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马尔在苏拉威西岛生活了57年，大部分时间里，他已经习惯了物资匮乏、低期望值和极端稀少的就业机会。人们挖沙子、捕鱼、耕种庄稼。前院的鸡经常失踪，被饥饿的邻居偷走。
贾马尔和许多印尼人一样只有一个名字，他经常骑着摩托车去半小时车程外的肯达里市的建筑工地干活。
六年前，他家附近建起了一座高耸的冶炼厂。这家工厂由一家名为PT Dragon Virtue Nickel Industry的公司建造，它是中国矿业巨头江苏德龙镍业的子公司。
印尼最近禁止镍原料出口，以吸引对加工厂的投资。中国企业大批进驻，建起了数十座冶炼厂。他们急于为国内需要这种矿物来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工厂获得镍。他们打算将镍工业造成的污染从中国城市转移出去。
贾马尔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从苏拉威西岛其他地区来的劳工修建宿舍楼。他在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家里建造了七套出租屋，从而增加了收入。他的女婿也被冶炼厂雇用了。
贾马尔曾经在半小时路程以外的地方做建筑工作，现在他在苏拉威西岛一家镍加工厂附近为工人修建宿舍，收入比以前多了。
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工人，这里有50家工厂，占地近4000公顷。
在贾马尔家里，一台新空调缓解了闷热的热带空气。昔日光秃秃的水泥地板现在铺上了闪闪发光的瓷砖。
他和他的家人抱怨着从成堆的废物中倾泻而出的灰尘、冒着烟的烟囱，载着新矿石的卡车日夜隆隆驶过。情况最糟的时候，居民们要戴口罩，呼吸困难。人们因为肺部问题去诊所。
“能有什么办法？”贾马尔说。“空气不好，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这就是印尼官员与目前在镍产业中占主导地位、财力雄厚的中国公司达成交易的关键：以污染和社会冲突换取向上流动的空间。
交易的核心是印尼无与伦比的镍存量。
最近的一个早晨，在苏拉威西岛东南海岸的辛塔贾亚矿区，数十台挖掘机在红色的土壤上挖掘，把泥土装上自卸卡车，运到班达海边。在那里，他们把矿石放到驳船上，然后运往岛上各地的冶炼厂。
苏拉威西岛的镍矿。印尼禁止镍原料出口后，中国企业开始投资建冶炼厂，以确保这种大宗商品的供应。
大部分的镍被运往北部的莫罗瓦利工业园，那是一个由50家工厂组成的帝国，占地近4000公顷，运作起来就像一座封闭的城市，拥有一个私人机场、一个专用海港和一个每天能做7万份伙食的中央厨房。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超过12亿美元的贷款。
大约6000名来自中国的工人住在宿舍楼里，他们的衣服晾在栏杆上。来访的中国高管们睡在青山集团经营的五星级酒店里。青山集团是一家中国企业，投资一家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原料的冶炼厂。它的餐厅供应点心和米粥，可以看到码头上堆满货物的卡车。
500万吨镍矿分布在港口上方的山坡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储备。一栋足有几个飞机库大小的建筑中堆放了大量的煤炭，等待被送入园区的发电厂发电。
一些离开镍矿区的驳船驶向南方的莫罗西区，贾马尔就住在那里，且不论是好是坏，总之，那里的两家中国投资的冶炼厂彻底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
工人们走过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镍加工厂。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担心空气污染。
大约6000名来自中国的工人住在工业园附近的宿舍里。
德龙集团的另一家子公司——黑曜石不锈钢厂——在周围的稻田中森然而立。最近一次下午的轮班结束后，工人们骑着摩托车涌出大门，前往周围的宿舍。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工人在一排挂挂着中文招牌的商店和餐馆前停下来。
王丽丹（音）站在店门口的木炭烤架后面，一边扇动着鱿鱼串，一边兜售其他商品——葱花煎饼、煎饺、雪糕和罐装腌萝卜。
她在中国南方城市厦门长大，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近30年，在度假胜地巴厘岛向游客出售从中国进口的珠宝，并在首都雅加达经营着一家不起眼的餐馆。
五年前，她听说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正前往苏拉威西岛一个偏僻的地方，在新建的冶炼厂工作，于是就来到苏拉威西岛。她租了一间顶上铺着塑料布和波纹板的棚屋，开了一家餐馆。她睡在厨房前的木凳上。
她雇用本地厨师伊诺·普里扬托，他最近开了一家自己的餐馆，主要经营海鲜和沙嗲串。
“这里曾经是一片空旷的沼泽，”他说。“现在好多了。”
王丽丹（音，右二）在一家镍加工厂附近向工人出售中国食品。她于五年前搬到苏拉威西岛，现在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在路的另一边，来自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一名冶炼厂工人正在看路边临时摊位上摆放的螃蟹和鱼。
另一位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省的工人在一家难得一见的空调餐厅里享用了一碗面条。然后，他在一个菜摊前停了下来，买了玉米棒子和一个菠萝带回宿舍。
他用普通话和柜台后的店老板女儿、现年20岁的厄尔尼安迪·萨利姆聊了几句。她在附近一个学习班学中文——一开始是为了帮她妈妈卖水果蔬菜，后来是为了增加进入附近一家工厂上班的机会。她靠给人洗衣服一个月可以挣到大约1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70元），不过如果能进工厂做个初级工人，收入会是原来的25倍。
“我现在更有希望了，”厄尔尼安迪说。
不过住在冶炼厂后面的农民却不满地说，他们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43岁的罗丝米尼·巴多是四个孩子的妈，住在一座高脚屋里，屋外就是她的稻田。她的窗外现在满是烟囱，还有一道紧贴着她的田地的水泥墙——那是她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一堆堆冒着热气的冶炼废料之间的唯一屏障。
今年初刚刚种下庄稼不久，一场特大暴风雨把她的地给淹了。以前没有工厂的时候，她还可以排水。现在不行了。水泥墙把水流重新引回了她的稻田，毁了价值18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8600元）的庄稼。
她说，她和家人在池塘里养的鱼也长不大了，当地人猜测是因为有毒物质在四处渗透。
她的丈夫和儿子一直无法进入工厂工作。
43岁的罗丝米尼·巴多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住在一座高脚屋里，屋外就是她的稻田。
空中俯瞰紧挨着稻田的镍生产废料。
在苏拉威西镍带，本地工人知道自己挣的比中国同事少很多，后者许多是他们的上司。
在四周围的道路上可以看到骑着摩托车的工人，通过他们头上的安全帽的颜色可以识别他们的级别高低——黄色是初级，红色高一级，再往上是蓝色和白色。很容易可以看出，印尼人几乎全是黄色，而蓝色和白色是专属于中国工人的。
“不公平，”贾马尔说。“印尼工人干活更卖力，中国工人只需要指指点点，告诉他们去做什么。”
本地工人发起的抗议活动时有暴力发生，促使警察和一个印尼军方单位前来镇压。
在莫罗瓦利工业园，中国工人现在只能待在园区里，由于担心发生冲突，他们的雇主禁止他们到周边社区活动。
在莫罗西区，中国工人仍然会光顾当地的商铺和餐馆，不过店主们担心生意恐怕不会长久。
“我是怕的，”经营餐馆恩诺说。“印尼工人越是抗议，中国工人就越少出来。”
贾马尔在苏拉威西岛生活了57年，大部分时间里，他已经习惯了物资匮乏、低期望值和极端稀少的就业机会。人们挖沙子、捕鱼、耕种庄稼。前院的鸡经常失踪，被饥饿的邻居偷走。
贾马尔和许多印尼人一样只有一个名字，他经常骑着摩托车去半小时车程外的肯达里市的建筑工地干活。
六年前，他家附近建起了一座高耸的冶炼厂。这家工厂由一家名为PT Dragon Virtue Nickel Industry的公司建造，它是中国矿业巨头江苏德龙镍业的子公司。
印尼最近禁止镍原料出口，以吸引对加工厂的投资。中国企业大批进驻，建起了数十座冶炼厂。他们急于为国内需要这种矿物来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工厂获得镍。他们打算将镍工业造成的污染从中国城市转移出去。
贾马尔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从苏拉威西岛其他地区来的劳工修建宿舍楼。他在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家里建造了七套出租屋，从而增加了收入。他的女婿也被冶炼厂雇用了。
贾马尔曾经在半小时路程以外的地方做建筑工作，现在他在苏拉威西岛一家镍加工厂附近为工人修建宿舍，收入比以前多了。
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工人，这里有50家工厂，占地近4000公顷。
在贾马尔家里，一台新空调缓解了闷热的热带空气。昔日光秃秃的水泥地板现在铺上了闪闪发光的瓷砖。
他和他的家人抱怨着从成堆的废物中倾泻而出的灰尘、冒着烟的烟囱，载着新矿石的卡车日夜隆隆驶过。情况最糟的时候，居民们要戴口罩，呼吸困难。人们因为肺部问题去诊所。
“能有什么办法？”贾马尔说。“空气不好，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这就是印尼官员与目前在镍产业中占主导地位、财力雄厚的中国公司达成交易的关键：以污染和社会冲突换取向上流动的空间。
交易的核心是印尼无与伦比的镍存量。
最近的一个早晨，在苏拉威西岛东南海岸的辛塔贾亚矿区，数十台挖掘机在红色的土壤上挖掘，把泥土装上自卸卡车，运到班达海边。在那里，他们把矿石放到驳船上，然后运往岛上各地的冶炼厂。
苏拉威西岛的镍矿。印尼禁止镍原料出口后，中国企业开始投资建冶炼厂，以确保这种大宗商品的供应。
大部分的镍被运往北部的莫罗瓦利工业园，那是一个由50家工厂组成的帝国，占地近4000公顷，运作起来就像一座封闭的城市，拥有一个私人机场、一个专用海港和一个每天能做7万份伙食的中央厨房。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超过12亿美元的贷款。
大约6000名来自中国的工人住在宿舍楼里，他们的衣服晾在栏杆上。来访的中国高管们睡在青山集团经营的五星级酒店里。青山集团是一家中国企业，投资一家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原料的冶炼厂。它的餐厅供应点心和米粥，可以看到码头上堆满货物的卡车。
500万吨镍矿分布在港口上方的山坡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储备。一栋足有几个飞机库大小的建筑中堆放了大量的煤炭，等待被送入园区的发电厂发电。
一些离开镍矿区的驳船驶向南方的莫罗西区，贾马尔就住在那里，且不论是好是坏，总之，那里的两家中国投资的冶炼厂彻底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
工人们走过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镍加工厂。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担心空气污染。
大约6000名来自中国的工人住在工业园附近的宿舍里。
德龙集团的另一家子公司——黑曜石不锈钢厂——在周围的稻田中森然而立。最近一次下午的轮班结束后，工人们骑着摩托车涌出大门，前往周围的宿舍。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工人在一排挂挂着中文招牌的商店和餐馆前停下来。
王丽丹（音）站在店门口的木炭烤架后面，一边扇动着鱿鱼串，一边兜售其他商品——葱花煎饼、煎饺、雪糕和罐装腌萝卜。
她在中国南方城市厦门长大，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近30年，在度假胜地巴厘岛向游客出售从中国进口的珠宝，并在首都雅加达经营着一家不起眼的餐馆。
五年前，她听说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正前往苏拉威西岛一个偏僻的地方，在新建的冶炼厂工作，于是就来到苏拉威西岛。她租了一间顶上铺着塑料布和波纹板的棚屋，开了一家餐馆。她睡在厨房前的木凳上。
她雇用本地厨师伊诺·普里扬托，他最近开了一家自己的餐馆，主要经营海鲜和沙嗲串。
“这里曾经是一片空旷的沼泽，”他说。“现在好多了。”
王丽丹（音，右二）在一家镍加工厂附近向工人出售中国食品。她于五年前搬到苏拉威西岛，现在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在路的另一边，来自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一名冶炼厂工人正在看路边临时摊位上摆放的螃蟹和鱼。
另一位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省的工人在一家难得一见的空调餐厅里享用了一碗面条。然后，他在一个菜摊前停了下来，买了玉米棒子和一个菠萝带回宿舍。
他用普通话和柜台后的店老板女儿、现年20岁的厄尔尼安迪·萨利姆聊了几句。她在附近一个学习班学中文——一开始是为了帮她妈妈卖水果蔬菜，后来是为了增加进入附近一家工厂上班的机会。她靠给人洗衣服一个月可以挣到大约1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70元），不过如果能进工厂做个初级工人，收入会是原来的25倍。
“我现在更有希望了，”厄尔尼安迪说。
不过住在冶炼厂后面的农民却不满地说，他们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43岁的罗丝米尼·巴多是四个孩子的妈，住在一座高脚屋里，屋外就是她的稻田。她的窗外现在满是烟囱，还有一道紧贴着她的田地的水泥墙——那是她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一堆堆冒着热气的冶炼废料之间的唯一屏障。
今年初刚刚种下庄稼不久，一场特大暴风雨把她的地给淹了。以前没有工厂的时候，她还可以排水。现在不行了。水泥墙把水流重新引回了她的稻田，毁了价值18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8600元）的庄稼。
她说，她和家人在池塘里养的鱼也长不大了，当地人猜测是因为有毒物质在四处渗透。
她的丈夫和儿子一直无法进入工厂工作。
43岁的罗丝米尼·巴多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住在一座高脚屋里，屋外就是她的稻田。
空中俯瞰紧挨着稻田的镍生产废料。
在苏拉威西镍带，本地工人知道自己挣的比中国同事少很多，后者许多是他们的上司。
在四周围的道路上可以看到骑着摩托车的工人，通过他们头上的安全帽的颜色可以识别他们的级别高低——黄色是初级，红色高一级，再往上是蓝色和白色。很容易可以看出，印尼人几乎全是黄色，而蓝色和白色是专属于中国工人的。
“不公平，”贾马尔说。“印尼工人干活更卖力，中国工人只需要指指点点，告诉他们去做什么。”
本地工人发起的抗议活动时有暴力发生，促使警察和一个印尼军方单位前来镇压。
在莫罗瓦利工业园，中国工人现在只能待在园区里，由于担心发生冲突，他们的雇主禁止他们到周边社区活动。
在莫罗西区，中国工人仍然会光顾当地的商铺和餐馆，不过店主们担心生意恐怕不会长久。
“我是怕的，”经营餐馆恩诺说。“印尼工人越是抗议，中国工人就越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