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5到7岁的中国儿童在上海迪士尼英语学习中心上英文课。（2010年7月27日）
中国近日公布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新规，强化对他们的政治要求。中国同主要英语国家关系恶化等因素，正在给三亿中国人学英语热降温。
“特定义务”
中国教育部7月21日出台《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的“特定义务”说，“外籍教师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遵守中国的公序良俗和教师职业道德，遵守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所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内容，应当符合中国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基本要求，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荣誉和社会公共利益”。
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说，语言教师需要很多特质，问题是一些外国人不仅英语差，而且不具备在华任教“气质”，现在是“清除他们的最佳时机”。光明日报说，2017年中国从事教育行业的外国人40多万，合法外教数量仅占1/3。
路透社报道这一新法规时说，中国要求所有外国人政治上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其中包括必须参加“思想政治学习培训”，接受当局检查跟踪，有损中国尊严的言行将受到惩罚，等等。
法新社说，新规要求对外教进行20小时培训，内容涉及中国宪法、教师职业操守等，因为外籍教师的涉毒、性骚扰案、非法传教现象影响很大。新法规强调，违者应该被解职，案件同时报送有关当局。
设在英国的“国际学生新闻”（ISN）说，目前中国约有五十万外籍教师，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外语热期间来华，靠教英语为生，受雇公立或私立学校、语言培训中心、国际学校，其中相当多的人提供家教，自己办学。
“想留中国，留心言行”
旅美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外教受到一定的限制，跟中美关系以及当前意识形态的状况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可能考虑到，英文世界有很多自由的思想和普世价值观的东西，政府提防颜色革命可以通过英文得到渗透，进行和平演变，而用中文则可以更好地实现对这个国家的管控，对民众思想的控制，以此维持这个政权的长治久安。”
路透社援引曾在中国工作六年的澳大利亚籍教师尼克·贝克的话说，地方当局已开始监视外教，告诉他们课上不得讨论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他所在大学要求向校方提交授课细节，使用国外课本要特批，总之“想留中国，留心言行”。
很多在华外教反映，当局要求避免课上讨论敏感禁忌议题，例如，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台湾地位、大规模监禁新疆维族人等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谈到在华外教状况时说：“民间外教的数量特别大，外教受聘，包括一些在中国的留学生的资质问题等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么多年过来了，情况还比较好，因为这符合中国人开放学习外语的需要，问题是次要的；外教在中国从事他们的工作，中国人欢迎，特别是城市人群，包括中等城市。大学里面的和中学的外教已经存在多年，制度没有太大的问题。”
权益保障薄弱
在华外教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同时，他们在签证、劳动合同、医疗、与房东关系等方面的保障似乎比较薄弱。
杨熹（Grace Yang）是西雅图“哈里斯-布里肯国际律师事务所”（Harris Bricken）高级律师，侧重国际商法和中国法律。她对美国之音说，外教到中国受聘教书，其实风险挺大。外教收入并不多，陷入劳动合同纠纷后，往往请不起律师打官司，或者请不到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律师，自身权益因此得不到保障。
签订措辞严密的劳动合同，对很多外教是个挑战。杨熹说：“外教的劳动合同，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还是应该在签字之前看过，而且要看中英文版，不要只看一个版本。劳动者可能自认为这一版是我的劳动合同，结果最后发现，不是这个版本。原来自己所认可的劳动条款，不是真正可以被执行和具有执行力的。”
杨熹说，在奖金发放等问题上，外教的期待有时与现实大相径庭，于是产生纠纷，原因处在合同上。还有用人单位强加所谓“标准合同”、“标准格式”，不愿因人而异地对合同进行修改。杨熹说，其实任何合同都是可以双方协商的。
该律所的丹·哈里斯律师曾撰文，呼吁人们宁可去越南、泰国、捷克等国任教，“也不要去中国教书”。文中提出外教在签证、劳动合同、医疗与房东纠纷、自我办学等诸多方面经常陷入困境，受骗、被剥削的情况。有的外教中介佣金高达50%。
英语热或降温？
中国科学报2019年7月说，中国约有三亿多人在学英语，一个孩子10年有近五分之一时间花在学习英语上。全国学生一年英语必修课耗资1637.8亿元，学英语消耗掉的钱至少能投资修建0.8个三峡大坝，发射204个神舟航天飞船。
中国的外教市场是否会有所萎缩？杨熹律师表示，可能性有，不过还没有实际数据支持这种感觉。她说：“我们现在遇到一些外籍员工，他们都不想去中国。他们可能认为在中国的机会很好，但是都不想去。” 她表示，旅行禁令极大限制前往中国。
美中关系急剧冷却，主要英语国家普遍与中国矛盾公开化，中国的国际交流空间压缩，英语的使用率自然下降，而且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很难预测。有人联想起上世纪60年年中苏决裂后，很多人学的俄语荒废了。
秦伟平说：“我相信，可以看到未来不要学英语的声音。本来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学英语的越来越多，高考中是重要的一门，我都听到有声音说，未来把英语从高考中取消，未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是改革开放，需要要一个开放的世界，跟外界打交道，进行商业和文化交流，如果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搞僵了，越来越脱钩，闭关锁国，英文就不那么需要了。”
展江教授则说：“暂时会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有的孩子学了出不去，有的孩子要回来但回不来，加上总体关系比较紧张，很多因素吧，疫情、中美关系等等。但是长期不会根本改变，中国人主要学的是英语，不是其他语言，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北京学生家长黎平说：“经济条件许可的中产阶级还是会投资学英语，肯定还是希望出去，因为美国的教育还是最发达的，发达国家的教育与中国还是不一样，有钱还是要投资教育。”
他还说，只要不与政治沾边，不学习敏感专业，为了能够最终出去，还是要投资学英语。另外，会了英语前往其他国家，包括非英语国家深造、就业、定居也是可以的，状且中国的这种对外政策和国际环境，说不定哪天也会改变。
近日，中国“长颈鹿美语教学机构”在江苏省外教招聘会上打出如下中介悬赏金：“非母语8000元，母语12000元整”，该机构在河北的悬赏金则高达130,000元，可见外教在中国依然还是香饽饽。
资料照：5到7岁的中国儿童在上海迪士尼英语学习中心上英文课。（2010年7月27日）
中国近日公布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新规，强化对他们的政治要求。中国同主要英语国家关系恶化等因素，正在给三亿中国人学英语热降温。
“特定义务”
中国教育部7月21日出台《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的“特定义务”说，“外籍教师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遵守中国的公序良俗和教师职业道德，遵守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所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内容，应当符合中国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基本要求，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荣誉和社会公共利益”。
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说，语言教师需要很多特质，问题是一些外国人不仅英语差，而且不具备在华任教“气质”，现在是“清除他们的最佳时机”。光明日报说，2017年中国从事教育行业的外国人40多万，合法外教数量仅占1/3。
路透社报道这一新法规时说，中国要求所有外国人政治上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其中包括必须参加“思想政治学习培训”，接受当局检查跟踪，有损中国尊严的言行将受到惩罚，等等。
法新社说，新规要求对外教进行20小时培训，内容涉及中国宪法、教师职业操守等，因为外籍教师的涉毒、性骚扰案、非法传教现象影响很大。新法规强调，违者应该被解职，案件同时报送有关当局。
设在英国的“国际学生新闻”（ISN）说，目前中国约有五十万外籍教师，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外语热期间来华，靠教英语为生，受雇公立或私立学校、语言培训中心、国际学校，其中相当多的人提供家教，自己办学。
“想留中国，留心言行”
旅美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外教受到一定的限制，跟中美关系以及当前意识形态的状况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可能考虑到，英文世界有很多自由的思想和普世价值观的东西，政府提防颜色革命可以通过英文得到渗透，进行和平演变，而用中文则可以更好地实现对这个国家的管控，对民众思想的控制，以此维持这个政权的长治久安。”
路透社援引曾在中国工作六年的澳大利亚籍教师尼克·贝克的话说，地方当局已开始监视外教，告诉他们课上不得讨论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他所在大学要求向校方提交授课细节，使用国外课本要特批，总之“想留中国，留心言行”。
很多在华外教反映，当局要求避免课上讨论敏感禁忌议题，例如，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台湾地位、大规模监禁新疆维族人等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谈到在华外教状况时说：“民间外教的数量特别大，外教受聘，包括一些在中国的留学生的资质问题等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么多年过来了，情况还比较好，因为这符合中国人开放学习外语的需要，问题是次要的；外教在中国从事他们的工作，中国人欢迎，特别是城市人群，包括中等城市。大学里面的和中学的外教已经存在多年，制度没有太大的问题。”
权益保障薄弱
在华外教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同时，他们在签证、劳动合同、医疗、与房东关系等方面的保障似乎比较薄弱。
杨熹（Grace Yang）是西雅图“哈里斯-布里肯国际律师事务所”（Harris Bricken）高级律师，侧重国际商法和中国法律。她对美国之音说，外教到中国受聘教书，其实风险挺大。外教收入并不多，陷入劳动合同纠纷后，往往请不起律师打官司，或者请不到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律师，自身权益因此得不到保障。
签订措辞严密的劳动合同，对很多外教是个挑战。杨熹说：“外教的劳动合同，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还是应该在签字之前看过，而且要看中英文版，不要只看一个版本。劳动者可能自认为这一版是我的劳动合同，结果最后发现，不是这个版本。原来自己所认可的劳动条款，不是真正可以被执行和具有执行力的。”
杨熹说，在奖金发放等问题上，外教的期待有时与现实大相径庭，于是产生纠纷，原因处在合同上。还有用人单位强加所谓“标准合同”、“标准格式”，不愿因人而异地对合同进行修改。杨熹说，其实任何合同都是可以双方协商的。
该律所的丹·哈里斯律师曾撰文，呼吁人们宁可去越南、泰国、捷克等国任教，“也不要去中国教书”。文中提出外教在签证、劳动合同、医疗与房东纠纷、自我办学等诸多方面经常陷入困境，受骗、被剥削的情况。有的外教中介佣金高达50%。
英语热或降温？
中国科学报2019年7月说，中国约有三亿多人在学英语，一个孩子10年有近五分之一时间花在学习英语上。全国学生一年英语必修课耗资1637.8亿元，学英语消耗掉的钱至少能投资修建0.8个三峡大坝，发射204个神舟航天飞船。
中国的外教市场是否会有所萎缩？杨熹律师表示，可能性有，不过还没有实际数据支持这种感觉。她说：“我们现在遇到一些外籍员工，他们都不想去中国。他们可能认为在中国的机会很好，但是都不想去。” 她表示，旅行禁令极大限制前往中国。
美中关系急剧冷却，主要英语国家普遍与中国矛盾公开化，中国的国际交流空间压缩，英语的使用率自然下降，而且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很难预测。有人联想起上世纪60年年中苏决裂后，很多人学的俄语荒废了。
秦伟平说：“我相信，可以看到未来不要学英语的声音。本来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学英语的越来越多，高考中是重要的一门，我都听到有声音说，未来把英语从高考中取消，未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是改革开放，需要要一个开放的世界，跟外界打交道，进行商业和文化交流，如果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搞僵了，越来越脱钩，闭关锁国，英文就不那么需要了。”
展江教授则说：“暂时会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有的孩子学了出不去，有的孩子要回来但回不来，加上总体关系比较紧张，很多因素吧，疫情、中美关系等等。但是长期不会根本改变，中国人主要学的是英语，不是其他语言，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北京学生家长黎平说：“经济条件许可的中产阶级还是会投资学英语，肯定还是希望出去，因为美国的教育还是最发达的，发达国家的教育与中国还是不一样，有钱还是要投资教育。”
他还说，只要不与政治沾边，不学习敏感专业，为了能够最终出去，还是要投资学英语。另外，会了英语前往其他国家，包括非英语国家深造、就业、定居也是可以的，状且中国的这种对外政策和国际环境，说不定哪天也会改变。
近日，中国“长颈鹿美语教学机构”在江苏省外教招聘会上打出如下中介悬赏金：“非母语8000元，母语12000元整”，该机构在河北的悬赏金则高达130,000元，可见外教在中国依然还是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