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受手术治疗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通选择，但这个选择的普及不过一百多年时间。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伯驾曾说，“西方的大炮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手术刀挑开了中国的门帘。” 外来的医学技术究竟如何在一个激荡时代进入中国？背后是否隐含着激烈的文化和观念冲突？ 179年后，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历史，探寻西方医学技术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落地历程。 中山大学第五医院院内，矗立着一座黄宽的铜像，这座铜像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复制而来，为了纪念他在中西方医学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1856年8月2日，一位华人留学生带着全套眼科用具、一部印刷精美的多种语文《圣经》，以及伦敦会奉上的50英镑置装费，告别学医和悬壶六年的爱丁堡南下，在伦敦外港登船回华。 他就是黄宽，伦敦会派出的第一位华人传教医生。 黄宽出生于1829年，童年时父母早亡，在祖母拉扯下长大。由于没有劳力，家境困难，生计维艰，黄宽无力求学。幸运的是，时代给了他一个新选择。 11岁时，他听到了澳门马礼逊学校的招生信息。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主要招生中国贫困学生入学，学习英文及西方科学知识，了解西方文化。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进马礼逊学校的人都是穷人小孩，马礼逊学校在早期为了招生，提供免费的食宿，甚至给读书小孩家里面补贴。 这条路是东岸村通向澳门的官道，也是广东香山通往澳门的必经陆路。1840年，就是沿着这条道路，黄宽走向了远方。后来，晚清最早的买办之一唐廷枢，民国总理唐绍仪，以及国父孙中山都是沿着这条道走向海外求知。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吴青： 关于留美幼童的籍贯，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广东籍的留美幼童的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是占70%，而香山县的人数又占广东籍的差不多接近50%。 得益于这样的开化之风，1840年，黄宽前往澳门，入读马礼逊学校。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割让给英国，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容闳、黄宽等6个人随同来到香港读书。1847年，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准备回美国，他选中黄宽、黄胜和容闳三位优秀学生，带往美国学习。 高中毕业后，容闳留在美国，考入耶鲁大学，日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黄宽则于1850年独自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晞： 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世界医学的中心是在爱丁堡，它最早的建立了现代医学的教育体制，出来一大群的医学的学者和专家。牛津剑桥它有带有一个传统和古老的这样一个机制，它的门槛很高，非常难进去，但是爱丁堡是非常开放的，其他人都可以去旁听，是一个学术非常活跃，而且是一个世俗化的学校。 在18世纪后期，爱丁堡大学医科发展成欧洲著名的医学教育机构，吸引各国不少学生前往就读，到1799年为止，共培养出1143名的合格医生。 黄宽求学时，外科消毒学之父利斯特，无痛分娩的开创者辛普森都在这里执教，辛普森曾在1867年首次使用氯仿做为麻醉药帮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成功分娩。 20世纪以来，爱丁堡大学医科获得了7个诺贝尔医学奖。2020年，中国著名的呼吸病学学家钟南山获得爱丁堡大学杰出校友称号。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当时美国加拿大的很多医学院校都是以爱丁堡作为样板来建的。中国近代早期的一种医学体系教育就叫爱丁堡式的教育体系。你就可以想象爱丁堡它对世界的医学院影响多么深远。 黄宽自小聪慧用功，又幸得名师亲炙，在爱丁堡读书期间，他成绩优异，拉丁文和植物学学科都得过年级第一名，后来，其博士毕业论文也被选为学院优秀推荐论文。 在黄宽入读爱丁堡大学一年半后，不知何故，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对他的赞助突然中断。为了完成学业，黄宽只得申请由爱丁堡医药传教会设立的“学生补助款计划”，并接受协定，毕业后前往中国做传教医生。 1855年，黄宽顺利毕业，在做了一年的实习医生后，他受伦敦会理事会的派遣，以助理传教医生的身份前往中国。成为爱丁堡医药传教会成立以来补助并培养的第一位中国西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晞： 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他受的训练是比较完整的，他的职业性和专业性都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所以对于教会来说，在中国的他们要拓展他的医学和教育事业当中，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中国人，身体力行的去解释和消化西方的科学知识。黄宽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1858年2月，阔别11年后，黄宽回到祖国，在广州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黄宽先是在十三行开了一家小诊所，后来又前往由传教士合信创办的惠爱医馆。 这是黄宽当年绘制的尿路结石图。在医学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膀胱结石看来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在当时的中国推行却并不容易。 仁济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刘祖德： 西方医学是敢动刀的，可以把病人解剖，把病人的肚子打开、胸腔打开，甚至脑袋打开，但是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这个医生就是你当医生，你也不敢动刀把人家肚子挖开，把人家脑袋打开。 根据博济医院的年报记载，从1858年3月至1860年6月，黄宽共有近52976人次的诊疗。住院病人也从1858年年底的36人增加到了1860年年中的430人。 医学史学者 陈小卡： 手术是他的强项，他比较有影响或者比较出名的是结石术。有记载的都有数10例。广东这种气候条件很多人肾结石，所以就是从膀胱上取石头出来，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手术，是很先进的。由于他水平最高，当时把难度最高的手术基本上都交给他。 1859年，黄宽已经三十岁，工作稳定，到可以成家的时候了。按照伦敦会的规定，传教医生结婚后可以每年的薪水可以从150镑提高到250镑。黄宽于是写信向伦敦会透露意愿，询问情况。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吴青： 他给伦敦会写了一封信，表达出要他想成家的意愿，要求希望伦敦会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婚后就应该是250磅的年薪。 伦敦会接信后却回应，中国人生活方式较为简朴，花费较小，不需要和欧洲传教士相同的薪水，而且黄宽工作两年来，应该已有不少积蓄，和中国女性结婚，生活成本也不会提高太多。 伦敦会认为黄宽支领的150镑单身年薪，已经超过会中其他中国职员的三倍，这笔薪水远高于他的实际花费，因此拒绝在他婚后提高任何待遇。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当时一年年薪150英镑，大概是600两银子左右，这个收入在中国当时社会里面算高的，那个年代里面普通人收入一年也就是50个大洋。 然而黄宽并不这么认为，回国前伦敦会和他已经有过约定，享有和英籍传教士同样的一切权益。为此，他据理力争。除了附上相关的文件抄本作证外，还声明：我不能接受同等付出下拿较欧籍传教士为低的生活费用，我也无法只领150镑钱而做250镑的事。 医学史学者 陈小卡： 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比英国的简朴，只能拿1/3，就太欺负人了，而且你要注意，他们都是一群什么人呢？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就是说全世界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一视同仁的。那怎么英国人他拿待遇他就可以，在其他国家的人那就不可以。 有明确的书面文件为证，理屈的伦敦会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然而，黄宽与伦敦会及英籍传教医生之间的矛盾已经埋下。 1860年，英国新来的传教士接连投诉，黄宽的华人助手集体接受建屋商人的回扣，黄宽自己还放高利贷。伦敦会指责他有违传教士的名誉和立场，黄宽不得已，最终决定辞职。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按照我们中国人讲的两头不靠岸，这就是个身份认同问题，他本身对他的身份的认同，以及外部的对他身份认同，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冲突。 黄宽的辞职结束了他四年的传教医生工作，也结束了伦敦会这场不成功的实验。黄宽离开伦敦会后，先前往香港，就任政府公立医院“皇家医馆”院长。后又回到广州自行开业，同时被执掌清朝总税务司的赫德延揽为粤海关医生，一直任职到1878年过世。 长期研究医学史的崔军峰说，黄宽是中国传统科举时代的边缘人，但正是这样一种边缘身份使得他率先进入了新时代，接触到了西方文明，他跟他的西方同事一样，都率先把西方现代医学带进中国，并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留存于中西方文明交流史上。
今天，接受手术治疗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通选择，但这个选择的普及不过一百多年时间。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伯驾曾说，“西方的大炮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手术刀挑开了中国的门帘。”
外来的医学技术究竟如何在一个激荡时代进入中国？背后是否隐含着激烈的文化和观念冲突？
179年后，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历史，探寻西方医学技术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落地历程。
中山大学第五医院院内，矗立着一座黄宽的铜像，这座铜像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复制而来，为了纪念他在中西方医学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1856年8月2日，一位华人留学生带着全套眼科用具、一部印刷精美的多种语文《圣经》，以及伦敦会奉上的50英镑置装费，告别学医和悬壶六年的爱丁堡南下，在伦敦外港登船回华。
他就是黄宽，伦敦会派出的第一位华人传教医生。
黄宽出生于1829年，童年时父母早亡，在祖母拉扯下长大。由于没有劳力，家境困难，生计维艰，黄宽无力求学。幸运的是，时代给了他一个新选择。
11岁时，他听到了澳门马礼逊学校的招生信息。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主要招生中国贫困学生入学，学习英文及西方科学知识，了解西方文化。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进马礼逊学校的人都是穷人小孩，马礼逊学校在早期为了招生，提供免费的食宿，甚至给读书小孩家里面补贴。
这条路是东岸村通向澳门的官道，也是广东香山通往澳门的必经陆路。1840年，就是沿着这条道路，黄宽走向了远方。后来，晚清最早的买办之一唐廷枢，民国总理唐绍仪，以及国父孙中山都是沿着这条道走向海外求知。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吴青：
关于留美幼童的籍贯，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广东籍的留美幼童的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是占70%，而香山县的人数又占广东籍的差不多接近50%。
得益于这样的开化之风，1840年，黄宽前往澳门，入读马礼逊学校。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割让给英国，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容闳、黄宽等6个人随同来到香港读书。1847年，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准备回美国，他选中黄宽、黄胜和容闳三位优秀学生，带往美国学习。
高中毕业后，容闳留在美国，考入耶鲁大学，日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黄宽则于1850年独自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晞：
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世界医学的中心是在爱丁堡，它最早的建立了现代医学的教育体制，出来一大群的医学的学者和专家。牛津剑桥它有带有一个传统和古老的这样一个机制，它的门槛很高，非常难进去，但是爱丁堡是非常开放的，其他人都可以去旁听，是一个学术非常活跃，而且是一个世俗化的学校。
在18世纪后期，爱丁堡大学医科发展成欧洲著名的医学教育机构，吸引各国不少学生前往就读，到1799年为止，共培养出1143名的合格医生。
黄宽求学时，外科消毒学之父利斯特，无痛分娩的开创者辛普森都在这里执教，辛普森曾在1867年首次使用氯仿做为麻醉药帮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成功分娩。
20世纪以来，爱丁堡大学医科获得了7个诺贝尔医学奖。2020年，中国著名的呼吸病学学家钟南山获得爱丁堡大学杰出校友称号。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当时美国加拿大的很多医学院校都是以爱丁堡作为样板来建的。中国近代早期的一种医学体系教育就叫爱丁堡式的教育体系。你就可以想象爱丁堡它对世界的医学院影响多么深远。
黄宽自小聪慧用功，又幸得名师亲炙，在爱丁堡读书期间，他成绩优异，拉丁文和植物学学科都得过年级第一名，后来，其博士毕业论文也被选为学院优秀推荐论文。
在黄宽入读爱丁堡大学一年半后，不知何故，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对他的赞助突然中断。为了完成学业，黄宽只得申请由爱丁堡医药传教会设立的“学生补助款计划”，并接受协定，毕业后前往中国做传教医生。
1855年，黄宽顺利毕业，在做了一年的实习医生后，他受伦敦会理事会的派遣，以助理传教医生的身份前往中国。成为爱丁堡医药传教会成立以来补助并培养的第一位中国西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晞：
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他受的训练是比较完整的，他的职业性和专业性都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所以对于教会来说，在中国的他们要拓展他的医学和教育事业当中，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中国人，身体力行的去解释和消化西方的科学知识。黄宽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1858年2月，阔别11年后，黄宽回到祖国，在广州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黄宽先是在十三行开了一家小诊所，后来又前往由传教士合信创办的惠爱医馆。
这是黄宽当年绘制的尿路结石图。在医学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膀胱结石看来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在当时的中国推行却并不容易。
仁济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刘祖德：
西方医学是敢动刀的，可以把病人解剖，把病人的肚子打开、胸腔打开，甚至脑袋打开，但是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这个医生就是你当医生，你也不敢动刀把人家肚子挖开，把人家脑袋打开。
根据博济医院的年报记载，从1858年3月至1860年6月，黄宽共有近52976人次的诊疗。住院病人也从1858年年底的36人增加到了1860年年中的430人。
医学史学者 陈小卡：
手术是他的强项，他比较有影响或者比较出名的是结石术。有记载的都有数10例。广东这种气候条件很多人肾结石，所以就是从膀胱上取石头出来，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手术，是很先进的。由于他水平最高，当时把难度最高的手术基本上都交给他。
1859年，黄宽已经三十岁，工作稳定，到可以成家的时候了。按照伦敦会的规定，传教医生结婚后可以每年的薪水可以从150镑提高到250镑。黄宽于是写信向伦敦会透露意愿，询问情况。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吴青：
他给伦敦会写了一封信，表达出要他想成家的意愿，要求希望伦敦会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婚后就应该是250磅的年薪。
伦敦会接信后却回应，中国人生活方式较为简朴，花费较小，不需要和欧洲传教士相同的薪水，而且黄宽工作两年来，应该已有不少积蓄，和中国女性结婚，生活成本也不会提高太多。
伦敦会认为黄宽支领的150镑单身年薪，已经超过会中其他中国职员的三倍，这笔薪水远高于他的实际花费，因此拒绝在他婚后提高任何待遇。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当时一年年薪150英镑，大概是600两银子左右，这个收入在中国当时社会里面算高的，那个年代里面普通人收入一年也就是50个大洋。
然而黄宽并不这么认为，回国前伦敦会和他已经有过约定，享有和英籍传教士同样的一切权益。为此，他据理力争。除了附上相关的文件抄本作证外，还声明：我不能接受同等付出下拿较欧籍传教士为低的生活费用，我也无法只领150镑钱而做250镑的事。
医学史学者 陈小卡：
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比英国的简朴，只能拿1/3，就太欺负人了，而且你要注意，他们都是一群什么人呢？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就是说全世界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一视同仁的。那怎么英国人他拿待遇他就可以，在其他国家的人那就不可以。
有明确的书面文件为证，理屈的伦敦会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然而，黄宽与伦敦会及英籍传教医生之间的矛盾已经埋下。
1860年，英国新来的传教士接连投诉，黄宽的华人助手集体接受建屋商人的回扣，黄宽自己还放高利贷。伦敦会指责他有违传教士的名誉和立场，黄宽不得已，最终决定辞职。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按照我们中国人讲的两头不靠岸，这就是个身份认同问题，他本身对他的身份的认同，以及外部的对他身份认同，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冲突。
黄宽的辞职结束了他四年的传教医生工作，也结束了伦敦会这场不成功的实验。黄宽离开伦敦会后，先前往香港，就任政府公立医院“皇家医馆”院长。后又回到广州自行开业，同时被执掌清朝总税务司的赫德延揽为粤海关医生，一直任职到1878年过世。
长期研究医学史的崔军峰说，黄宽是中国传统科举时代的边缘人，但正是这样一种边缘身份使得他率先进入了新时代，接触到了西方文明，他跟他的西方同事一样，都率先把西方现代医学带进中国，并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留存于中西方文明交流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