7：左上图是位于港岛上环的中信银行，橱窗被砸。右上图是星巴克，橱窗也被砸。这些被砸的门市，几乎都继续开放或营业，只在被破坏的橱窗外立起了临时白色挡板，。
香港的星巴克都由美心公司经营。美心公司在大陆也有很多生意，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深厚。美心公司创始人的女儿，伍淑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作证时，呼吁北京政府严厉对待香港民主派。之后香港抗议者开始攻击美心的各项产业。
左下图是香港市中心的中环地铁站的一个出口。人行道被破坏，在傍晚就已提前关门。右下图是人行道的特写，在同一个地铁站。抗议者们用人行道上的砖头做武器，与防爆警察对抗。拍摄照片后的第二天白天，我又来到这个地铁站。它已经重新开放，恢复运营，但是还没有人修理人行道。
2 口号和涂鸦在游客眼里，反送中运动最明显的后果，就是随处可见的涂鸦口号。在香港，建制派掌握几乎所有政治权力。民主派人多但无权，没有什么合法的方式宣扬民主。于是涂鸦口号四处开花。我这里收集了一些最常见的口号，以飨读者。
图8：反送中运动最常见、最重要的两句口号。其中第一句“五大述求，缺一不可”应该算是务实，第二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务虚。
“五大述求”如下：
1. 彻底撤回逃犯条例；
2. 撤回612暴动定性；
3. 必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
4. 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及元朗暴力事件；
5. 全面落实双真普选。
其中，只有第一条已经实现。反送中运动在6月份激化后，特首林郑月娥在7月6日宣布，送中法案的修订建议已经“寿终正寝”，但是没有使用“撤回”字眼。回归后的几十年里，香港人已经多次被类似的、模棱两可的政治用语欺骗，所以这次拒绝接受，继续抗议。面对不降反升的压力，林郑在10月23日正式宣布撤回法案。
第四条谈及的“元朗袭击事件”发生在7月21日，在香港的偏远地区，靠近大陆的元朗。当时大批身着白衫的黑社会成员袭击市民，非礼女性，并攻击赶来的救护人员，造成45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1人危及生命。事发后有人发现，建制派议员在事前疑似煽动和鼓励白衣人袭击民主派。事发时，香港警察疑似坐视不管，任由白衣人攻击市民。事发后，港府和特首都不合情理地低调处理，要大事化小。所以很多香港人怀疑，这些白衣人受到北京势力的暗中指使和保护，试图制造恐怖气氛，吓阻民主派。正是因为香港人看到，在北京势力主导社会后，“元朗暴力事件”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多次发生，正义得不到伸张，所以才仇视大陆在港势力，怀疑、甚至敌视身边说普通话的人。
前四条都是关于反送中运动中的具体事宜，只有最后的“全面落实双真普选”是真正的政治述求。“双真普选”就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特首和立法会。这一直是香港政治的核心议题。从1980年代中英谈判开始，到香港回归后的2010年代，北京多次保证香港将实施双普选。在北京主导下，香港曾在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有过三次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每次政改，香港人都以为北京可以借机履行有关双普选的诺言，但是每次都落空。而每次失望都让更多的香港人质疑北京的诚信。2014年的雨伞革命，就是北京拒绝在2017年政改中纳入双普选。从此以后，大多数香港人和海外观察者都认为，北京根本不想履行诺言，北京的所有理由都是借口，所有的承诺都是欺骗。这就是近年来香港各次民主运动都走向对抗的根本原因。
图9：各种涂鸦口号。左上图是在公共设施上的涂鸦。经常是抗议者写，市政或支持北京的人不久后涂抹掉它，然后抗议者再写。这个过程可以多次重复。
右上图，香港抗议者在这次运动中造出的一个新英文单词CHINAZI， 就是CHINA+NAZI，意思是“中国纳粹”。
左中图，“建制派”就是北京扶持的香港政治势力，目前掌握几乎所有政治权力。民主派指责建制派与黑恶势力勾结，威胁民主派的人身安全。
右中图，激进的抗议者对大众的相对冷漠表达不满。
左下图，“香港独立”。香港的抗议者面对政府和警察，如蚍蜉撼树，绝无获胜可能，所以就会经常口出狂言。有点像5岁的孩子打不过大人，就扬言要“离家出走”，不值得当真。
很多大陆人以为香港民主派是“港独”分子，是不正确的。几乎所有被大众了解的香港民主派人士都明确不支持港独。港独在现实中明显不可行。香港太小、与大陆太近，不可能分开。一些人抓住抗议中个别人的港独口号不放，攻击民主派搞港独，有点像文革中的红卫兵派别，指责敌对的红卫兵派别“恶毒攻击毛主席”。红卫兵派别都不可能恶毒攻击毛主席，而一派红卫兵指责另一派攻击毛主席，只是为攻击对方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类似地，港独明显不可能，有些人还攻击民主派搞港独，也是为攻击找借口而已。
右下图里的PolyU就是香港理工大学，Tiananmen8964 就是天安门8964。这个涂鸦的意思是，香港警察围攻理工大学，与六四屠杀一样。这也是群众运动中无法避免的一种夸张。
3 细微处看香港人图10：正常上班日白天的香港。上图，那天白天，全城都没有什么抗议活动，秩序很好。但是在政治重要的地点，比如照片里的政府办公地附近，还是部署了很多重装备的警察。他们无所事事，优哉游哉。
左下图是地铁里一位香港市民正在专心听时政新闻。绝大多数香港人忙于生计，不可能亲身加入抗议活动。但是我看到很多普通人关心民主运动。照片摄于11月19日，离区议会选举还有5天。那天的新闻焦点是特首林郑月娥要宣布选举是否会被推迟或取消。她讲话时，我正好在地铁上。当时地铁里的很多人，就像听到了一个无声的命令，都默默地拿起手机，听或查看她的决定。
右下图，工作日白天的地铁里也可以看得到很多警察。他们也没有什么事好做。
四 学生是民主先锋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香港的大学生们据守校园，与防爆警察激烈对抗的场面。这次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次民主运动类似，都是以西式学校里的青年学生作为急先锋，以校园作为积极分子的集聚地和运动的策划地。运动开始以来，三个香港的主要大学校园先后成为运动的焦点。最早是香港大学，然后是香港中文大学，最后是香港理工大学。我到香港时，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校园都已经被警方攻克，只有理工大学的校园还在抗议学生的控制下。
香港大学位于港岛，距离香港核心地带最近，离我住的旅馆不远，所以是我第一个参观的校园。香港中文大学位于新界沙田，在三个学校里最偏远。我试图乘公交系统前往，但是我坐的火车到了中文大学的前一站就折回了。原来中文大学的校园被完全封闭，对外不开放。学校停课了，所有学生已经离校，火车和公交都不停靠。校园边的高速公路出口被警察封锁，出租车也不能靠近校园，所以我只好放弃。大概因为中文大学地处偏远，彻底隔离它的校园对市政影响较小，所以港府的处理方式这么极端。理工大学位于九龙尖沙咀，与港岛隔海相望。下面是有关香港大学和理工大学的图片。
1 香港大学图11：2019年11月下半月的香港大学校园周边。警民冲突已经结束，但学校提前放假。校园的各个入口都没有什么人出入。警察和保安的封锁线还在。外人不得进入校园的核心部分，但可以近距离拍照。
左上图，好像是香港大学最大的校门。涂鸦和警戒线很显眼。有几个黑人保安拦住了我，不让我进入。
右上图是国王学院的大门。门外有很多区议会候选人的竞选旗帜。香港不久后就要进行区议会选举。
左下图是从地铁站到校园的必经之路，地上和墙上布满各种政治标语。其中绝大多数支持抗议、支持民主，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支持警察和政府（仔细看，照片内远处白色的立面上写着“支持警察”），显示了香港人的思想多样性。
右下图是校园周边马路一瞥。马路都已正常通行。马路边的商店、幼儿园、教堂等机构都正常营运，但人行道上还有很多被破坏的地方没有修复。
2 香港理工大学图12：防暴警察进攻理工大学校园。上图是2019年11月17日，重装备的香港防爆警察部队正在进攻依然被抗议学生占据的理工大学校园。照片背景里的蓝色水柱，就是警察正在使用高压水龙车，向校园里发射含有刺激化学品和蓝色染料的液体。警察车辆很多，包括装甲车、水炮车、和其他各种特种车辆。整个场面宏大。
下图，市民在不远处的天桥上围观。其实地面上也有很多市民围观。当警察向校园进攻时，不时有人自发地大声呼喊，为学生加油，大骂警察、政府和大陆的共产党，声音中充满着愤怒和激动。人们脸色凝重，没有看热闹、取乐、或嘲笑的气氛。这些感情上站在学生一边的围观者们，看上去并不是知识分子或中产阶层，而是面孔黝黑、衣着朴素，让我觉得更像普通体力打工者、或街头小商贩。
新闻报导给人的印象是，香港警察与学生惨烈对峙，不分胜负。我几次身临其境，逐渐看懂了，其实香港警察对学生有绝对的、压倒性的武力优势。警察还没有攻破理工大学，肯定不是因为做不到，而只可能出于政治考量。警察配备军用装甲车、各色军用枪支，同时也有各种非致命性武器，比如高压水炮车、先进的声波炮、用作清障的大型工程车，等等。警察个人又都有完备的防护设备，包括全身透明盾牌、防弹衣、头盔等。而学生们只有雨伞、砖头等称不上武器的武器。学生手里最让警察忌惮的是少量自制汽油弹、和更少量的自制弓弩。但是这些东西对警察的装甲车和大型工程车等则毫无用处。我看警察可以毫不费力地摧毁学生所有可能的抵抗，并且没有多大风险。而学生们不但毫无获胜的可能，还要面对各种高风险，危及他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还有未来的事业前途。
理工大学是反送中抗议的最后据点，寄托着香港社会各阶层对民主运动的希望。香港社会里藏着众多的人，甚至是绝大多数，内心站在民主运动和抗议学生一边，但是无处表露自己的政治愿望。这些人把仅存的一线希望寄托在理工大学这个“最后的民主堡垒”、以及还坚守在其中的一小撮大学生身上。如果理工大学被攻克了，又没有新的政治变化，这些受挫的群众就会寻找新的发泄口。从政府和警察的角度看，社会的动荡和不可预测度都会变得更高。所以在区议会选举之前，香港政府和警方都有理由保持理工大学的这种僵持状态，而不是彻底击垮还在抗拒的几个学生。
即将在11月24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就是香港政治的下一个变数。所以无论政府和民众，所有香港人都把目光集中在这次选举上。
图13：警察每天24小时严密包围理工大学校园。通往学校的所有路口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层层把守。
左上图是警察在检查通过封锁线的人员。理工大学已经停课，教职工全部提前放假，没有人上班。但是警察的封锁范围很广，远超过了校园本身。所以封锁线内还有其他办公楼和商铺，在里面上班的人就需要通过封锁线。
右上图是警察用来准备进攻的基地。每天都有众多的围观群众。有意思的是，华人面孔的围观者通常站在距离警察很远地方遥望。而站在警察附近的人，基本都是南亚人或白人。这些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和欧洲裔的人可能也常住香港，也是香港人。华裔香港人通常与大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来自大陆、或在大陆有亲人、或在大陆有生意。有大陆生活经验的中国人，内心都非常惧怕政府，即使政府还没有注意到他，他就已经害怕了。他们的恐惧经常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如果自己被警察注意到、自己的脸被摄像头拍摄到，信息就可能会传到大陆政府。以后自己回大陆时就会遇到麻烦，或者在大陆的亲人会被骚扰和株连。我遇到的几个在香港的朋友都对我讲了类似的故事，就是在香港的普通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进入大陆时被“人脸识别”出来，在海关被挡住，然后被骚扰或驱逐。有这样一个故事，所有听说的中国人就都害怕了。中国人的这种恐惧，其他民族的人基本没有。
图14：理工大学周边的破坏情况。坚守在校园内部的学生很少。但是在他们与警察对峙的同时，校园附近的地区每天晚上都有激烈的抗议活动。这些校外的抗议者有学生、也有社会上的人。我在香港期间，理工大学周围是抗议最激烈的地方。
左上图是校园附近的一个过街天桥。晚上抗议时，曾被抗议者和警察相继占领。在白天，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各种杂物。
右上图和左下图是校园附近马路上被烧毁的车辆。左下图中看上去被堵塞的马路，实际是一条大马路的辅路。在它旁边的大马路还是畅通的。
在参观这类现场时，我曾多次突然觉得眼睛很痒，呼吸不舒服。最开始我以为是初到陌生的地方，身体过敏和不适，外加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后来发现，真正的原因是旁边有用过的催泪弹壳。香港警察使用过大量催泪弹和催泪水龙。即使过了好几天，它们的残余物还会继续释放出刺激性很强的气体，让人觉得刺鼻、刺眼，呼吸难受。香港人对此 抱怨很多。
右下图是理工大学附近被砸烂的星巴克商店的橱窗。
图15：理工大学校园附近的市政恢复效率和问题。
左上图和右上图是同一个十字路口，Jordan Rd & Nathan Rd 弥敦道与佐敦道，属于理工大学附近最繁华的区域。11月16日解放军特战八连以清污为理由，未经过港府同意进入香港。香港民主派议员和抗议者们迅速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大陆在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干涉香港事务，侵蚀一国两制。11月17日晚上，在理工大学周围爆发了激烈冲突。左上图是11月18日白天的景象，路面上到处散落着砖块，一片狼藉。右上图是11月19日的情况，路面已经被市政环卫人员清理干净了。我看到这个结果后就觉得，香港市政真是高效率！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一个香港人较容易理解，但不在香港、只靠媒体了解香港的人经常搞错的事情，就是香港的抗议活动其实只发生在很小的局部，对香港整体的影响很小。抗议者的能量与香港政府的能力相比微不足道。前者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破坏，后者也完全有充足的力量迅速处理完毕。
下图是香港环卫工人和多个非政府团体聚众抗议，要求港府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安全条件。他们的最重要抱怨是关于垃圾中含有的、警察发射的催泪弹残余物。很多香港人认为，香港警察使用的催泪化学品来自大陆，成分里的毒素对人体危害特别大、时效特别长，并且政府没有诚实地公布所有可能的危害。这些抗议者呼吁政府调查当前的污染情况，停止使用催泪弹和催泪水龙，并为环卫人员配备足够的安全设备。
一般大陆人以为，民主运动让香港市政受到影响，罪魁祸首是抗议者，香港一般老百姓怨恨抗议者，支持政府拨乱反正。这种想法是被大陆舆论引导的结果。在11月中旬的一次民调显示，八成以上的香港人认为港府和警方应该为香港社会的暴力升级负责，而只有大约四成的香港人认为抗议者负很大责任【1】。电视上显示香港的抗议人数众多，但真正与政府和警察暴力对抗的，数量很少，并且力量非常薄弱，完全没有能力抗衡警察或政府。大部分香港人认为，真正扰乱大家生活的，反而是警察对抗议者使用的高压手段。大陆人经常不理解这一点。
图16：11月23日深夜，也是选举日的前夕，理工大学还在警察的严密封锁下。这个时候，校园里还有最后20到30名学生坚守。抗议者们表示，为了迎接第二天的选举，暂时偃旗息鼓。这次区议会选举早已成了香港各方关注的焦点。所有人都准备通过这次选举来了解当下香港的人心向背。
五 投票日里的香港人香港2019年区议会选举在11月24日，周日，举行。在选举的前夜和当天，我在旅馆里一个台接一个台地浏览各个电视频道，可以说每一个都明确支持政府和警察，谴责抗议者，直接称抗议者们为“暴徒”。在这次选举中，香港舆论一边倒地偏向政府与建制派，究其原因，北京已经全面掌控了香港的传媒。我旅馆的电视里大多数是中央电视台CCTV和TVB的频道。香港人戏称TVB为CCTVB，意思就是它与北京一个基调，只是形式稍有不同而已。就连历史悠久，具有深厚英国传统，并历来不被中国政府重视的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也已经被大陆的阿里巴巴买下。一个人在香港看中文电视、读中文报纸，获得的政治信息大概与在杭州差不多。香港已经被大陆同化得很严重了。
1 观察竞选选举当天上午，我走出旅馆，来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立刻被两大阵营的竞选造势活动围绕住。这个地方属于港岛中西区的上环选区，人口密集，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应该算是香港比较重要的选区，而且有代表性。
图17：上环选区泛民派与建制派的竞选摊位。左上图是泛民派候选人甘乃威的竞选摊子。只有一个女生在守摊，冷冷清清，无人问津。右上图是建制派候选人吕鸿宾的摊位，吕本人在场。有人上前寒暄、有人在一旁拍照，人头攒动，好不热闹。照片中那个作揖的人就是吕鸿宾。我走上前和他打招呼，然后当面问他，“在现在的抗议中，你支持学生还是支持警察？” 他楞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我支持警察”。
下图是双方街头声势的鲜明对比。其中大红圈里都是建制派的旗帜，密密麻麻，延绵几个街区，看不到头。 只有那个小小的蓝色圈里是泛民派的招牌。我走出几个街区，情况都一样。路上一直有建制派的助选人拦住我，向我派发竞选资料。而泛民派的助选员几乎没有。
我看到这个局面后，情不自禁地开始怀疑泛民派在香港老百姓心里的号召力。大概香港政府和北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所以它们在投票日白天还对建制派获胜信心满满。后来得知，在上环选区，泛民派的甘乃威大赢，得票率近60%，而 吕鸿宾落选。再回想选举日两个滩位一冷一热的鲜明对比，我突然有点感悟。中国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权力的霸道，本能地畏惧政府与政治。他们懦弱，并且不自觉地谄媚权力。在选举时，那些知道自己与北京和港府站在一边的人，就非常张扬。他们或加入建制派的助选团，或主动与建制派的候选人攀谈。而那些知道自己与权力对立的人，就自觉地夹起尾巴，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想不到感谢那些为自己出声的候选人。更有甚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曲意迎合，即使自己心里支持民主派，却主动去拍建制派的马屁。香港人与大陆人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大区别。说到底，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是从大陆来的。即使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很多人也甩不掉内心深处的大陆人思维方式。
怯懦的中国人又经常特别聪明，知道自己在香港的投票是秘密的，秘密性受到英国遗留下来的独立司法制度的严格保护，即使自己投票反对北京和港府，这些权力的人也不会知道。于是，这样的中国人才敢在投票时表露自己真实的心声。总体讲，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民对民主都相对被动。他们知道民主好，可以享受民主权力，却较少主动为民主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甚至不愿在香港这样比较宽松的环境里公开表示支持民主，就更谈不上为民主做牺牲了。所以，东亚的民主制度，比如日、韩、台等，多借助西方国家的力量才实现的，并非靠自主努力获得。
图18：上环选区建制派候选人吕鸿宾的助选员，一位有代表性的中国老太太。
我又走出几个街区，迎面遇到了照片中这位老太太。她看上去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她向我分派宣传品，并试图用粤语与我打招呼。见我说普通话，她也换成普通话，并且说得蛮标准。我问她，“你支持抗议的学生吗？”。虽然她两手都攥着宣传资料，还是赶紧做出竖大拇指的样子，“学生们是英雄！” 她说。我问为什么？她回答，“学生都是为了香港人。那些警察都是做工的，拿那份工资而已...”。我非常惊讶，“那你为什么为吕帮忙？”。她立刻支支吾吾，指着手里的资料说，“这里都有解释”。 我说，“我刚问过吕本人，他说他支持警察”。这位干净利落的老太太噎住，但随即摆出老年人的那种平静和镇定，用庄重的笑而不语掩盖眼前的尴尬。于是我们互相友好挥别。
这位老太太把为吕助选造势当作一份工作，也许可以攒一点钱，但她对这份工作背后的意义完全视而不见，即使工作违反了自己的想法，她全然不在乎。这就是很多中国人的写照，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养成的“奴才人格”的一种常见表现。这样的人可能拥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过着体面的物质生活、受过良好教育、经历过人生磨练与社会陶冶，但是他们习惯于想一套、说另一套、做第三套，人格完全破碎。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过统一的人格，也没有见过其他人有统一的人格，或者见过努力追求人格统一的人倒大霉，比如那些说实话的人被严酷迫害，于是他们就不想也不敢追求自己的人格统一了。人格不统一的人就不可能诚实，他们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于是在旁人看来，这些人心口不一，撒谎成性。他们撒谎时都不知道自己撒谎，或者知道自己在撒谎也不承认，或者知道自己撒谎又不得不承认，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图19：另外两个助选员。左图，我又走过一两个街区，遇到的第二个助选老太。她往我手里硬塞建制派的竞选资料。我问她，“你支持学生还是警察”。她立刻手舞足蹈，动作夸张，激动得语言次序混乱，“谁会不懂？当然是学生！”。我又问，“你的候选人支持哪一边？”她立刻警觉起来，喃喃地含糊其辞。我不再追问，对她说，“我为你拍个照吧”。她听到后立刻从我身边逃跑。照片里留下了她逃跑时的背影。
右图，只有仔细看才能发现，照片里有一个男人躲在竞选看板背后，只露出脑袋的最上部分。在我与上述紫色上衣的老太交谈时，他凑上来主动加入。他也是助选员。我没有看清他支持谁，现在猜想，他与老太可能是一伙的。他只会说粤语，普通话说得很蹩脚。我们两个困难地交流着。他说他是广东的，为了攒点钱，当天早晨跟着朋友一起被从大陆拉到香港来助选。我好不容易听懂了，很惊讶。香港的选举竟然公开引入大陆的资源和影响！于是我拿起手机，希望为他拍照。他立刻变得警觉，慌不择路，躲到身边的竞选看板后面。那个看板属于著名民主派议员许智峰。这位男助选员只是躲在其后，可能与看板内容无关。
这两位助选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可能都不如第一位老太，但是这三个人有一些共同特点，就是都忽视自己心里的政治理念，是非观很淡薄，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思想绝缘。二位老太太内心支持学生，但为建制派出力。那位男助选员则糊里糊涂，根本搞不清两派的区别，却为其中一派出力。他们为小利而漠视是非。但是他们一点不糊涂，甚至很聪明。比如见到我要拍照，就立刻知道逃跑，因为他们非常懂得要在政治上保护自己。他们知道，如果被拍照，照片就可能被传到大陆政府手里，大陆政府就可能把信息传到自己的领导或自己亲人的领导手里，然后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就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付出代价。他们心中的逻辑弧线非常长，说明他们的头脑清晰。他们在保护自己时这么敏感，却全然不在乎自己出力支持的政治势力对他人和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这就是奴才精神深入骨髓的一类中国人。他们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别人倒大霉也不在乎，就如同蝗虫，不把同类的命运当一回事。
作为注解，政治候选人与助选人，已经选择成为了公共人物。他们在大庭广众下试图影响别人的政治决策，所以其他人有权力在他们工作时，在公共场合为他们拍照。
2 市民踊跃投票图20：排队等候投票的香港市民。上面这四幅照片，都是我在港岛各处拍摄到的、市民排队投票的景象。在白天，我到过的每一个投票站，队伍都长得找不到尾巴。比如在右上图里，等待投票的队伍，沿马路排开，环绕着街区，延绵不断。我找到了投票处的大门，却完全不知道队尾在哪里。这么热烈的投票场面，我在美国从来没见过。香港人在这次选举里异常踊跃。很多市民表示，这次不投票，以后就可能没有投票的机会了。
英国人为香港留下了独立和严明的法律，所以目前香港的选举还严守着匿名和不作弊的可信性。不愿也不敢为民主出力或出声的大多数香港人，虽然自己软弱，还可能依靠这个法制体系，通过投票，把自己的心声传递出来，影响香港的政治。我遇到过多位在大陆受教育的人，有的还曾在西方国家长期留学和工作过，却反对、甚至仇恨香港目前的独立法制体系，觉得它不听中国指挥。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把那些外国法官都赶走，“换上我们自己的人”。试想如果这样的愿望成为现实，未来在香港主持投票的人都归某个党委指挥，而投票的预期结果让党非常担忧或不满意，就像这次区议会选举，那个管投票的党委有可能坐视不管吗？如果党委可能插手投票，香港的普通老百姓，就像上节中谈到的那个穿紫色衣服的普通中国老太，在政治那么敏感、怯懦、和狡猾，有可能不知道、不害怕吗？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有钱或没有钱，从读了几十年书的洋博士到小学都没有毕业的街头摊贩、从在国际会议上用英文侃侃而谈的亿万富翁到呆坐村头的中国话都说不清楚的阿婆、从享誉国际的大文豪到城市胡同里的小混子，都与那位老太类似，在政治上非常敏感、怯懦、和狡猾。只要他们感到党可能知道谁投了反对票，他们就绝不敢投反对票了，即使党并没有查看他个人的票。那么以后香港各种投票的结果，就会与中国的各级人大或北韩的各种选举一样，每次都是99%支持党，选举也就没有意义了。
3 候选人群体图21：四位泛民派候选人或他们的助选者
在选举日，我在港岛和九龙信马由缰，遇到了多位候选人和更多的助选人，包括泛民派、也包括建制派，虽然这里没有收录建制派的照片。所有建制派候选人都明确地支持政府和警察，谴责学生。建制派也明显地声势更大，助选人员更多，竞选资源更雄厚，胜选的自信心也更高涨。记得在香港大学附近，学生抗议的遗迹还到处可见，我遇到了几个助选的年轻人。他们自称是大陆人，我猜想他们是大陆留学生。我问他们支持学生还是警察，他们异口同声，“支持警察”。其中一位还立刻做了一个解放军立正敬礼的动作，然后自信地嬉笑。而我遇到的多位泛民派候选人，对当前的反送中民主运动含糊其辞，不愿选边站。他们经常用的托词是，“我支持香港”，回避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左上图是香港大学选区泛民派女候选人任嘉儿。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敢于说出支持学生的候选人，但是她最开始也不愿明确说支持学生。在旁边几个人围观的情况下，我一本正经地追问，她压低声音说，“支持学生”，像是不愿让太多的人听见。并且她马上又加一句，“如果警察能让香港和平，我也支持警察。我支持和平”。
任的竞选摊位，是那一整天我见过的最热闹的泛民派竞选摊位，但也远比不上很多建制派候选人的摊位热闹。她的选区在香港大学附近。那儿的居民富裕、受教育程度高、而且很多人可能有外国公民身份，所以她的支持者可能相对不那么害怕北京的报复，更敢于站出来公开支持她。任嘉儿最后胜选。
右上图是水街选区泛民派候选人何致宏。我见到他时，他独自一个人站在街角，没有任何人与他说话，显得孤苦伶仃。我开始问他支持谁，他毫不含糊地说，“支持学生”。当时四周无人。在我们交谈中，一位助选女生也跑来加入谈话。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我猜想这位女生要么是他太太、要么是女朋友。他们反正清闲，所以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内容也蛮深。他们表达了对大陆干涉的无可奈何，以及对香港的民主与前途的深切悲观。告别时我祝他们好运。他最后胜选。
左下图是湾仔大佛口选区泛民派候选人梁柏坚的摊位。梁是摄影记者，学运开始后一直与抗议学生呆在一起，为学生们拍摄、做历史见证。照片里这位女生是梁的私人朋友，也是他的助选员。她从大陆来港多年，坚决支持民主，所以与梁是好朋友，并帮助他竞选。她告诉我，梁柏坚还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里，与被包围的学生们在一起。如果现在走出校园，就有被捕的风险，所以只得全程缺席竞选，完全委托竞选团队代办。在香港政府眼里，梁的记者身份，为他提供了一些政治和法律上的保护，使得他既可以与抗议学生在一起，又在警察和政府眼里与学生有区别，可以参选。他最后胜选。
右下图是尖沙咀西选区泛民派候选人陈嘉朗的摊位。这个选区就在香港理工大学附近。我到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按理，当天的选举投票应该已经进入尾声。但后来我看到，很多选民入夜后还在投票。陈嘉朗是少有的、明确支持反送中民主运动的候选人。他把“五大述求，缺一不可”当作自己的竞选主题，并在选举中大胜。
但是在选举前，在陈嘉朗的候选人介绍网页评论区里，都是反对他的声音，支持的几乎没有，而且反对声中有很多谩骂和表达极端仇恨。关于现在香港的选举，香港人心里都懂，北京是独大的幕后老板，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力。那些自以为有北京撑腰的人，声音大到狂野，什么脏话和仇恨都敢于表达，因为知道即使做得过分也不会受到惩罚，暗地里还可能获得奖赏。而那些支持民主的人，知道北京反对，就噤若寒蝉，即使在看似安全的网络上也不敢说话，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的力量无时不在、无所不能。
接触了这么多候选人，我发现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反映百万上街抗议的香港人的民主心声。目前的制度，硬性地砍掉了政治频谱中民主派的一边，比如学生领袖黄子峰就被剥夺了参选资格，使得选民可以挑选的候选人群体，远比选民群体本身更偏向大陆。这个制度的强硬也产生了政治上的寒蝉效应，使得选民和候选人都因为害怕北京而在社会辩论中避免表露自己真实的民主心声。这两个因素，社会辩论中人们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候选人群体没有真实地反映选民想法，都可能使民主制度丧失其本意，使整个政治体系失效。香港以外的很多人以为，泛民派当选了，民主就胜利了，其实事实可能远非那么简单。支持民主的泛民派不能参选，当选的泛民派可能并不真支持民主。说到底，大陆的独裁制度与香港人民对民主的向往之间很难调和，香港的政治很可能因此走入死胡同，成为了夹生饭，既不能反映民意，也缺乏高效能，前途堪忧。
六 结束语选举后的第二天，我乘飞机离开香港回美国。在路上得知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泛民派大胜，建制派惨败。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总共有近3百万人投票，投票率超于70%。这两个数字都前所未闻。泛民派取得全港452个区议会议席中的389席，占85%；而建制派只得到59席。泛民派将控制香港18个区议会中的17个。本文提及的五名泛民派候选人全部当选，而唯一被提及的建制派候选人吕鸿宾败选。在反送中运动期间站出来支持北京的著名建制派候选人群体，几乎全军覆没。
来香港前，我为香港的前途悲观。来到香港后，虽然我被香港学生的牺牲精神感动，我还是对香港的长远前途悲观。现在得知泛民派在选举中大胜，我依然对香港的长远前途不敢乐观。香港现行的制度强烈地保护北京以及北京在香港的嫡系，使得无论民意有多强，都不可能在法律范围内改变现状。这次选举，或任何在现行体制下的选举，都不会让民意真正掌握香港的关键权力。
北京视香港的民主派为敌人，并且手握多种能够摧毁香港民主力量的杀手锏。比如，北京可以从大陆向香港大量输送具有成熟奴才人格的新移民，并赶走具有民主理念和素养的香港本地人，排挤他们、让他们移民海外。相对于大陆，香港是弹丸之地。而北京可派送到香港的新移民，数量没有上限。仅此一招，海量的、信仰国家权威高过同胞生命与自由的新移民，就会像潮水一样湮灭香港的任何民主火苗。
注释：【1】“民調：逾八成受訪者稱政府警方需為暴力升溫負很大責任”香港电台RTHK 2019-11-15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92480-20191115.htm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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