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曾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张晓明在香港示威爆发后期从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被降职为副主任。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周一（6月8日）称，香港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并将许多香港争议事件的本质归结为“内外反华反共势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对立”。相对于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将香港紧张局势根源归咎于经济及民生问题的表述，张晓明的话语发生了彻底转变。
“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张晓明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络研讨会上说。
张晓明发表谈话也正逢香港反修例抗议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在5月的“两会”上通过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制定香港《国安法》。美国则在5月底宣布将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并制裁涉嫌侵害香港自由的中国和香港官员。
分析人士认为，张晓明的话意在传递，北京将采取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处理香港事务。
“经济问题”转向“政治问题”
在持续半年多的香港示威抗议活动中，中国官方媒体的很多分析认为，楼价高企、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等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引发抗议的主要原因。官媒新华社去年10月发表评论文章称，住房问题是香港“最突出、最迫切、最让人诟病”的问题。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6月9日，香港示威者在中环纪念“反送中”抗议一周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去年10月最新发布的施政报告中，将重点放在民生政策上，提出加强福利、改善医疗等多项措施。去年11月，中央政府还公布了16项支持香港居民到大湾区发展的新措施。
不过，示威者坚持要求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实现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双普选，并称之为“五大诉求”。这些诉求和住房民生并无直接关联。
而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在这些政治诉求上并没有全面让步，而是不断强调“止暴制乱”，用强力手段来解决抗争。
在美国的独立学者胡平说，中国官方在言辞上从“经济问题”转为“政治问题”意味着“北京将进一步强化对香港的控制和打压”。
他说，北京从经济角度解读香港问题，与1989年6月武力镇压民运后有相似之处。“当年‘六四’之后，中国经济显著发展，抗议声音减少，令北京以为，经济是稳定社会的基石，而忽略了政治高压才是这一切的基础。”
胡平说，现在北京意识到，香港固然有其经济问题，但单靠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够消除人们在政治上的抗争。
香港有哪些“政治问题”张晓明阐述说，关于香港“政治问题”的集中体现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他说中央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真正实行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
他将矛头指向“反对派和外部势力”。认为他们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反华反共的桥头堡”以及“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6月9日，香港防暴警察在中环街头部署。近几年来，香港社会不时出现一些争议事件，包括反对推行国民教育，抵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拒绝取消刚过去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涉日均侵华历史试题，等等。
张晓明指责上述事件被“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义化”，他还谴责媒体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称所有这些的本质是“香港内外反华反共势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对立”。
胡平认为，香港在一些事件上争执不下实属正常，“这就是香港本来的样貌”。现在的情况是，“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凸显。不过，北京现在更强调“一国”，而不是“两制”，因此将“倾向于控制香港，而不是放任自由”。
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在香港《明报》撰文称，“国教难推、传媒负面、试题风波、大湾区遇冷等问题各有成因，但如此上纲上线到搞乱香港、夺权、推翻政权、颠覆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怎会令人对国安法有信心？更不用奢望什么人心回归了。”
新一轮香港立法会选举张晓明引述邓小平的话，称香港局势的发展到了“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他认同中央此次出手是“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分离势力逼出来”。
吕秉权则认为，包括拖延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的“双普选”、由中国人大常委会出台“831决定”政改方案、绕过香港立法会制定香港《国安法》等一系列措施，是北京背弃对香港人的民主承诺。因而，“香港人的抗争都是逼出来的”。
图片版权REUTERSImage caption中国驻港部队2019年6月30日在香港昂船洲海军基地举行军事表演。香港接下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9月立法会选举。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认为，如果北京要从政治上控制香港，那么影响立法会选举将是首当其冲。
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在抗议示威浪潮中举行，民主派大获全胜。吴木銮认为，这令中央始料不及，相当于“敲响警钟”。“接下来可能通过香港《国安法》界定一些红线，更加主动地DQ（取消资格）议员。”
胡平也认为，接下来，北京可能会通过强化对香港建制派的控制，决定什么人有资格当选立法会议员，什么人当选之后可以保留而不被DQ。
另外，在美国，因非裔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警员制服期间死亡而引发的大规模反种族主义及警察暴力的示威游行仍在持续。胡平认为，这将减少美国政府对香港抗议运动中政府过度使用警力的谴责。加上包括李柱铭在内的民主派元老4月被捕，民主派在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中形势非常不利。
对国际形势的研判亲北京的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香港一个电台节目中说，中央不仅仅因为立法会选举而推出《国安法》，而是对国际及香港形势有了全面研判，“有全盘计划逐步执行。”
吴木銮认为，中央已经看到香港成为“新冷战”的前沿，因此不再含蓄地讲民生问题，而是直指政治矛盾。
他说，“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博弈时，中央要让香港‘归队’，只允许倾向中国的政治势力在香港活动。”
中美关系目前进入两国建交以来的冰点。中国人大决定在香港订立《国安法》之后，美国宣布将撤销有关香港的独立贸易政策。吴木銮认为，这意味着，“香港正在失去中美之间的桥梁作用。”
胡平认为，在中美冲突尖锐时，香港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国对抗的阵地，但双方本来没有很强的意图要在香港问题上摊牌。因此，中美双方都不会轻易对香港采取进一步措施，短期依然会维持目前的僵持状态。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曾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张晓明在香港示威爆发后期从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被降职为副主任。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周一（6月8日）称，香港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并将许多香港争议事件的本质归结为“内外反华反共势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对立”。相对于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将香港紧张局势根源归咎于经济及民生问题的表述，张晓明的话语发生了彻底转变。
“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张晓明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络研讨会上说。
张晓明发表谈话也正逢香港反修例抗议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在5月的“两会”上通过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制定香港《国安法》。美国则在5月底宣布将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并制裁涉嫌侵害香港自由的中国和香港官员。
分析人士认为，张晓明的话意在传递，北京将采取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处理香港事务。
“经济问题”转向“政治问题”
在持续半年多的香港示威抗议活动中，中国官方媒体的很多分析认为，楼价高企、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等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引发抗议的主要原因。官媒新华社去年10月发表评论文章称，住房问题是香港“最突出、最迫切、最让人诟病”的问题。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6月9日，香港示威者在中环纪念“反送中”抗议一周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去年10月最新发布的施政报告中，将重点放在民生政策上，提出加强福利、改善医疗等多项措施。去年11月，中央政府还公布了16项支持香港居民到大湾区发展的新措施。
不过，示威者坚持要求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实现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双普选，并称之为“五大诉求”。这些诉求和住房民生并无直接关联。
而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在这些政治诉求上并没有全面让步，而是不断强调“止暴制乱”，用强力手段来解决抗争。
在美国的独立学者胡平说，中国官方在言辞上从“经济问题”转为“政治问题”意味着“北京将进一步强化对香港的控制和打压”。
他说，北京从经济角度解读香港问题，与1989年6月武力镇压民运后有相似之处。“当年‘六四’之后，中国经济显著发展，抗议声音减少，令北京以为，经济是稳定社会的基石，而忽略了政治高压才是这一切的基础。”
胡平说，现在北京意识到，香港固然有其经济问题，但单靠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够消除人们在政治上的抗争。
香港有哪些“政治问题”张晓明阐述说，关于香港“政治问题”的集中体现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他说中央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真正实行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
他将矛头指向“反对派和外部势力”。认为他们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反华反共的桥头堡”以及“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6月9日，香港防暴警察在中环街头部署。近几年来，香港社会不时出现一些争议事件，包括反对推行国民教育，抵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拒绝取消刚过去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涉日均侵华历史试题，等等。
张晓明指责上述事件被“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义化”，他还谴责媒体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称所有这些的本质是“香港内外反华反共势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对立”。
胡平认为，香港在一些事件上争执不下实属正常，“这就是香港本来的样貌”。现在的情况是，“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凸显。不过，北京现在更强调“一国”，而不是“两制”，因此将“倾向于控制香港，而不是放任自由”。
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在香港《明报》撰文称，“国教难推、传媒负面、试题风波、大湾区遇冷等问题各有成因，但如此上纲上线到搞乱香港、夺权、推翻政权、颠覆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怎会令人对国安法有信心？更不用奢望什么人心回归了。”
新一轮香港立法会选举张晓明引述邓小平的话，称香港局势的发展到了“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他认同中央此次出手是“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分离势力逼出来”。
吕秉权则认为，包括拖延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的“双普选”、由中国人大常委会出台“831决定”政改方案、绕过香港立法会制定香港《国安法》等一系列措施，是北京背弃对香港人的民主承诺。因而，“香港人的抗争都是逼出来的”。
图片版权REUTERSImage caption中国驻港部队2019年6月30日在香港昂船洲海军基地举行军事表演。香港接下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9月立法会选举。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认为，如果北京要从政治上控制香港，那么影响立法会选举将是首当其冲。
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在抗议示威浪潮中举行，民主派大获全胜。吴木銮认为，这令中央始料不及，相当于“敲响警钟”。“接下来可能通过香港《国安法》界定一些红线，更加主动地DQ（取消资格）议员。”
胡平也认为，接下来，北京可能会通过强化对香港建制派的控制，决定什么人有资格当选立法会议员，什么人当选之后可以保留而不被DQ。
另外，在美国，因非裔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警员制服期间死亡而引发的大规模反种族主义及警察暴力的示威游行仍在持续。胡平认为，这将减少美国政府对香港抗议运动中政府过度使用警力的谴责。加上包括李柱铭在内的民主派元老4月被捕，民主派在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中形势非常不利。
对国际形势的研判亲北京的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香港一个电台节目中说，中央不仅仅因为立法会选举而推出《国安法》，而是对国际及香港形势有了全面研判，“有全盘计划逐步执行。”
吴木銮认为，中央已经看到香港成为“新冷战”的前沿，因此不再含蓄地讲民生问题，而是直指政治矛盾。
他说，“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博弈时，中央要让香港‘归队’，只允许倾向中国的政治势力在香港活动。”
中美关系目前进入两国建交以来的冰点。中国人大决定在香港订立《国安法》之后，美国宣布将撤销有关香港的独立贸易政策。吴木銮认为，这意味着，“香港正在失去中美之间的桥梁作用。”
胡平认为，在中美冲突尖锐时，香港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国对抗的阵地，但双方本来没有很强的意图要在香港问题上摊牌。因此，中美双方都不会轻易对香港采取进一步措施，短期依然会维持目前的僵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