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姜以琳开始对中国精英学生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调研，她在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高中里，采访了28名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完成了《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这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姜以琳在读博期间，接触过很多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比如西莫斯可汗的《特权》。那是一本研究美国精英学生的著作。但那都是西方的视角，没法代表东方的精英学生。
姜以琳©姜以琳
在中国，关于精英群体的研究很少见。调研中，姜以琳得以窥见精英世界的一隅。
精英学生大多来自有财富、有权势的家庭。比如国际部学费近十万元，补习学校费用两到三万，私人家教每节课七八百元。孩子参加SAT（美国高考）考试时，父母要承担到香港、新加坡考场的机酒和报名费，包办送给老师的名贵礼物。
更多的帮助是隐形的。有些家长是清华、北大的校友，作为高考曾经的优胜者，他们熟悉竞争的游戏规则，甚至有些在高校担任教授的家长，就是潜在的高考阅卷人，知道如何在课业上引导孩子。还有位家长是校外补习机构的创始人，团队里有好几位外籍老师，也会研发英语教材和单词本，为孩子出国留学积累优势。
普通人会考虑试错成本，但精英家长却鼓励他们的孩子心无旁骛，追求最高、最好的目标，不为目标之外的任何事物发愁。一次失败了，就再多试几次，精英学生的背后，有家庭编织的安全网。
地位再生产就像一场纸牌游戏，每个家庭都是竞争社会地位的玩家。但一开局，玩家之间就是不平等的。
考入顶尖学府只是第一步。在国内保持精英地位，并不是这些家庭的最终目标。他们追求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精英地位。这些学生被期待进入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竞争，成为新一代的世界精英。
但让姜以琳意外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少年精英们，却很看重“松弛感”。因为松弛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从小培养。需要去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同的人，看过很多世面。因此，精英学生们所在的顶尖中学里，不努力就能拿高分的“学神”，地位高于努力且优秀的“学霸”。不努力的“学渣”，地位高于用功了却没有高分的“学弱”。
当然，实际情况是，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们很难保持真正的“松弛感”。姜以琳在家访时发现，声称不努力的学渣，偷偷在独自学习。毕业后声称豪不费力就得到工作机会的女生，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无薪实习生。他们对自己的努力保密，像表面上优雅、从容的天鹅，只在水面下拼命划水。
同样是精英学生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强烈的“高配得感”和对社会规则的熟稔，一方面，“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有的学生晚上给老师打电话，无视老师的不悦，让老师帮自己改资料。对他们来说，世界就是一个后花园，一切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从中学开始，他们就懂得如何跟权威人士打交道。比如用送礼物等方式，维持好跟老师的关系，姜以琳就曾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喝不完的名贵茶叶。
姜以琳也在这个世界中看见了相对残酷的一面：表现不佳的人要面对自己的失败。精英们崇拜强者，从不会对失利者展现安慰和同情。一位成绩垫底的男生，毕业典礼上，其他同学都在合影留念，只有他留下了一张单人照。
如果没有成为全球精英，学校里的学神，也会变成“普通人”。一个女孩就是这样，她出了国留了学，但并没有得到“最好的”工作，她从一个对别人不屑一顾的学生，变成了24小时待命，温顺服从上司安排的职场人。
精英的生产，总有成功和失败，无论被迫还是主动，总有精英要向下流动，但总体来说，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具压倒性的优势。有趣的是，姜以琳本人的成长经历，也是阶层复制的印证。她的父母是台湾一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成为一名“学二代”。高考后，姜以琳考上了台湾大学，初中的老师评价她：“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
以下是姜以琳的自述：
弱者“天生脑子有问题”
2012年，我第一次去顶峰中学（化名）做调研。那是一所被媒体称为“神一般的学校”的传统名校。古雅的建筑和文物，都是精英文化品位的展现。校园里很安静，我走进去也没有什么人理我。明明是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地段，出现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
另一所学校在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城市边缘。那里的国际气息更强烈。国际部大楼大厅装饰着几十面外国国旗，中央有一台大得需要两人环抱的地球仪。二楼有大幅世界地图，标出了北美和欧洲的16所大学，哈佛的名字被加粗放大，剑桥大学也用大字体标出。
这所中学的老师经常告诉学生，“你们将改变世界”“你们都有当总理的潜质”。另一所高中的副校长指着路边的学生对我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在这种环境浸润久了，慢慢也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一个女孩子，她单恋另一所中学的男孩，每天放学就到人家的校门口去等那个男孩。同班同学们就对这个女孩的行为嗤之以鼻，觉得“她丢了我们学校的脸”。
一位家长发来的高中教室照片©姜以琳
他们经常会拿其他学校来比，学校怎么样，平均分是多少。当有人考试不佳，或者做了一件事没有达到大家的标准的时候，所有人是急着跟他划分界限的。这些中学都有一个地位体系的评判标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学神”是不用功但成绩很高的人，“学霸”是分数高，也努力学习的人。学霸没能占据最高地位，是因为他们还不够“轻松”。“学渣”不用功，成绩也不好。地位垫底的“学弱”，是努力了也考不到高分。
我在学校里遇到一位“学弱”，跟他打招呼时，其他同学就会把我拉开，告诉我不要理他。他们数说他的种种“缺点”，比如打架、追女生，甚至是“笑起来很恶心”。但当我问到，如果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会不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有的学生回答道：“当然会。”拍毕业照的时候，也没有同学跟他合照。
有一次，一个“学弱”学生回答错了问题，底下有个同学直接骂了一句脏话。
聊到学弱的话题，成绩好的学生跟我说，他们是“天生脑子有问题”。那次我反驳了他们，学生意识到我生气，赶紧找补，说或许家庭教育、社区的邻里问题都有影响的。聊到最后，他们看到我整个人已经放松下来，结论又回到了“我觉得这应该还是天资的问题”。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努力但是失败了，大家不接受这个，整个环境也缺少对失败的解释机制。只能把失败归因为“先天愚钝”，把成绩、地位归因为个人能力。一旦我们采取了这种解释，就更不可能去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甚至连怎么帮都不知道了。要求大家对比自己更弱的人有同理心，或者是互相帮助，这很困难。如果大家都秉持这样的观念，人与人之间就会更冷漠。当然了，这不只是学校里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继承者们
在我调研的欧米茄中学（化名），每天放学门口会停满黑色的豪车，都是来接孩子的父母。有一次，我看到一对中年夫妇，父亲站在车旁边，母亲提前打开好副驾驶车门，站在校门口等孩子。高个子男生小平走出来后，二话没说，就把装满试卷的书包和袋子塞给母亲，然后板着脸径直走向副驾驶位，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父亲有些恼火，走过去想拉开车门，似乎想对儿子说点什么，但那位母亲做了个手势，阻止了他。
这些精英父母，很多会溺爱、纵容他们的孩子。比如孩子们会被允许收藏名牌鞋子、买高级私人健身房会员卡、在考试后到外国旅游，拿父母的卡购物庆祝，以至于有些家长会收到银行的信息，反映在海外有不正常的大额消费。有个叫朱莉的学生，因为要买一个很贵的水杯跟父母吵了一架，赌气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当天晚上，她的妈妈就认输了，从房间门缝底下塞进了一张信用卡。
一学校门口等待的家长们©姜以琳
物质上的付出，对于这些精英父母来说不算什么。在我调研的这几所中学里，家长基本都是各个单位或国企的高层主管，以及一流高校的教授。学生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中国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高出约1.5倍。我怀疑一些家长少报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我认识一个叫托尼的学生，他妈妈会每天早起，给他做面包，因为怕外边面包店的面粉不好。托尼想跟女朋友去哪儿玩，吃点什么，爸妈都会同意。在我想要找家长做访谈时，托尼叫他妈妈来跟我聊聊天，他妈妈就来了。
但在有些方面，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不容商量的。浴朗是我在另一所超级中学认识的第一个学生。她是高二那年转校过来的。刚开始在某中学住校时，她每天打电话回家哭，哭了两个月，有一天她妈妈终于跟她说：“你够了。”之所以转到某中学，是因为浴朗妈妈听说，全市最好的奥数竞赛老师都在这所学校。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浴朗通过奥数竞赛保送清华或者北大。
通常，像浴朗这样的精英后代，身上背负着父母的高期待：进入中国的顶尖中学，考上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地位竞争。就像一位家长跟我说的那样，孩子的爸爸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子，考上了大学，来到北京。孩子的目标，就是将她爸爸的奋斗成果延续下去，从北京走向世界。
我遇到过一对关系很亲近的父子，罗伯特和郭爸爸。罗伯特在学校算是个“学渣”。在写一个经济学的作业时，他在认真读书和打游戏之间选择了游戏，因为让自己心情好比较重要。罗伯特还会经常招呼班上的男生去他家打地铺，他爸爸也会帮他一起招待。
老师觉得郭爸爸太溺爱儿子，但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的。他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是一位年薪超百万的高阶主管。郭爸爸以前是高考四川前几名考到北京来的，他很早就知道罗伯特不可能像他一样在高考胜出，最后到了儿子八年级，确定了必须送他出国。郭爸爸知道儿子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反抗父母，必须让儿子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
所以在八年级的暑假，郭爸爸送儿子参加了一次去美国参观大学的交流旅行。历时十五天，学生们从东海岸游历到西海岸。这果然引起了罗伯特的兴趣，在儿子第一次聊起想申请美国学校时，郭爸爸还假装不想让孩子出国。因为郭爸爸是金融行业的，所以连买家行为和心理预期都要放进他的计划里。在那之后，罗伯特就一心想去美国，从未偏离过这条道路。
这个爸爸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在我讲话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我问他，万一罗伯特还是决定参加高考呢？他只是莞尔一笑，他觉得孩子一定会按照他的想法，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对孩子的纵容跟要求，这两者并不会有所冲突。反而对这些精英家庭会想，已经给了小孩这么多，小孩是不是也应该要有相应的结果。
精英的品格
对老师来讲，精英家长们不是好打交道的群体。诗颖高三那年，我在学校遇到了她的妈妈刘女士。因为诗颖意外地没通过清华自主招生考试，刘女士变得有些焦虑，她开始协助女儿备考，想提高诗颖的成绩，以保证在高考中胜出。
不怎么来学校的刘女士主动找到语文老师。一见面，刘女士刚刚提到“关于诗颖的语文作文......”语文老师立马跟她道歉：“我没有教好她，对不起。”
刘女士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也是一位中文系教授。她和老师之间有很直接的地位差距。她会觉得，老师和学生是在一条船上，既然诗颖参加自主招生失败了，那么就该提点老师，你该“划船”了。
精英家长展现出来的高权利感，也会被他们的孩子习得。诗颖最后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在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我采访了那位语文老师。她跟我埋怨，说对诗颖非常失望。因为学校和老师们都对诗颖投入很多，给了很多支持，但她高考后就和老师断了联系，从来没有对老师说过感谢的话，也没去看过老师。
诗颖可能认为，高分是个人成就。她对考试成功的理所当然的态度，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不懂感恩，而是强烈的权利意识的体现。
另一位被老师抱怨过的家长，是浴朗的妈妈，那位为了得到最好的奥数师资，让女儿转校的母亲，她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浴朗为了备战奥数，放弃了自主招生和其他加分渠道。但她们没想到，2014年政策突然调整，奥数比赛获奖者，将不再获得高考保送资格。在这种打击下，浴朗在奥数竞赛中考试失利了。
浴朗妈妈开始频繁给奥赛教练孙老师打电话求助。刚开始，孙老师不想帮她们。我采访孙老师的时候，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说这对母女功利，政策变了，不再保送了，浴朗就没有动力参加奥数比赛了。但浴朗妈妈每天给老师打电话，软磨硬泡，打了两个礼拜，老师说，他完全受不了了，真的要崩溃了，最后才透露，清华和北大为奥数落选者举办了一个冬令营，通过结业考试可以获得加分。这是当年其他学生和奥数教练没有掌握的信息。后来，浴朗通过考试，获得了60分高考加分，最终被清华录取。
©视觉中国
他们身上许多有一种精英的态度，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后花园，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有一个叫特蕾西的学生曾经在晚上十点之后，临时给她的老师发消息，让他临时帮助改申请大学的文件。老师很生气，但她没有理会。在她看来，只要足够优秀，就理应得到权威人士的帮助和青睐。
哪怕毕业后进入职场也是如此。特蕾西后来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在香港一家知名投资银行担任交易员。她回北京度假时，我约她在商业区见面。她很自然地走进一家茶叶店，给上司挑礼物。
高中时，这些精英学生也会给老师送小礼物。他们会跟权威人士打好关系，这有很多好处，比如评三好学生，可以获得二到三十分不等的高考加分。如果想出国留学，老师或校长也会帮忙写推荐信。有些老师参加过高考命题，他们不会泄题，但如果学生私下跟老师讨论课业问题，老师会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去想解题思路。
特蕾西跟我解释，送礼是维持与上司关系的一部分。“如果老板喜欢你，就会把能赚钱的项目交给你。”
她对此很自信：“我的上司都很喜欢我。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员工。”我回去听高中时期的访谈录音时，才发现她以前也说过一样的话：“老师都喜欢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学生。”
这些学生们进入职场，大多会选择金融或科技行业。每次聊天时，他们跟我分享的事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有个女孩，她在一家国外的公司刚工作一年，就想拿着人家的推荐信跳槽。我们一般会觉得，好歹给公司干个两三年，展现一下诚意，再让老板给推荐信。还有个学生说，她在华尔街的起薪才14万美金，相当于近百万人民币，还不包含红利。但她觉得太少了，“老板简直就是在剥削我”。他们有很强的配得感，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
另一个叫柳向祖的男孩也很有意思。他在北京读研，同时在一家美国汽车公司工作。我们在海淀吃晚饭时，他大声批评自己的老板，说这家公司不负责任，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很“邪恶”。我听得目瞪口呆，公众场合人来人往，你怎么知道不会被老板和熟人听到。但他无所谓，向祖还跟公司高层反映过情况和自己的建议，他甚至每天开着对手公司的车去上班。
公开质疑权威，这也是他们在中学时期就被培养出来的品质。他们敢在课上质疑老师，这种行为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把老师挂在黑板上”，意思说学生非常聪明，他们会在课堂上直接证明老师是错的。进入职场后，他们也敢于“把上司挂在黑板上”。
“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这项研究做完，其实会有点失落。因为阶层难以撼动，精英阶层自我复制的动力远远大于呼吁社会公平的动力。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顶级学府，都是以精英为主的。读本科时，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交换生，同学很多都是美国的有钱人。他们常说，谁家里是亿万富翁，我就想，亿万是个什么概念。美国室友带我去她家里住了一天，他们家是很高级的住宅，每个人都有一辆豪华房车或者跑车，想去哪里都不受限制。这也让我意识到世界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
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顶尖学府，无论是考试还是申请制度，最后筛选出来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个人特质，但基本都是各个社会中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的人。不能完全怪筛选方式不对，而是精英家庭实在太会适应了。甚至有些精英们，本身就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如果我们要寄望于教育，让教育来实现社会平等、促进阶层流动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可能没办法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但可以通过做研究，确切地指出问题的本源。社会学家就像是剧场里打灯光的人。演员怎么演，戏怎么进行下去，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只能不断地打灯，拼命闪，拜托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我来自一个双职工的家庭，父母都是在科研单位工作。我父母收入不算很高，但文化素养很高，所以我也是“学二代”。我的初中是一所私立学校，里面有很多台湾的有钱人。我是考进去帮学校冲升学率的学童。
我们家没有那些同学那么有钱。看到老师有喜欢的学生，我妈妈也会努力给老师送礼，但又没有什么华贵的礼物。那时候有人送我妈一大罐蛮贵的香水，她立刻要我拿去送给老师。我才知道，她那时候也会感到有点压力。
我的高中是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类似北京的实验中学。有很多工人的小孩，也是凭着努力考上这所高中。我那时是负责家长会签到表的，我的父母随时都可以来开家长会，请个假就好了，他们的爸妈根本不可以请假。
当时我没有接触到任何教育理论，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太一样。后来，我考上了台湾大学，回初中看老师，老师有些意外，说：“看你初中成绩不好，居然考上了台大，果然小孩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家长。”
我的确继承了父母的一些文化资本，很多观念也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比如读书就是要往死里读，要有风骨，不要光想着赚钱。十岁的时候我就发下宏愿，社会要我好好读书，我这辈子就好好读书（笑）。从来不知道读书以外的世界。我大学的志愿表，是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填下去的。因为父母都在学术界，我一开始就知道学术圈是什么。我更能意识到什么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选题，做什么报告才会拿高分。大学写报告，有什么问题不会，也会跟妈妈讨论。
作为学二代，我们不会怕系主任、院长、校长这种权威人士。进入高校工作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开会，院长坐在最正前方，其他先进去的人，都会找一个离他远一点的位子。我看到院长隔壁没人坐，直接一屁股坐在他正旁，对我来说这很正常。可是院长就笑着问我，你不怕我？我才知道，原来是有人会怕他的。
面对长官，我们不会局促，这也是我在职场的一个好处。
对上司不太有局促感在学术界可能很吃香，但是在其他行业里可能很糟，像是上司可能觉得我这种行为就是没有礼貌。所以文化资本的用处要看场域，每个家庭不同，子女在各个行业里的优势也就不同。
富不过三代？
有很多人也会关注，精英阶层会不会向下流动？我接触的学生中，也有这样的案例。比如建民。他高考没考好，志愿也没填好，错过了理想的大学，最后被一所之前从没考虑的过的内地省属大学录取。大四那年，既没有收到工作offer，也没有考上研究生。建民的妈妈帮他在北京找到一份比其他同学更普通的工作，他拒绝了，在一次去日本的交流旅行后，建民决定留在东京工作。
只要出国，大家就不会对他指指点点，他的爸妈也不用一天到晚回答，为什么他们的小孩在顶峰中学读书，却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他爸妈只要说，孩子在日本工作就可以了，反正其他人也猜不出他的薪资，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建民很开心能在东京找到工作。但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日本上班族，以他的收入，很难靠自己买到房子。
还有一个叫克莱尔的女孩。她本来是某中学的有名学神，很受欢迎，国际部自称是她朋友的学生比她实际交往的人都多。克莱尔后来考上了耶鲁大学。我去看她时，她哽咽着告诉我，自己在耶鲁变成了学渣，产生了自卑感。毕业后去了一家不是特别好的公司。她是那个部门唯一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她的高中同学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的薪水在行业里相当低。克莱尔的高中朋友说，换做是他，绝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因为他们都是克莱尔以前的朋友，所以不会像高中孤立学弱一样孤立她，但言语中已经有了一些明确的态度——地位跌落的克莱尔和他们不同。后来克莱尔结婚了，开始晒一些去瑞典看极光的照片，过着愉快的家庭生活。像这种28、29岁的女孩，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重心不再是课业、职场或是收入，反而是家庭了。现在她们还没有孩子，再过几年，性别差异整个就会（体现）出来。
向下流动，有被迫的，也有主动选择的。疫情之后，虽然这群小孩没有受到裁员影响，但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大部分人更想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生活，没有拼命工作的想法。
那个大声批判自己老板的柳向祖，他也跟我说过，觉得自己每天都很辛苦，生活很狼狈，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工作，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自己还要养家。因为他们大多都在收入最高的金融、科技行业，习惯了这样的收入，很难再去找到其他可以相提并论的行业。
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在外资企业的工作的女生，就真的放弃了她的职位，跑去当自由健身教练，还不是在职的那种。她之前在外企工资很高，做健身教练不那么稳定，但时间自由，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她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得到了爸爸妈妈的认可，支持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一来，她就不再是精英了。
另一个男生也不喜欢他在金融行业的工作，总是要出差，赚钱是很多，但是不开心。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他坚持做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让以后他的小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需要跟爸爸一样努力赚钱。这不也预示了，他的小孩可能也会向下流动吗？而且他支持，并且在为此铺路。
我很想看这群精英未来是如何培育他们的小孩的，会不会验证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当然，不过三代不是因为败光了，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支持小孩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很喜欢这样的理念。
2012年，姜以琳开始对中国精英学生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调研，她在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高中里，采访了28名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完成了《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这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姜以琳在读博期间，接触过很多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比如西莫斯可汗的《特权》。那是一本研究美国精英学生的著作。但那都是西方的视角，没法代表东方的精英学生。
姜以琳©姜以琳
在中国，关于精英群体的研究很少见。调研中，姜以琳得以窥见精英世界的一隅。
精英学生大多来自有财富、有权势的家庭。比如国际部学费近十万元，补习学校费用两到三万，私人家教每节课七八百元。孩子参加SAT（美国高考）考试时，父母要承担到香港、新加坡考场的机酒和报名费，包办送给老师的名贵礼物。
更多的帮助是隐形的。有些家长是清华、北大的校友，作为高考曾经的优胜者，他们熟悉竞争的游戏规则，甚至有些在高校担任教授的家长，就是潜在的高考阅卷人，知道如何在课业上引导孩子。还有位家长是校外补习机构的创始人，团队里有好几位外籍老师，也会研发英语教材和单词本，为孩子出国留学积累优势。
普通人会考虑试错成本，但精英家长却鼓励他们的孩子心无旁骛，追求最高、最好的目标，不为目标之外的任何事物发愁。一次失败了，就再多试几次，精英学生的背后，有家庭编织的安全网。
地位再生产就像一场纸牌游戏，每个家庭都是竞争社会地位的玩家。但一开局，玩家之间就是不平等的。
考入顶尖学府只是第一步。在国内保持精英地位，并不是这些家庭的最终目标。他们追求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精英地位。这些学生被期待进入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竞争，成为新一代的世界精英。
但让姜以琳意外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少年精英们，却很看重“松弛感”。因为松弛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从小培养。需要去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同的人，看过很多世面。因此，精英学生们所在的顶尖中学里，不努力就能拿高分的“学神”，地位高于努力且优秀的“学霸”。不努力的“学渣”，地位高于用功了却没有高分的“学弱”。
当然，实际情况是，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们很难保持真正的“松弛感”。姜以琳在家访时发现，声称不努力的学渣，偷偷在独自学习。毕业后声称豪不费力就得到工作机会的女生，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无薪实习生。他们对自己的努力保密，像表面上优雅、从容的天鹅，只在水面下拼命划水。
同样是精英学生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强烈的“高配得感”和对社会规则的熟稔，一方面，“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有的学生晚上给老师打电话，无视老师的不悦，让老师帮自己改资料。对他们来说，世界就是一个后花园，一切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从中学开始，他们就懂得如何跟权威人士打交道。比如用送礼物等方式，维持好跟老师的关系，姜以琳就曾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喝不完的名贵茶叶。
姜以琳也在这个世界中看见了相对残酷的一面：表现不佳的人要面对自己的失败。精英们崇拜强者，从不会对失利者展现安慰和同情。一位成绩垫底的男生，毕业典礼上，其他同学都在合影留念，只有他留下了一张单人照。
如果没有成为全球精英，学校里的学神，也会变成“普通人”。一个女孩就是这样，她出了国留了学，但并没有得到“最好的”工作，她从一个对别人不屑一顾的学生，变成了24小时待命，温顺服从上司安排的职场人。
精英的生产，总有成功和失败，无论被迫还是主动，总有精英要向下流动，但总体来说，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具压倒性的优势。有趣的是，姜以琳本人的成长经历，也是阶层复制的印证。她的父母是台湾一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成为一名“学二代”。高考后，姜以琳考上了台湾大学，初中的老师评价她：“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
以下是姜以琳的自述：
弱者“天生脑子有问题”
2012年，我第一次去顶峰中学（化名）做调研。那是一所被媒体称为“神一般的学校”的传统名校。古雅的建筑和文物，都是精英文化品位的展现。校园里很安静，我走进去也没有什么人理我。明明是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地段，出现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
另一所学校在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城市边缘。那里的国际气息更强烈。国际部大楼大厅装饰着几十面外国国旗，中央有一台大得需要两人环抱的地球仪。二楼有大幅世界地图，标出了北美和欧洲的16所大学，哈佛的名字被加粗放大，剑桥大学也用大字体标出。
这所中学的老师经常告诉学生，“你们将改变世界”“你们都有当总理的潜质”。另一所高中的副校长指着路边的学生对我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在这种环境浸润久了，慢慢也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一个女孩子，她单恋另一所中学的男孩，每天放学就到人家的校门口去等那个男孩。同班同学们就对这个女孩的行为嗤之以鼻，觉得“她丢了我们学校的脸”。
一位家长发来的高中教室照片©姜以琳
他们经常会拿其他学校来比，学校怎么样，平均分是多少。当有人考试不佳，或者做了一件事没有达到大家的标准的时候，所有人是急着跟他划分界限的。这些中学都有一个地位体系的评判标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学神”是不用功但成绩很高的人，“学霸”是分数高，也努力学习的人。学霸没能占据最高地位，是因为他们还不够“轻松”。“学渣”不用功，成绩也不好。地位垫底的“学弱”，是努力了也考不到高分。
我在学校里遇到一位“学弱”，跟他打招呼时，其他同学就会把我拉开，告诉我不要理他。他们数说他的种种“缺点”，比如打架、追女生，甚至是“笑起来很恶心”。但当我问到，如果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会不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有的学生回答道：“当然会。”拍毕业照的时候，也没有同学跟他合照。
有一次，一个“学弱”学生回答错了问题，底下有个同学直接骂了一句脏话。
聊到学弱的话题，成绩好的学生跟我说，他们是“天生脑子有问题”。那次我反驳了他们，学生意识到我生气，赶紧找补，说或许家庭教育、社区的邻里问题都有影响的。聊到最后，他们看到我整个人已经放松下来，结论又回到了“我觉得这应该还是天资的问题”。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努力但是失败了，大家不接受这个，整个环境也缺少对失败的解释机制。只能把失败归因为“先天愚钝”，把成绩、地位归因为个人能力。一旦我们采取了这种解释，就更不可能去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甚至连怎么帮都不知道了。要求大家对比自己更弱的人有同理心，或者是互相帮助，这很困难。如果大家都秉持这样的观念，人与人之间就会更冷漠。当然了，这不只是学校里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继承者们
在我调研的欧米茄中学（化名），每天放学门口会停满黑色的豪车，都是来接孩子的父母。有一次，我看到一对中年夫妇，父亲站在车旁边，母亲提前打开好副驾驶车门，站在校门口等孩子。高个子男生小平走出来后，二话没说，就把装满试卷的书包和袋子塞给母亲，然后板着脸径直走向副驾驶位，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父亲有些恼火，走过去想拉开车门，似乎想对儿子说点什么，但那位母亲做了个手势，阻止了他。
这些精英父母，很多会溺爱、纵容他们的孩子。比如孩子们会被允许收藏名牌鞋子、买高级私人健身房会员卡、在考试后到外国旅游，拿父母的卡购物庆祝，以至于有些家长会收到银行的信息，反映在海外有不正常的大额消费。有个叫朱莉的学生，因为要买一个很贵的水杯跟父母吵了一架，赌气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当天晚上，她的妈妈就认输了，从房间门缝底下塞进了一张信用卡。
一学校门口等待的家长们©姜以琳
物质上的付出，对于这些精英父母来说不算什么。在我调研的这几所中学里，家长基本都是各个单位或国企的高层主管，以及一流高校的教授。学生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中国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高出约1.5倍。我怀疑一些家长少报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我认识一个叫托尼的学生，他妈妈会每天早起，给他做面包，因为怕外边面包店的面粉不好。托尼想跟女朋友去哪儿玩，吃点什么，爸妈都会同意。在我想要找家长做访谈时，托尼叫他妈妈来跟我聊聊天，他妈妈就来了。
但在有些方面，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不容商量的。浴朗是我在另一所超级中学认识的第一个学生。她是高二那年转校过来的。刚开始在某中学住校时，她每天打电话回家哭，哭了两个月，有一天她妈妈终于跟她说：“你够了。”之所以转到某中学，是因为浴朗妈妈听说，全市最好的奥数竞赛老师都在这所学校。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浴朗通过奥数竞赛保送清华或者北大。
通常，像浴朗这样的精英后代，身上背负着父母的高期待：进入中国的顶尖中学，考上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地位竞争。就像一位家长跟我说的那样，孩子的爸爸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子，考上了大学，来到北京。孩子的目标，就是将她爸爸的奋斗成果延续下去，从北京走向世界。
我遇到过一对关系很亲近的父子，罗伯特和郭爸爸。罗伯特在学校算是个“学渣”。在写一个经济学的作业时，他在认真读书和打游戏之间选择了游戏，因为让自己心情好比较重要。罗伯特还会经常招呼班上的男生去他家打地铺，他爸爸也会帮他一起招待。
老师觉得郭爸爸太溺爱儿子，但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的。他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是一位年薪超百万的高阶主管。郭爸爸以前是高考四川前几名考到北京来的，他很早就知道罗伯特不可能像他一样在高考胜出，最后到了儿子八年级，确定了必须送他出国。郭爸爸知道儿子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反抗父母，必须让儿子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
所以在八年级的暑假，郭爸爸送儿子参加了一次去美国参观大学的交流旅行。历时十五天，学生们从东海岸游历到西海岸。这果然引起了罗伯特的兴趣，在儿子第一次聊起想申请美国学校时，郭爸爸还假装不想让孩子出国。因为郭爸爸是金融行业的，所以连买家行为和心理预期都要放进他的计划里。在那之后，罗伯特就一心想去美国，从未偏离过这条道路。
这个爸爸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在我讲话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我问他，万一罗伯特还是决定参加高考呢？他只是莞尔一笑，他觉得孩子一定会按照他的想法，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对孩子的纵容跟要求，这两者并不会有所冲突。反而对这些精英家庭会想，已经给了小孩这么多，小孩是不是也应该要有相应的结果。
精英的品格
对老师来讲，精英家长们不是好打交道的群体。诗颖高三那年，我在学校遇到了她的妈妈刘女士。因为诗颖意外地没通过清华自主招生考试，刘女士变得有些焦虑，她开始协助女儿备考，想提高诗颖的成绩，以保证在高考中胜出。
不怎么来学校的刘女士主动找到语文老师。一见面，刘女士刚刚提到“关于诗颖的语文作文......”语文老师立马跟她道歉：“我没有教好她，对不起。”
刘女士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也是一位中文系教授。她和老师之间有很直接的地位差距。她会觉得，老师和学生是在一条船上，既然诗颖参加自主招生失败了，那么就该提点老师，你该“划船”了。
精英家长展现出来的高权利感，也会被他们的孩子习得。诗颖最后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在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我采访了那位语文老师。她跟我埋怨，说对诗颖非常失望。因为学校和老师们都对诗颖投入很多，给了很多支持，但她高考后就和老师断了联系，从来没有对老师说过感谢的话，也没去看过老师。
诗颖可能认为，高分是个人成就。她对考试成功的理所当然的态度，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不懂感恩，而是强烈的权利意识的体现。
另一位被老师抱怨过的家长，是浴朗的妈妈，那位为了得到最好的奥数师资，让女儿转校的母亲，她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浴朗为了备战奥数，放弃了自主招生和其他加分渠道。但她们没想到，2014年政策突然调整，奥数比赛获奖者，将不再获得高考保送资格。在这种打击下，浴朗在奥数竞赛中考试失利了。
浴朗妈妈开始频繁给奥赛教练孙老师打电话求助。刚开始，孙老师不想帮她们。我采访孙老师的时候，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说这对母女功利，政策变了，不再保送了，浴朗就没有动力参加奥数比赛了。但浴朗妈妈每天给老师打电话，软磨硬泡，打了两个礼拜，老师说，他完全受不了了，真的要崩溃了，最后才透露，清华和北大为奥数落选者举办了一个冬令营，通过结业考试可以获得加分。这是当年其他学生和奥数教练没有掌握的信息。后来，浴朗通过考试，获得了60分高考加分，最终被清华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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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许多有一种精英的态度，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后花园，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有一个叫特蕾西的学生曾经在晚上十点之后，临时给她的老师发消息，让他临时帮助改申请大学的文件。老师很生气，但她没有理会。在她看来，只要足够优秀，就理应得到权威人士的帮助和青睐。
哪怕毕业后进入职场也是如此。特蕾西后来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在香港一家知名投资银行担任交易员。她回北京度假时，我约她在商业区见面。她很自然地走进一家茶叶店，给上司挑礼物。
高中时，这些精英学生也会给老师送小礼物。他们会跟权威人士打好关系，这有很多好处，比如评三好学生，可以获得二到三十分不等的高考加分。如果想出国留学，老师或校长也会帮忙写推荐信。有些老师参加过高考命题，他们不会泄题，但如果学生私下跟老师讨论课业问题，老师会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去想解题思路。
特蕾西跟我解释，送礼是维持与上司关系的一部分。“如果老板喜欢你，就会把能赚钱的项目交给你。”
她对此很自信：“我的上司都很喜欢我。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员工。”我回去听高中时期的访谈录音时，才发现她以前也说过一样的话：“老师都喜欢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学生。”
这些学生们进入职场，大多会选择金融或科技行业。每次聊天时，他们跟我分享的事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有个女孩，她在一家国外的公司刚工作一年，就想拿着人家的推荐信跳槽。我们一般会觉得，好歹给公司干个两三年，展现一下诚意，再让老板给推荐信。还有个学生说，她在华尔街的起薪才14万美金，相当于近百万人民币，还不包含红利。但她觉得太少了，“老板简直就是在剥削我”。他们有很强的配得感，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
另一个叫柳向祖的男孩也很有意思。他在北京读研，同时在一家美国汽车公司工作。我们在海淀吃晚饭时，他大声批评自己的老板，说这家公司不负责任，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很“邪恶”。我听得目瞪口呆，公众场合人来人往，你怎么知道不会被老板和熟人听到。但他无所谓，向祖还跟公司高层反映过情况和自己的建议，他甚至每天开着对手公司的车去上班。
公开质疑权威，这也是他们在中学时期就被培养出来的品质。他们敢在课上质疑老师，这种行为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把老师挂在黑板上”，意思说学生非常聪明，他们会在课堂上直接证明老师是错的。进入职场后，他们也敢于“把上司挂在黑板上”。
“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这项研究做完，其实会有点失落。因为阶层难以撼动，精英阶层自我复制的动力远远大于呼吁社会公平的动力。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顶级学府，都是以精英为主的。读本科时，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交换生，同学很多都是美国的有钱人。他们常说，谁家里是亿万富翁，我就想，亿万是个什么概念。美国室友带我去她家里住了一天，他们家是很高级的住宅，每个人都有一辆豪华房车或者跑车，想去哪里都不受限制。这也让我意识到世界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
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顶尖学府，无论是考试还是申请制度，最后筛选出来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个人特质，但基本都是各个社会中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的人。不能完全怪筛选方式不对，而是精英家庭实在太会适应了。甚至有些精英们，本身就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如果我们要寄望于教育，让教育来实现社会平等、促进阶层流动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可能没办法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但可以通过做研究，确切地指出问题的本源。社会学家就像是剧场里打灯光的人。演员怎么演，戏怎么进行下去，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只能不断地打灯，拼命闪，拜托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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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一个双职工的家庭，父母都是在科研单位工作。我父母收入不算很高，但文化素养很高，所以我也是“学二代”。我的初中是一所私立学校，里面有很多台湾的有钱人。我是考进去帮学校冲升学率的学童。
我们家没有那些同学那么有钱。看到老师有喜欢的学生，我妈妈也会努力给老师送礼，但又没有什么华贵的礼物。那时候有人送我妈一大罐蛮贵的香水，她立刻要我拿去送给老师。我才知道，她那时候也会感到有点压力。
我的高中是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类似北京的实验中学。有很多工人的小孩，也是凭着努力考上这所高中。我那时是负责家长会签到表的，我的父母随时都可以来开家长会，请个假就好了，他们的爸妈根本不可以请假。
当时我没有接触到任何教育理论，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太一样。后来，我考上了台湾大学，回初中看老师，老师有些意外，说：“看你初中成绩不好，居然考上了台大，果然小孩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家长。”
我的确继承了父母的一些文化资本，很多观念也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比如读书就是要往死里读，要有风骨，不要光想着赚钱。十岁的时候我就发下宏愿，社会要我好好读书，我这辈子就好好读书（笑）。从来不知道读书以外的世界。我大学的志愿表，是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填下去的。因为父母都在学术界，我一开始就知道学术圈是什么。我更能意识到什么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选题，做什么报告才会拿高分。大学写报告，有什么问题不会，也会跟妈妈讨论。
作为学二代，我们不会怕系主任、院长、校长这种权威人士。进入高校工作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开会，院长坐在最正前方，其他先进去的人，都会找一个离他远一点的位子。我看到院长隔壁没人坐，直接一屁股坐在他正旁，对我来说这很正常。可是院长就笑着问我，你不怕我？我才知道，原来是有人会怕他的。
面对长官，我们不会局促，这也是我在职场的一个好处。
对上司不太有局促感在学术界可能很吃香，但是在其他行业里可能很糟，像是上司可能觉得我这种行为就是没有礼貌。所以文化资本的用处要看场域，每个家庭不同，子女在各个行业里的优势也就不同。
富不过三代？
有很多人也会关注，精英阶层会不会向下流动？我接触的学生中，也有这样的案例。比如建民。他高考没考好，志愿也没填好，错过了理想的大学，最后被一所之前从没考虑的过的内地省属大学录取。大四那年，既没有收到工作offer，也没有考上研究生。建民的妈妈帮他在北京找到一份比其他同学更普通的工作，他拒绝了，在一次去日本的交流旅行后，建民决定留在东京工作。
只要出国，大家就不会对他指指点点，他的爸妈也不用一天到晚回答，为什么他们的小孩在顶峰中学读书，却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他爸妈只要说，孩子在日本工作就可以了，反正其他人也猜不出他的薪资，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建民很开心能在东京找到工作。但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日本上班族，以他的收入，很难靠自己买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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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叫克莱尔的女孩。她本来是某中学的有名学神，很受欢迎，国际部自称是她朋友的学生比她实际交往的人都多。克莱尔后来考上了耶鲁大学。我去看她时，她哽咽着告诉我，自己在耶鲁变成了学渣，产生了自卑感。毕业后去了一家不是特别好的公司。她是那个部门唯一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她的高中同学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的薪水在行业里相当低。克莱尔的高中朋友说，换做是他，绝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因为他们都是克莱尔以前的朋友，所以不会像高中孤立学弱一样孤立她，但言语中已经有了一些明确的态度——地位跌落的克莱尔和他们不同。后来克莱尔结婚了，开始晒一些去瑞典看极光的照片，过着愉快的家庭生活。像这种28、29岁的女孩，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重心不再是课业、职场或是收入，反而是家庭了。现在她们还没有孩子，再过几年，性别差异整个就会（体现）出来。
向下流动，有被迫的，也有主动选择的。疫情之后，虽然这群小孩没有受到裁员影响，但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大部分人更想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生活，没有拼命工作的想法。
那个大声批判自己老板的柳向祖，他也跟我说过，觉得自己每天都很辛苦，生活很狼狈，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工作，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自己还要养家。因为他们大多都在收入最高的金融、科技行业，习惯了这样的收入，很难再去找到其他可以相提并论的行业。
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在外资企业的工作的女生，就真的放弃了她的职位，跑去当自由健身教练，还不是在职的那种。她之前在外企工资很高，做健身教练不那么稳定，但时间自由，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她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得到了爸爸妈妈的认可，支持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一来，她就不再是精英了。
另一个男生也不喜欢他在金融行业的工作，总是要出差，赚钱是很多，但是不开心。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他坚持做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让以后他的小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需要跟爸爸一样努力赚钱。这不也预示了，他的小孩可能也会向下流动吗？而且他支持，并且在为此铺路。
我很想看这群精英未来是如何培育他们的小孩的，会不会验证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当然，不过三代不是因为败光了，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支持小孩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很喜欢这样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