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已经夺命逾万人。各个国家针对此次大型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防治办法，不亚于最生动直观的大型“比较政治学”现场。
由于传染有先后，即使各国面对同样的病毒侵袭，也很难称之为同一场“考试”。毕竟“考试”背后预设了一个威严而绝对正确的“出题者”、多个获取同等数量知识的“考生”，以及一个无可置疑的“评分标准”—这些预设在当下受到病毒感染的国家之间并不成立；而且，成千上万条生命的逝去，也根本不能以考试的“不及格”或“失利”而一笔抹去。
但是，不同国家的检测、追踪、治疗手段，依然可以从“死亡率”的数据上反映出其有效程度，从而为“横向比较”创造一个基础。
德国、新加坡和越南，是新冠疾病“死亡率低”甚至无死亡的典型国家。这令人想知道，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至少做“对”了什么？
1
“硬核”德国？
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德国的防控方式也逐渐从“硬核”（类似于“佛系”）变成“辣招”频出。
3月13日，五大足球联赛中的德甲，最后一个宣布“取消比赛”。3天后，德国宣布在与奥地利、丹麦、法国、卢森堡和瑞士接壤的边境实行管制，只有跨境通勤者和物流货车才被允许通过。同时，德国大部分州的学校和日托中心关闭，而关闭餐馆、酒吧、体育俱乐部的州也逐渐增多。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上的岛屿，也已经禁止游客进入。
3月17日，警察在位于德国小城凯尔的德法边境“两岸桥”附近执勤。德国政府从16日起加强对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和丹麦五国的边境管控
防疫从“松”到“紧”，有个重要的时间点—2月25日。德国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在1月27日，一直到2月25日之前，境内的病例都得到了及时的检测、追踪和隔离。
2月23日意大利开始封城，但措施不到位；2月25日开始，来自意大利的病例在德国急剧增加。感染地区从地图上的几个零星点，变成了“四周包围中央”的片状。
截至3月26日晚，德国记录了39572例确诊感染病例和224例确诊死亡病例，死亡率为0.5%。
德国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是德国顶尖病毒学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1月，德国各地的实验室就得到了进行此项病毒检测的信息和材料。同一时间，德国也将病毒检测方法分享给了其他国家。
据悉，德国拥有欧洲大陆数量最多的P4实验室，一共4所，分别位于柏林、汉堡、里姆岛和马尔堡。如果算上瑞士的3家P4实验室，泛德语区内聚集了欧洲大陆（含俄罗斯）半数以上的最高等级生物实验室。
德罗斯滕还表示，德国的实验室诊断不归一个中央系统管理，这极大地提高了防控效率。在其他国家/地区，往往由一个权威机构统筹管理新疾病的测试，只有少数实验室被允许进行测试并将数据反馈给中枢机构。而德国各个地方的实验室均有权限自行检测，无须上报。
德国医疗系统在1月底，将病毒检测纳入保险报销范围。德国执业医生联邦协会为这项病毒检测专门立项，规定了专门的序号。进行病毒检测的实验室和医疗机构，都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账收费。约200欧元的检测费由医疗保险公司承担，前提是，当事人必须由医生确认为疑似病例。
3月1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名男子在一家药店外等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药店只允许“最多两名顾客同时入内”
德国的医保制度令德国人自豪。德国社会保障法规定，所有居留在德国的人都必须有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公司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以居民收入为划界标准：截至2020年，德国所有月薪收入低于5213欧元且年收入低于62550欧元的居民，必须拥有公共健康保险，收入高于此限者可购买私人保险。在德国，有86%的人购买公共医疗保险。
分级诊疗也被认为有效地防止了医疗资源挤兑。以首都柏林为例，拨打24小时热线电话之后，专业人员将根据患者的症状和旅行史作出甄别：出现较重症状及需要临床治疗者，将被第一时间接入医院；轻症者或疑似案例，将被引导至街区普通诊所；无症状者会由卫生部门接手，并告知其前往各大检测点参与测试。
病人要出示诊所或家庭医生的入院建议单，才会被综合医院收治；贸然前往综合医院往往需要半天以上的等待，因此也鲜有人浪费时间。
德国分散式、协作式的防疫体系，能在第一时间隔离轻症者、收治重症者，并降低死亡率。
德国目前的急迫需求，分别是床位、护理人员、呼吸机和疫苗。
在欧洲，德国每10万人拥有800张床位，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法国多了201张。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医院共有约2.8万张重症床位，目前已占用了80%。德国耶拿大学危机传播学专家迪克曼（Petra Dickmann）在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表示，从德国各高校附属医院的情况就可以发现：医护人员紧缺。在波恩地区，医院大多已经出现消毒水和医用防护服严重紧缺的现象。
德国政府还向瑞士的呼吸机制造商—汉密尔顿医疗公司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但是，制造商也分身乏术。汉密尔顿医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呼吸机制造商，通常每年生产1.5万台呼吸机，现已将其产量提高了30%~40%。
汉密尔顿公司首席执行官威兰德在一次采访中说：“可用的呼吸机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补充说：“美国陆军正在寻求订购，土耳其订购了很多，中国订购了很多—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订购。”
欧洲和美国的裂痕正在加剧，德国还要出手跟美国“抢疫苗”。德国报纸《世界报》上的一份爆炸性报道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十亿美元”来保护由CureVac公司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专有权，“但仅限于美国”。德国外长海科·马斯3月15日表示，政府将不允许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进这一计划。他说：“德国研究人员在药物和疫苗开发中起着领导作用，我们不能允许其他人寻求独有的研究成果。”
CureVac是一家德国生物制药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图宾根。该公司的开发重点是传染病疫苗，以及治疗癌症和罕见病的药物。CureVac在3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即将卸任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梅尼切拉已应邀到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议，讨论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的战略和机会。梅尼切拉还说：“我们将能在几个月内开发出有效的候选疫苗。”
经济政策也在遭受考验。3月10日，德国政府已承诺投入10亿欧元用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还是“短期”投入。实际上，疫情已经开始扭转德国长期的“预算平衡”政策。知情人士称，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默克尔及其经济团队现在愿意接受赤字支出，以帮助抗疫。知情人士说，由病毒引发的危机是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下的“例外情况”之一，该情况允许额外借贷。
即使德国在2019年陷入衰退，默克尔还是拒绝了华盛顿、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宽其债务期限的呼吁。过去十年中，德国减少了超过20个百分点的公共债务，使其占比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19年，柏林的预算盈余超过130亿欧元。
3月16日，在德国柏林，行人走过关闭的柏林新博物馆旁的廊柱
目前，德国政府仍然可以动用多达500亿欧元的储备。也许，新的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启动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或增加债务。不过，七位经济专家在3月中旬表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肯定会在今年上半年进入衰退。
另外，人口最多的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感染人数超过4268人，13人死亡—感染人数接近德国感染总数的1/3，死亡人数则接近一半，而且确诊病例数量上升较快。如果14天内病例增速不能放缓，德国的防治措施等级则需要再度提高。
2
“佛系”新加坡？
用复旦大学教授张文宏的话说，新加坡“一点也不佛系，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当派”。
截至3月26日晚，新加坡记录了683例确诊感染病例，死亡2例。
新加坡的一系列措施中，“预警时间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月3日，新加坡开始在机场布控测体温，同时启动哨点监测—该套监测体系，将公立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诊所联网，使新加坡对输入性病例的监测能力显著提高。
2月7日，鉴于本地传播初现端倪，新加坡当局又将疫情警报级别，从第二级“黄色”上调至第三级“橙色”，仅次于预示疫情最严重的级别“红色”。这一级别代表“疫情严重且容易传播，但在新加坡尚未广泛传播，目前正在得到控制”，允许政府采取隔离、体温检测、限制医院访客等“中等”（moderate）社会干预措施。
2月4日，在新加坡惹兰勿刹一带，一名男子走过中药行
自2月18日起，新加坡卫生部重新启动曾在应对雾霾和H1N1流感时启用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PHPC）计划”，以进一步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任何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的新加坡居民，均可到新加坡全国900家定点诊所，享用“特殊津贴”就医。其中，新加坡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将按10新元（约合人民币50元）的固定诊金收费，属于“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的老年人则仅需支付5新元（约合人民币25元）。
2018年年底投入使用的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拥有330张床位和隔离病房，还有能处理高风险病原体的实验室、传染病研究与培训办公室等，是抗击新冠病毒的主战场。
新加坡实验人员在实验室里进行冠状病毒测试 (路透社 EDGAR SU/摄）
作为补充，新加坡还构建了包含900多家私人诊所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体系。政府向这些诊所通报疫情信息，提供一定的医疗防护物资。如果前来就诊者是新冠疾病疑似患者，诊所会把他们转诊至指定医院。这套体系为追溯病例提供了依据，也尽可能避免民众恐慌性地挤占大医院的医疗资源。
新加坡总人口约570万，人均医疗资源较为充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新加坡的医疗卫生服务覆盖指数已超过了80，中国为76，印度为56。其实，如果看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新加坡的投入不算大。201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该指标均维持在6%以上，而中国、新加坡、印度三个国家最高还不到3%。
投入相对较低，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高，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在于以“防”为主。最近公布的“控糖令”就是典型例子。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糖尿病患病率，新加坡卫生部宣布，从2021年年底开始，市场售卖的非酒精类饮料，将被强制贴上标明糖分的营养等级标签，并将全面禁止含糖量位于最高等级的饮料在电视、网站等任何媒体平台投放广告。
3月18日，连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新山市的新柔长堤上，几乎没有往来车辆行驶。马来西亚从18日起采取为期两周更加严格的限制出入境措施
新加坡的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因此，制造业和批发贸易等外向型行业，以及旅游业及相关的酒店、邮轮、餐饮、航空业等，受冲击最严重。目前，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也是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地。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已将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从0.5%~2.5%下调至-0.5%~1.5%。
人们判断一个国家的防治措施佛系与否，往往看的是“封不封城”。新加坡作为城邦国家，封城意味着封国，封国意味着经济交往彻底中断，这是新加坡所不愿看到的后果。近期的情况是，新加坡的境外输入病例增多—原本相对平静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确诊病例飙升—监测境外人员流入、隔离疑似病患，都为新加坡政府和医疗机构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3
“铁腕”越南
相比之下，越南的疫情管控要严厉得多，这也是其人口密度和医疗水平决定的。
越南人口超过9500万，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河口冲积扇上，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08人（中国为148人）。
越南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水平，不太尽如人意，每万人仅拥有约25张病床。像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越南是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之外，第三个出现疫情的区域；越南非典一共确诊63人，数量不及加拿大、新加坡，但其非典死亡率7.9%，高于中国大陆（6.6%）。
3月18日，在越南和平省，人们准备离开隔离点回家
不过，越南控制非典疫情用时最短：45天。这也证明，越南明确在“控制疫情传播”上发力，而不愿把赌注押在“救治”上。
2020年1月23日，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确诊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一个从武汉到越南探望儿子的66岁男子。在中国以外，越南是继泰国、日本、韩国之后，第四个被新冠病毒入侵的国家。疫情也逐渐从输入型转化为本地人传人的情况。
在永福省，发生了一个家族的大传染：先是1名23岁的女子，因去过武汉被确诊，她传染了自己的母亲、父亲、侄子、邻居、姐妹6个人—这一家人所在的平川县山雷村被封锁。村子出入口，设立起监控检查站，禁止人车通行。该村有超过1万名村民，封锁一共持续了20天。
越南最早从1月14日开始监测入境者体温。岘港国际机场体温检测仪，检测到两个来自武汉的旅客出现发烧症状，此时，离钟南山宣布“人传人”还有6天。当局立即对其进行了隔离，采样后，送到芽庄市巴斯德医院进行检测。次日，越南卫生部危险疾病防控指导委员会专门开会。1月22日，越南卫生部下发《新型肺炎防控方案》。
越南河内北部一家制衣厂的工人在生产口罩
越南的封锁措施“针对性”也很强：1月24日起取消所有往返武汉航班；1月29日，暂停中国公民到越南的旅游签证；2月1日，宣布国家进入防疫状态，将新冠病毒疾病列为甲类传染病，暂停往来中国的所有航班，限制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和聚会。
2月10日，越南卫生部宣布，实施医学隔离或强制性隔离措施的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均可享受免费治疗。2月14日，越南宣布暂停全国所有学校活动。
韩国企业是越南的大客户，越南1/4的出口份额都属于三星公司，一半的三星手机都是“越南制造”。但韩国疫情大暴发后，越南“铁面无私”，暂停了对韩免签政策，对来自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的旅客进行隔离，不允许韩国航班在河内和胡志明市降落。
信息公开透明也是一个稳定民心的办法。越南卫生部开通了一条关于疫情防控知识的免费专家热线，全国还开通21条医院热线电话。BBC也报道了在TikTok（抖音海外版）风靡全球的“洗手舞”，这是越南卫生部和舞者Quang
Dang合作的音乐短片，教人保持卫生，正确洗手。
截至3月26日晚，越南累计确诊病例已有141例，无死亡病例。3月16日，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表示，越南正处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减少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黄金时期”。他在会议上提出了若干条清晰的指示：减少聚集活动，做好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暂停发放签证，发挥乡级政府和社区干部的作用，交通运输部严抓入境检疫和消毒，等等。
3月8日，在越南北部海防市，工作人员对和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关的场所进行封锁
越南有“下一个中国”之称。数据显示，2000-2017年，越南的GDP实现了7倍的增长。2018年越南GDP增速达到7.08%，创下10年来新高，被列入世界GDP增长最高的国家行列，2019年GDP增速也超过7.0%。而且，35岁以下年轻人占到越南总人口的70%，人口红利依然强劲。
越南是世界上成功研制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的少数国家之一，检测一次仅需50万越盾（约合21美元）。如果疫情大暴发，越南完全可以自主供应检测试剂盒。河内市已购买4000套检测试剂盒（相当于20万次检测所需），并将其中一部分捐赠给了欧洲重灾区之一—意大利各家医院。检测试剂盒还将出口到伊朗、芬兰、马来西亚、乌克兰等多国，目前已有20个国家订购。
抗疫不成功的国家各有各的问题，而在降低死亡率上做到德国、新加坡、越南这样的程度，是需要平时未雨绸缪和关键时刻扬长避短的。
“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已经夺命逾万人。各个国家针对此次大型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防治办法，不亚于最生动直观的大型“比较政治学”现场。
由于传染有先后，即使各国面对同样的病毒侵袭，也很难称之为同一场“考试”。毕竟“考试”背后预设了一个威严而绝对正确的“出题者”、多个获取同等数量知识的“考生”，以及一个无可置疑的“评分标准”—这些预设在当下受到病毒感染的国家之间并不成立；而且，成千上万条生命的逝去，也根本不能以考试的“不及格”或“失利”而一笔抹去。
但是，不同国家的检测、追踪、治疗手段，依然可以从“死亡率”的数据上反映出其有效程度，从而为“横向比较”创造一个基础。
德国、新加坡和越南，是新冠疾病“死亡率低”甚至无死亡的典型国家。这令人想知道，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至少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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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德国？
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德国的防控方式也逐渐从“硬核”（类似于“佛系”）变成“辣招”频出。
3月13日，五大足球联赛中的德甲，最后一个宣布“取消比赛”。3天后，德国宣布在与奥地利、丹麦、法国、卢森堡和瑞士接壤的边境实行管制，只有跨境通勤者和物流货车才被允许通过。同时，德国大部分州的学校和日托中心关闭，而关闭餐馆、酒吧、体育俱乐部的州也逐渐增多。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上的岛屿，也已经禁止游客进入。
3月17日，警察在位于德国小城凯尔的德法边境“两岸桥”附近执勤。德国政府从16日起加强对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和丹麦五国的边境管控
防疫从“松”到“紧”，有个重要的时间点—2月25日。德国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在1月27日，一直到2月25日之前，境内的病例都得到了及时的检测、追踪和隔离。
2月23日意大利开始封城，但措施不到位；2月25日开始，来自意大利的病例在德国急剧增加。感染地区从地图上的几个零星点，变成了“四周包围中央”的片状。
截至3月26日晚，德国记录了39572例确诊感染病例和224例确诊死亡病例，死亡率为0.5%。
德国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是德国顶尖病毒学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1月，德国各地的实验室就得到了进行此项病毒检测的信息和材料。同一时间，德国也将病毒检测方法分享给了其他国家。
据悉，德国拥有欧洲大陆数量最多的P4实验室，一共4所，分别位于柏林、汉堡、里姆岛和马尔堡。如果算上瑞士的3家P4实验室，泛德语区内聚集了欧洲大陆（含俄罗斯）半数以上的最高等级生物实验室。
德罗斯滕还表示，德国的实验室诊断不归一个中央系统管理，这极大地提高了防控效率。在其他国家/地区，往往由一个权威机构统筹管理新疾病的测试，只有少数实验室被允许进行测试并将数据反馈给中枢机构。而德国各个地方的实验室均有权限自行检测，无须上报。
德国医疗系统在1月底，将病毒检测纳入保险报销范围。德国执业医生联邦协会为这项病毒检测专门立项，规定了专门的序号。进行病毒检测的实验室和医疗机构，都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账收费。约200欧元的检测费由医疗保险公司承担，前提是，当事人必须由医生确认为疑似病例。
3月1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名男子在一家药店外等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药店只允许“最多两名顾客同时入内”
德国的医保制度令德国人自豪。德国社会保障法规定，所有居留在德国的人都必须有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公司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以居民收入为划界标准：截至2020年，德国所有月薪收入低于5213欧元且年收入低于62550欧元的居民，必须拥有公共健康保险，收入高于此限者可购买私人保险。在德国，有86%的人购买公共医疗保险。
分级诊疗也被认为有效地防止了医疗资源挤兑。以首都柏林为例，拨打24小时热线电话之后，专业人员将根据患者的症状和旅行史作出甄别：出现较重症状及需要临床治疗者，将被第一时间接入医院；轻症者或疑似案例，将被引导至街区普通诊所；无症状者会由卫生部门接手，并告知其前往各大检测点参与测试。
病人要出示诊所或家庭医生的入院建议单，才会被综合医院收治；贸然前往综合医院往往需要半天以上的等待，因此也鲜有人浪费时间。
德国分散式、协作式的防疫体系，能在第一时间隔离轻症者、收治重症者，并降低死亡率。
德国目前的急迫需求，分别是床位、护理人员、呼吸机和疫苗。
在欧洲，德国每10万人拥有800张床位，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法国多了201张。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医院共有约2.8万张重症床位，目前已占用了80%。德国耶拿大学危机传播学专家迪克曼（Petra Dickmann）在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表示，从德国各高校附属医院的情况就可以发现：医护人员紧缺。在波恩地区，医院大多已经出现消毒水和医用防护服严重紧缺的现象。
德国政府还向瑞士的呼吸机制造商—汉密尔顿医疗公司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但是，制造商也分身乏术。汉密尔顿医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呼吸机制造商，通常每年生产1.5万台呼吸机，现已将其产量提高了30%~40%。
汉密尔顿公司首席执行官威兰德在一次采访中说：“可用的呼吸机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补充说：“美国陆军正在寻求订购，土耳其订购了很多，中国订购了很多—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订购。”
欧洲和美国的裂痕正在加剧，德国还要出手跟美国“抢疫苗”。德国报纸《世界报》上的一份爆炸性报道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十亿美元”来保护由CureVac公司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专有权，“但仅限于美国”。德国外长海科·马斯3月15日表示，政府将不允许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进这一计划。他说：“德国研究人员在药物和疫苗开发中起着领导作用，我们不能允许其他人寻求独有的研究成果。”
CureVac是一家德国生物制药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图宾根。该公司的开发重点是传染病疫苗，以及治疗癌症和罕见病的药物。CureVac在3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即将卸任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梅尼切拉已应邀到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议，讨论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的战略和机会。梅尼切拉还说：“我们将能在几个月内开发出有效的候选疫苗。”
经济政策也在遭受考验。3月10日，德国政府已承诺投入10亿欧元用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还是“短期”投入。实际上，疫情已经开始扭转德国长期的“预算平衡”政策。知情人士称，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默克尔及其经济团队现在愿意接受赤字支出，以帮助抗疫。知情人士说，由病毒引发的危机是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下的“例外情况”之一，该情况允许额外借贷。
即使德国在2019年陷入衰退，默克尔还是拒绝了华盛顿、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宽其债务期限的呼吁。过去十年中，德国减少了超过20个百分点的公共债务，使其占比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19年，柏林的预算盈余超过130亿欧元。
3月16日，在德国柏林，行人走过关闭的柏林新博物馆旁的廊柱
目前，德国政府仍然可以动用多达500亿欧元的储备。也许，新的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启动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或增加债务。不过，七位经济专家在3月中旬表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肯定会在今年上半年进入衰退。
另外，人口最多的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感染人数超过4268人，13人死亡—感染人数接近德国感染总数的1/3，死亡人数则接近一半，而且确诊病例数量上升较快。如果14天内病例增速不能放缓，德国的防治措施等级则需要再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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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新加坡？
用复旦大学教授张文宏的话说，新加坡“一点也不佛系，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当派”。
截至3月26日晚，新加坡记录了683例确诊感染病例，死亡2例。
新加坡的一系列措施中，“预警时间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月3日，新加坡开始在机场布控测体温，同时启动哨点监测—该套监测体系，将公立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诊所联网，使新加坡对输入性病例的监测能力显著提高。
2月7日，鉴于本地传播初现端倪，新加坡当局又将疫情警报级别，从第二级“黄色”上调至第三级“橙色”，仅次于预示疫情最严重的级别“红色”。这一级别代表“疫情严重且容易传播，但在新加坡尚未广泛传播，目前正在得到控制”，允许政府采取隔离、体温检测、限制医院访客等“中等”（moderate）社会干预措施。
2月4日，在新加坡惹兰勿刹一带，一名男子走过中药行
自2月18日起，新加坡卫生部重新启动曾在应对雾霾和H1N1流感时启用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PHPC）计划”，以进一步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任何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的新加坡居民，均可到新加坡全国900家定点诊所，享用“特殊津贴”就医。其中，新加坡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将按10新元（约合人民币50元）的固定诊金收费，属于“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的老年人则仅需支付5新元（约合人民币25元）。
2018年年底投入使用的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拥有330张床位和隔离病房，还有能处理高风险病原体的实验室、传染病研究与培训办公室等，是抗击新冠病毒的主战场。
新加坡实验人员在实验室里进行冠状病毒测试 (路透社 EDGAR SU/摄）
作为补充，新加坡还构建了包含900多家私人诊所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体系。政府向这些诊所通报疫情信息，提供一定的医疗防护物资。如果前来就诊者是新冠疾病疑似患者，诊所会把他们转诊至指定医院。这套体系为追溯病例提供了依据，也尽可能避免民众恐慌性地挤占大医院的医疗资源。
新加坡总人口约570万，人均医疗资源较为充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新加坡的医疗卫生服务覆盖指数已超过了80，中国为76，印度为56。其实，如果看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新加坡的投入不算大。201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该指标均维持在6%以上，而中国、新加坡、印度三个国家最高还不到3%。
投入相对较低，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高，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在于以“防”为主。最近公布的“控糖令”就是典型例子。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糖尿病患病率，新加坡卫生部宣布，从2021年年底开始，市场售卖的非酒精类饮料，将被强制贴上标明糖分的营养等级标签，并将全面禁止含糖量位于最高等级的饮料在电视、网站等任何媒体平台投放广告。
3月18日，连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新山市的新柔长堤上，几乎没有往来车辆行驶。马来西亚从18日起采取为期两周更加严格的限制出入境措施
新加坡的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因此，制造业和批发贸易等外向型行业，以及旅游业及相关的酒店、邮轮、餐饮、航空业等，受冲击最严重。目前，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也是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地。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已将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从0.5%~2.5%下调至-0.5%~1.5%。
人们判断一个国家的防治措施佛系与否，往往看的是“封不封城”。新加坡作为城邦国家，封城意味着封国，封国意味着经济交往彻底中断，这是新加坡所不愿看到的后果。近期的情况是，新加坡的境外输入病例增多—原本相对平静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确诊病例飙升—监测境外人员流入、隔离疑似病患，都为新加坡政府和医疗机构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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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越南
相比之下，越南的疫情管控要严厉得多，这也是其人口密度和医疗水平决定的。
越南人口超过9500万，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河口冲积扇上，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08人（中国为148人）。
越南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水平，不太尽如人意，每万人仅拥有约25张病床。像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越南是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之外，第三个出现疫情的区域；越南非典一共确诊63人，数量不及加拿大、新加坡，但其非典死亡率7.9%，高于中国大陆（6.6%）。
3月18日，在越南和平省，人们准备离开隔离点回家
不过，越南控制非典疫情用时最短：45天。这也证明，越南明确在“控制疫情传播”上发力，而不愿把赌注押在“救治”上。
2020年1月23日，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确诊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一个从武汉到越南探望儿子的66岁男子。在中国以外，越南是继泰国、日本、韩国之后，第四个被新冠病毒入侵的国家。疫情也逐渐从输入型转化为本地人传人的情况。
在永福省，发生了一个家族的大传染：先是1名23岁的女子，因去过武汉被确诊，她传染了自己的母亲、父亲、侄子、邻居、姐妹6个人—这一家人所在的平川县山雷村被封锁。村子出入口，设立起监控检查站，禁止人车通行。该村有超过1万名村民，封锁一共持续了20天。
越南最早从1月14日开始监测入境者体温。岘港国际机场体温检测仪，检测到两个来自武汉的旅客出现发烧症状，此时，离钟南山宣布“人传人”还有6天。当局立即对其进行了隔离，采样后，送到芽庄市巴斯德医院进行检测。次日，越南卫生部危险疾病防控指导委员会专门开会。1月22日，越南卫生部下发《新型肺炎防控方案》。
越南河内北部一家制衣厂的工人在生产口罩
越南的封锁措施“针对性”也很强：1月24日起取消所有往返武汉航班；1月29日，暂停中国公民到越南的旅游签证；2月1日，宣布国家进入防疫状态，将新冠病毒疾病列为甲类传染病，暂停往来中国的所有航班，限制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和聚会。
2月10日，越南卫生部宣布，实施医学隔离或强制性隔离措施的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均可享受免费治疗。2月14日，越南宣布暂停全国所有学校活动。
韩国企业是越南的大客户，越南1/4的出口份额都属于三星公司，一半的三星手机都是“越南制造”。但韩国疫情大暴发后，越南“铁面无私”，暂停了对韩免签政策，对来自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的旅客进行隔离，不允许韩国航班在河内和胡志明市降落。
信息公开透明也是一个稳定民心的办法。越南卫生部开通了一条关于疫情防控知识的免费专家热线，全国还开通21条医院热线电话。BBC也报道了在TikTok（抖音海外版）风靡全球的“洗手舞”，这是越南卫生部和舞者Quang
Dang合作的音乐短片，教人保持卫生，正确洗手。
截至3月26日晚，越南累计确诊病例已有141例，无死亡病例。3月16日，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表示，越南正处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减少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黄金时期”。他在会议上提出了若干条清晰的指示：减少聚集活动，做好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暂停发放签证，发挥乡级政府和社区干部的作用，交通运输部严抓入境检疫和消毒，等等。
3月8日，在越南北部海防市，工作人员对和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关的场所进行封锁
越南有“下一个中国”之称。数据显示，2000-2017年，越南的GDP实现了7倍的增长。2018年越南GDP增速达到7.08%，创下10年来新高，被列入世界GDP增长最高的国家行列，2019年GDP增速也超过7.0%。而且，35岁以下年轻人占到越南总人口的70%，人口红利依然强劲。
越南是世界上成功研制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的少数国家之一，检测一次仅需50万越盾（约合21美元）。如果疫情大暴发，越南完全可以自主供应检测试剂盒。河内市已购买4000套检测试剂盒（相当于20万次检测所需），并将其中一部分捐赠给了欧洲重灾区之一—意大利各家医院。检测试剂盒还将出口到伊朗、芬兰、马来西亚、乌克兰等多国，目前已有20个国家订购。
抗疫不成功的国家各有各的问题，而在降低死亡率上做到德国、新加坡、越南这样的程度，是需要平时未雨绸缪和关键时刻扬长避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