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讲话。(2019年3月23日)
台北 — 美国智能手机大厂苹果(Apple)传出已加速在越南和印度等国增设产线，引发各界关注外资供应链“去中化”的发展。观察人士说，苹果带头出走中国，未来恐引发骨牌效应，其中，印度的劳力成本低廉等有利因素，具有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下一个制造工厂的潜力，不过，印度的人才、基础建设和供应链等整体制造环境的成本优化将是这波供应链“去中化”趋势能否成功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清零封控措施导致供应链断链，已催化外资检讨生产过度集中中国的风险，并加速产线“去中化”的布局。
根据美媒《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称，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速在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建立产线，“特别是印度和越南”两国，以降低对富士康(Foxconn)郑州厂的过度依赖。
中国河南郑州富士康苹果代工厂的工人举行抗议。（2022年11月23日）
报道称，台商富士康位于河南省的郑州厂现有高达30万名员工，自成一座iPhone城，不过，该厂11月底因防疫措施和工资争议所引发的员工暴力抗议和动荡催化苹果认知到供应链过度集中中国的风险。
该文引述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统计称，富士康郑州厂一度占苹果85%的iPhone组装产能，不过，据位于香港的天风国际证券分西师郭明錤预估，员工风波重创郑州厂的产能利用率，使得苹果iPhone第四季的总出货量减少20%，比预期少了近2000万台，这让不少美国客户的圣诞节iPhone订单都不得不延迟出货。
郭明錤还说，为分散风险，苹果打算将印度的产量由现行的个位数占比，最终拉高至40-45%。
苹果带头出走中国恐引发骨牌效应
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产业专家表示，随着中国的制造成本渐增，苹果等外资近年已逐渐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布局多元化产线，以强化供应链韧性。
但此次苹果带头在越南、印度两国扩建新产线，加速供应链的“去中化”，其中，印度是中国以外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若打造出完整的供应链，并达到成本最优化，恐带动其他外资仿效，引发未来出走中国的骨牌效应。
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Stephen Ezell）
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Stephen Ezel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制造环境渐失吸引力，是产线外移的导火线。
埃泽尔说:“此发展凸显了一个演变趋势，那就是，包括苹果在内的许多公司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环境，不只是新冠疫情。当我们检视科技智财权的窃取、对中国境内公司的网攻、中国政府繁琐的数据流通限制，对制造商而言，这都是一些让中国越来越不具吸引力的因素。我认为，苹果带有领头羊的效果，恐带动不少全球高科技制造移出中国。”
苹果已将iPad的部分产线移往越南，并在印度小量生产最新的iPhone14。埃泽尔说，未来印度制iPhone不仅要供应印度市场，也可能外销到其他市场，这是很关键的转变。他引述摩根大通(JP Morgan)的分析称，2025年前，25%的iPhone14可望在印度制造，至于其他分析师则预测，2030年前，印度制iPhone的总占比可能高达35%-40%。
埃泽尔还说，美中贸易大战后，加剧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也是从汽车、手机到资讯通讯等大厂考虑移出中国的众多因素之一。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
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进一步表示，中国的封控措施是近期压垮外资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邱达生说：“中国清零措施其实让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外资都做分散风险的布局，以免产生断链的冲击。虽然说中国即将要恢复产能运作，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过去这些外资的经验就是，常常遇到一些朝令夕改的情况比较难以掌握，因此，基于分散风险，苹果才加速把产线外移。”
东南亚国家中，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曾被外资青睐，不过，印度基于劳力人口、腹地广大价廉等优势，是下一个最被看好的制造基地。
印度可能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邱达生说：“印度的劳动力还是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它还是一个具备人口红利的国家，再加上它的平均工资跟所得，目前只有中国大陆的5分之一而已。所以说，真的非常适合长期布局。不但苹果看到这个趋势，其实有很多跨国企业也觉得，印度可能就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位于美国的全球科技政策主管特廖洛(Paul Triolo)
不过，位于华盛顿的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中国区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Paul Triolo)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苹果和其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当初选择在河南郑州设厂，除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训练有素的工人、土地、基础建设到位，再加上周边供应链完整，使得中国制造数十年来兼具效率和成本优势，这样高度优化的制程和量能，很难在他国复制。
他说，他才刚从印度考察回来，印度政府非常积极吸引外资。总体而言，印度确有软体人才和教育系统的优势，也有全球近两成的芯片设计市占，但制造业的人才需求不同，印度目前在港口、运输和高铁等的基础建设不足，也欠缺完整的手机周边元件供应链，再加上，政策支持力道和管理文化的差异，都可能让苹果和富士康在印度新设的产线面临严峻挑战。
特廖洛同意，自上海4月封城以来，苹果等外资不再对中国政府在防疫上的治理能力具有信心，因此，开始积极面对现实，寻求替代中国的产线。不过，复制中国的制造量能和效率不容易，现在苹果等企业的高管除了在盘算要从中国移出多少产线外，最头痛的可能是如何将印度等地的制造成本压到最低。
印度的成本优化将是成败关键
特廖洛说：“最关键的是制造规模，如何量产以降低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挑战。印度可能是苹果联手富士康正在规划量产的重大基地。就员工数而言，富士康未来两年将在印度招募5万人，总员工数上看7万人。”
印度就算做到7万人的规模还是差了富士康郑州厂30万人的规模一大截。而且他说，苹果可能不全然出走中国，因为除了中国以外的潜在生产基地，富士康据传也考虑在中国境内扩产，例如在山西省的太原厂扩大投资，以弥补郑州厂的产能缺口。
埃泽尔也说，印度若能建立具成本竞争力的供应链生态圈和专业人才池，长期而言，可挑战中国的制造地位，也不会永远屈居中国以外的次要制造基地。
埃泽尔说：“制造(供应链)生态圈是主要增加成本的关键，不只是要(追求)低廉的劳力成本。所以，印度面临多重挑战。首先，建立一个制造成本低廉的当地供应链，同时也要确保，印度具有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的劳工，可以制造非常精密的iPad或智能手机。”
除了制造面的挑战，邱达生说，印度各政府的协调能力，种姓的阶级制度让管理阶层和低阶员工的磨合不易，除非进行根本改革，否则也可能构成外资入驻后，其西方式管理风格的障碍。
邱达生说：“印度的中央跟地方、或不同的单位各自为政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的军方，就是说，他们的协调整合的能力似乎是比较不足。除了他的上下游、纵向跟横向的协调力之外，还有它的种姓制度。也就是说，印度现在影响它还不能取代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人治的部分。印度如果将来想要提升它在国际经济的位阶的话，必需进行一些根本的改革。
供应链“去中化”恐重创就业率
位于北京的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资深研究员郭天翔(Arthur Guo)。
位于北京的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资深研究员郭天翔(Arthur Guo)则说，除了富士康，中国的立讯精密据说也在越南和印度招募员工，这样扩增产线的好处是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供应风险，不过，物流系统和基础建设都需耗时建立，有经验的员工和管理阶层也都难找。
至于外资供应链“去中化”的中国经济的影响，郭天翔(Arthur Guo)以书面回覆告诉美国之音:“这对中国经济成长和失业率的冲击将很大。不过，供应链移转的过程会持续一段时间，不是马上一触可及。未来，我们相信，中国还会是苹果重要的生产基地，也会积极找到方法解决目前的（断链）问题。”
《华尔街日报》称，立讯精密和闻泰科技两家中企都在争取苹果的订单，而且为配合苹果分散供应链风险，他们也在海外扩产，中国未来或可能沦为其次要的制造基地。
资料照：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讲话。(2019年3月23日)
台北 — 美国智能手机大厂苹果(Apple)传出已加速在越南和印度等国增设产线，引发各界关注外资供应链“去中化”的发展。观察人士说，苹果带头出走中国，未来恐引发骨牌效应，其中，印度的劳力成本低廉等有利因素，具有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下一个制造工厂的潜力，不过，印度的人才、基础建设和供应链等整体制造环境的成本优化将是这波供应链“去中化”趋势能否成功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清零封控措施导致供应链断链，已催化外资检讨生产过度集中中国的风险，并加速产线“去中化”的布局。
根据美媒《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称，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速在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建立产线，“特别是印度和越南”两国，以降低对富士康(Foxconn)郑州厂的过度依赖。
中国河南郑州富士康苹果代工厂的工人举行抗议。（2022年11月23日）
报道称，台商富士康位于河南省的郑州厂现有高达30万名员工，自成一座iPhone城，不过，该厂11月底因防疫措施和工资争议所引发的员工暴力抗议和动荡催化苹果认知到供应链过度集中中国的风险。
该文引述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统计称，富士康郑州厂一度占苹果85%的iPhone组装产能，不过，据位于香港的天风国际证券分西师郭明錤预估，员工风波重创郑州厂的产能利用率，使得苹果iPhone第四季的总出货量减少20%，比预期少了近2000万台，这让不少美国客户的圣诞节iPhone订单都不得不延迟出货。
郭明錤还说，为分散风险，苹果打算将印度的产量由现行的个位数占比，最终拉高至40-45%。
苹果带头出走中国恐引发骨牌效应
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产业专家表示，随着中国的制造成本渐增，苹果等外资近年已逐渐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布局多元化产线，以强化供应链韧性。
但此次苹果带头在越南、印度两国扩建新产线，加速供应链的“去中化”，其中，印度是中国以外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若打造出完整的供应链，并达到成本最优化，恐带动其他外资仿效，引发未来出走中国的骨牌效应。
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Stephen Ezell）
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Stephen Ezel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制造环境渐失吸引力，是产线外移的导火线。
埃泽尔说:“此发展凸显了一个演变趋势，那就是，包括苹果在内的许多公司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环境，不只是新冠疫情。当我们检视科技智财权的窃取、对中国境内公司的网攻、中国政府繁琐的数据流通限制，对制造商而言，这都是一些让中国越来越不具吸引力的因素。我认为，苹果带有领头羊的效果，恐带动不少全球高科技制造移出中国。”
苹果已将iPad的部分产线移往越南，并在印度小量生产最新的iPhone14。埃泽尔说，未来印度制iPhone不仅要供应印度市场，也可能外销到其他市场，这是很关键的转变。他引述摩根大通(JP Morgan)的分析称，2025年前，25%的iPhone14可望在印度制造，至于其他分析师则预测，2030年前，印度制iPhone的总占比可能高达35%-40%。
埃泽尔还说，美中贸易大战后，加剧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也是从汽车、手机到资讯通讯等大厂考虑移出中国的众多因素之一。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
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进一步表示，中国的封控措施是近期压垮外资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邱达生说：“中国清零措施其实让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外资都做分散风险的布局，以免产生断链的冲击。虽然说中国即将要恢复产能运作，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过去这些外资的经验就是，常常遇到一些朝令夕改的情况比较难以掌握，因此，基于分散风险，苹果才加速把产线外移。”
东南亚国家中，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曾被外资青睐，不过，印度基于劳力人口、腹地广大价廉等优势，是下一个最被看好的制造基地。
印度可能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邱达生说：“印度的劳动力还是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它还是一个具备人口红利的国家，再加上它的平均工资跟所得，目前只有中国大陆的5分之一而已。所以说，真的非常适合长期布局。不但苹果看到这个趋势，其实有很多跨国企业也觉得，印度可能就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位于美国的全球科技政策主管特廖洛(Paul Triolo)
不过，位于华盛顿的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中国区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Paul Triolo)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苹果和其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当初选择在河南郑州设厂，除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训练有素的工人、土地、基础建设到位，再加上周边供应链完整，使得中国制造数十年来兼具效率和成本优势，这样高度优化的制程和量能，很难在他国复制。
他说，他才刚从印度考察回来，印度政府非常积极吸引外资。总体而言，印度确有软体人才和教育系统的优势，也有全球近两成的芯片设计市占，但制造业的人才需求不同，印度目前在港口、运输和高铁等的基础建设不足，也欠缺完整的手机周边元件供应链，再加上，政策支持力道和管理文化的差异，都可能让苹果和富士康在印度新设的产线面临严峻挑战。
特廖洛同意，自上海4月封城以来，苹果等外资不再对中国政府在防疫上的治理能力具有信心，因此，开始积极面对现实，寻求替代中国的产线。不过，复制中国的制造量能和效率不容易，现在苹果等企业的高管除了在盘算要从中国移出多少产线外，最头痛的可能是如何将印度等地的制造成本压到最低。
印度的成本优化将是成败关键
特廖洛说：“最关键的是制造规模，如何量产以降低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挑战。印度可能是苹果联手富士康正在规划量产的重大基地。就员工数而言，富士康未来两年将在印度招募5万人，总员工数上看7万人。”
印度就算做到7万人的规模还是差了富士康郑州厂30万人的规模一大截。而且他说，苹果可能不全然出走中国，因为除了中国以外的潜在生产基地，富士康据传也考虑在中国境内扩产，例如在山西省的太原厂扩大投资，以弥补郑州厂的产能缺口。
埃泽尔也说，印度若能建立具成本竞争力的供应链生态圈和专业人才池，长期而言，可挑战中国的制造地位，也不会永远屈居中国以外的次要制造基地。
埃泽尔说：“制造(供应链)生态圈是主要增加成本的关键，不只是要(追求)低廉的劳力成本。所以，印度面临多重挑战。首先，建立一个制造成本低廉的当地供应链，同时也要确保，印度具有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的劳工，可以制造非常精密的iPad或智能手机。”
除了制造面的挑战，邱达生说，印度各政府的协调能力，种姓的阶级制度让管理阶层和低阶员工的磨合不易，除非进行根本改革，否则也可能构成外资入驻后，其西方式管理风格的障碍。
邱达生说：“印度的中央跟地方、或不同的单位各自为政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的军方，就是说，他们的协调整合的能力似乎是比较不足。除了他的上下游、纵向跟横向的协调力之外，还有它的种姓制度。也就是说，印度现在影响它还不能取代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人治的部分。印度如果将来想要提升它在国际经济的位阶的话，必需进行一些根本的改革。
供应链“去中化”恐重创就业率
位于北京的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资深研究员郭天翔(Arthur Guo)。
位于北京的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资深研究员郭天翔(Arthur Guo)则说，除了富士康，中国的立讯精密据说也在越南和印度招募员工，这样扩增产线的好处是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供应风险，不过，物流系统和基础建设都需耗时建立，有经验的员工和管理阶层也都难找。
至于外资供应链“去中化”的中国经济的影响，郭天翔(Arthur Guo)以书面回覆告诉美国之音:“这对中国经济成长和失业率的冲击将很大。不过，供应链移转的过程会持续一段时间，不是马上一触可及。未来，我们相信，中国还会是苹果重要的生产基地，也会积极找到方法解决目前的（断链）问题。”
《华尔街日报》称，立讯精密和闻泰科技两家中企都在争取苹果的订单，而且为配合苹果分散供应链风险，他们也在海外扩产，中国未来或可能沦为其次要的制造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