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上海疫情的封控措施持续引发争议，越来越多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在内的在沪外籍人士选择“逃离”上海，回到自己的祖籍国。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今年3月和4月录得的数据显示，共594名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从上海出发返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无法确认其中途经上海中转返澳的旅客数量。
在这数百名旅客中包括一个四口之家，他们是34岁的薇薇安、她的丈夫，以及两名子女。出于对隐私的保护，她请求ABC在报道中不使用她的姓氏。
经过11个小时的飞行后，一家四口搭乘的中国东方航空客机终于在悉尼机场降落。
“我们在逃离，而那架航班上的每个人都在逃离，”薇薇安告诉ABC，自己加入了两个由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组成的微信群，大家都在讨论如何离开上海，每个群都达到了五百名群成员的人数上限。
“很多我丈夫的同事，以及微信群里我不认识的一些人，他们都在试图离开。
“到达机场顺利登机的那一刻很振奋人心。当飞机起飞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上海已经在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体的迅速传播下封城超过一个月。此间，持续不断的物资供应问题和防疫事故引发全世界关注中国政府坚持“清零”政策的合理性。
截至5月13日，上海本轮新冠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已超过60万人，远超2020年武汉疫情录得的感染数字。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上周重申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反对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返澳之旅一波三折
薇薇安说临行前的准备工作花了她1万多元，包括打车费、私人上门核酸检测费等。(Supplied)
2021年1月，由于丈夫获得中国某高校任教的机会，薇薇安一家从澳洲搬到了中国苏州，并在一年后搬到了上海。
薇薇安原计划今年年中回澳，但随后爆发的上海疫情让她的计划被迫提前。
与日俱增的确诊人数和上海政府此前强制将确诊婴幼儿和父母分离的措施让薇薇安揪心。
“半夜我们巷子里有人被从家里带走。我能听到尖叫声。非常可怕，真的非常可怕，”她说。
经ABC中文确认，3月1日至5月3日，共有40架航班从上海起飞抵澳，其中包括东航、海南航空和国泰航空等。
然而，也有多个航班被迫取消。薇薇安在和顺利返澳的朋友打探情况后，订购了4月26日从上海飞往悉尼的机票。
但让薇薇安最头疼的是，女儿的护照还在苏州昆山。而上海严格的封控措施意味着跨城取件“根本不可能”。
在和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沟通后，薇薇安拿到了女儿的临时护照。但是，她担心临时护照不含签证信息会造成女儿无法登机。
因此，薇薇安委托丈夫的同事把护照从苏州带到了上海，她支付了往返上海和苏州近2000元人民币的打车费后，在登机前的48小时拿到了护照原件。
薇薇安的女儿于2021年9月在上海出生，刚满8个月大。
薇薇安还必须获取社区开具的出行许可证和有效核酸检测结果。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收到了出行许可证。为了规避风险，她没有亲自去医院做检测，而是花了3000元人民币，请一名护士上门进行私人核酸检测。
“我们不想冒任何[无法登机]的风险，比如在马路上被拦住。”
回到澳大利亚，薇薇安说，她很感恩能出门散步、买咖啡，体会这些“稀松平常的小事”。
她说自己也“感到难过”，“我们很幸运能够顺利离开，但还有很多人仍然被困。”
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及贸易部的发言人（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DFAT）在回应ABC中文的置评请求时表示，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一直就新冠防控措施和当地政府进行直接交涉。
“我们将继续为在上海的澳大利亚人提供领事协助，包括那些寻求协助前往机场的侨民，”该名发言人说。
封控中的去留难题
23岁的中国留学生姚羽晴居住在上海，所在小区封控的第三天，她订购了去澳洲的机票。(Supplied)
并不是每一个想要离开上海的人都像薇薇安一家那样“幸运”。除了澳洲公民，一些持有有效签证的中国留学生们也在计划离开上海。
23岁的姚羽晴是墨尔本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的研一新生，今年2月底，她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在维州政府创办的留学墨尔本上海中心进行学习（Study Melbourne Hub）。
姚羽晴告诉ABC中文，自己所在的小区3月24号开始封锁，比浦东正式封城日期提前了4天，无限期的封城导致自己精神状态很不好。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会哭，得哭起来发泄一下，然后哭完也不知道在哭什么，整个人木木的感觉。”
所在小区封控第三天（3月26日），她订购了来澳大利亚的机票。姚羽晴想尽快出发，但由于自己的HPV疫苗第三针7月初才接种完，她只能订购7月11日的机票。
姚羽晴说自己对新生活很“兴奋”，“做梦都梦见自己在墨尔本吹海风”。
上海目前按照“三区”划分要求，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实行不同的管控要求。(Supplied)
与此同时，并不是每一个在上海的澳洲公民都想要离开。
目前在上海从事金融分析工作的威尔·林（Will Lin）说，自己在中国的事业刚有起色，未来两三年内没有返澳的计划。
在浦东进入封控后，36岁的林先生在酒店生活了36天，和一些为物资犯愁的上海居民相比，林先生说自己“比较幸运”。
“吃饭是不用担心的，早餐是酒店提供的，中午和晚上他们[酒店]就会帮大家一起订餐......也有暖气、空调、洗澡都蛮方便的，唯一的缺点就只是不能出门而已。”
对于那些选择离开的澳洲人，林先生表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食物不能够保证的话确实是挺慌的”。但他相信上海疫情在逐渐好转，可能再过不久自己就能出门活动。
“因为数字确实有到拐点，有在慢慢下降的趋势。”
目前，薇薇安一家居住在西澳州的珀斯，仅管“逃离”上海已经两个多礼拜，但她说“回到常态生活还需要一段时间”，每次打开微信她还是觉得“很紧张”。
薇薇安说回来后她和上海弄堂里的邻居仍保持联系。邻居们称，弄堂里还是“老样子”，他们仍被禁止外出，截至5月10日，她此前居住的社区已经持续封控超过40天。
“我不得不把微信设成了静音模式，我不敢看群消息。看到一些人仍在为食物挣扎、仍在想方设法离开[上海]，我会觉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离开的时候邻居们都为我们感到开心，他们非常支持我们。但我觉得自己抛弃了他们，这很糟糕。”
随着中国上海疫情的封控措施持续引发争议，越来越多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在内的在沪外籍人士选择“逃离”上海，回到自己的祖籍国。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今年3月和4月录得的数据显示，共594名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从上海出发返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无法确认其中途经上海中转返澳的旅客数量。
在这数百名旅客中包括一个四口之家，他们是34岁的薇薇安、她的丈夫，以及两名子女。出于对隐私的保护，她请求ABC在报道中不使用她的姓氏。
经过11个小时的飞行后，一家四口搭乘的中国东方航空客机终于在悉尼机场降落。
“我们在逃离，而那架航班上的每个人都在逃离，”薇薇安告诉ABC，自己加入了两个由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组成的微信群，大家都在讨论如何离开上海，每个群都达到了五百名群成员的人数上限。
“很多我丈夫的同事，以及微信群里我不认识的一些人，他们都在试图离开。
“到达机场顺利登机的那一刻很振奋人心。当飞机起飞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上海已经在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体的迅速传播下封城超过一个月。此间，持续不断的物资供应问题和防疫事故引发全世界关注中国政府坚持“清零”政策的合理性。
截至5月13日，上海本轮新冠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已超过60万人，远超2020年武汉疫情录得的感染数字。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上周重申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反对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返澳之旅一波三折
薇薇安说临行前的准备工作花了她1万多元，包括打车费、私人上门核酸检测费等。(Supplied)
2021年1月，由于丈夫获得中国某高校任教的机会，薇薇安一家从澳洲搬到了中国苏州，并在一年后搬到了上海。
薇薇安原计划今年年中回澳，但随后爆发的上海疫情让她的计划被迫提前。
与日俱增的确诊人数和上海政府此前强制将确诊婴幼儿和父母分离的措施让薇薇安揪心。
“半夜我们巷子里有人被从家里带走。我能听到尖叫声。非常可怕，真的非常可怕，”她说。
经ABC中文确认，3月1日至5月3日，共有40架航班从上海起飞抵澳，其中包括东航、海南航空和国泰航空等。
然而，也有多个航班被迫取消。薇薇安在和顺利返澳的朋友打探情况后，订购了4月26日从上海飞往悉尼的机票。
但让薇薇安最头疼的是，女儿的护照还在苏州昆山。而上海严格的封控措施意味着跨城取件“根本不可能”。
在和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沟通后，薇薇安拿到了女儿的临时护照。但是，她担心临时护照不含签证信息会造成女儿无法登机。
因此，薇薇安委托丈夫的同事把护照从苏州带到了上海，她支付了往返上海和苏州近2000元人民币的打车费后，在登机前的48小时拿到了护照原件。
薇薇安的女儿于2021年9月在上海出生，刚满8个月大。
薇薇安还必须获取社区开具的出行许可证和有效核酸检测结果。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收到了出行许可证。为了规避风险，她没有亲自去医院做检测，而是花了3000元人民币，请一名护士上门进行私人核酸检测。
“我们不想冒任何[无法登机]的风险，比如在马路上被拦住。”
回到澳大利亚，薇薇安说，她很感恩能出门散步、买咖啡，体会这些“稀松平常的小事”。
她说自己也“感到难过”，“我们很幸运能够顺利离开，但还有很多人仍然被困。”
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及贸易部的发言人（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DFAT）在回应ABC中文的置评请求时表示，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一直就新冠防控措施和当地政府进行直接交涉。
“我们将继续为在上海的澳大利亚人提供领事协助，包括那些寻求协助前往机场的侨民，”该名发言人说。
封控中的去留难题
23岁的中国留学生姚羽晴居住在上海，所在小区封控的第三天，她订购了去澳洲的机票。(Supplied)
并不是每一个想要离开上海的人都像薇薇安一家那样“幸运”。除了澳洲公民，一些持有有效签证的中国留学生们也在计划离开上海。
23岁的姚羽晴是墨尔本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的研一新生，今年2月底，她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在维州政府创办的留学墨尔本上海中心进行学习（Study Melbourne Hub）。
姚羽晴告诉ABC中文，自己所在的小区3月24号开始封锁，比浦东正式封城日期提前了4天，无限期的封城导致自己精神状态很不好。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会哭，得哭起来发泄一下，然后哭完也不知道在哭什么，整个人木木的感觉。”
所在小区封控第三天（3月26日），她订购了来澳大利亚的机票。姚羽晴想尽快出发，但由于自己的HPV疫苗第三针7月初才接种完，她只能订购7月11日的机票。
姚羽晴说自己对新生活很“兴奋”，“做梦都梦见自己在墨尔本吹海风”。
上海目前按照“三区”划分要求，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实行不同的管控要求。(Supplied)
与此同时，并不是每一个在上海的澳洲公民都想要离开。
目前在上海从事金融分析工作的威尔·林（Will Lin）说，自己在中国的事业刚有起色，未来两三年内没有返澳的计划。
在浦东进入封控后，36岁的林先生在酒店生活了36天，和一些为物资犯愁的上海居民相比，林先生说自己“比较幸运”。
“吃饭是不用担心的，早餐是酒店提供的，中午和晚上他们[酒店]就会帮大家一起订餐......也有暖气、空调、洗澡都蛮方便的，唯一的缺点就只是不能出门而已。”
对于那些选择离开的澳洲人，林先生表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食物不能够保证的话确实是挺慌的”。但他相信上海疫情在逐渐好转，可能再过不久自己就能出门活动。
“因为数字确实有到拐点，有在慢慢下降的趋势。”
目前，薇薇安一家居住在西澳州的珀斯，仅管“逃离”上海已经两个多礼拜，但她说“回到常态生活还需要一段时间”，每次打开微信她还是觉得“很紧张”。
薇薇安说回来后她和上海弄堂里的邻居仍保持联系。邻居们称，弄堂里还是“老样子”，他们仍被禁止外出，截至5月10日，她此前居住的社区已经持续封控超过40天。
“我不得不把微信设成了静音模式，我不敢看群消息。看到一些人仍在为食物挣扎、仍在想方设法离开[上海]，我会觉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离开的时候邻居们都为我们感到开心，他们非常支持我们。但我觉得自己抛弃了他们，这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