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是中国著名电脑公司联想在1990年代初的广告语，打动无数人，和无数国际品牌一道将中国人带入了PC和互联网时代。与此同时，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也横空出世，塑造了从1992到2012年共20年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与繁荣。
然而，这一切在过去十年陷入凋零。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连带着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人民对未来的信心也都随风而逝。人们也在猜测，在中共“十九大”后强行修宪和三年“动态清零”后，中国的极权主义还有多远？
最后的公知
就在中共为了重启市场经济、重振民众信心而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月，三月份“两会”上的一份立法提案以立法草案方式被公布，要求建立“国民网证”制度。一时舆论哗然，几位公开反对的知识分子也随即被消声。这令中国公众愕然，他们并不奇怪如此种种强行通过的恶法，而是突然意识到这几位发声的知识分子可能是中国的最后公知，宛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继续飞翔的几只海燕。
这几位“最后的公知”，就是清华大学的劳东燕和黄裕生，分别来自北京清华的法学院和哲学系。他们在微博发出抗议“网证”草案的意见书后，微博账号都被永久封禁。中国的网络管理当局还对劳东燕组织了文革“大字报”风格的网络攻击，将劳教授称为“反贼公知”。
如果算上稍早被当局禁言、剥夺教职的另外两位清华学者，出自法学院和政治系的许章润和吴强，他们同样在过去几年分别以对政治恶化的连续批评和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招致当局打压，堪称新时代的“清华四杰”，媲美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清华四大导师”。
所不同的是，一百年前的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踏足中国走入现代共和之际回首传统文化，以埋首故纸堆的学术研究试图重建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而今天这四位清华四杰，分别从法学、哲学和政治学出发，关怀中国当下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以罕见的学术真诚和道德勇气提出了极富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公共意见。在万马齐喑的时代，知识分子整体退出公共领域的时刻，这样的发声，无异于划过夜空的闪电，代表了中国顶尖知识分子在巨变到来前的绝唱。
因为，面对“网证”制度的逼近，他们都意识到了空前的危险和自身的责任，犹如2019年12月底武汉的李文亮医生，在感知到一场危险的未知瘟疫到来前在职业伦理的驱动下发出了报警。
譬如劳东燕教授，虽然已经在压力下暂避加拿大访学，但是出于“让制度良性发展”的初心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真诚而说出对网证制度的反对意见。致力于权利哲学的黄裕生教授，在评论网证制度的小文章里非常克制地规劝中国统治官僚，现代化的本义是促进自由而非压制，搞秦制编户齐民模式的网证制度，都是与人民为敌，与现代化为敌。
这些批评的声音，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那么理性、温和、富有建设性，都是从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出发对中共当局做某种意义上“最后的规劝”，却不见容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无须中国最高领导批示，官僚机器即应激式地发起了反击，组织攻击劳东燕的正是“网证”立法建议人贾晓亮所在的黑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以个人名义开设的微信公号。
区区地方网警竟敢对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做如此网络封杀、如此侵犯言论自由，可以想象，劳东燕教授已经难以体面地返国任教。而清华大学几年前就取消了许章润教授的退休金，对吴强设置了民事官司陷阱，并且要求当地派出所对他实行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
虽然，2024年的清华四杰们不至于如王国维在1925年那般投湖，但是同样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面临可能比“文化大革命”更糟糕的厄运：他们斯文扫地、尊严无存，百年前王国维身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主义薪火堪堪将灭；而他们所在的北京清华大学却在自取其辱，成为网络警察和政治警察的帮凶，沦为思想警察单位。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试图向市场、向人民缓和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官僚体制内的反动力量，无视苦心劝谏的经济官僚们的艰辛成果，轻易扑灭了“三中全会”百般扭捏、试图撩起的中国社会精英们的最后一点儿信心。
1984的降临
不过，这股反动力量的始作俑者，不是来自互联网发达的南方沿海地区，而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来自省厅网安局的一位处级官员也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贾晓亮。他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网证制度立法建议，后经由中国公安部的网安机构起草了法案，7月底向公众公布。如果没有遭遇重大阻力，按照通常程序年内就将提交人大常委会一读，年底或者明年初可能通过生效。
这在清华四杰看来，只要该法通过，中国可能在几乎一夜之间就可能以公民网证的数字极权主义方式建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或者叫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遥遥领先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相比过去十二年的无数次倒退，网证制度一旦通过立法，只有六年前中共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对共和国的破坏堪比，对中国共和制的公民权利形成摧毁性破坏。
因为，在权利层面，网证制度是对中国宪法有关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性破坏，也是对联合国关于上网权作为基本人权的限制。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国旅游居住的外国公民和所有社会组织都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针对性断网，从而被隔离在互联网之外，也被事实上剥夺了言论权利。在1949年后一直苦于现代治理技术不足的中国，终于通过所谓后发优势第一次前所未有地逼近了阿伦特意义上的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全面实施。这对任何保有良知和常识的普通人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灾难。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国社会几经反复，进两步退一步地在全面建成极权主义的边缘试探，也已经爆发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中共急于推行网证制度，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大范围反抗的预防。因为，首先，中国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类似“网证”的全民经验，即健康码和电子哨兵为中心的监控体系，辅以行政体系的总动员，足以建设一个超级的社会控制体系，而其中唯一缺陷就在于互联网。
在中国官僚们看来，正是互联网的存在聚合了人民的不满，导致动态清零功败垂成，最终以触发白纸革命而仓皇结束。这一失败，无疑强化了中国最高统治者2014年有关“互联网这一关一定要过的”训示在官僚体系中的效力。我们看到，新冠疫情结束之后，首先在上海，当地公安机关大大加强了人脸识别摄像头的街头按照规模和后台处理能力；各地公安对“反诈APP”的推广几乎疯狂，如同几年前强迫接种新冠疫苗一般强迫中国公民安装这种超级特洛伊木马，以利监控。
其次，作为“动态清零”的另类替代，新冠疫情后，北京当局再度强化所谓“枫桥模式”，强化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权责，以类似“动态清零”期间贯彻的“守土有责”的责任制要求基层公安和各级党政机构在各自层级内解决所有涉及“维稳”的问题。理论上，这是一种分隔包围、就地解决、充分放权的策略，在“枫桥模式”的名义下，地方当局获得了极大权限处理几乎任何问题。
结果，一方面，人们看到体制外，普通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动辄被封；另一方面，体制内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地方党政机关和公检法机构的公务员纷纷以网络实名举报的方式在微博、抖音、微信上举报伸冤，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向公众求助，利用公众影响和中国的网络监督机制扣动体制的纠错机制。一时间，人人皆成“小白菜”，充分暴露了中国党政官僚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无能、僵化和失灵，或许已近崩溃边缘。
然而，所有这些危险的结构性信号似乎都被忽略了。在中国领导人“既要安全第一、又要经济过得去、还要像继续改革开放的样子”的驱动下，多重目标的追求其实充满矛盾和冲突，根本难以同时实现，但是并未为最高层所能觉察。以致于，在官僚机构内部安全驱动才是压倒一切的，安全机关对自身存在感和权力扩张的追求完全不顾及社会经济部门和目标。就是在这一官场逻辑下，中国的网络警察部门试图通过建立网证制度实现对国民的全面控制，从现有的网管部门那里夺取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实际控制权，毫不顾及这一制度对国民信心的打击、对宪法体制的破坏、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冲击。
尤其对那些身处百业凋零、人口流失的满洲边陲的中国网络警察们，除了“编户齐民”的治理经验再无其他可以显示政绩和能力的，似乎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极力建设的网证制度在全世界人民看起来，正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降临。
也因此，当北京清华大学最后几个尚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此“小声”疾呼却面临“消失”之际，中国人民正在失去她的思想能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也距离极权主义只剩一步之遥了。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是中国著名电脑公司联想在1990年代初的广告语，打动无数人，和无数国际品牌一道将中国人带入了PC和互联网时代。与此同时，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也横空出世，塑造了从1992到2012年共20年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与繁荣。
然而，这一切在过去十年陷入凋零。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连带着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人民对未来的信心也都随风而逝。人们也在猜测，在中共“十九大”后强行修宪和三年“动态清零”后，中国的极权主义还有多远？
最后的公知
就在中共为了重启市场经济、重振民众信心而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月，三月份“两会”上的一份立法提案以立法草案方式被公布，要求建立“国民网证”制度。一时舆论哗然，几位公开反对的知识分子也随即被消声。这令中国公众愕然，他们并不奇怪如此种种强行通过的恶法，而是突然意识到这几位发声的知识分子可能是中国的最后公知，宛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继续飞翔的几只海燕。
这几位“最后的公知”，就是清华大学的劳东燕和黄裕生，分别来自北京清华的法学院和哲学系。他们在微博发出抗议“网证”草案的意见书后，微博账号都被永久封禁。中国的网络管理当局还对劳东燕组织了文革“大字报”风格的网络攻击，将劳教授称为“反贼公知”。
如果算上稍早被当局禁言、剥夺教职的另外两位清华学者，出自法学院和政治系的许章润和吴强，他们同样在过去几年分别以对政治恶化的连续批评和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招致当局打压，堪称新时代的“清华四杰”，媲美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清华四大导师”。
所不同的是，一百年前的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踏足中国走入现代共和之际回首传统文化，以埋首故纸堆的学术研究试图重建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而今天这四位清华四杰，分别从法学、哲学和政治学出发，关怀中国当下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以罕见的学术真诚和道德勇气提出了极富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公共意见。在万马齐喑的时代，知识分子整体退出公共领域的时刻，这样的发声，无异于划过夜空的闪电，代表了中国顶尖知识分子在巨变到来前的绝唱。
因为，面对“网证”制度的逼近，他们都意识到了空前的危险和自身的责任，犹如2019年12月底武汉的李文亮医生，在感知到一场危险的未知瘟疫到来前在职业伦理的驱动下发出了报警。
譬如劳东燕教授，虽然已经在压力下暂避加拿大访学，但是出于“让制度良性发展”的初心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真诚而说出对网证制度的反对意见。致力于权利哲学的黄裕生教授，在评论网证制度的小文章里非常克制地规劝中国统治官僚，现代化的本义是促进自由而非压制，搞秦制编户齐民模式的网证制度，都是与人民为敌，与现代化为敌。
这些批评的声音，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那么理性、温和、富有建设性，都是从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出发对中共当局做某种意义上“最后的规劝”，却不见容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无须中国最高领导批示，官僚机器即应激式地发起了反击，组织攻击劳东燕的正是“网证”立法建议人贾晓亮所在的黑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以个人名义开设的微信公号。
区区地方网警竟敢对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做如此网络封杀、如此侵犯言论自由，可以想象，劳东燕教授已经难以体面地返国任教。而清华大学几年前就取消了许章润教授的退休金，对吴强设置了民事官司陷阱，并且要求当地派出所对他实行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
虽然，2024年的清华四杰们不至于如王国维在1925年那般投湖，但是同样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面临可能比“文化大革命”更糟糕的厄运：他们斯文扫地、尊严无存，百年前王国维身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主义薪火堪堪将灭；而他们所在的北京清华大学却在自取其辱，成为网络警察和政治警察的帮凶，沦为思想警察单位。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试图向市场、向人民缓和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官僚体制内的反动力量，无视苦心劝谏的经济官僚们的艰辛成果，轻易扑灭了“三中全会”百般扭捏、试图撩起的中国社会精英们的最后一点儿信心。
1984的降临
不过，这股反动力量的始作俑者，不是来自互联网发达的南方沿海地区，而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来自省厅网安局的一位处级官员也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贾晓亮。他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网证制度立法建议，后经由中国公安部的网安机构起草了法案，7月底向公众公布。如果没有遭遇重大阻力，按照通常程序年内就将提交人大常委会一读，年底或者明年初可能通过生效。
这在清华四杰看来，只要该法通过，中国可能在几乎一夜之间就可能以公民网证的数字极权主义方式建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或者叫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遥遥领先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相比过去十二年的无数次倒退，网证制度一旦通过立法，只有六年前中共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对共和国的破坏堪比，对中国共和制的公民权利形成摧毁性破坏。
因为，在权利层面，网证制度是对中国宪法有关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性破坏，也是对联合国关于上网权作为基本人权的限制。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国旅游居住的外国公民和所有社会组织都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针对性断网，从而被隔离在互联网之外，也被事实上剥夺了言论权利。在1949年后一直苦于现代治理技术不足的中国，终于通过所谓后发优势第一次前所未有地逼近了阿伦特意义上的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全面实施。这对任何保有良知和常识的普通人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灾难。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国社会几经反复，进两步退一步地在全面建成极权主义的边缘试探，也已经爆发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中共急于推行网证制度，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大范围反抗的预防。因为，首先，中国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类似“网证”的全民经验，即健康码和电子哨兵为中心的监控体系，辅以行政体系的总动员，足以建设一个超级的社会控制体系，而其中唯一缺陷就在于互联网。
在中国官僚们看来，正是互联网的存在聚合了人民的不满，导致动态清零功败垂成，最终以触发白纸革命而仓皇结束。这一失败，无疑强化了中国最高统治者2014年有关“互联网这一关一定要过的”训示在官僚体系中的效力。我们看到，新冠疫情结束之后，首先在上海，当地公安机关大大加强了人脸识别摄像头的街头按照规模和后台处理能力；各地公安对“反诈APP”的推广几乎疯狂，如同几年前强迫接种新冠疫苗一般强迫中国公民安装这种超级特洛伊木马，以利监控。
其次，作为“动态清零”的另类替代，新冠疫情后，北京当局再度强化所谓“枫桥模式”，强化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权责，以类似“动态清零”期间贯彻的“守土有责”的责任制要求基层公安和各级党政机构在各自层级内解决所有涉及“维稳”的问题。理论上，这是一种分隔包围、就地解决、充分放权的策略，在“枫桥模式”的名义下，地方当局获得了极大权限处理几乎任何问题。
结果，一方面，人们看到体制外，普通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动辄被封；另一方面，体制内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地方党政机关和公检法机构的公务员纷纷以网络实名举报的方式在微博、抖音、微信上举报伸冤，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向公众求助，利用公众影响和中国的网络监督机制扣动体制的纠错机制。一时间，人人皆成“小白菜”，充分暴露了中国党政官僚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无能、僵化和失灵，或许已近崩溃边缘。
然而，所有这些危险的结构性信号似乎都被忽略了。在中国领导人“既要安全第一、又要经济过得去、还要像继续改革开放的样子”的驱动下，多重目标的追求其实充满矛盾和冲突，根本难以同时实现，但是并未为最高层所能觉察。以致于，在官僚机构内部安全驱动才是压倒一切的，安全机关对自身存在感和权力扩张的追求完全不顾及社会经济部门和目标。就是在这一官场逻辑下，中国的网络警察部门试图通过建立网证制度实现对国民的全面控制，从现有的网管部门那里夺取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实际控制权，毫不顾及这一制度对国民信心的打击、对宪法体制的破坏、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冲击。
尤其对那些身处百业凋零、人口流失的满洲边陲的中国网络警察们，除了“编户齐民”的治理经验再无其他可以显示政绩和能力的，似乎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极力建设的网证制度在全世界人民看起来，正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降临。
也因此，当北京清华大学最后几个尚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此“小声”疾呼却面临“消失”之际，中国人民正在失去她的思想能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也距离极权主义只剩一步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