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苏省政府公布了一组数字：该省“十三五”时期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实施4年来，已实现脱贫254万人，脱贫率达到99.99%以上，目前还剩6户、17人未脱贫。
消息一出，随即在网上炸开了锅。
“有零有整，怎么会这么准确？”“这17个人看来压力不小”……热议之中，很多人或许仍不敢相信，“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的要在当下中国实现了。
一
“6户”“17人”“99.99%”本是一组普通的数字，但在很多人的“常识”里，不要说真正实现脱贫，哪怕是精准掌握这些数字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少人对脱贫攻坚成绩有所怀疑的潜在“依据”。
殊不知，这些数字的背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治理革命正在推进。
确实，如今的中国正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化率达到60%，有了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改革开放40多年来，8亿多人口脱贫，全球范围内每100人脱贫，就有70多人来自中国。
中国历史上并不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大变局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并且稳扎稳打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脱贫斗争，却是当下时代独具的特色。
只不过，这场治理革命并非自生自发的，而是一系列制度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脱贫攻坚成绩的取得，显然受益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家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国家转型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中央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行了有计划的扶贫开发，但其基本导向仍然是开发式的扶贫，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这一扶贫思路在“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是再正确不过的。
但它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即扶贫的精准问题。一方面，开发式扶贫有可能造成“大水漫灌”，非贫困人口也会享受扶贫资源。甚至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可能获得扶贫资源，从而导致扶贫开发的“精英俘获”现象。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没有发展条件的家庭，无论投入多少扶贫资源，都不可能脱贫，“输血式扶贫”的效率也较为低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向公共服务型国家转型。通过“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战略，国家不仅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还输入了大量资源。尤其是义务教育、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普惠性公共服务政策的出台，为绝对贫困人口的“兜底”提供了可能。
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提出“精准扶贫”，是因为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并建立了全世界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剩下的贫困人口，确实只是“少数”了。
再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实现低保和贫困线的“双线合一”后，即便是脱贫攻坚战结束了，贫困人口也可以获得制度“兜底”。
二
脱贫攻坚成绩需要用数据说话，但显然不是“数字脱贫”。那么，如何既让数据说话，又不陷入数字脱贫的形式主义游戏呢？
这个前提是对贫困户的状况进行精准识别。为此，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进行了技术完善。
平心而论，过去一些年，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形式主义问题，尤其是在贫困户建档立卡和数据录入的过程中，基层面临的考核压力较重，出现了数据反复加工等做无用功的现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类似问题已比较少见。
现如今，各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建立和运用起大数据核查，极大提高了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连带低保、医疗、教育、养老等涉农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有了质的提升。
在这个意义上，脱贫数据的精准，并不是“数字脱贫”的产物，而是国家认证能力增强的表现。
但凡参与过扶贫工作的人都知道，国家认证能力的提升绝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而且还是强大的政治和行政动员的结果。
目前，所有的贫困户都经过了技术识别和社区瞄准。简言之，对贫困户的识别不仅要计算其收入水平，还要经过“四议两公开”的社区民主过程。
要知道，在一些地方，此前贫困户识别的困难不在于绝对贫困的“漏评”，而是大多数农户的收入超过了贫困线，导致一部分相对贫困户被划为贫困户，出现了“攀比”。
所以说，如今扶贫取得的“战绩”，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扶贫干部长期以来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
这次有媒体采访了隆林各族自治县者浪乡者徕村第一书记刘晓宇，根据他的介绍，脱贫干部会从村一级组成核验小组，到每一户去核验这一户是否符合脱贫的政策。核实后，再召开屯级评议会，确定该贫困户是否符合脱贫标准。屯一级公示无异议后，到达乡一级评议。一级一级评议、一级一级公示，都不存在异议后，才会对这户贫困户进行脱贫。
而完成前期识别工作后，一旦贫困户被录入系统，则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展开帮扶。就岛叔的调研来看，贫困县为了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都会筹集远多于扶贫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资源。
并且，扶贫是各个贫困县工作的重中之重，行政资源的投入也是巨大的。比如每个村都会配置扶贫工作队，每个干部都有结对帮扶的贫困户，每个单位都要领扶贫任务，任何一户贫困户的退出，都要经过公开公示等程序。
某种意义上，强大的体制动员能力是中国扶贫经验的精髓所在，也是我们判断中国扶贫成绩的可靠依据。
事实上，一些地方的脱贫攻坚工作，让人难以理解的并不是工作太虚，数字不精准，而是本着“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对精准扶贫的衡量近乎“严苛”。
比如，本来是定性评估，一些地方却将评估分数当作定量标准进行排名，乃至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仅仅因为被查出了一个漏评户，一县之长也要遭受巨大压力（见《县长被逼当场落泪，到底怎么回事？》）。
在如是情形下，对脱贫数据的真实性，实在没必要怀疑。况且，脱贫数据是动态变化的，江苏省扶贫办事后也对此做了解释，“建档立卡每天都有动态进出，数据库每年开放一次进行调整”——这都表明了脱贫工作的严谨性。
扶贫干部“带娃”加班
三
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说脱贫或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前提条件都是“在现行标准下”。
现如今，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贫困线标准都在人均年收入4000元左右，这既合于贫困概念，同时也高于人均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
一些相对发达的地方省份，比如江苏，会提高贫困线到年收入6000元。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贫困户，或许有可能比其他贫困县的小康之家生活得还要好。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相对贫困。人们之所以会对江苏省的数据有质疑，其实跟每个人的个体体验差异有关。
比如，有些人虽然吃穿不愁，但因为家庭发展压力（如进城买房）比较大，并不觉得自己进入了“小康”；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脱贫的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而对另一些人来讲，有可能买一辆车才是奔小康，我这套房子现在只有80平米、明年再买120平米的——住得更宽敞才是奔小康。
在中文内涵里，“小康”“大同”等词汇，算是美好生活的一个理想状态。问题是，美好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有差异。过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但现在肯定不是。
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脱贫和小康也是有标准的。面对脱贫攻坚切实的脱贫战果，不能依据每个人不同的体验和观察而轻易否定。
某种程度上讲，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江苏开了个好头——晒出自己的精准扶贫账，才能让我们看清前路去途、距离梦想的实现还有多远。
说实话，中国的反贫困斗争成绩举世公认，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然而，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经验，比如结对帮扶、驻村工作、开发式扶贫等，一般人并不太关心，但这至关重要。
在岛叔看来，经验千万条，核心就一条：有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无怨无悔地奋斗在扶贫一线。几乎每个反贫困经验的实施，都离不开基层干部；每一个脱贫数字背后，都凝聚着广大扶贫干部的心血。
所以说，我们在2020年昂首步入全面小康，首先要感谢这些可敬可爱的扶贫干部；在未来更长线的发展问题上，我们更要珍视他们“踏破万水千山”而得的宝贵经验。
最近，江苏省政府公布了一组数字：该省“十三五”时期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实施4年来，已实现脱贫254万人，脱贫率达到99.99%以上，目前还剩6户、17人未脱贫。
消息一出，随即在网上炸开了锅。
“有零有整，怎么会这么准确？”“这17个人看来压力不小”……热议之中，很多人或许仍不敢相信，“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的要在当下中国实现了。
一
“6户”“17人”“99.99%”本是一组普通的数字，但在很多人的“常识”里，不要说真正实现脱贫，哪怕是精准掌握这些数字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少人对脱贫攻坚成绩有所怀疑的潜在“依据”。
殊不知，这些数字的背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治理革命正在推进。
确实，如今的中国正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化率达到60%，有了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改革开放40多年来，8亿多人口脱贫，全球范围内每100人脱贫，就有70多人来自中国。
中国历史上并不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大变局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并且稳扎稳打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脱贫斗争，却是当下时代独具的特色。
只不过，这场治理革命并非自生自发的，而是一系列制度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脱贫攻坚成绩的取得，显然受益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家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国家转型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中央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行了有计划的扶贫开发，但其基本导向仍然是开发式的扶贫，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这一扶贫思路在“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是再正确不过的。
但它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即扶贫的精准问题。一方面，开发式扶贫有可能造成“大水漫灌”，非贫困人口也会享受扶贫资源。甚至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可能获得扶贫资源，从而导致扶贫开发的“精英俘获”现象。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没有发展条件的家庭，无论投入多少扶贫资源，都不可能脱贫，“输血式扶贫”的效率也较为低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向公共服务型国家转型。通过“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战略，国家不仅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还输入了大量资源。尤其是义务教育、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普惠性公共服务政策的出台，为绝对贫困人口的“兜底”提供了可能。
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提出“精准扶贫”，是因为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并建立了全世界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剩下的贫困人口，确实只是“少数”了。
再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实现低保和贫困线的“双线合一”后，即便是脱贫攻坚战结束了，贫困人口也可以获得制度“兜底”。
二
脱贫攻坚成绩需要用数据说话，但显然不是“数字脱贫”。那么，如何既让数据说话，又不陷入数字脱贫的形式主义游戏呢？
这个前提是对贫困户的状况进行精准识别。为此，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进行了技术完善。
平心而论，过去一些年，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形式主义问题，尤其是在贫困户建档立卡和数据录入的过程中，基层面临的考核压力较重，出现了数据反复加工等做无用功的现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类似问题已比较少见。
现如今，各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建立和运用起大数据核查，极大提高了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连带低保、医疗、教育、养老等涉农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有了质的提升。
在这个意义上，脱贫数据的精准，并不是“数字脱贫”的产物，而是国家认证能力增强的表现。
但凡参与过扶贫工作的人都知道，国家认证能力的提升绝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而且还是强大的政治和行政动员的结果。
目前，所有的贫困户都经过了技术识别和社区瞄准。简言之，对贫困户的识别不仅要计算其收入水平，还要经过“四议两公开”的社区民主过程。
要知道，在一些地方，此前贫困户识别的困难不在于绝对贫困的“漏评”，而是大多数农户的收入超过了贫困线，导致一部分相对贫困户被划为贫困户，出现了“攀比”。
所以说，如今扶贫取得的“战绩”，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扶贫干部长期以来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
这次有媒体采访了隆林各族自治县者浪乡者徕村第一书记刘晓宇，根据他的介绍，脱贫干部会从村一级组成核验小组，到每一户去核验这一户是否符合脱贫的政策。核实后，再召开屯级评议会，确定该贫困户是否符合脱贫标准。屯一级公示无异议后，到达乡一级评议。一级一级评议、一级一级公示，都不存在异议后，才会对这户贫困户进行脱贫。
而完成前期识别工作后，一旦贫困户被录入系统，则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展开帮扶。就岛叔的调研来看，贫困县为了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都会筹集远多于扶贫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资源。
并且，扶贫是各个贫困县工作的重中之重，行政资源的投入也是巨大的。比如每个村都会配置扶贫工作队，每个干部都有结对帮扶的贫困户，每个单位都要领扶贫任务，任何一户贫困户的退出，都要经过公开公示等程序。
某种意义上，强大的体制动员能力是中国扶贫经验的精髓所在，也是我们判断中国扶贫成绩的可靠依据。
事实上，一些地方的脱贫攻坚工作，让人难以理解的并不是工作太虚，数字不精准，而是本着“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对精准扶贫的衡量近乎“严苛”。
比如，本来是定性评估，一些地方却将评估分数当作定量标准进行排名，乃至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仅仅因为被查出了一个漏评户，一县之长也要遭受巨大压力（见《县长被逼当场落泪，到底怎么回事？》）。
在如是情形下，对脱贫数据的真实性，实在没必要怀疑。况且，脱贫数据是动态变化的，江苏省扶贫办事后也对此做了解释，“建档立卡每天都有动态进出，数据库每年开放一次进行调整”——这都表明了脱贫工作的严谨性。
扶贫干部“带娃”加班
三
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说脱贫或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前提条件都是“在现行标准下”。
现如今，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贫困线标准都在人均年收入4000元左右，这既合于贫困概念，同时也高于人均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
一些相对发达的地方省份，比如江苏，会提高贫困线到年收入6000元。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贫困户，或许有可能比其他贫困县的小康之家生活得还要好。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相对贫困。人们之所以会对江苏省的数据有质疑，其实跟每个人的个体体验差异有关。
比如，有些人虽然吃穿不愁，但因为家庭发展压力（如进城买房）比较大，并不觉得自己进入了“小康”；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脱贫的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而对另一些人来讲，有可能买一辆车才是奔小康，我这套房子现在只有80平米、明年再买120平米的——住得更宽敞才是奔小康。
在中文内涵里，“小康”“大同”等词汇，算是美好生活的一个理想状态。问题是，美好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有差异。过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但现在肯定不是。
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脱贫和小康也是有标准的。面对脱贫攻坚切实的脱贫战果，不能依据每个人不同的体验和观察而轻易否定。
某种程度上讲，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江苏开了个好头——晒出自己的精准扶贫账，才能让我们看清前路去途、距离梦想的实现还有多远。
说实话，中国的反贫困斗争成绩举世公认，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然而，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经验，比如结对帮扶、驻村工作、开发式扶贫等，一般人并不太关心，但这至关重要。
在岛叔看来，经验千万条，核心就一条：有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无怨无悔地奋斗在扶贫一线。几乎每个反贫困经验的实施，都离不开基层干部；每一个脱贫数字背后，都凝聚着广大扶贫干部的心血。
所以说，我们在2020年昂首步入全面小康，首先要感谢这些可敬可爱的扶贫干部；在未来更长线的发展问题上，我们更要珍视他们“踏破万水千山”而得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