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高佣金的真正要害，不全在于优势地位，也有其效率上的无所作为。
因疫情期间佣金上涨，成为众矢之的的美团，终于不再沉默了。
4月13日，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回应称：“美团外卖从诞生以来，持续亏损5年，即便在刚刚盈亏平衡的2019年，第4季度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不到2毛钱，占收入的2%。”以此来说明，佣金水平是微利且合理的。
争端的肇始是，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其中交涉重点在两方面：
一是美团向餐饮企业收取高额外卖佣金，新开商家佣金最高达26%，超过商家承受极限；二是美团在疫情期间仍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否则强制注销、下架门店。广东餐饮协会要求，美团立即取消独家合作限制等垄断条款，并减免所有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金5%或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两个月，围绕减免佣金，取消“二选一”已引发重庆、云南、四川多个省份餐饮相关协会的“喊话”。
疫情危机下爆发声势浩大的“控诉”，表面上是商家与美团的利益争夺，本质上牵扯的是外卖模式在效率上的无能为力。
1、商家的无奈：实际抽成近3成
刘兴是一位在四川卖炸鸡等小吃的老板，他的店铺自2018年开始接入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由于饿了么的曝光率不足，就逐渐将重点放在美团的运营上。
入驻美团两年，刘兴店铺的抽佣比例一直是21%，今年年初，后台曾接到过平台发来的通知，通知显示要将订单佣金涨到26%，他打电话去询问站长，交涉一番，站长便将其抽拥比例改回原来的21%。
除了佣金之外，商家还要向平台支付配送费和包装费，有商家反映，美团实际提取的费用已近订单金额的30%。
刘兴向《21CBR》记者提供的后台订单截图显示，顾客购买一份售价20元的产品，加上2元的配送费，实际支付总额是22元，商家要另外支出1.5元配送费和1元包装费，再扣除4.31元的平台服务费后，商家实际到账收入为16.19元，实际费率是26.43%。
“我们售价20元的产品，到手十五六块，除去成本和人工根本没钱赚。”按照刘兴的说法，配送费、包装费均由美团设定，商家没有议价权，美团一度“莫名”提高了配送费。
“美团的配送费有时高有时低，定多少没有标准，有一段时间，我们的配送费达到4.5元一单，是我们商家贴给美团的，可顾客还要支付4.5元配送费，有人打电话反映配送费太高，我们才知道。”刘兴立马打电话问站长原由，得到的解释是操作原因，因为有时店铺会取消顾客订单，美团要相应提高商家的配送费，沟通后，最后站长恢复了原来的配送费标准。
刘兴店铺在美团的收入占比为15%左右，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元的食物，堂食销售，除去人工成本，商家可以赚6-7元，外卖销售只能赚1到2元，算上房租水电还得再减一元，一旦遇到新顾客优惠或者配送费提高的情况，要倒贴钱。
2、输血的艰难：佣金比例没商量
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餐饮行业遭受重创，堂食收入大幅下降，外卖渠道一度成为最主要输血通道，被寄予厚望。
高琪在河北经营一家麻辣烫的店面，因为疫情影响，线下生意不好，4月开始，陆续开了美团和饿了么，她告诉《21CBR》记者，美团的抽佣比例是23%，饿了么是22%，目前刚刚注册审核完，尚没有接入订单。
在最初入驻时，高琪也向市场经理质疑，抽佣太高，对方的回复是，2019年入驻得早会便宜很多，今年都是这个比例。
她自己算了笔账，麻辣烫一单就基本在二十块左右，利润在35%-40 %之间，最高也就是8块左右，扣除减掉佣金4.4元，商家再承担部分配送费，基本也不怎么赚钱。“我觉得15-20%我都可以接受，超20%就高了。” 高琪说，后续会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好就准备关掉外卖。
控制疫情后，刘兴餐厅的堂食刚恢复半个月，相比年前，堂食收入少了三分之一，美团的收入有所上涨，实际利润薄弱，“通过美团知道店的毕竟是少数，钱肯定是赚不了，只是靠它打个广告了。”刘兴说。
广东餐饮协会的交涉涵中提到，“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市场份额高达60%-90%，已经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
据刘兴观察，他所在的四川遂宁市内，超过9成的商家都在使用美团，尽管未被要求“二选一”，多数商家希望美团能有外部约束，“它（美团）一家独大优点，缺点就是得罪不起，稍有不满意就在后台‘掐脖子’，我们还是希望有监管部门设个规矩，不能按它说多少就是多少。”
相比之下，连锁餐饮品牌依靠建立多元线上渠道，可以降低对美团等平台的依赖，掌握更多主动权。
据国内一家连锁茶饮品牌透露，其在微信小程序、美团、饿了么均开设外送业务，年前外送销售占比不到20%，疫情后这一比例增长到30%，美团在外卖业务中仅贡献两成，自建微信小程序订单占比近六成。“我们自己没有特别依赖第三方，不会那么被动，多开几个渠道还是稳妥点。”该品牌负责人对记者说。
其实，在强势的美团前，中小商家往往容易被“掐脖子”，因为自身话语权弱，又碍于没有自己的线上渠道，苛刻的条件也只能被动接受，尤其是疫情期间，外卖几乎成了餐饮企业唯一的自救之路，美团的通路显得至关重要，然而，受制于高昂的佣金，要靠外卖反哺利润也不容易。
3、美团的难堪：成本只降了6分钱
前几次餐饮协会对外控诉时，美团沉默以应对，面对又一波的舆论压力，它再坐不住了，紧急对外发声回应。
王莆中在回应中指出，2019年，300余万商家从美团外卖获得订单，近400万骑手从美团外卖获得收入；八成以上的外卖商户佣金在10%-20%，真实数字远低于各种传言和想象。
外卖业务对美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9年，其收入为975亿元，餐饮外卖总营收为548亿元，占比高达56.2%；外卖贡献了102.33亿的毛利，占到美团总毛利的31.6%。
就美团而言，疫情爆发前，餐饮外卖业务仍在高歌猛进中，全年增长43.8%，日均交易笔数增长36.4%至2390万笔，每订单的平均价值同比增长1.8%。
如王莆中所言，美团外卖业务利润并不高，高达496.5亿的佣金收入中，向骑手支付了410亿元，占比超八成。
然而，他没有提及是，餐饮外卖的变现率（收入/交易规模），已由2018年的13.5%增至2019年的14%，而业务的毛利率则由13.8%同比上升至18.7%。
这也说明，美团在外卖业务中分得的蛋糕比例在增大——尽管可能没有公众想象得大，在餐饮企业的危机时刻，这自然容易引起商家的反弹，与平台的关系更为紧张。
当然，疫情期间，美团外卖业务也受到不小冲击。在3月末，有美团高管公开表示，整个2月外卖订单量，比平常水平削减了一半。
外卖订单下降，也反映到了骑手端。位于陕西靖边的一位美团小哥告诉《21CBR》记者，目前维持在30-50单，较之前有所下降；另一位来自山西大同的美团小哥表示，所送单量40单左右，大体恢复到年前水平，但配送难度加大，“以前直接送家去，现在小区进不去，一直在外面等。”
在一个外卖骑手的QQ群里，记者看到，有外卖骑手吐槽，每天单量相较年前下降了20单，其有同事坦承，现在外卖不好做，已改行送快递。
然而，相比借助外卖求生的餐饮企业，美团有更强的承受能力，且恢复更快。据瑞信近期发布的报告，目前外卖需求已经恢复到疫情发生前75%的水平，这与QuestMobile的监测数据一致。
在官方声明中，美团称已推出每月5亿元流量红包、4亿元商户补贴等举措，来帮助餐饮企业共度难关。显然，从接二连三的餐饮业公开信来看，这些措施杯水车薪，并没有解决企业的根本诉求。
美团也坦承，从长远来看，疫情亦使社会更加意识到，“服务行业在需求及供应端数字化的紧迫性及重要性。”
然而，美团同样有提升自己效能的责任，“每单利润不到2毛”的另一面，是其平台没有效率上的改进。
比如，2019年美团外卖订单量增长36%，全年达到87亿笔。理论上，美团能提高骑手配送效率，在保证其收入的前提下，把单位配送成本降下来，然而，2019年，其每笔外卖支付的配送成本为4.71元，比2018年的4.77元减少6分钱，只有约1%的改进。
美团在成本端几乎无所作为，这也意味着，最后都要转嫁给商户或用户，就一家标榜数字化的科技企业而言，这是其难堪之处。
确实，如美团声明所言，“唇齿相依，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作为一个平台，其化解餐饮同行愤懑的唯一途径，只能去挣价值创造和效率提升的钱。（文中“刘兴”为化名）
美团高佣金的真正要害，不全在于优势地位，也有其效率上的无所作为。
因疫情期间佣金上涨，成为众矢之的的美团，终于不再沉默了。
4月13日，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回应称：“美团外卖从诞生以来，持续亏损5年，即便在刚刚盈亏平衡的2019年，第4季度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不到2毛钱，占收入的2%。”以此来说明，佣金水平是微利且合理的。
争端的肇始是，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其中交涉重点在两方面：
一是美团向餐饮企业收取高额外卖佣金，新开商家佣金最高达26%，超过商家承受极限；二是美团在疫情期间仍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否则强制注销、下架门店。广东餐饮协会要求，美团立即取消独家合作限制等垄断条款，并减免所有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金5%或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两个月，围绕减免佣金，取消“二选一”已引发重庆、云南、四川多个省份餐饮相关协会的“喊话”。
疫情危机下爆发声势浩大的“控诉”，表面上是商家与美团的利益争夺，本质上牵扯的是外卖模式在效率上的无能为力。
1、商家的无奈：实际抽成近3成
刘兴是一位在四川卖炸鸡等小吃的老板，他的店铺自2018年开始接入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由于饿了么的曝光率不足，就逐渐将重点放在美团的运营上。
入驻美团两年，刘兴店铺的抽佣比例一直是21%，今年年初，后台曾接到过平台发来的通知，通知显示要将订单佣金涨到26%，他打电话去询问站长，交涉一番，站长便将其抽拥比例改回原来的21%。
除了佣金之外，商家还要向平台支付配送费和包装费，有商家反映，美团实际提取的费用已近订单金额的30%。
刘兴向《21CBR》记者提供的后台订单截图显示，顾客购买一份售价20元的产品，加上2元的配送费，实际支付总额是22元，商家要另外支出1.5元配送费和1元包装费，再扣除4.31元的平台服务费后，商家实际到账收入为16.19元，实际费率是26.43%。
“我们售价20元的产品，到手十五六块，除去成本和人工根本没钱赚。”按照刘兴的说法，配送费、包装费均由美团设定，商家没有议价权，美团一度“莫名”提高了配送费。
“美团的配送费有时高有时低，定多少没有标准，有一段时间，我们的配送费达到4.5元一单，是我们商家贴给美团的，可顾客还要支付4.5元配送费，有人打电话反映配送费太高，我们才知道。”刘兴立马打电话问站长原由，得到的解释是操作原因，因为有时店铺会取消顾客订单，美团要相应提高商家的配送费，沟通后，最后站长恢复了原来的配送费标准。
刘兴店铺在美团的收入占比为15%左右，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元的食物，堂食销售，除去人工成本，商家可以赚6-7元，外卖销售只能赚1到2元，算上房租水电还得再减一元，一旦遇到新顾客优惠或者配送费提高的情况，要倒贴钱。
2、输血的艰难：佣金比例没商量
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餐饮行业遭受重创，堂食收入大幅下降，外卖渠道一度成为最主要输血通道，被寄予厚望。
高琪在河北经营一家麻辣烫的店面，因为疫情影响，线下生意不好，4月开始，陆续开了美团和饿了么，她告诉《21CBR》记者，美团的抽佣比例是23%，饿了么是22%，目前刚刚注册审核完，尚没有接入订单。
在最初入驻时，高琪也向市场经理质疑，抽佣太高，对方的回复是，2019年入驻得早会便宜很多，今年都是这个比例。
她自己算了笔账，麻辣烫一单就基本在二十块左右，利润在35%-40 %之间，最高也就是8块左右，扣除减掉佣金4.4元，商家再承担部分配送费，基本也不怎么赚钱。“我觉得15-20%我都可以接受，超20%就高了。” 高琪说，后续会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好就准备关掉外卖。
控制疫情后，刘兴餐厅的堂食刚恢复半个月，相比年前，堂食收入少了三分之一，美团的收入有所上涨，实际利润薄弱，“通过美团知道店的毕竟是少数，钱肯定是赚不了，只是靠它打个广告了。”刘兴说。
广东餐饮协会的交涉涵中提到，“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市场份额高达60%-90%，已经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
据刘兴观察，他所在的四川遂宁市内，超过9成的商家都在使用美团，尽管未被要求“二选一”，多数商家希望美团能有外部约束，“它（美团）一家独大优点，缺点就是得罪不起，稍有不满意就在后台‘掐脖子’，我们还是希望有监管部门设个规矩，不能按它说多少就是多少。”
相比之下，连锁餐饮品牌依靠建立多元线上渠道，可以降低对美团等平台的依赖，掌握更多主动权。
据国内一家连锁茶饮品牌透露，其在微信小程序、美团、饿了么均开设外送业务，年前外送销售占比不到20%，疫情后这一比例增长到30%，美团在外卖业务中仅贡献两成，自建微信小程序订单占比近六成。“我们自己没有特别依赖第三方，不会那么被动，多开几个渠道还是稳妥点。”该品牌负责人对记者说。
其实，在强势的美团前，中小商家往往容易被“掐脖子”，因为自身话语权弱，又碍于没有自己的线上渠道，苛刻的条件也只能被动接受，尤其是疫情期间，外卖几乎成了餐饮企业唯一的自救之路，美团的通路显得至关重要，然而，受制于高昂的佣金，要靠外卖反哺利润也不容易。
3、美团的难堪：成本只降了6分钱
前几次餐饮协会对外控诉时，美团沉默以应对，面对又一波的舆论压力，它再坐不住了，紧急对外发声回应。
王莆中在回应中指出，2019年，300余万商家从美团外卖获得订单，近400万骑手从美团外卖获得收入；八成以上的外卖商户佣金在10%-20%，真实数字远低于各种传言和想象。
外卖业务对美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9年，其收入为975亿元，餐饮外卖总营收为548亿元，占比高达56.2%；外卖贡献了102.33亿的毛利，占到美团总毛利的31.6%。
就美团而言，疫情爆发前，餐饮外卖业务仍在高歌猛进中，全年增长43.8%，日均交易笔数增长36.4%至2390万笔，每订单的平均价值同比增长1.8%。
如王莆中所言，美团外卖业务利润并不高，高达496.5亿的佣金收入中，向骑手支付了410亿元，占比超八成。
然而，他没有提及是，餐饮外卖的变现率（收入/交易规模），已由2018年的13.5%增至2019年的14%，而业务的毛利率则由13.8%同比上升至18.7%。
这也说明，美团在外卖业务中分得的蛋糕比例在增大——尽管可能没有公众想象得大，在餐饮企业的危机时刻，这自然容易引起商家的反弹，与平台的关系更为紧张。
当然，疫情期间，美团外卖业务也受到不小冲击。在3月末，有美团高管公开表示，整个2月外卖订单量，比平常水平削减了一半。
外卖订单下降，也反映到了骑手端。位于陕西靖边的一位美团小哥告诉《21CBR》记者，目前维持在30-50单，较之前有所下降；另一位来自山西大同的美团小哥表示，所送单量40单左右，大体恢复到年前水平，但配送难度加大，“以前直接送家去，现在小区进不去，一直在外面等。”
在一个外卖骑手的QQ群里，记者看到，有外卖骑手吐槽，每天单量相较年前下降了20单，其有同事坦承，现在外卖不好做，已改行送快递。
然而，相比借助外卖求生的餐饮企业，美团有更强的承受能力，且恢复更快。据瑞信近期发布的报告，目前外卖需求已经恢复到疫情发生前75%的水平，这与QuestMobile的监测数据一致。
在官方声明中，美团称已推出每月5亿元流量红包、4亿元商户补贴等举措，来帮助餐饮企业共度难关。显然，从接二连三的餐饮业公开信来看，这些措施杯水车薪，并没有解决企业的根本诉求。
美团也坦承，从长远来看，疫情亦使社会更加意识到，“服务行业在需求及供应端数字化的紧迫性及重要性。”
然而，美团同样有提升自己效能的责任，“每单利润不到2毛”的另一面，是其平台没有效率上的改进。
比如，2019年美团外卖订单量增长36%，全年达到87亿笔。理论上，美团能提高骑手配送效率，在保证其收入的前提下，把单位配送成本降下来，然而，2019年，其每笔外卖支付的配送成本为4.71元，比2018年的4.77元减少6分钱，只有约1%的改进。
美团在成本端几乎无所作为，这也意味着，最后都要转嫁给商户或用户，就一家标榜数字化的科技企业而言，这是其难堪之处。
确实，如美团声明所言，“唇齿相依，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作为一个平台，其化解餐饮同行愤懑的唯一途径，只能去挣价值创造和效率提升的钱。（文中“刘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