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一篇中国媒体采访武汉女医生的文章“发哨子的人”在社交网站上爆火了，爆火的理由也很讽刺：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不久被删除了。于是，各路中国网民展开一场“接力发文”活动，还出现了波斯语版、韩日英文版，连虚幻电影小说中的“精灵语版”以及“克林贡语版”都出现了(此外还有“摩斯代码版”等等)。
据香港01今天报道说，新冠肺炎，“哨子”也吹醒了中共。各路评论也纷纷出笼，有人说这是一场行为艺术，有人说这是“微信公众号史上最讽刺的一天”，也有人说“喜剧的根本就是悲剧”。可以发现，这场“喜剧”的发酵完全是出乎中共官员预料的──刚开始，“发哨子的人”被无数自媒体转载，每转载一次就删一次。但是到当地时间3月12日这天，打开社交媒体可以发现，似乎“有关部门”已经不太想删了。
据该报道说，他们已经发现，一开始的删文章，出现了很大的反效果。若当初不删，这篇文章可能根本不会破百万阅读。3月12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尊重舆论场的天性和规律，与它们和谐相处......‘发哨子的人’这样的文章多出来几篇，完全不会敏感”。
中共的宣传工具众多。许多时候中共官员无法直接对民意表态，透过部分人之口可以说出来，胡锡进被舆论场视为其一。从“哨子”一文发酵到现在就可发现，“相关部门”，再次误判了民意。别说中共宣传体系，那篇文章被删文之后民众的表现，确实比较反常。微信公众号每年被删的文章无数，也有不少是人人眼中的“好文章”、“深度报道”，这些文章被删之后也同样激起过民众的不满。但是如同此次一样发展出“大型行为艺术”的，从公众号出现至今，寥寥无几。
据该报道称，这篇文章之所以热门，之所以有这么多人热血沸腾，是因为民众的怨气未解。一开始对疫情发出警告的医师“被迫消音”，医院医师相继丧生，乃至后来众多百姓家破人亡，这些并不是“宣传正能量”就可以平息的。
中共之误判在于，认为“政府后来的贡献”加上“海外疫情严重”，就可以“化愤怒为正能量”。医院的火速落成，物资的有效运送，民众会给予称赞，但这与一开始的瞒报、媒体的失声是完全两码事。海外疫情严重，也很难当作“原谅”官僚体系的理由，民众会认为，别的国家至少媒体可以骂政府，至少可以“为人民出气”。因为怕民众把焦点放到“体系缺失”上，怕民众把焦点聚集在“言论自由”之老议题上。所以，一方面宣传“外国面对疫情也有缺失，中国政府算相对高效”，一方面看到“吹哨人”之类文章就删除。这一删，又捅到了马蜂窝上。
香港01说，现在这个当下，中共舆论管控之尺度是难拿捏的，因为民众已经憋了一肚子怒火。且不说真正失去至亲而痛苦的，此次多少人因此失业交不出房贷？虽然有官员陆续下台，但是这很难平息民愤，因为过去太多“离开本省后，调去外省继续当官”的案例。民众的思路很简单──我们百姓这么惨，为什么至今没看到官员解释或道歉。人都需要出气口，都想要政府“给个交代”，这不分体制，而是人性。在此情况下，连骂一下都得删文，这才出现舆论场上此次“大型行为艺术”。这可以说是中国百姓在用社交媒体，对政府的一次大型抗议。
该报道说，此刻，这个“哨子声”恐怕也吹醒了中共，部分官员发现，此刻宣传正能量将事倍功半，删文章或管制舆论又会引起激烈反弹。实话实说，人会生气，也会逐渐淡忘。但在人们还无法忘却的时候，政府如何展现自省的能力，如何给人民看到“政府愿意听人民声音”之态度，就非常重要了。
方方： 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
中国微信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今天发布方方武汉日记3月14日。写道方方：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
方方： 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3月14日）
大晴。不知道樱花是否还在盛开。一般来说，每逢樱花开放日，总是风雨飘摇时。三两天，就零落成泥。所以看樱花盛开樱花凋零，那种生命的短促，极易让人有万千感慨。
疫情依然好转，新增确诊感染的数字越来越小。这几天都在个位数上徘徊。昨天，有朋友担心道，数字上不会有假吧？因为前期对疫情的隐瞒，让此时的人们心里充满了不信任感。万一为了让数字上好看，万一为了让自己有成就，再次隐瞒怎么办？我理解这种担忧，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引发对诸多事情的怀疑。为此，我专门向医生朋友询问：数字上是否存在作假的可能。医生朋友用肯定而坚决的态度回复说：不会隐瞒，也没必要隐瞒！这也是我希望的答案。
下午，我的同学老狐给我发来消息。老狐的父亲胡国瑞先生是我的老师，给我们开宋词课。胡先生的课讲得好，外系也有不少人来听，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后来还换到老斋舍那边一间大教室去。有一首词，当时书上没有，胡先生便念给我们听：“来往烟波，十年自号西湖长。轻舟小桨，荡出芦花港。得意高歌，夜静声偏朗。无人赏，自家拍掌，唱彻千山响。”胡先生一边念一边击节叫好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老狐是七七级的，喜好徒步旅行，曾全程走完美国最著名的AT路线，一走好几个月。边走边记录，看得人惊心动魄。
老狐的信息，让人一振，我原文照录这两条：
1、报告好消息，易凡已脱机清醒，今天还录了视频和老同学打招呼，易凡9岁的女儿为爸爸手绘了很多贺卡。胡渣也醒过来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创造了奇迹。
2、前两天你文章里提到的两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医生易凡和胡卫峰（就是里面提到的胡渣，他的外号），正好是我这边一个跑友的同学，她每天跟我通报易和胡的信息。今天他们醒过来了。”
在郁闷的日子里，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易凡是中心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峰是泌外科副主任。前几天报纸上还登载了他们尚处于濒危状态，我的日记中也摘录过。现在，他俩已经苏醒。简直是太好太好了。期待另两位濒危医生能坚持住，相信高明的医生们也会让他们都醒过来。
中心医院这次因医护人员伤亡惨重，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但目前为止，尚未听说医院的领导接受了怎样的处理。尽管网上要求向医院主要领导追责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医院主要领导在喧嚣的舆论中，纹丝不动，销声匿迹，如同蒸发一般，没有听到哪怕一丝已被处理的消息。不像武昌区的区长，也不像青山区的副区长，大家还没来得及议论，人就被拿下了。上级处理起人来，是个什么套路，以什么为标准，我是看不懂的。只是晓得了：单位哪怕死伤很多人，领导也不一定会担责。这个话题，到这一步，再说已经没了意思。
今天关于媒体记者的话题，网上议论哄哄，内容极丰富。我也顺便扯几句：中心医院的艾芬医生说，她是发哨子的人；老百姓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子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哨子从艾芬手上，传到了李文亮手上，那么，从李文亮手上接过哨子的，应该是什么人呢？尽管李文亮被训诫，但警方并没有没收他的“哨子”，警方反而是把他的哨声又扩大了一轮。新型病毒出现的信息，2019年的12月31日已经昭告天下。至少，我是在这一天获知的这一信息。次日，警方训诫“八个网民”的消息，也见诸各报乃至央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哨子”被没收了。那么，接过哨子继续吹的人，应该是谁？也就是说，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了谁？
在武汉，有两大新闻传媒集团，老大当然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老二毫无疑问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有多少记者？我不知道。百度上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拥有7报、8刊、12网站、5个移动客户端和1家出版机构、56家（独资、控股）公司，在全省17个市州建有分社（记者站），是湖北最大的新闻信息平台和外界了解湖北的重要信息窗口。”看这个架势，长报集团旗下各报刊、网站及公司，也不会少。我懒得查了。这样庞大的两个集团中，新闻记者应该人数不少吧？
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在我的个人理解中，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那么，我就想问了：新型病毒的发现，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警方训诫八个“造谣网民”，也不是小消息。这两条都与社会和民生大大相关，记者发了消息，可有继续跟进？比方病毒是怎样发现的以及是否有感染？又或八位网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造谣？
对于这类事件，职业记者本该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们应该是接过李文亮哨子的人。但是，他们的人呢？不说常有人说，“记者的节日不是在现场，就是在通往现场的路上。”如果当时有记者深入调查新型病毒的始末，了解到医院的医生正在成批倒下，又或是调查出八位”造谣网民”实则是八位医生，设若持有更高的职业精神：努力与平台沟通交涉，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那么，结果会是怎样的？还会有武汉这么多天的惨烈现场吗？还会有湖北全省人遭封又遭弃的现象吗？以及还会引发全国各式各样的损失吗？
当然，我倒是愿意相信：无论湖北还是武汉，都有很多杰出记者。大有可能的是：他们既跟进了，也调查了，甚至也为此写了稿，却并没有被签发。又或是，他们申报了选题，根本没有被批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还让人有几分欣慰。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听说。唉，艾芬已经把哨子发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响了一声。然后，接哨的人没有了，哨音消失在两大报业集团的欢歌与笑语之中。病毒毫不留情地蔓延和扩散，医护人员一个个倒下，而我们的报纸，满是彩色，笑脸，红旗，鲜花，欢呼，一张接着一张。就连我这样的老百姓都已闻讯新病毒感染厉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出门。而媒体呢？元月19日，报道万家宴，元月21日，报道省领导参与大型联欢会。每一天都误导着百姓沉溺于盛世，却无一句提醒：新冠毒魔已然张着大嘴，走到了你家门口。回想起整个春节一直到方舱医院建成这期间的日日夜夜，以及那以千而计的悲惨人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良心发现：惭愧自己放弃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即本该有的使命和本该尽的职责。而作为最该提醒市民而非误导市民的两大媒体老总，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引咎辞职？
为什么很多人紧盯“哨子”的问题？胡锡进：一些地方和部门遇事不敢面对
昨天夜里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刚刚穿过了疾风骤雨的十几亿中国人，眼看着世界又处在了惊涛骇浪中。
中国人此时的感受是复杂的，但由安全感支持的乐观在其中比较突出，信心是增加的。现在公众情绪的整体面貌完全不是1月底、2月初时候的样子了，对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热衷谈论这个话题的知识分子们，都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
为什么很多人还是紧紧盯着“哨子”的问题呢？首先大家认为这场灾难应当避免，或者不至于搞得这么严重。同时，这方面的认识也在微妙变化。原因是欧美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如果说当初中国没有听见“哨子”的话，欧美就是连“敲锣打鼓”也充耳不闻了。回头看，各个国家纷纷中招，这当中一定有某种共性，不光是“哨子”的问题。
“哨子”之痛之所以在中国人这里就是挥之不去，是因为它的背后有着人们的两大疑问，一是对“舆论管控过严”的长期抱怨，二是对一些地方警察执法有些随意，可能损害个人权利的担忧，包括憎恶官僚主义。李文亮被舆论树为“吹哨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发哨人”，说实话是有点牵强的，但不管这些标签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多人追捧这些标签，真正的推力就是上面说的抱怨和担心。
言论问题是当下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争议，也是个长期问题。它的本质是如何把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统一起来。由于有西方体制这个外部重力场的干扰，增加了中国社会围绕言论问题达成高度共识的难度。这一争议可以说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外国一些势力向中国寻衅的焦点之一。因此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或许可以看成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一个主战线。
中国无疑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他们的“新闻自由”是与他们多党制的政治体制相协调的。一些人要求中国的舆论完全按照西方那样安排，这决无可能，那意味着中国这个宪法的规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多党制化”，或者“多政治中心化”。一些公知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极端的，完全不切合中国实际。
另一方面，不能够走向另一个反面。不能把维护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保持舆论的监督功能和传达意见功能，以及信息传播功能等对立起来，不能漠视舆论多元化和即时活跃的天然属性，追求舆论可控性的最大化。那会让我们的社会失去弹性，变得过度刚性，于国家的现代治理不仅不利，反而有害。
其实据老胡观察，中国绝大部分官员对此都是清楚的，从道理上说，他们也都反对“只有一种声音”。对于讲真话、不掩盖问题，他们都普遍抱有道义上的支持。问题出在很多地方和部门在事情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本位主义立刻冲到了前头，这个时候他们为了工作方便，或者为了某个官员个人的利益，就会用权力压舆论，要求宣传部门和媒体“配合”他们的工作，并且偷换概念，把舆论支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异化成对他们具体地方和部门工作的无缝支持，甚至帮他们掩盖问题，避祸消灾。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是与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相背离的。
为什么删帖这么多？就像一支球队，锋线和中场出了问题，最后全指着守门员了。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就是那个守门员。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遇事不敢面对，或者治理本来就需要有的舆论成本不愿意付出，对批评声音承受力太低，上来就找宣传部门帮忙“管控舆论”，删帖被当成了社会治理的万能神器。这是要不得的。
老胡坚持认为，共产党做得挺棒的，把14亿人口、比西方加起来还要大得多的社会一下子发展了起来，重塑了民生的面貌，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本讲真话、说实话的国家。这次抗疫也是，开始没做好，其实全社会都在反思，官方尤其在反思，这种反思绝对是中国积极上进的正能量。而且疫情的后续发展同样证明了，与世界的其他体制相比，各方没有防住疫情暴发的短处差不多，但我们在抗疫中表现的长处却是其他体制不具备的。
到了今天，中国的抗疫斗争与其他体制比起来，长处显然大于短处。我们完全可以说实话和真话，把假话都留给特朗普去说。他一直在宣扬疫情的风险很低，无需紧张，可以继续相互握手，甚至拥抱贴脸。他就怕人们紧张冲了美国股市，影响他的竞选连任。直到不久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还在大搞人群聚集的竞选造势活动。
老胡是老共产党员，也是媒体老兵。我爱这个国家，希望它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强劲发展，长期保持社会团结。我深知舆论场有它的天性和规律，它们受到全球化趋势和技术进步的支持。尊重舆论场的天性和规律，与它们和谐相处，顺势为之，让我们言论空间有序而广阔，让社会有活力，这样最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诚望一些部门和官员真正以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为重，跳出日常工作的具体利益，支持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也支持我们的舆论体系给各种情绪的有序释放以必要的出口和空间。
最后我要对各路“公知们”说，千万不要去挑战社会的基本准则，不要稍有舆论空间，就琢磨着怎么样把国家朝着西方的体系忽悠。那样只会破坏舆论的多元和开放格局，使不得啊。
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我觉得“发哨子的人”这样的文章多出来几篇，完全不会“敏感”。更何必要删呢？
原文：《人物》——发哨子的人
原文在微信上秒删
编者按：此文系《人物》杂志公众号文章，因为原文在当日11:40左右被删除。龚菁琦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数日前一篇中国媒体采访武汉女医生的文章“发哨子的人”在社交网站上爆火了，爆火的理由也很讽刺：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不久被删除了。于是，各路中国网民展开一场“接力发文”活动，还出现了波斯语版、韩日英文版，连虚幻电影小说中的“精灵语版”以及“克林贡语版”都出现了(此外还有“摩斯代码版”等等)。
据香港01今天报道说，新冠肺炎，“哨子”也吹醒了中共。各路评论也纷纷出笼，有人说这是一场行为艺术，有人说这是“微信公众号史上最讽刺的一天”，也有人说“喜剧的根本就是悲剧”。可以发现，这场“喜剧”的发酵完全是出乎中共官员预料的──刚开始，“发哨子的人”被无数自媒体转载，每转载一次就删一次。但是到当地时间3月12日这天，打开社交媒体可以发现，似乎“有关部门”已经不太想删了。
据该报道说，他们已经发现，一开始的删文章，出现了很大的反效果。若当初不删，这篇文章可能根本不会破百万阅读。3月12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尊重舆论场的天性和规律，与它们和谐相处......‘发哨子的人’这样的文章多出来几篇，完全不会敏感”。
中共的宣传工具众多。许多时候中共官员无法直接对民意表态，透过部分人之口可以说出来，胡锡进被舆论场视为其一。从“哨子”一文发酵到现在就可发现，“相关部门”，再次误判了民意。别说中共宣传体系，那篇文章被删文之后民众的表现，确实比较反常。微信公众号每年被删的文章无数，也有不少是人人眼中的“好文章”、“深度报道”，这些文章被删之后也同样激起过民众的不满。但是如同此次一样发展出“大型行为艺术”的，从公众号出现至今，寥寥无几。
据该报道称，这篇文章之所以热门，之所以有这么多人热血沸腾，是因为民众的怨气未解。一开始对疫情发出警告的医师“被迫消音”，医院医师相继丧生，乃至后来众多百姓家破人亡，这些并不是“宣传正能量”就可以平息的。
中共之误判在于，认为“政府后来的贡献”加上“海外疫情严重”，就可以“化愤怒为正能量”。医院的火速落成，物资的有效运送，民众会给予称赞，但这与一开始的瞒报、媒体的失声是完全两码事。海外疫情严重，也很难当作“原谅”官僚体系的理由，民众会认为，别的国家至少媒体可以骂政府，至少可以“为人民出气”。因为怕民众把焦点放到“体系缺失”上，怕民众把焦点聚集在“言论自由”之老议题上。所以，一方面宣传“外国面对疫情也有缺失，中国政府算相对高效”，一方面看到“吹哨人”之类文章就删除。这一删，又捅到了马蜂窝上。
香港01说，现在这个当下，中共舆论管控之尺度是难拿捏的，因为民众已经憋了一肚子怒火。且不说真正失去至亲而痛苦的，此次多少人因此失业交不出房贷？虽然有官员陆续下台，但是这很难平息民愤，因为过去太多“离开本省后，调去外省继续当官”的案例。民众的思路很简单──我们百姓这么惨，为什么至今没看到官员解释或道歉。人都需要出气口，都想要政府“给个交代”，这不分体制，而是人性。在此情况下，连骂一下都得删文，这才出现舆论场上此次“大型行为艺术”。这可以说是中国百姓在用社交媒体，对政府的一次大型抗议。
该报道说，此刻，这个“哨子声”恐怕也吹醒了中共，部分官员发现，此刻宣传正能量将事倍功半，删文章或管制舆论又会引起激烈反弹。实话实说，人会生气，也会逐渐淡忘。但在人们还无法忘却的时候，政府如何展现自省的能力，如何给人民看到“政府愿意听人民声音”之态度，就非常重要了。
方方： 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
中国微信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今天发布方方武汉日记3月14日。写道方方：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
方方： 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3月14日）
大晴。不知道樱花是否还在盛开。一般来说，每逢樱花开放日，总是风雨飘摇时。三两天，就零落成泥。所以看樱花盛开樱花凋零，那种生命的短促，极易让人有万千感慨。
疫情依然好转，新增确诊感染的数字越来越小。这几天都在个位数上徘徊。昨天，有朋友担心道，数字上不会有假吧？因为前期对疫情的隐瞒，让此时的人们心里充满了不信任感。万一为了让数字上好看，万一为了让自己有成就，再次隐瞒怎么办？我理解这种担忧，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引发对诸多事情的怀疑。为此，我专门向医生朋友询问：数字上是否存在作假的可能。医生朋友用肯定而坚决的态度回复说：不会隐瞒，也没必要隐瞒！这也是我希望的答案。
下午，我的同学老狐给我发来消息。老狐的父亲胡国瑞先生是我的老师，给我们开宋词课。胡先生的课讲得好，外系也有不少人来听，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后来还换到老斋舍那边一间大教室去。有一首词，当时书上没有，胡先生便念给我们听：“来往烟波，十年自号西湖长。轻舟小桨，荡出芦花港。得意高歌，夜静声偏朗。无人赏，自家拍掌，唱彻千山响。”胡先生一边念一边击节叫好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老狐是七七级的，喜好徒步旅行，曾全程走完美国最著名的AT路线，一走好几个月。边走边记录，看得人惊心动魄。
老狐的信息，让人一振，我原文照录这两条：
1、报告好消息，易凡已脱机清醒，今天还录了视频和老同学打招呼，易凡9岁的女儿为爸爸手绘了很多贺卡。胡渣也醒过来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创造了奇迹。
2、前两天你文章里提到的两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医生易凡和胡卫峰（就是里面提到的胡渣，他的外号），正好是我这边一个跑友的同学，她每天跟我通报易和胡的信息。今天他们醒过来了。”
在郁闷的日子里，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易凡是中心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峰是泌外科副主任。前几天报纸上还登载了他们尚处于濒危状态，我的日记中也摘录过。现在，他俩已经苏醒。简直是太好太好了。期待另两位濒危医生能坚持住，相信高明的医生们也会让他们都醒过来。
中心医院这次因医护人员伤亡惨重，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但目前为止，尚未听说医院的领导接受了怎样的处理。尽管网上要求向医院主要领导追责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医院主要领导在喧嚣的舆论中，纹丝不动，销声匿迹，如同蒸发一般，没有听到哪怕一丝已被处理的消息。不像武昌区的区长，也不像青山区的副区长，大家还没来得及议论，人就被拿下了。上级处理起人来，是个什么套路，以什么为标准，我是看不懂的。只是晓得了：单位哪怕死伤很多人，领导也不一定会担责。这个话题，到这一步，再说已经没了意思。
今天关于媒体记者的话题，网上议论哄哄，内容极丰富。我也顺便扯几句：中心医院的艾芬医生说，她是发哨子的人；老百姓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子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哨子从艾芬手上，传到了李文亮手上，那么，从李文亮手上接过哨子的，应该是什么人呢？尽管李文亮被训诫，但警方并没有没收他的“哨子”，警方反而是把他的哨声又扩大了一轮。新型病毒出现的信息，2019年的12月31日已经昭告天下。至少，我是在这一天获知的这一信息。次日，警方训诫“八个网民”的消息，也见诸各报乃至央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哨子”被没收了。那么，接过哨子继续吹的人，应该是谁？也就是说，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了谁？
在武汉，有两大新闻传媒集团，老大当然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老二毫无疑问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有多少记者？我不知道。百度上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拥有7报、8刊、12网站、5个移动客户端和1家出版机构、56家（独资、控股）公司，在全省17个市州建有分社（记者站），是湖北最大的新闻信息平台和外界了解湖北的重要信息窗口。”看这个架势，长报集团旗下各报刊、网站及公司，也不会少。我懒得查了。这样庞大的两个集团中，新闻记者应该人数不少吧？
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在我的个人理解中，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那么，我就想问了：新型病毒的发现，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警方训诫八个“造谣网民”，也不是小消息。这两条都与社会和民生大大相关，记者发了消息，可有继续跟进？比方病毒是怎样发现的以及是否有感染？又或八位网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造谣？
对于这类事件，职业记者本该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们应该是接过李文亮哨子的人。但是，他们的人呢？不说常有人说，“记者的节日不是在现场，就是在通往现场的路上。”如果当时有记者深入调查新型病毒的始末，了解到医院的医生正在成批倒下，又或是调查出八位”造谣网民”实则是八位医生，设若持有更高的职业精神：努力与平台沟通交涉，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那么，结果会是怎样的？还会有武汉这么多天的惨烈现场吗？还会有湖北全省人遭封又遭弃的现象吗？以及还会引发全国各式各样的损失吗？
当然，我倒是愿意相信：无论湖北还是武汉，都有很多杰出记者。大有可能的是：他们既跟进了，也调查了，甚至也为此写了稿，却并没有被签发。又或是，他们申报了选题，根本没有被批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还让人有几分欣慰。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听说。唉，艾芬已经把哨子发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响了一声。然后，接哨的人没有了，哨音消失在两大报业集团的欢歌与笑语之中。病毒毫不留情地蔓延和扩散，医护人员一个个倒下，而我们的报纸，满是彩色，笑脸，红旗，鲜花，欢呼，一张接着一张。就连我这样的老百姓都已闻讯新病毒感染厉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出门。而媒体呢？元月19日，报道万家宴，元月21日，报道省领导参与大型联欢会。每一天都误导着百姓沉溺于盛世，却无一句提醒：新冠毒魔已然张着大嘴，走到了你家门口。回想起整个春节一直到方舱医院建成这期间的日日夜夜，以及那以千而计的悲惨人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良心发现：惭愧自己放弃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即本该有的使命和本该尽的职责。而作为最该提醒市民而非误导市民的两大媒体老总，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引咎辞职？
为什么很多人紧盯“哨子”的问题？胡锡进：一些地方和部门遇事不敢面对
昨天夜里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刚刚穿过了疾风骤雨的十几亿中国人，眼看着世界又处在了惊涛骇浪中。
中国人此时的感受是复杂的，但由安全感支持的乐观在其中比较突出，信心是增加的。现在公众情绪的整体面貌完全不是1月底、2月初时候的样子了，对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热衷谈论这个话题的知识分子们，都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
为什么很多人还是紧紧盯着“哨子”的问题呢？首先大家认为这场灾难应当避免，或者不至于搞得这么严重。同时，这方面的认识也在微妙变化。原因是欧美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如果说当初中国没有听见“哨子”的话，欧美就是连“敲锣打鼓”也充耳不闻了。回头看，各个国家纷纷中招，这当中一定有某种共性，不光是“哨子”的问题。
“哨子”之痛之所以在中国人这里就是挥之不去，是因为它的背后有着人们的两大疑问，一是对“舆论管控过严”的长期抱怨，二是对一些地方警察执法有些随意，可能损害个人权利的担忧，包括憎恶官僚主义。李文亮被舆论树为“吹哨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发哨人”，说实话是有点牵强的，但不管这些标签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多人追捧这些标签，真正的推力就是上面说的抱怨和担心。
言论问题是当下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争议，也是个长期问题。它的本质是如何把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统一起来。由于有西方体制这个外部重力场的干扰，增加了中国社会围绕言论问题达成高度共识的难度。这一争议可以说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外国一些势力向中国寻衅的焦点之一。因此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或许可以看成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一个主战线。
中国无疑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他们的“新闻自由”是与他们多党制的政治体制相协调的。一些人要求中国的舆论完全按照西方那样安排，这决无可能，那意味着中国这个宪法的规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多党制化”，或者“多政治中心化”。一些公知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极端的，完全不切合中国实际。
另一方面，不能够走向另一个反面。不能把维护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保持舆论的监督功能和传达意见功能，以及信息传播功能等对立起来，不能漠视舆论多元化和即时活跃的天然属性，追求舆论可控性的最大化。那会让我们的社会失去弹性，变得过度刚性，于国家的现代治理不仅不利，反而有害。
其实据老胡观察，中国绝大部分官员对此都是清楚的，从道理上说，他们也都反对“只有一种声音”。对于讲真话、不掩盖问题，他们都普遍抱有道义上的支持。问题出在很多地方和部门在事情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本位主义立刻冲到了前头，这个时候他们为了工作方便，或者为了某个官员个人的利益，就会用权力压舆论，要求宣传部门和媒体“配合”他们的工作，并且偷换概念，把舆论支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异化成对他们具体地方和部门工作的无缝支持，甚至帮他们掩盖问题，避祸消灾。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是与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相背离的。
为什么删帖这么多？就像一支球队，锋线和中场出了问题，最后全指着守门员了。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就是那个守门员。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遇事不敢面对，或者治理本来就需要有的舆论成本不愿意付出，对批评声音承受力太低，上来就找宣传部门帮忙“管控舆论”，删帖被当成了社会治理的万能神器。这是要不得的。
老胡坚持认为，共产党做得挺棒的，把14亿人口、比西方加起来还要大得多的社会一下子发展了起来，重塑了民生的面貌，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本讲真话、说实话的国家。这次抗疫也是，开始没做好，其实全社会都在反思，官方尤其在反思，这种反思绝对是中国积极上进的正能量。而且疫情的后续发展同样证明了，与世界的其他体制相比，各方没有防住疫情暴发的短处差不多，但我们在抗疫中表现的长处却是其他体制不具备的。
到了今天，中国的抗疫斗争与其他体制比起来，长处显然大于短处。我们完全可以说实话和真话，把假话都留给特朗普去说。他一直在宣扬疫情的风险很低，无需紧张，可以继续相互握手，甚至拥抱贴脸。他就怕人们紧张冲了美国股市，影响他的竞选连任。直到不久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还在大搞人群聚集的竞选造势活动。
老胡是老共产党员，也是媒体老兵。我爱这个国家，希望它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强劲发展，长期保持社会团结。我深知舆论场有它的天性和规律，它们受到全球化趋势和技术进步的支持。尊重舆论场的天性和规律，与它们和谐相处，顺势为之，让我们言论空间有序而广阔，让社会有活力，这样最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诚望一些部门和官员真正以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为重，跳出日常工作的具体利益，支持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也支持我们的舆论体系给各种情绪的有序释放以必要的出口和空间。
最后我要对各路“公知们”说，千万不要去挑战社会的基本准则，不要稍有舆论空间，就琢磨着怎么样把国家朝着西方的体系忽悠。那样只会破坏舆论的多元和开放格局，使不得啊。
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我觉得“发哨子的人”这样的文章多出来几篇，完全不会“敏感”。更何必要删呢？
原文：《人物》——发哨子的人
原文在微信上秒删
编者按：此文系《人物》杂志公众号文章，因为原文在当日11:40左右被删除。龚菁琦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