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封：一年前举“白纸”的年轻人：他们结束了清零，也阻止了战争 https://t.co/YhmhJkJYXh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November 25, 2023
将近年底，上海滩的气氛有些过分正常了：万圣节的热闹刚过去，年轻人又认真地过着美国的感恩节。相比几年前还到处封杀“洋节”的气氛，这一点儿变化或许算是疫情后最有意思的社会心态反映。 就那么突然之间，在经历了疫情后一年充满戏剧性的动荡之后，人民意识到了生活的珍贵，或许是1970年代改开以来最后的平静，犹如不久前李克强在沪猝逝的微澜，中国大都会的人们在感恩一个镀金时代和它的结束。 不过，对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来说，他们还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是他们走上街头，用无声的呐喊，结束了三年动态清零，重启了社会。而且，经过了一年疫情后的时局纷乱，也许全世界都还欠他们一个感谢：可能正是凭借这些勇敢年轻人的行动，不仅让中国回复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轨道，而且可能暂时阻止了一场战争。 甚至，在长久的未来，只要这代“白纸”青年还在，那么西太地区的和平继续就有希望。这或许才是刚刚结束的旧金山峰会背后推动美中缓和的关键力量，也是台湾人民最终将为之感恩的。因为，北京政权未来任何可能面向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哪怕未来极可能发生如同1930年代类似日本的大规模失业、经济萧条和军国主义冒险，渴望自由、爱与和平的白纸青年一代才是让中国统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动的唯一内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党内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纸革命 如果再回首，对很多人来说疫情三年的记忆几乎就是模糊、错乱的，但是对中国几个大都市的人民来说，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却是历历在目，仿佛疫情并未结束，每隔一段时间都在重现。例如，最近半个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体肺炎，重点袭击在新冠病毒流行中侥幸避开的儿童，让无数父母痛苦于儿童医院的匮乏、也对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怀疑和愤怒。 中国人民的这种怀疑和愤怒，在“动态清零”的三年间逐渐积累，最终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爆发出来。从去年11月初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也是服装厂密集区的“清理”开始，11月22日郑州富士康工厂工人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正式拉开了全民对“动态清零”的抗议序幕。随后11月24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吉祥苑的火灾则让内地人民破防，有关维吾尔族的不能说的故事瞬间演变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里上海青年就走上街头，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街点起了蜡烛、放上白花。当天白天，北京各中产社区居民开始冲破关卡、封锁，与保安和基层政府人员发生冲突，人们喊着要自由的口号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气，也带动了武汉、重庆、广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继续聚集在乌鲁木齐路，举着空白的A4纸抗议。到晚间，北京的青年人开始聚集在昔日热闹商区也是使馆区的新源里并转向亮马桥，同样举着白纸和手机，还有人大声演讲，斥责动态清零，要求中国领导人为此负责。 这一抗议也迅速出现在南京、北京的大学校园。这些抗议行动最初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初冬的冷风里孤独地站立着、举着白纸，逐渐变成大规模的围观和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近百所大专院校。一场由工人率先抗议、青年和学生先后和平示威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就这么形成了，根本改变了中国政治，也改变了青年一代。因此，虽然这场抗议仅仅持续几天，在镇压之下迅速结束，却堪称一场未遂的革命，所谓白纸革命。 2. 社会觉醒 从2011茉莉花革命以来，防止颜色革命、防范青年人的反抗成为中共政权的中心任务，中共也因此愈益个人集权化，在过去十年剿杀了几乎所有公民社会和独立青年团体，连“团派”最终也在“二十大”后被彻底清除。 而对这场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来说，动态清零的三年可谓他们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体验了新疆“再教育营”的社会集中营模式。或许，这对其他年龄段的公民来说，只是生活不便的问题，但对青年却意味着宝贵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虚无，这种心理创伤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将伴随着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纸青年”的终生。 或许因为清零模式对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与政权的矛盾，尤其当他们意识到未来面对的是中共领导人可能终身执政的政治悲剧，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永远得不到补偿、甚至无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样被平反，那么，选择决裂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那些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的少数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正在选择“无车无房无后代”的“三无青年”模式，选择了集体躺平；还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郑州青年夫妇亮亮和丽君，在遭遇融创地产拖房之后选择了离开。 亮亮和丽君这一代青年，他们正在背叛、反抗、离开他们的领袖和梦想。这是一场社会大觉醒，其深刻和广度或许不亚于黑死病之后欧洲出现的觉醒。 3. 财富清零 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生活和嵌入的社会结构也在分裂。所有的改变都发生在一年前那几天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言犹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弃，中国各地政府陷入了口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实际上什么都不做的躺平状态，人为制造了随后一个月的大规模死亡悲剧。 这最后一波死亡规模，据估计可能高达500万之多，不仅摧毁了广大中产阶级对政权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国政治社会内部也造成了结构性分裂，也就是内部脱钩的开始，以所谓走线潮、资本外流等形式表现。其中，尤以历经改开三十年积累形成的中产阶级为主体，在疫情后的一念间逐渐破产、陷入贫困和绝望。 三年的动态清零不仅展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统治模式，所谓2035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随着恒大等地产公司的破产，过去三十年改开时代的中国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财富模式被否定，中国社会和中产阶级积累三十余年的财富正在渐渐清零。 如果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过去十年中国政治的所有迹象都指向消灭财富、消灭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统治体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们可能无力反抗，但是，过去一年间，他们已经窥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废坠”的混乱，才有当下中国政情虽然无人挑战，但是清议四起、人心思变。他们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义宿命，却不妨碍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纸一代”。 4. 青年力量 换言之，当改开时代的社会契约彻底瓦解、当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发生着脱钩、当中共的“二十大”试图建立一个永久的极权体制，中国青年就成为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虚伪体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这个表面强大实则脆弱的体制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纸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哪怕未遂，全赖中国统治术的极端虚伪、以及这种虚伪特性的极端脆弱，然后青年人不过如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轻易地就能让这个虚伪体制穿帮，让过去十年强化的防范颜色革命的控制体制破功。 这种体制的虚伪在动态清零的闭关锁国和疫后一年的政策反复中已经反复展现、教育了人民：从鼓吹自主研发大跃进到病毒实验室泄漏、从自制疫苗的虚假副作用到从莲花清瘟和整个中医药的反科学，从拒绝西方现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质量开放、从把私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到滥捕企业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铁拳和荒诞之后，普通人如亮亮和丽君夫妇尚且从小粉红变成被驱逐者，何况整个社会中产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当年轻人在一个月前万圣节的狂欢中体验到了自由，没有什么再能摧毁或者剥夺他们对自由的感受。当他们意识到国家将渐渐老去，而他们将是仅存的劳动者，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通过劳动（甚至不劳动）成为权力的主体。这就是一个老年社会、老人政体内部最强大的反结构、和反结构的力量，也是白纸革命之后尽管当局大肆追捕却不敢声张的关键。他们不担心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民主异议人士、访民群体，他们只害怕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这个意义上，白纸革命不过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终身革命的序幕，却是中国统治者的终身噩梦。
将近年底，上海滩的气氛有些过分正常了：万圣节的热闹刚过去，年轻人又认真地过着美国的感恩节。相比几年前还到处封杀“洋节”的气氛，这一点儿变化或许算是疫情后最有意思的社会心态反映。
就那么突然之间，在经历了疫情后一年充满戏剧性的动荡之后，人民意识到了生活的珍贵，或许是1970年代改开以来最后的平静，犹如不久前李克强在沪猝逝的微澜，中国大都会的人们在感恩一个镀金时代和它的结束。
不过，对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来说，他们还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是他们走上街头，用无声的呐喊，结束了三年动态清零，重启了社会。而且，经过了一年疫情后的时局纷乱，也许全世界都还欠他们一个感谢：可能正是凭借这些勇敢年轻人的行动，不仅让中国回复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轨道，而且可能暂时阻止了一场战争。
甚至，在长久的未来，只要这代“白纸”青年还在，那么西太地区的和平继续就有希望。这或许才是刚刚结束的旧金山峰会背后推动美中缓和的关键力量，也是台湾人民最终将为之感恩的。因为，北京政权未来任何可能面向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哪怕未来极可能发生如同1930年代类似日本的大规模失业、经济萧条和军国主义冒险，渴望自由、爱与和平的白纸青年一代才是让中国统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动的唯一内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党内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纸革命
如果再回首，对很多人来说疫情三年的记忆几乎就是模糊、错乱的，但是对中国几个大都市的人民来说，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却是历历在目，仿佛疫情并未结束，每隔一段时间都在重现。例如，最近半个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体肺炎，重点袭击在新冠病毒流行中侥幸避开的儿童，让无数父母痛苦于儿童医院的匮乏、也对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怀疑和愤怒。
中国人民的这种怀疑和愤怒，在“动态清零”的三年间逐渐积累，最终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爆发出来。从去年11月初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也是服装厂密集区的“清理”开始，11月22日郑州富士康工厂工人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正式拉开了全民对“动态清零”的抗议序幕。随后11月24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吉祥苑的火灾则让内地人民破防，有关维吾尔族的不能说的故事瞬间演变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里上海青年就走上街头，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街点起了蜡烛、放上白花。当天白天，北京各中产社区居民开始冲破关卡、封锁，与保安和基层政府人员发生冲突，人们喊着要自由的口号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气，也带动了武汉、重庆、广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继续聚集在乌鲁木齐路，举着空白的A4纸抗议。到晚间，北京的青年人开始聚集在昔日热闹商区也是使馆区的新源里并转向亮马桥，同样举着白纸和手机，还有人大声演讲，斥责动态清零，要求中国领导人为此负责。
这一抗议也迅速出现在南京、北京的大学校园。这些抗议行动最初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初冬的冷风里孤独地站立着、举着白纸，逐渐变成大规模的围观和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近百所大专院校。一场由工人率先抗议、青年和学生先后和平示威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就这么形成了，根本改变了中国政治，也改变了青年一代。因此，虽然这场抗议仅仅持续几天，在镇压之下迅速结束，却堪称一场未遂的革命，所谓白纸革命。
2. 社会觉醒
从2011茉莉花革命以来，防止颜色革命、防范青年人的反抗成为中共政权的中心任务，中共也因此愈益个人集权化，在过去十年剿杀了几乎所有公民社会和独立青年团体，连“团派”最终也在“二十大”后被彻底清除。
而对这场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来说，动态清零的三年可谓他们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体验了新疆“再教育营”的社会集中营模式。或许，这对其他年龄段的公民来说，只是生活不便的问题，但对青年却意味着宝贵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虚无，这种心理创伤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将伴随着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纸青年”的终生。
或许因为清零模式对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与政权的矛盾，尤其当他们意识到未来面对的是中共领导人可能终身执政的政治悲剧，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永远得不到补偿、甚至无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样被平反，那么，选择决裂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那些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的少数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正在选择“无车无房无后代”的“三无青年”模式，选择了集体躺平；还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郑州青年夫妇亮亮和丽君，在遭遇融创地产拖房之后选择了离开。
亮亮和丽君这一代青年，他们正在背叛、反抗、离开他们的领袖和梦想。这是一场社会大觉醒，其深刻和广度或许不亚于黑死病之后欧洲出现的觉醒。
3. 财富清零
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生活和嵌入的社会结构也在分裂。所有的改变都发生在一年前那几天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言犹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弃，中国各地政府陷入了口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实际上什么都不做的躺平状态，人为制造了随后一个月的大规模死亡悲剧。
这最后一波死亡规模，据估计可能高达500万之多，不仅摧毁了广大中产阶级对政权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国政治社会内部也造成了结构性分裂，也就是内部脱钩的开始，以所谓走线潮、资本外流等形式表现。其中，尤以历经改开三十年积累形成的中产阶级为主体，在疫情后的一念间逐渐破产、陷入贫困和绝望。
三年的动态清零不仅展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统治模式，所谓2035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随着恒大等地产公司的破产，过去三十年改开时代的中国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财富模式被否定，中国社会和中产阶级积累三十余年的财富正在渐渐清零。
如果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过去十年中国政治的所有迹象都指向消灭财富、消灭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统治体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们可能无力反抗，但是，过去一年间，他们已经窥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废坠”的混乱，才有当下中国政情虽然无人挑战，但是清议四起、人心思变。他们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义宿命，却不妨碍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纸一代”。
4. 青年力量
换言之，当改开时代的社会契约彻底瓦解、当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发生着脱钩、当中共的“二十大”试图建立一个永久的极权体制，中国青年就成为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虚伪体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这个表面强大实则脆弱的体制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纸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哪怕未遂，全赖中国统治术的极端虚伪、以及这种虚伪特性的极端脆弱，然后青年人不过如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轻易地就能让这个虚伪体制穿帮，让过去十年强化的防范颜色革命的控制体制破功。
这种体制的虚伪在动态清零的闭关锁国和疫后一年的政策反复中已经反复展现、教育了人民：从鼓吹自主研发大跃进到病毒实验室泄漏、从自制疫苗的虚假副作用到从莲花清瘟和整个中医药的反科学，从拒绝西方现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质量开放、从把私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到滥捕企业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铁拳和荒诞之后，普通人如亮亮和丽君夫妇尚且从小粉红变成被驱逐者，何况整个社会中产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当年轻人在一个月前万圣节的狂欢中体验到了自由，没有什么再能摧毁或者剥夺他们对自由的感受。当他们意识到国家将渐渐老去，而他们将是仅存的劳动者，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通过劳动（甚至不劳动）成为权力的主体。这就是一个老年社会、老人政体内部最强大的反结构、和反结构的力量，也是白纸革命之后尽管当局大肆追捕却不敢声张的关键。他们不担心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民主异议人士、访民群体，他们只害怕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这个意义上，白纸革命不过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终身革命的序幕，却是中国统治者的终身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