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ikTok的命运即将揭晓之际，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网络传染研究所(Network Contagion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简称NCRI)2024年12月30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说，TikTok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因为它显著淡化了与中国相关的负面内容，例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对民主示威者的血腥镇压、新疆维吾尔人受到的迫害等。此外，报告说，用户在TikTok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对中国人权记录的看法就越积极。
这份题为《TikTok的信息操纵及其与美国用户对中国看法的关系》(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on TikTok and its Relation to American Users’ Beliefs about China)的报告主要就三个问题做了研究：第一，是否可以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观察到有利于中共利益的叙事被放大和批评中共的内容被压制；第二，有利于中共利益的叙事被放大和对批评内容的压制，在TikTok上是否比其他平台更为明显；第三，接触到此类内容的用户是否更倾向于支持中国的政策和行动。
美国最高法院将于1月10日就一项要求TikTok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关系的法律召开听证会。
华盛顿 — 美国最高法院将于1月10日(星期五)就短视频应用平台TikTok在美国市场的命运进行辩论。辩论预计会聚焦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与此同时，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发现，TikTok可能通过算法操纵来压制平台上的反中共的内容，影响美国人对中共的看法。
TikTok为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所有。根据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2024年4月签署的联邦法令，TikTok要么在1月19日之前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要么就面对在美国应用商店被下架的命运。
这一禁令定于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职前一天生效。对此TikTok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理由是相关禁令违反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星期五的听证就是关于这项上诉的。
有国安专家指出，TikTok是中共认知战中重要的一环。他们积极收集美国用户数据并且操纵舆论，推进中共战略利益，这些侵犯性行为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TikTok通过算法推进中共宣传？
在TikTok的命运即将揭晓之际，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网络传染研究所(Network Contagion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简称NCRI)2024年12月30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说，TikTok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因为它显著淡化了与中国相关的负面内容，例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对民主示威者的血腥镇压、新疆维吾尔人受到的迫害等。此外，报告说，用户在TikTok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对中国人权记录的看法就越积极。
这份题为《TikTok的信息操纵及其与美国用户对中国看法的关系》(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on TikTok and its Relation to American Users’ Beliefs about China)的报告主要就三个问题做了研究：第一，是否可以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观察到有利于中共利益的叙事被放大和批评中共的内容被压制；第二，有利于中共利益的叙事被放大和对批评内容的压制，在TikTok上是否比其他平台更为明显；第三，接触到此类内容的用户是否更倾向于支持中国的政策和行动。
TikTok上的搜索结果几乎完全颠覆了TikTok用户的参与度指标，该平台产生的亲中共内容与反中共内容的比例(内容比例)远远高于用户参与度的相关比例(即对于亲中共和反中共内容的点赞和评论比例）。（图片来源： 美国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NCRI研究报告截图）
就第一个问题，报告利用在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上新创建的帐户来评估不同平台在亲中共和反中共的叙事方面有何不同，特别是涉及西藏、天安门广场、维吾尔人和新疆的搜索内容。结果显示，批评中国的内容在TikTok上远不如在Instagram和YouTube上那么容易获得。
根据该报告，Instagram 上关于维吾尔人和西藏的内容中分别有84%和31.7%是反中共的，TikTok上类似内容的比例仅约11%和5%；在 YouTube 上搜索“天安门”产生了大于65%对中共持负面态度的内容，而在TikTok上这一比例仅约20%。
第二项研究调查了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上支持和反对中共的内容的流行程度是否与用户参与度的指标(即点赞和评论数量，社交媒体平台通常使用两个指标来放大内容)相符。结果显示，尽管TikTok用户更多地参与反中共内容，但TikTok上亲中共内容的比例过高，这表明背后存在“宣传操纵”。
研究报告写道，“在TikTok上，用户对于反中共内容的点赞或评论几乎是他们对亲中共内容的点赞或评论的四倍，但搜索算法产生的亲中共内容几乎是(反中共内容的)三倍。Instagram 和 YouTube 都没有显示出内容比例与点赞、评论比例之间的这种极端差异。”
报告作者认为，如果TikTok提供的反中共内容(与亲中共相比)相对较少，而用户参与度的统计数据无法为其提供支持，那么TikTok的算法就有可能被用于推进中共的宣传。
报告指出，研究二的结果表明，Instagram和YouTube上亲中共和反中共内容的算法放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考虑”，而“推进中共宣传”在TikTok内容的“算法策划”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两项研究的结果结合起来，强烈表明TikTok压制了反中共内容。”作者写道。
第三项研究则涉及一项针对1214名美国人的调查，评估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的时间以及对中国的看法。结果表明，用户在TikTok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对中国人权记录的评价更为积极，并表示更倾向于将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
美国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NCRI的研究报告显示，在TikTok上花费的时间越多，用户对中国人权记录的评价更为积极，并表示更倾向于将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报告截图）
综合三项研究的结果，报告作者提出了一个明显的可能性，即“TikTok是中共宣传的工具”。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在18至29岁的美国人中，大约39%的人通常在TikTok上获取新闻。
报告作者之一、罗格斯大学新布伦瑞克分校心理学系的杰出教授李·朱西姆(Lee Jussim)对美国之音，TikTok对美国年轻用户构成的最大风险是可能被用来在美国挑拨离间，并且对年轻人进行灌输，支持中共的目标和议程。
他说：“我们的研究并没有直接解决这些可能性。但我们的研究强烈表明，中共利用TikTok来推进其利益，而我们调查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他们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人这样做。”
NCRI主任兼首席科学官乔尔·芬克尔斯坦(Joel Finkelstein)告诉美国媒体《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TikTok)这种规模化的灌输并非假设，而是真实存在的，”他表示，“最高法院的审理不是关于我们是否面对一个假设威胁，而是关于我们是否允许这种灌输继续存在。”
TikTok称报告预先设定了结论
TikTok发言人星期二回复美国之音称，NCRI这项有缺陷的实验显然是为了得出错误的、预先确定的结论而设计的。
“NCRI之前的研究已经被外部分析师揭穿，这篇最新论文也同样存在缺陷。创建虚假账户，以规定的方式与应用程序交互，并不能反映真实用户的体验，就像这项所谓的研究并不反映事实或现实一样。”
去年8月NCRI的确做过类似的研究，当时发布的初步研究版本也曾面临“巨大反对”。NCRI主任兼首席科学官芬克尔斯坦告诉《自由新闻》说，最新版研究增加了“双倍证据”，并将在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
12月的更新版报告已被国际期刊《社会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Social Psychology)接受发表，作为专门讨论全球民主威胁的特刊内容，预计将于今年二月或三月出版。
报告作者之一朱西姆说，谴责NCRI的研究显然符合TikTok的利益。他呼吁TikTok公开算法，允许美国研究人员深入调查。“如果他们的算法如此干净和纯洁，也许应该公开这些算法，这样美国科学家和监管机构就可以评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共的宣传。”
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总监、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作战部主任的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Mark Montgomery)星期三(1月8日)在一场媒体简报会上表示，TikTok确实存在算法操纵，“目前我没有看到TikTok以有效的方式来挑战NCRI的数据。TikTok缺乏透明度，你不能一边说事实是错误的，一边⼜限制透明度来调查事实。”
TikTok是中共对美国“认知战”的工具?
蒙哥马利认为，TikTok是中共在美国大规模收集数据、进行监视、操作内容和进行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计划的一部分。
“理论上说，TikTok归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有，而字节跳动本身受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政府对TikTok的控制使中国共产党能够直接访问这1.7亿美国人的数据。但更重要的是，这使他们能够操纵算法，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带入社交媒体领域，影响1.7亿美国人的生活。”
去年9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关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所有权结构的调查报道显示，TikTok与中国主要的政府宣传机构存在深度联系。
蒙哥马利认为，中共情报部门通过TikTok来操控美国年轻人看到的新闻，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其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在于，外国实体以某种方式操纵美国年轻人看到的新闻提要，以使拥有该外国实体的国家受益。” 蒙哥马利说。
他说，TikTok学术价值极低，吞噬了美国青少年过度的时间，而且会让他们头脑混乱。他建议自己刚上大学的两个孩子不用TikTok，也敦促身边有青少年和年轻子女的朋友不要使用 TikTok。他强调说，他并非支持禁止TikTok，而是希望将TikTok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对手中剥离。
专门从事国际法和争议解决的华盛顿律师、乔哈里斯律所(The Choharis Law Group)创始人彼得·乔哈里斯(Peter Choharis)在FDD的简报会上表示，TikTok的侵略性及其影响范围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可以直接操纵西方社会人民的思维、理性和直觉。
“这不是言论问题。这不仅仅是反击言论，打击虚假言论和造假问题。这关乎一种复杂的能力，他们(中国)仍在发展这种能力，”他说，“这是关于中国政府利用数据，加上人工智能，加上各种信息传播工具，包括社交媒体，但不仅限于社交媒体，试图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认知上和理性上，影响人们的感受，以及直觉反应。”
他认为这种情况前所未有，美国的《第一修正案》中的一些法律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这种复杂的大规模操纵舆论和情感的行为。“我们需要一个21世纪的法理来应对 21世纪的技术和21世纪的威胁。” 乔哈里斯说。
拒绝和北京公司剥离，TikTok前途渺茫
TikTok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帮助特朗普赢得大批年轻选民的支持，曾经主张封杀TikTok的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对封禁TikTok。特朗普去年12月向最高法院提出了暂缓禁令的请求，以便他上任后“有机会寻求政治解决”。
特朗普的律师、也是他任命的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的约翰·索尔(John Sauer)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写道,“特朗普总统对这场争端的根本是非不持任何立场，相反，他恭请法院在考虑本案的是非曲直时，考虑暂缓该法案规定的2025年1月19日的剥离期限, 从而让新一届政府有机会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来解决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司法部则在上周五敦促最高法拒绝特朗普的相关请求，并强调“中国试图通过收集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并进行秘密恶意影响行动来破坏美国利益”。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他所在的共和党内部因TikTok问题发生严重分歧, 许多共和党议员和官员开始向最高法院施加压力，要求它支持国会在拜登政府时期通过的有关TikTok“不卖就禁”的法案。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蒙哥马利表示，特朗普认为他比拜登总统处于更好的位置，更有能力促成出售Tiktok的交易，但不幸的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他想这样做，他需要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做……因为我认为很可能会在1月10日后的9天内，换句话说，在1月19日之前做出裁决，允许剥离转为禁令。”
他说，TikTok如果最终被封禁，也是是自我招致的后果。“没有人，包括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或该法案的其他提案人从来没有主张禁令，他们主张剥离。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TikTok未能采取任何合理的行动为出售做准备。”
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总监、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作战部主任的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Mark Montgomery)星期三（1月8日）在一场媒体简报会上阐述TikTok如何作为中共认知战工具，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视频截图）
2024年12月26日，FDD 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陈述(AMICUS BRIEF)，详述了中共如何利用TikTok和字节跳动收集数据、进行监视、操纵美国公众舆论、干扰大选和协助解放军及情报部门发展心理战能力, 以及要求将TikTok从字节跳动剥离的法律依据等等。
“TikTok或字节跳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允许(中国政府)广泛访问中国拥有的公司的数据、算法和其他信息。网信办可以任命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三位董事会成员之一，而且确实如此。中国机构和中共已经渗透到字节跳动的管理和技术人员队伍中，就像他们对待其他科技公司一样。”文件写道。
12月6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曾作出判决，维持了美国总统拜登4月签署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影响法案》(PAFACA)。
华盛顿律师乔哈里斯星期三指出，TikTok案件的焦点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数据收集”，后者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到目前为止，TikTok和字节跳动并未表现出剥离的意愿。TikTok 在法庭文件中表示，这种分离在“技术、商业和法律上都不可行”。TikTok表示，与字节跳动分离将“危及算法的未来功能”，并“根本性地改变TikTok提供的内容”。
但乔哈里斯认为，算法并不是TikTok无法剥离的根本原因，因为TikTok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构建出新产品；即使字节跳动保留其独家算法，TikTok也有巨大的出售价值。
他说，“中国过去20年通过的一些法律，要求包括 TikTok 在内的有中国控制公司做某些事情，这就是中国人不想出售的原因。这无关第一修正案。”
FDD的法庭之友陈述写道，2021年的《数据安全法》赋予中国“访问和控制私人数据，包括在海外处理的中国‘国家’数据”的权力；2023年修订的《反间谍法》明确表示，所有技术发展，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都必须向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开放；2017年，中国通过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个人和组织都必须通过秘密移交在中国或海外收集的数据来支持中国的情报部门；另一项《网络安全法》，强制公司和个人向警察和安全部门开放网络、数据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