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89学生唐恺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那时的唐恺只想着怎么逃跑，怎么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也让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回到广州家中躲了几天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
“7月9号我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我看书时，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
唐恺心神不宁地翻了一会儿书，决定还是早点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辆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
“有一个可能50多岁的人，他说： “嗳，唐恺”。我说： “啊？”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就有一个大个子，可能有1米8几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个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抱着，往面包车里塞。我就挣扎。我的手撑着车门，脚也顶着门。这时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抓我的手。我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以后，整个人就瘫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了。车里两边坐着人，门一关呼就开跑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抓人的手法很专业，一下子就开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 “提审，唐恺，你出来，” 管教说。“完了完了，你要被枪毙了，”狱友们在一旁叹气。
他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发话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 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 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实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 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 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
前89学生唐恺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那时的唐恺只想着怎么逃跑，怎么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也让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回到广州家中躲了几天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
“7月9号我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我看书时，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
唐恺心神不宁地翻了一会儿书，决定还是早点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辆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
“有一个可能50多岁的人，他说： “嗳，唐恺”。我说： “啊？”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就有一个大个子，可能有1米8几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个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抱着，往面包车里塞。我就挣扎。我的手撑着车门，脚也顶着门。这时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抓我的手。我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以后，整个人就瘫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了。车里两边坐着人，门一关呼就开跑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抓人的手法很专业，一下子就开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 “提审，唐恺，你出来，” 管教说。“完了完了，你要被枪毙了，”狱友们在一旁叹气。
他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发话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 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 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实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 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 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