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结果于14日揭晓，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从事全球反贫困斗争方面的研究获奖。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一轮议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减贫要看田间地头的实效，当今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诺贝尔奖对这一活生生的实践熟视无睹，反而将眼光放在鼓励精致的经济学模型与样本上，让经济学成为学术圈内自我把玩游戏，这体现了一种傲慢。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三个人的得奖跟扶贫工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理论证明了，靠自上而下的扶贫，往往只能鼓励政府的贪腐，是无效的。只有推广新技术，建立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机制，才是符合经济学规律并且能够起效的。
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
面对中国经济成就，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选择性“无视”了吗？
1
相比往年，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摆脱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逃离苦难是人的天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与贫困作斗争的伟大历史。目前人类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减轻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
与过去注重基础研究和纯粹学术上的贡献不同，今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显得更加务实，这似乎表明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当下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
今年得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也不是只呆在书房里构筑模型，曾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同时，他们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
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对此，他们也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但这不等于他们的研究就没有问题。
从已有的资料看，这三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的样本是非洲和印度。不过要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来看，在人类历史来看，最成功消除贫困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不到2%（1978年），到2018年中国GDP占比约为16%。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换句话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者欧洲人口总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座超级富矿。
但是，今年诺奖三位得主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减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系统化理论阐释。由于缺乏中国的样本，他们的理论最多只能算作是隔空喊话。
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通过田野实验方法验证具体减贫政策的效果 ,从而发现有效的克服贫困状态的相关政策。事实上，这更可能是书斋里的学问。但是减贫问题如果成为象牙塔里的东西，不能给世界带来多少智慧，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今天中国在减贫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从来没有做过所谓随机实验。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中国有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扶贫更要注重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要给贫困人群创造公平的成长和就业环境，可能要比单纯的实验的效果和作用更好。因此，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当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是很难具有操作性和推广价值。
其次，考察减贫理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看其效果。尽管今年的诺贝尔奖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发展问题的关注。但是为了工具而工具、实验而实验的研究风向标，也可能开启理论研究的一个错误方向。经济学不能成为“飘浮”在空中的理论研究，只是从工具到工具，从逻辑到逻辑，从而很难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现在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缺乏来自世界减贫成效最大的中国经验总结，其理论既缺乏说服力，也不能展示其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事实上，十八以来，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工作呈现新局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直接瞄准目标人群，做到了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切实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绩效和力度。这才是减贫实践最有成效的理论。
可以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既是实践创新，又是理论创新；既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提出到落实再到形成系统的思想，不仅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成功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向性指引，而且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经验，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思想的生动实践。
再次，离开了政府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贫穷的本质》中，两位作者也坦承，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第一，避险手段太落后，第二，他们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第三，因为认知水平的局限，他们对不懂的东西有太多偏见。穷人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穷人也经常因为生存而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导致无法做出最优的决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解决穷人的问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变得格外重要。
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到：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实行开发式扶贫方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应该说，这才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
从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其一，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实现中国减贫的根本保证；其二，减贫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是减贫取得成效的根本保障；其三，减贫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意愿相结合，从而确保了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效果。总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减贫取得成效的关键。
最后，以中国经验为基础重塑发展经济学。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学中有一门学科——发展经济学，它是二战后从西方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新学科。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国际上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以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世界银行成立以来，为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出了诸如进口替代、结构主义等药方，也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尽管有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的各种努力和具体帮助，但这些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总体来看，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18年的70多年时间里，如果去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世界贫困线的人口数量，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说明西方理论和实践存在方向性错误。也就是说，世界的减贫成就主要源于中国。
中国发展的成效和脱贫实践，说明西方理论和发展模式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更与全球发展治理的主题渐行渐远。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的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可以更好地为全球消除贫困提供更好的中国借鉴。因此，离开了减贫实践的中国经验作样本，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有生命力。
2
中国历来是一个有着英雄崇拜情结的国度，诺贝尔奖在中国的舆论热度一直不减，尤其当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后，大家更加期待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也能迎来零的突破。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多年来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这似乎与中国日渐显赫的经济地位不符。
这当中是不是有西方经济界对中国经济傲慢和视而不见的成分？中国社会舆论是不是有必要这么把诺奖当回事，而应该以平常心看待？这些当然都有讨论的空间，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学界自身先别急着看淡，是不是首先需要反思？
国家强，经济学理论必须强。伴随着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引领中国经济更好发展，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在经济理论上还是抱着西方模式不放，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们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是不是应该有很大空间可以有所建树？
中国丰富的经济实践，需要经济学界花费很长时间脚踏实地去提炼研究，然而活跃我们扶贫工作一线的，大多是从事农村工作研究的，田间地头有多少经济学者呢？不活跃在田间地头，活跃在电视上的房地产分析和网络上的付费课，怎么会有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的建树呢？
前段时间，国内学者争论谁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喧嚣躁动，互不相让，甚至有人称这是中国最可能赢得诺贝尔奖的理论。这样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密集高调造势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免让人疑惑。
中国经济学界的狂欢躁动掩盖不了中国经济理论事实上的失语状态。
理论的贫血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界的冷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闹程度要大大超过国外，甚至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由他们的代言人在中国土地上华山论剑，喧嚣不已，经济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个经济学家都尽情地享受着经济理论的狂欢和虚假繁荣。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和队伍，也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经济学研究机构。现在整个社会都在热切盼望中国经济理论界出现最具有生命力的铸剑师，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归的，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们的出现能够填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真空。
今年的诺贝尔奖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就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要担当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尽快合力推进探索和总结新中国70成就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更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正赶上一个好时代，欣蓬盛世，又充满了新问题和新现象。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纷纷扰扰，一场经济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酝酿和发端。应该说，这些背景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百年难遇的实验机会。关键是我们的经济学学者们要摆脱对西方经济学“迷信”和“崇拜”，尽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结果于14日揭晓，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从事全球反贫困斗争方面的研究获奖。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一轮议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减贫要看田间地头的实效，当今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诺贝尔奖对这一活生生的实践熟视无睹，反而将眼光放在鼓励精致的经济学模型与样本上，让经济学成为学术圈内自我把玩游戏，这体现了一种傲慢。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三个人的得奖跟扶贫工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理论证明了，靠自上而下的扶贫，往往只能鼓励政府的贪腐，是无效的。只有推广新技术，建立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机制，才是符合经济学规律并且能够起效的。
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
面对中国经济成就，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选择性“无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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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往年，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摆脱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逃离苦难是人的天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与贫困作斗争的伟大历史。目前人类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减轻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
与过去注重基础研究和纯粹学术上的贡献不同，今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显得更加务实，这似乎表明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当下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
今年得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也不是只呆在书房里构筑模型，曾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同时，他们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
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对此，他们也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但这不等于他们的研究就没有问题。
从已有的资料看，这三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的样本是非洲和印度。不过要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来看，在人类历史来看，最成功消除贫困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不到2%（1978年），到2018年中国GDP占比约为16%。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换句话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者欧洲人口总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座超级富矿。
但是，今年诺奖三位得主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减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系统化理论阐释。由于缺乏中国的样本，他们的理论最多只能算作是隔空喊话。
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通过田野实验方法验证具体减贫政策的效果 ,从而发现有效的克服贫困状态的相关政策。事实上，这更可能是书斋里的学问。但是减贫问题如果成为象牙塔里的东西，不能给世界带来多少智慧，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今天中国在减贫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从来没有做过所谓随机实验。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中国有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扶贫更要注重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要给贫困人群创造公平的成长和就业环境，可能要比单纯的实验的效果和作用更好。因此，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当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是很难具有操作性和推广价值。
其次，考察减贫理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看其效果。尽管今年的诺贝尔奖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发展问题的关注。但是为了工具而工具、实验而实验的研究风向标，也可能开启理论研究的一个错误方向。经济学不能成为“飘浮”在空中的理论研究，只是从工具到工具，从逻辑到逻辑，从而很难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现在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缺乏来自世界减贫成效最大的中国经验总结，其理论既缺乏说服力，也不能展示其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事实上，十八以来，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工作呈现新局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直接瞄准目标人群，做到了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切实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绩效和力度。这才是减贫实践最有成效的理论。
可以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既是实践创新，又是理论创新；既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提出到落实再到形成系统的思想，不仅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成功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向性指引，而且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经验，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思想的生动实践。
再次，离开了政府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贫穷的本质》中，两位作者也坦承，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第一，避险手段太落后，第二，他们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第三，因为认知水平的局限，他们对不懂的东西有太多偏见。穷人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穷人也经常因为生存而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导致无法做出最优的决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解决穷人的问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变得格外重要。
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到：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实行开发式扶贫方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应该说，这才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
从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其一，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实现中国减贫的根本保证；其二，减贫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是减贫取得成效的根本保障；其三，减贫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意愿相结合，从而确保了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效果。总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减贫取得成效的关键。
最后，以中国经验为基础重塑发展经济学。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学中有一门学科——发展经济学，它是二战后从西方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新学科。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国际上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以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世界银行成立以来，为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出了诸如进口替代、结构主义等药方，也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尽管有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的各种努力和具体帮助，但这些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总体来看，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18年的70多年时间里，如果去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世界贫困线的人口数量，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说明西方理论和实践存在方向性错误。也就是说，世界的减贫成就主要源于中国。
中国发展的成效和脱贫实践，说明西方理论和发展模式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更与全球发展治理的主题渐行渐远。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的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可以更好地为全球消除贫困提供更好的中国借鉴。因此，离开了减贫实践的中国经验作样本，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有生命力。
2
中国历来是一个有着英雄崇拜情结的国度，诺贝尔奖在中国的舆论热度一直不减，尤其当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后，大家更加期待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也能迎来零的突破。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多年来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这似乎与中国日渐显赫的经济地位不符。
这当中是不是有西方经济界对中国经济傲慢和视而不见的成分？中国社会舆论是不是有必要这么把诺奖当回事，而应该以平常心看待？这些当然都有讨论的空间，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学界自身先别急着看淡，是不是首先需要反思？
国家强，经济学理论必须强。伴随着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引领中国经济更好发展，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在经济理论上还是抱着西方模式不放，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们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是不是应该有很大空间可以有所建树？
中国丰富的经济实践，需要经济学界花费很长时间脚踏实地去提炼研究，然而活跃我们扶贫工作一线的，大多是从事农村工作研究的，田间地头有多少经济学者呢？不活跃在田间地头，活跃在电视上的房地产分析和网络上的付费课，怎么会有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的建树呢？
前段时间，国内学者争论谁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喧嚣躁动，互不相让，甚至有人称这是中国最可能赢得诺贝尔奖的理论。这样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密集高调造势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免让人疑惑。
中国经济学界的狂欢躁动掩盖不了中国经济理论事实上的失语状态。
理论的贫血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界的冷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闹程度要大大超过国外，甚至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由他们的代言人在中国土地上华山论剑，喧嚣不已，经济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个经济学家都尽情地享受着经济理论的狂欢和虚假繁荣。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和队伍，也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经济学研究机构。现在整个社会都在热切盼望中国经济理论界出现最具有生命力的铸剑师，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归的，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们的出现能够填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真空。
今年的诺贝尔奖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就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要担当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尽快合力推进探索和总结新中国70成就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更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正赶上一个好时代，欣蓬盛世，又充满了新问题和新现象。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纷纷扰扰，一场经济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酝酿和发端。应该说，这些背景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百年难遇的实验机会。关键是我们的经济学学者们要摆脱对西方经济学“迷信”和“崇拜”，尽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