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订立的“脱贫攻坚”任务如火如荼按时完成，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聿文认为，习近平如此在意脱贫，不是他有怜悯之心，而是他从底层的贫穷看出了动摇中共统治的危险。 邓聿文指出，透过“全面脱贫”实现中共第一个百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想证明和显示自己“完全有资格和能力”领导中国，成为毛泽东后中共最伟大的领袖，进而向全球昭示“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优越性”。 邓聿文1日在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发表题为“为什么习近平特别在意中国全面脱贫”的评论指出，以联合国标准，中国恐怕至少还有上亿人口没有脱贫。官方以现行标准宣称完成“全面脱贫”，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味道。 他表示，从改革开放初期算起，中国有7.7亿农村人口脱贫。鉴于中共认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就意味着中共已经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邓聿文提到，从单一议题来说，除“反腐”外，没有哪件事能像“脱贫”般让习近平念兹在兹。也许他像官方宣扬，7年的知青生活让他有“农民情怀”，亲身感受过农村的贫困。然而，即使有这种因素，也非主要因素。 他直指，能使习近平如此在意农村贫困，并决心要在中国消除绝对贫穷，不是他对农民和穷人的怜悯之心，而是他由农村和底层的贫穷，看出了动摇中共统治的危险。 邓聿文说，中共一向有“为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在习近平身上又尤其明显；与前任领导人相较，习对脱贫更在意。如果换成其他人担任领导人，中国全部脱贫的时间很可能延后。 他认为，习近平用8年完成脱贫，是他意识到中国整体大环境发生了改变。如果中共不能加快脱贫步伐，取得底层民众支持，那么因此造成的两极分化将不利中共统治，会让中共合法性加速消退，因此才对脱贫有紧迫感。 邓聿文指出，在习近平看来，脱贫攻坚的成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体现了“中共为人民”的宗旨，有利于修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进而维系和强化中共的群众基础。而这为全球提供减贫和发展的“中国样本”，也说明中共主导的发展模式具有外溢效应，进一步彰显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同时，这就是习近平需要的叙事逻辑，背后是自己的功劳。没有他对中共的领导和专注于推动减贫，就不会有如今中国的全部脱贫及修补中共的合法性。 但邓聿文认为，习近平对这种“举国体制”治理模式的依赖，会让中共陷入另一种困境。像是科技被外国“卡脖子”的问题与脱贫不同，不可套用同一种方式解决。面对复杂的现代事物，“举国体制”并不能有助于实现目标。
针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订立的“脱贫攻坚”任务如火如荼按时完成，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聿文认为，习近平如此在意脱贫，不是他有怜悯之心，而是他从底层的贫穷看出了动摇中共统治的危险。
邓聿文指出，透过“全面脱贫”实现中共第一个百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想证明和显示自己“完全有资格和能力”领导中国，成为毛泽东后中共最伟大的领袖，进而向全球昭示“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优越性”。
邓聿文1日在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发表题为“为什么习近平特别在意中国全面脱贫”的评论指出，以联合国标准，中国恐怕至少还有上亿人口没有脱贫。官方以现行标准宣称完成“全面脱贫”，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味道。
他表示，从改革开放初期算起，中国有7.7亿农村人口脱贫。鉴于中共认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就意味着中共已经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邓聿文提到，从单一议题来说，除“反腐”外，没有哪件事能像“脱贫”般让习近平念兹在兹。也许他像官方宣扬，7年的知青生活让他有“农民情怀”，亲身感受过农村的贫困。然而，即使有这种因素，也非主要因素。
他直指，能使习近平如此在意农村贫困，并决心要在中国消除绝对贫穷，不是他对农民和穷人的怜悯之心，而是他由农村和底层的贫穷，看出了动摇中共统治的危险。
邓聿文说，中共一向有“为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在习近平身上又尤其明显；与前任领导人相较，习对脱贫更在意。如果换成其他人担任领导人，中国全部脱贫的时间很可能延后。
他认为，习近平用8年完成脱贫，是他意识到中国整体大环境发生了改变。如果中共不能加快脱贫步伐，取得底层民众支持，那么因此造成的两极分化将不利中共统治，会让中共合法性加速消退，因此才对脱贫有紧迫感。
邓聿文指出，在习近平看来，脱贫攻坚的成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体现了“中共为人民”的宗旨，有利于修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进而维系和强化中共的群众基础。而这为全球提供减贫和发展的“中国样本”，也说明中共主导的发展模式具有外溢效应，进一步彰显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同时，这就是习近平需要的叙事逻辑，背后是自己的功劳。没有他对中共的领导和专注于推动减贫，就不会有如今中国的全部脱贫及修补中共的合法性。
但邓聿文认为，习近平对这种“举国体制”治理模式的依赖，会让中共陷入另一种困境。像是科技被外国“卡脖子”的问题与脱贫不同，不可套用同一种方式解决。面对复杂的现代事物，“举国体制”并不能有助于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