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9-21 21:06:21
一一一
你自己说的，日本确实是个监狱，心灵的监狱。
看看日本自己的报道吧：
Body of 17-year-old boy found in central Japan lake, murder suspected
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4/02/f62d3e41fe69-body-of-17-yr-old-boy-found-in-central-japan-lake-murder-suspected.html#google_vignette
在网上怎么搜都是日本男孩被害的报道，除非直接用标题的内容来搜。
这种选择性报道不就是仇恨性宣传的手段吗？
如果普通人都知道这种事情在中、日以及其他国家都发生过，而在日本发生的次数比在中国更多，那么就不会产生仇华情绪。剩下的就要煽动中日仇恨的人。
随感两则。
一
众所周知，秦始皇赵正是一个特别勤政的人，每天要阅读批示海量的公文。《史记》记载赵正每天至少要处理“一石”简牍。先秦史学者王子今先生据此推论认为，“（赵正）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 30 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很多人据此为秦始皇鸣冤，说如此勤政的皇帝居然被骂了两千年暴君，真真是岂有此理。
实则这种鸣冤逻辑才是真正的岂有此理。就秦制政权而言，皇帝勤政必然是大坏事。说赵正每天至少处理“一石”简牍的原始出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载侯生与卢生的谈话。这二位方士化的儒生眼见赵正开始焚书，觉得未来必定焚人，遂决定逃离咸阳城。逃离前二人对赵正有一番批评，其中一条便是“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衡是计量装置，石是当时的一百二十斤，换算成今天的重量约为30公斤。意思是赵正批阅文件的方式是按石算，干起来昏天黑地不分昼夜，不批完绝不休息。王子今先生据此认为，哪怕赵正每天只“衡石量书”一次，也就是只批阅一石简牍，按出土竹简的重量与字数比，这30公斤文书也应有30万字之多。
简牍翻阅起来远比纸质书籍费力，赵正当然不可能每天看三十万字的简牍。他做皇帝，绝不是为了将自己累死。据出土文献可知，秦朝的简牍文书制度，是一份竹简只写一件事且须附有提要，以供皇帝御览。赵正批阅的，其实就是那简短的内容摘要。读完内容摘要后觉得有必要重点关注，才会去读简牍的详细内容，否则便略过不看。若摘要仅相当于正文的十分之一，则赵正的真实阅读量不过是每天约三万字而已。
其实，关注赵正的阅读量进而赞誉其勤政，早已偏离了侯生与卢生对赵正的批评。让侯生与卢生感到恐惧的，是赵正通过大量审批文书，对秦帝国的运作实施事无巨细的干预。这种勤政模式一旦启动，即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即意味着以一人之智为天下之智（专业人士统统靠边），以一人之私欲逆天下之大欲（无可遏制地要将自己的“雄才大略”付诸实践）。类似的恐惧，太史公在汉武帝年间也曾感受过。所以他比对今昔，在《史记》里高度赞誉吕后，说吕后虽然在高层政争中残暴血腥，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她和惠帝统治的时期“政不出房户”，对底层百姓而言却是个相对更好的时代。侯生与卢生对赵正的勤政深感恐惧，太史公对吕后的怠政不吝赞美，皆是基于对秦制政体权力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深刻理解。他们活在秦制之中，不会因勤政而赞誉秦制君王。
二
仇恨教育与专制统治是一对难分彼此的连体怪胎。斯宾诺莎说过，“仇恨永远不会是好东西”，仇恨教育当然更不可能是。遗憾的是，仇恨教育在这个世界极为常见。波兰人在近现代便曾长期深陷仇恨教育的泥潭。当波兰恢复为正常国家后，该国的思想史学者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1927-2009）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极权主义制度总是需要将仇恨作为不可替代的工具呢?”
这是发人深省的提问，也是里程碑式的反思。出现了这种提问，意味着波兰不仅在制度上有所纠正，且正试图修复残破的文化基因，以消除悲剧重来的可能性。科拉科夫斯基的思考与回答也非常精彩。他说：“它们（极权）需要仇恨，不只是为了军事动员而保持适当的准备，甚至主要地不是把人的绝望、失望，以及集聚起来的攻击性引向他人，并由此把他们锻造成自己的武器。不是的，仇恨的欲望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解释，即它从内心毁灭了那些仇恨的人。它使得他们在针对国家时在道德上无助；仇恨很像是自我毁灭，或者精神自杀，因此它彻底消灭了仇恨者之间的团结。‘盲目的仇恨’这种说法是多余的，没有其他种类的仇恨。因为，与爱相似，仇恨至少以它的完整的形式占据着整个人类精神领域，所以它可能显得是整合人格的一种手段。但情况恰恰相反，这一方面表明爱与恨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表明了没有任何极权主义国家能够放弃仇恨教育的理由。仇恨的纯粹消极性，使所有的人类交流瘫痪，也破坏了人格的内在统一，因此，它是解除人类灵魂之武装的不可替代的手段。”（《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2013，P281）
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仇恨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整齐划一地去仇恨统治者指定的对象，而是为了摧毁受教育者的人格，使其无法拥有健康的精神与灵魂，使其变成一群爱无能患者。而爱，正是促成人与人建立起社会连结的终极动力。仇恨教育造就的爱无能患者可以口吐芬芳整齐划一地去攻击远方的陌生人，却绝无能力为了保护自己与身边之人的权益而团结起来，因为后者需要爱作为驱动力，而这恰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科拉科夫斯基曾是波兰仇恨教育系统中的一员，亲身体验过仇恨教育对波兰社会的戕害，这是其思考能够如此深刻的主因。
与爱的教育相比，仇恨教育更容易造就统治者所需要的共同体。但仇恨教育并不能让仇恨者真正团结起来，仇恨者不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便成为可以互相帮助和倚仗的朋友。只有爱的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稳定连结——友爱、团结与互助——只能来自爱的教育。仇恨教育可以让仇恨者在道德感上产生自我陶醉，实则毒害了人的心智结构，剥夺了人独立于统治权力之外的社会性，使人丧失了与他人建立有效连结的能力，使其不自觉地深陷于原子化的泥潭。真正的现代教育，只能是爱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