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1日上午10时，蔡洋走出陕西省商州监狱。2012年，西安爆发了一场反日运动，手持U型锁冲在前线的民工蔡洋，把开日系车的李建利打成四级伤残，他也因此被判10年。原本并没有交集的两家人，被那把U型锁改变了命运轨道。
右臂做完，再换右腿，左臂，左腿。无法靠自身牵动的肌肉，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让它保持基本的弹性和力量。
这是西安市中心医院康复中心，李建利在接受每天一次的康复治疗。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近9年。
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中，开着白色丰田的李建利，被务工青年蔡洋用一把U型钢锁砸穿头顶，导致严重的开放性颅脑骨折。半个多月后，蔡洋在南阳老家被警方带走，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此后9年，两个家庭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艰辛与破碎。李建利失去了流利的行动和语言能力，绝大部分时间和妻子住在医院，只有周末才能回家。蔡洋的父母离开家乡，守林为生，几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时间于别人是如水淌过，到了他们这里，变成挟带着碎石和泥沙的浊流，每推进一步，都缓慢而疼痛。
今天，两个家庭破碎的回响变得微弱，却又无法抹去。
李建利躺在理疗床上，右臂上贴满连着电极的白色圆片。这是电磁疗，康复治疗的第一项。
康复中心在医院门诊部五楼，妻子王菊玲扶着李建利走进来时，不少医生、护士、保洁员都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住久了，都认识了”。
李建利受伤后，夫妻俩就住进了这里，每天从后院的住院部到康复中心来治疗，已经快9年了。十来天前，医院通知他们，说病房要装修，暂时不能住。王菊玲带着李建利回了家，每早从家里来医院。
李建利60岁了，花白的头发稀疏，外出时总戴一顶帽子，遮住头上那道6寸来长的伤疤。伤疤上长不出头发，洗澡时也不能触碰。大约因为左脑受伤的缘故，他的面容有一种微妙的不协调感。不说话也不笑的时候，神情有些呆滞。
他走路习惯先迈右腿，着好力，左腿再跟上去。受伤后，李建利的右侧身体偏瘫，只能勉强行走。原本先迈左腿会稳当一些，但妻子说：“他老感觉害怕，老是先用那个（右腿）”。在平地上还好，遇到稍有坡度的路就容易摔跤。
除了妻子，李建利谢绝他人的搀扶，勉力维持着自尊。他从前爱说笑，多年病痛下仍然保留着几分诙谐。此时他含着笑注目给自己按摩的医生，年轻的男医生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别这么看着我”。李建利又转头说一个长期给自己治疗的女医生：“比我女子（方言，意为女儿）还亲”！
王菊玲也忍不住笑了：“你有女子么”？老两口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
李建利说话还算清晰，但只限于简短的句子。王菊玲说，当年那一砸差一点就伤到了他的语言神经，刚做完手术时，李建利不会说话，医生让他读报、说话、跟人交流，一个字一个字说。“现在可以这样说话，但中间要打绊子（方言，意为磕绊）”；“有时候跟你说话，那那那的，越急他越说不出来”。
按摩完右半侧身体，李建利自己挪到理疗床的另一边，准备按摩左侧。“你看在（理疗床）上边活动好得很，自如得很，在家起个床都难得很”，王菊玲说。
能维持今天的身体状态，是多年坚持治疗的结果。王菊玲记得，出事后不久，她带丈夫去过成都华西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能保持你现在的状况就已经非常好，随着年龄增大，以后的发展就是抽风、癫痫、大小便失禁”。
得益于系统的治疗、康复训练和锻炼，这些年来，李建利的身体情况尚算不错。右侧身体没有出现严重的变形、萎缩，行走的姿态也没有重度畸形。
但医生当年的预言正在渐渐开始发生，“抽过一两次风”。前些天，儿子开车带李建利夫妇到郊外扫墓、踏青，一家人聚餐。李建利高兴，喝了两瓶饮料，当场就大便失禁了。王菊玲担心，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现在出门做康复，只要丈夫早上没有大解，她都要随身带上卫生纸、塑料袋等物品。
在医院长住的氛围也并非总是康复中心现场的温暖。王菊玲说，一开始，他们在医院住的是单人间，她可以在陪床上休息。后来医院说病人多了，加了一个人，她只能买简易折叠床，晚上支起来睡。再后来，病房里又加了人，变成了三人间，折叠床经常没地方支，王菊玲只好挤在李建利的病床上。
每逢变天，李建利的右半身就会酸痛，因为不常活动，右腋下时常会发炎、化脓。最近，医院把他常用的药膏等药品停了。王菊玲去找了院方，“人家说你别管，我给你联系，到现在也没有”。
“（医院）就是想让我们走”，王菊玲觉得。
“欠了医院158万”，理疗床上的李建利说。
王菊玲说，前段时间，中心医院以欠款为由把他们告上了法院。接到调解电话后，王菊玲去找了政法委，之后事情不了了之。
王菊玲希望，有关方面除了承担医疗费，还能赔付一笔“够他（李建利）这一生用”的钱。“再过几年得请人护理了，我都护理不了，没那个力气了”；“像他这个（情况），一天没有150到170（的护理费）人家不来。我们这日常开销，还有日常看病，说我要得多，你们可以算”。当年得到的那笔52万元的赔付款，难以支撑起李建利的漫长余生。
李建利做完了理疗，从床上坐起来，一屋子的人看着他慢慢伸脚，穿鞋。“我穿的是耐克，耐克品牌，中国制造”，顿了顿，他接着说：“理性爱国”！
从中心医院回李建利家，有八九站的路程，需要转一趟公交车。
上车对于李建利来说是麻烦事。车门狭窄，王菊玲没办法扶他，他只能用左臂抓住栏杆，一点点往上挣。通常是王菊玲先上车，看着丈夫进入车厢后就赶快去占座位，等丈夫挪过来坐下，她再去刷卡。
过马路牙子上下坎是另一重困难，稍有不慎会出意外。前几天，老两口在家附近下了车，因为当天家里要来客人，王菊玲急着去买菜，嘱咐李建利自己慢慢走回家。刚买好菜就接到丈夫的电话，说自己摔倒了。“吓得我把菜一扔赶快去，旁边站了三个人，我说这里有人你为啥不叫？他说人家刚才不扶我”。李建利记得，当时他向身旁的两个女子求助，年轻的那个想扶他，被年老的阻止了，“她说不能扶，打120”。
王菊玲一个人扶不起丈夫，她请旁边的一个男子帮忙，两人一起把李建利扶了起来。之前，李建利在家里摔倒，王菊玲只能把他拖到柜子旁边，让他顶着柜子借力，自己同时用劲往上抱，才能让李建利站起来。
这次在外面摔倒后，王菊玲就再也不敢让李建利独自在外行走了。碰到下雨天，只能呆着家里，当天的康复治疗就做不了。
路上驶过一辆漂亮的蓝色小车，王菊玲问丈夫：“这车多少钱”？
李建利看了看：“20多万吧”。
王菊玲咂舌：“这么贵，我还想着10来万，那咱也买一辆”。
李建利夫妇年轻时都开过出租车。王菊玲至今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当司机时的一张照片，年轻的她剪着利落的短发，坐在“星光汽车队”出租车的驾驶座上，脸庞靓丽，眼睛明亮，“那时候上座率高得很”。她回忆起来，神情疲惫的脸上有了光。
后来他们做起了二手车生意，置下了车、房，儿子也准备结婚了。出事那天，他们本是开车带着儿子和准儿媳去看装修新房的材料的。
那辆白色丰田后来给了儿子，两个和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再也不愿意碰车了。
家在六楼，到了门口，李建利伸出左手验指纹。为了方便他，家里特地换了指纹锁。他的右手手指紧紧蜷缩在一起，无法伸张。
客厅光线不够充足，暗红色沙发和墙上的挂钟都有了年头，角落里堆放着成箱的康复用具。一个小小的玩具帐篷立在窗边，是为孙子孙女来玩准备的。
几年前王菊玲接受采访，曾说“唯一能让人高兴一点的事情就是每个礼拜能见见孙子”，李建利也同样如此。但近来孙子孙女大了，周末都被课外辅导班填满，他很少能见到孩子们。
回到家的李建利很少说话，即使妻子提醒他和来访者聊聊天，他也不愿意开口，只专注地刷着手机。“看抖音上的康复视频”，能做的就跟着做一做。他还喜欢刷网络挣积分，换礼品，“就是小东西，洗发精，洗衣液，卫生纸，成箱成箱给你买”，这是他唯一能帮妻子分担的家事。
多年操劳下来，王菊玲有了心脏病、高血压，还有了抑郁的苗头。本地媒体人江雪一直和老两口保持着联系，前段时间她给王菊玲打电话聊了聊，感觉王菊玲“说话比过去更急切了”。王菊玲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有没有急躁？我说有，急得想杀人，也不由自己，什么不顺心，马上火就上来了”。
回到家，王菊玲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些，取出旧照片给来访者看。出事前夫妻俩喜欢旅游，香港、澳门、桂林、成都、海南都去过，还说好以后出国玩。受伤后只能呆在医院，“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不行了，心情能好吗”。
2019年，为了圆李建利的出国梦，也为了让王菊玲散散心，老两口和王菊玲的同事们一起，报团去了趟泰国。
回忆起三年前的这趟旅行，王菊玲至今还神采飞扬。她说两个导游特别好，一路照顾李建利：“出海时船员不让我们上船，说他（李建利）这样子不行，导游说有事我负责，叫四个船员抬着他（上船）。”
他们在沙滩上散步，李建利走不稳，右脚外翻得厉害，“我说要不然你歇会儿？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咬着牙走”，“回来后高兴得啊”。
王菊玲把旅游的照片和视频发到朋友圈，“好多人点赞，跟我说要加油”，她“感动得很”，也“难受得很”。
这难得的奢侈，本该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杨水兰说不出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只知道是在河南信阳市息县，离老家有近三百公里。
儿子蔡洋被警察带走后几年，杨水兰和丈夫蔡作林离开家乡南阳市张庄，到120公里外的淅川给人看林为生。后来又迁到现在所在的地方，还是看林子。
杨水兰66岁了，蔡作林71岁，“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蔡作林的腿从前受过伤，右腿膝盖处骨质增生，随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现在经常疼，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他有新农合的医保，但在异地用麻烦，也“怕花钱”，就自己到小药店买点常用药。
但他还得坚持着。除了看护树林，他们还得在林地边沿种玉米、蔬菜，老两口的口粮大半由此而来。不足的，得走上半小时去最近的商店买，至于肉，只有孩子们偶尔来探望时给他们带一点。
这几年杨水兰的心脏不好，感觉不舒服时就吃点药。药多是让女儿帮忙在网上买，“网上便宜”。医生让她不要生气，她做不到，“生气的事情多得很，家庭的事，心情就是烦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住的是原先的看林人留下的瓦房，漏雨，“一下大雨就害怕”。蔡作林和杨水兰在天花板下钉了篷布，雨不大时能兜住水，但还是担心，“怕瓦房塌了”。跟老板提过想让把房子修一修，“说了也白说”。雨实在大了，他们就想办法到附近认识的人家里借住两天。杨水兰说：“我们在这儿时间也长了，都认识，也有好人”。
看了三四年林子，说好每月一千多元，一年一结，这是老两口唯一的经济来源。结果只有第一年给了，后来“树卖不出去就发不下来（工资）”。但两人还是选择在这里守着，“老了，别的活也干不动了”；“到时候他总要给，我想他不会不给我的”。
蔡洋还没有出狱，当年的灾难已经过去了9年。
它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两个家庭，也许永远也无法散去。
编者按：4月1日上午10时，蔡洋走出陕西省商州监狱。2012年，西安爆发了一场反日运动，手持U型锁冲在前线的民工蔡洋，把开日系车的李建利打成四级伤残，他也因此被判10年。原本并没有交集的两家人，被那把U型锁改变了命运轨道。
右臂做完，再换右腿，左臂，左腿。无法靠自身牵动的肌肉，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让它保持基本的弹性和力量。
这是西安市中心医院康复中心，李建利在接受每天一次的康复治疗。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近9年。
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中，开着白色丰田的李建利，被务工青年蔡洋用一把U型钢锁砸穿头顶，导致严重的开放性颅脑骨折。半个多月后，蔡洋在南阳老家被警方带走，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此后9年，两个家庭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艰辛与破碎。李建利失去了流利的行动和语言能力，绝大部分时间和妻子住在医院，只有周末才能回家。蔡洋的父母离开家乡，守林为生，几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时间于别人是如水淌过，到了他们这里，变成挟带着碎石和泥沙的浊流，每推进一步，都缓慢而疼痛。
今天，两个家庭破碎的回响变得微弱，却又无法抹去。
李建利躺在理疗床上，右臂上贴满连着电极的白色圆片。这是电磁疗，康复治疗的第一项。
康复中心在医院门诊部五楼，妻子王菊玲扶着李建利走进来时，不少医生、护士、保洁员都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住久了，都认识了”。
李建利受伤后，夫妻俩就住进了这里，每天从后院的住院部到康复中心来治疗，已经快9年了。十来天前，医院通知他们，说病房要装修，暂时不能住。王菊玲带着李建利回了家，每早从家里来医院。
李建利60岁了，花白的头发稀疏，外出时总戴一顶帽子，遮住头上那道6寸来长的伤疤。伤疤上长不出头发，洗澡时也不能触碰。大约因为左脑受伤的缘故，他的面容有一种微妙的不协调感。不说话也不笑的时候，神情有些呆滞。
他走路习惯先迈右腿，着好力，左腿再跟上去。受伤后，李建利的右侧身体偏瘫，只能勉强行走。原本先迈左腿会稳当一些，但妻子说：“他老感觉害怕，老是先用那个（右腿）”。在平地上还好，遇到稍有坡度的路就容易摔跤。
除了妻子，李建利谢绝他人的搀扶，勉力维持着自尊。他从前爱说笑，多年病痛下仍然保留着几分诙谐。此时他含着笑注目给自己按摩的医生，年轻的男医生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别这么看着我”。李建利又转头说一个长期给自己治疗的女医生：“比我女子（方言，意为女儿）还亲”！
王菊玲也忍不住笑了：“你有女子么”？老两口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
李建利说话还算清晰，但只限于简短的句子。王菊玲说，当年那一砸差一点就伤到了他的语言神经，刚做完手术时，李建利不会说话，医生让他读报、说话、跟人交流，一个字一个字说。“现在可以这样说话，但中间要打绊子（方言，意为磕绊）”；“有时候跟你说话，那那那的，越急他越说不出来”。
按摩完右半侧身体，李建利自己挪到理疗床的另一边，准备按摩左侧。“你看在（理疗床）上边活动好得很，自如得很，在家起个床都难得很”，王菊玲说。
能维持今天的身体状态，是多年坚持治疗的结果。王菊玲记得，出事后不久，她带丈夫去过成都华西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能保持你现在的状况就已经非常好，随着年龄增大，以后的发展就是抽风、癫痫、大小便失禁”。
得益于系统的治疗、康复训练和锻炼，这些年来，李建利的身体情况尚算不错。右侧身体没有出现严重的变形、萎缩，行走的姿态也没有重度畸形。
但医生当年的预言正在渐渐开始发生，“抽过一两次风”。前些天，儿子开车带李建利夫妇到郊外扫墓、踏青，一家人聚餐。李建利高兴，喝了两瓶饮料，当场就大便失禁了。王菊玲担心，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现在出门做康复，只要丈夫早上没有大解，她都要随身带上卫生纸、塑料袋等物品。
在医院长住的氛围也并非总是康复中心现场的温暖。王菊玲说，一开始，他们在医院住的是单人间，她可以在陪床上休息。后来医院说病人多了，加了一个人，她只能买简易折叠床，晚上支起来睡。再后来，病房里又加了人，变成了三人间，折叠床经常没地方支，王菊玲只好挤在李建利的病床上。
每逢变天，李建利的右半身就会酸痛，因为不常活动，右腋下时常会发炎、化脓。最近，医院把他常用的药膏等药品停了。王菊玲去找了院方，“人家说你别管，我给你联系，到现在也没有”。
“（医院）就是想让我们走”，王菊玲觉得。
“欠了医院158万”，理疗床上的李建利说。
王菊玲说，前段时间，中心医院以欠款为由把他们告上了法院。接到调解电话后，王菊玲去找了政法委，之后事情不了了之。
王菊玲希望，有关方面除了承担医疗费，还能赔付一笔“够他（李建利）这一生用”的钱。“再过几年得请人护理了，我都护理不了，没那个力气了”；“像他这个（情况），一天没有150到170（的护理费）人家不来。我们这日常开销，还有日常看病，说我要得多，你们可以算”。当年得到的那笔52万元的赔付款，难以支撑起李建利的漫长余生。
李建利做完了理疗，从床上坐起来，一屋子的人看着他慢慢伸脚，穿鞋。“我穿的是耐克，耐克品牌，中国制造”，顿了顿，他接着说：“理性爱国”！
从中心医院回李建利家，有八九站的路程，需要转一趟公交车。
上车对于李建利来说是麻烦事。车门狭窄，王菊玲没办法扶他，他只能用左臂抓住栏杆，一点点往上挣。通常是王菊玲先上车，看着丈夫进入车厢后就赶快去占座位，等丈夫挪过来坐下，她再去刷卡。
过马路牙子上下坎是另一重困难，稍有不慎会出意外。前几天，老两口在家附近下了车，因为当天家里要来客人，王菊玲急着去买菜，嘱咐李建利自己慢慢走回家。刚买好菜就接到丈夫的电话，说自己摔倒了。“吓得我把菜一扔赶快去，旁边站了三个人，我说这里有人你为啥不叫？他说人家刚才不扶我”。李建利记得，当时他向身旁的两个女子求助，年轻的那个想扶他，被年老的阻止了，“她说不能扶，打120”。
王菊玲一个人扶不起丈夫，她请旁边的一个男子帮忙，两人一起把李建利扶了起来。之前，李建利在家里摔倒，王菊玲只能把他拖到柜子旁边，让他顶着柜子借力，自己同时用劲往上抱，才能让李建利站起来。
这次在外面摔倒后，王菊玲就再也不敢让李建利独自在外行走了。碰到下雨天，只能呆着家里，当天的康复治疗就做不了。
路上驶过一辆漂亮的蓝色小车，王菊玲问丈夫：“这车多少钱”？
李建利看了看：“20多万吧”。
王菊玲咂舌：“这么贵，我还想着10来万，那咱也买一辆”。
李建利夫妇年轻时都开过出租车。王菊玲至今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当司机时的一张照片，年轻的她剪着利落的短发，坐在“星光汽车队”出租车的驾驶座上，脸庞靓丽，眼睛明亮，“那时候上座率高得很”。她回忆起来，神情疲惫的脸上有了光。
后来他们做起了二手车生意，置下了车、房，儿子也准备结婚了。出事那天，他们本是开车带着儿子和准儿媳去看装修新房的材料的。
那辆白色丰田后来给了儿子，两个和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再也不愿意碰车了。
家在六楼，到了门口，李建利伸出左手验指纹。为了方便他，家里特地换了指纹锁。他的右手手指紧紧蜷缩在一起，无法伸张。
客厅光线不够充足，暗红色沙发和墙上的挂钟都有了年头，角落里堆放着成箱的康复用具。一个小小的玩具帐篷立在窗边，是为孙子孙女来玩准备的。
几年前王菊玲接受采访，曾说“唯一能让人高兴一点的事情就是每个礼拜能见见孙子”，李建利也同样如此。但近来孙子孙女大了，周末都被课外辅导班填满，他很少能见到孩子们。
回到家的李建利很少说话，即使妻子提醒他和来访者聊聊天，他也不愿意开口，只专注地刷着手机。“看抖音上的康复视频”，能做的就跟着做一做。他还喜欢刷网络挣积分，换礼品，“就是小东西，洗发精，洗衣液，卫生纸，成箱成箱给你买”，这是他唯一能帮妻子分担的家事。
多年操劳下来，王菊玲有了心脏病、高血压，还有了抑郁的苗头。本地媒体人江雪一直和老两口保持着联系，前段时间她给王菊玲打电话聊了聊，感觉王菊玲“说话比过去更急切了”。王菊玲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有没有急躁？我说有，急得想杀人，也不由自己，什么不顺心，马上火就上来了”。
回到家，王菊玲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些，取出旧照片给来访者看。出事前夫妻俩喜欢旅游，香港、澳门、桂林、成都、海南都去过，还说好以后出国玩。受伤后只能呆在医院，“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不行了，心情能好吗”。
2019年，为了圆李建利的出国梦，也为了让王菊玲散散心，老两口和王菊玲的同事们一起，报团去了趟泰国。
回忆起三年前的这趟旅行，王菊玲至今还神采飞扬。她说两个导游特别好，一路照顾李建利：“出海时船员不让我们上船，说他（李建利）这样子不行，导游说有事我负责，叫四个船员抬着他（上船）。”
他们在沙滩上散步，李建利走不稳，右脚外翻得厉害，“我说要不然你歇会儿？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咬着牙走”，“回来后高兴得啊”。
王菊玲把旅游的照片和视频发到朋友圈，“好多人点赞，跟我说要加油”，她“感动得很”，也“难受得很”。
这难得的奢侈，本该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杨水兰说不出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只知道是在河南信阳市息县，离老家有近三百公里。
儿子蔡洋被警察带走后几年，杨水兰和丈夫蔡作林离开家乡南阳市张庄，到120公里外的淅川给人看林为生。后来又迁到现在所在的地方，还是看林子。
杨水兰66岁了，蔡作林71岁，“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蔡作林的腿从前受过伤，右腿膝盖处骨质增生，随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现在经常疼，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他有新农合的医保，但在异地用麻烦，也“怕花钱”，就自己到小药店买点常用药。
但他还得坚持着。除了看护树林，他们还得在林地边沿种玉米、蔬菜，老两口的口粮大半由此而来。不足的，得走上半小时去最近的商店买，至于肉，只有孩子们偶尔来探望时给他们带一点。
这几年杨水兰的心脏不好，感觉不舒服时就吃点药。药多是让女儿帮忙在网上买，“网上便宜”。医生让她不要生气，她做不到，“生气的事情多得很，家庭的事，心情就是烦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住的是原先的看林人留下的瓦房，漏雨，“一下大雨就害怕”。蔡作林和杨水兰在天花板下钉了篷布，雨不大时能兜住水，但还是担心，“怕瓦房塌了”。跟老板提过想让把房子修一修，“说了也白说”。雨实在大了，他们就想办法到附近认识的人家里借住两天。杨水兰说：“我们在这儿时间也长了，都认识，也有好人”。
看了三四年林子，说好每月一千多元，一年一结，这是老两口唯一的经济来源。结果只有第一年给了，后来“树卖不出去就发不下来（工资）”。但两人还是选择在这里守着，“老了，别的活也干不动了”；“到时候他总要给，我想他不会不给我的”。
蔡洋还没有出狱，当年的灾难已经过去了9年。
它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两个家庭，也许永远也无法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