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的体制决定了西方企业的行动与西方政府的法案并不同步，但这并不会影响多元化去风险的趋势。远离中国的多元化并不总能显著减少外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在短期内。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意味着西方去风险化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但我们对这种温水煮蛙的缓慢过程，切不可视而不见。
一、西方的体制决定了西方企业的行动与西方政府的法案并不同步，但这并不会影响多元化去风险的趋势
由于西方的政策存在自由辩论的统一过程，还由于西方企业对应于政府的高度独立性，也因为融入世界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关于多元化在西方存在激烈的争论，西方企业的行动与西方政府的法案还存在不同的步调。所以，我们会看到西方存在的反对减少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声音，存在一些西方企业还在对中国进行投资，与中国进行贸易。
但我们不可忽略发达国家用多元化包装的去风险化政策，是一个温水煮蛙的缓慢过程，切不可因为缓慢而视而不见，也不能因为仍然存在的一些经济联系而盲目乐观。
从趋势看，除非发生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西方的多元化将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年份或者个别行业我国在全球出口、制造业和供应链中的总体份额偶尔也会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多元化、去风险的进展，大多掩盖在温水煮蛙的缓慢过程中
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西方多元化的先行者，转移到东南亚、印度的，最早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随着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扩张，这种多元化已经在扩张中被掩盖得模糊不清。
例如纺织品，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纺织品在美国和日本进口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15和20个百分点，取而代之的是越南或孟加拉国等替代原产国。与此同时，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我国纺织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也迅速下降，从2012年的12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不到五亿美元。
然而，这些变化在总体上几乎看不见，中国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一直稳定在30%左右。这是因为我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1%。因此，即使流向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看似可观，最终也只能将我国的一小部分产出和出口能力转移到海外。
高技术含量的电子、信息通信技术、汽车或机械行业的企业的多元化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这一趋势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在汇总数据中清晰可见。
三、远离中国的多元化并不总能显著减少外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在短期内
西方多元化不太可能快速实现的第三个原因是，对替代国家的投资或贸易的增加，往往伴随着这些目的地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加深。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不仅将总装产能外包，还外包了与之相关的深层价值链。
在中国境外复制这些产品，或寻找替代供应来源，需要时间，成本高昂。因此，那些试图减少其在中国的业务或重新平衡其全球足迹的跨国公司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这样做，将单一的供应链部分转移到其他目的地，同时使供应商多样化，以获得最关键的投入。
因此，远离中国的多元化并不总能显著减少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在短期内。跨国公司跟随中国供应商前往其他市场或鼓励他们迁往中国境外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供应商继续从中国供应商那里采购，即使他们在东盟或墨西哥建立了新工厂，他们也与这些供应商建立了密切的长期关系。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多元化没有发生。这只能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去风险化”政策背后的一些目标，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
四、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意味着西方去风险化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
比如过去5-7年美国从墨西哥和越南的进口增加，但与此同时中国对这些市场的出口也在增长，虽然美国从墨越进口的增加可能大于中国对墨越出口的增长。这种与中国投入相关的粘性在行业层面也很明显，比如在电子消费品向印度转移或电动汽车（EV）生产向波兰转移的同时，转移地向中国采购的投入也会增加。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处于中心地位，在电子、电动汽车或太阳能等关键领域拥有无与伦比的产能，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一边实施多元化，一边仍然需要在未来几年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联系，特别是贸易联系。
五、累积效应一直存在，最终会看到西方多元化、去风险的显著效果
2023年上半年，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首次失去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最大进口国的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西方通过投资与贸易通过多元化来去风险的策略，虽然显而易见，但并非一刀切，也并不存在一日、一月或者一年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支持投资与贸易从中国撤出而达成西方多元化观点的数据，几乎与表明它们正在增加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与贸易的数据，似乎一样多。
但从长期累积的数据来观察，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从投资到贸易的中国以外的多元化正在顺利进行。
高度警惕：发达国家利用多元化实施的去风险正在顺利进行中
2022年四季度的调查中，五分之一的德国和英国公司以及十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表示，他们计划减少在中国的投资。2003-2022年，世界资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在我国GDP中的份额，从2003年的5.76%，下降到1.01%。在过去五年中加速，对中国的FDI在全球FDI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11%下降到2021年的略低于5%。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22%下降到2022年的17%左右。以上数据描绘了一幅全球跨国公司因地缘政治和商业因素而积极远离我国，实施所谓去风险、多元化的图景。
虽然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迷醉于全球最大制造国这个虚幻的宏大叙事中，坚持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还利用没有数据支撑的墨西哥的进口仍然严重依赖中国这样虚构的观点来否认这一趋势。对于发达国家投资与贸易通过多元化去风险的怀疑论者来说，全球价值链过于一体化，表层的数据庞杂无法理清，因此能够轻易地做出西方的去风险政策不太可能成功的判断。
国证大数据跟踪的以下数据充分证明，发达国家的多元化正在顺利进行中。
第一、商业协会调查显示，西方企业在中国进行新投资的兴趣正在减弱
关于投资、贸易和供应链模式的大量证据表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往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进行多元化。商业协会调查披露的市场情绪变化的早期指标显示，西方企业在中国进行新投资的兴趣正在减弱。他们认为，越来越多西方公司不打算在未来几年增加对该国的投资。
在这个2022年四季度的调查中，五分之一的德国和英国公司以及十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表示，他们计划减少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表示，他们正在或计划将制造或采购转移到东盟（尤其是越南）和近岸目的地（中欧和东欧、墨西哥）。
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应该注意到，国际资本的投资数据，表现出明显的对中国意向的转变。2003-2022年，尽管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在此期间从4.2%，逐步增长到2022年的19%。但世界资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在我国GDP中的份额，却从2003年的5.76%，下降到1.01%。
第二、过去五年，海外资本对中国FDI在全球FDI中的份额大幅下降
相比之下，2022年外国资本对越南、墨西哥，尤其是印度等替代目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且增长迅速。自2004年以来，这些趋势导致我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下降，这一趋势在过去五年中加速，对中国FDI在全球FDI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11%下降到2021年的略低于5%。
国证大数据对美国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跟踪数据显示，欧盟和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呈下降趋势，2022年年度投资额远低于 10年前的水平，目前约为十年前FDI规模的一半。
第三、外国资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已经从投资分散，开始影响并反映到贸易分散上
美日是实施鼓励供应链多元化政策的先行者，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22%下降到2022年的17%左右；中国在日本进口中的份额从2016年的26%下降到2022年的21%。
欧洲曾经坚定地坚持走一条与美国不同的路子，积极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现实，彻底打碎了欧洲的经济绥靖幻想。这导致欧洲的跨国公司也像日美企业一样，开始学习寻找替代采购地点。实际上，2023年以来中国对欧洲出口的大幅度下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月，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下降5.7%，但对欧盟、美国、日本的出口分别下降了10.6%、16.4%和8.3%。
第四、多元化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行业最为明显
近年来，地缘政治动态在影响企业对我国的情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关税、出口管制和其他出于政治动机的经济活动限制，提高了与一系列行业的投资和贸易相关的成本，其中主要体现在风险成本上。地缘政治也影响了企业董事会的辩论方向，削减了对我国资本支出计划，并增强了替代地点的吸引力。
因此，多元化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行业最为明显。美国公司在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年度投资从2016年的40多亿美元暴跌至2019年的20多亿美元，到2020年降至数亿美元，到2023年接近清零。
随着对半导体行业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芯片制造商宣布了在美国和欧洲以及印度等其他地点进行重大投资的计划。因此，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48%暴跌至2022年的1%，2023年接近清零。与此同时，同期美国的份额从0%上升到37%，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合计份额从10%上升到38%。
在《通胀削减法案》（IRA）出台后，美国的电动汽车（EV）和电池投资意向也开始飙升，在该法案公布后的前九个月内，宣布了520亿美元的相关外国直接投资。
第五、地缘政治并不是多元化选择的唯一驱动力，更广泛的行业行为正在发生变化
不断趋于紧张的商业环境也促使从数字服务到能源等高度受限行业的公司下调其扩张计划，并将资源重新集中在其他地区。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也产生了外溢影响，三星电子、LG和Stellantis等公司在市场份额下降的情况下退出了中国市场，并宣布在印度、越南、墨西哥和其他目的地进行大型投资项目。
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来说也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正在重新评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地位。荣鼎集团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当中国GDP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且商业环境相对稳定时，跨国企业对成本上升是可以容忍的。当增长率处于6%以下且市场高度政治化时，它们更难被忽视。
总而言之，以上数据描绘了一幅全球跨国公司因地缘政治和商业因素而积极远离我国，实施所谓去风险、多元化的图景。
内容提要：
西方的体制决定了西方企业的行动与西方政府的法案并不同步，但这并不会影响多元化去风险的趋势。远离中国的多元化并不总能显著减少外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在短期内。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意味着西方去风险化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但我们对这种温水煮蛙的缓慢过程，切不可视而不见。
一、西方的体制决定了西方企业的行动与西方政府的法案并不同步，但这并不会影响多元化去风险的趋势
由于西方的政策存在自由辩论的统一过程，还由于西方企业对应于政府的高度独立性，也因为融入世界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关于多元化在西方存在激烈的争论，西方企业的行动与西方政府的法案还存在不同的步调。所以，我们会看到西方存在的反对减少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声音，存在一些西方企业还在对中国进行投资，与中国进行贸易。
但我们不可忽略发达国家用多元化包装的去风险化政策，是一个温水煮蛙的缓慢过程，切不可因为缓慢而视而不见，也不能因为仍然存在的一些经济联系而盲目乐观。
从趋势看，除非发生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西方的多元化将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年份或者个别行业我国在全球出口、制造业和供应链中的总体份额偶尔也会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多元化、去风险的进展，大多掩盖在温水煮蛙的缓慢过程中
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西方多元化的先行者，转移到东南亚、印度的，最早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随着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扩张，这种多元化已经在扩张中被掩盖得模糊不清。
例如纺织品，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纺织品在美国和日本进口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15和20个百分点，取而代之的是越南或孟加拉国等替代原产国。与此同时，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我国纺织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也迅速下降，从2012年的12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不到五亿美元。
然而，这些变化在总体上几乎看不见，中国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一直稳定在30%左右。这是因为我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1%。因此，即使流向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看似可观，最终也只能将我国的一小部分产出和出口能力转移到海外。
高技术含量的电子、信息通信技术、汽车或机械行业的企业的多元化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这一趋势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在汇总数据中清晰可见。
三、远离中国的多元化并不总能显著减少外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在短期内
西方多元化不太可能快速实现的第三个原因是，对替代国家的投资或贸易的增加，往往伴随着这些目的地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加深。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不仅将总装产能外包，还外包了与之相关的深层价值链。
在中国境外复制这些产品，或寻找替代供应来源，需要时间，成本高昂。因此，那些试图减少其在中国的业务或重新平衡其全球足迹的跨国公司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这样做，将单一的供应链部分转移到其他目的地，同时使供应商多样化，以获得最关键的投入。
因此，远离中国的多元化并不总能显著减少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在短期内。跨国公司跟随中国供应商前往其他市场或鼓励他们迁往中国境外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供应商继续从中国供应商那里采购，即使他们在东盟或墨西哥建立了新工厂，他们也与这些供应商建立了密切的长期关系。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多元化没有发生。这只能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去风险化”政策背后的一些目标，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
四、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意味着西方去风险化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
比如过去5-7年美国从墨西哥和越南的进口增加，但与此同时中国对这些市场的出口也在增长，虽然美国从墨越进口的增加可能大于中国对墨越出口的增长。这种与中国投入相关的粘性在行业层面也很明显，比如在电子消费品向印度转移或电动汽车（EV）生产向波兰转移的同时，转移地向中国采购的投入也会增加。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处于中心地位，在电子、电动汽车或太阳能等关键领域拥有无与伦比的产能，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一边实施多元化，一边仍然需要在未来几年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联系，特别是贸易联系。
五、累积效应一直存在，最终会看到西方多元化、去风险的显著效果
2023年上半年，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首次失去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最大进口国的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西方通过投资与贸易通过多元化来去风险的策略，虽然显而易见，但并非一刀切，也并不存在一日、一月或者一年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支持投资与贸易从中国撤出而达成西方多元化观点的数据，几乎与表明它们正在增加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与贸易的数据，似乎一样多。
但从长期累积的数据来观察，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从投资到贸易的中国以外的多元化正在顺利进行。
高度警惕：发达国家利用多元化实施的去风险正在顺利进行中
内容提要：
2022年四季度的调查中，五分之一的德国和英国公司以及十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表示，他们计划减少在中国的投资。2003-2022年，世界资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在我国GDP中的份额，从2003年的5.76%，下降到1.01%。在过去五年中加速，对中国的FDI在全球FDI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11%下降到2021年的略低于5%。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22%下降到2022年的17%左右。以上数据描绘了一幅全球跨国公司因地缘政治和商业因素而积极远离我国，实施所谓去风险、多元化的图景。
虽然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迷醉于全球最大制造国这个虚幻的宏大叙事中，坚持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还利用没有数据支撑的墨西哥的进口仍然严重依赖中国这样虚构的观点来否认这一趋势。对于发达国家投资与贸易通过多元化去风险的怀疑论者来说，全球价值链过于一体化，表层的数据庞杂无法理清，因此能够轻易地做出西方的去风险政策不太可能成功的判断。
国证大数据跟踪的以下数据充分证明，发达国家的多元化正在顺利进行中。
第一、商业协会调查显示，西方企业在中国进行新投资的兴趣正在减弱
关于投资、贸易和供应链模式的大量证据表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往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进行多元化。商业协会调查披露的市场情绪变化的早期指标显示，西方企业在中国进行新投资的兴趣正在减弱。他们认为，越来越多西方公司不打算在未来几年增加对该国的投资。
在这个2022年四季度的调查中，五分之一的德国和英国公司以及十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表示，他们计划减少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表示，他们正在或计划将制造或采购转移到东盟（尤其是越南）和近岸目的地（中欧和东欧、墨西哥）。
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应该注意到，国际资本的投资数据，表现出明显的对中国意向的转变。2003-2022年，尽管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在此期间从4.2%，逐步增长到2022年的19%。但世界资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在我国GDP中的份额，却从2003年的5.76%，下降到1.01%。
第二、过去五年，海外资本对中国FDI在全球FDI中的份额大幅下降
相比之下，2022年外国资本对越南、墨西哥，尤其是印度等替代目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且增长迅速。自2004年以来，这些趋势导致我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下降，这一趋势在过去五年中加速，对中国FDI在全球FDI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11%下降到2021年的略低于5%。
国证大数据对美国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跟踪数据显示，欧盟和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呈下降趋势，2022年年度投资额远低于 10年前的水平，目前约为十年前FDI规模的一半。
第三、外国资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已经从投资分散，开始影响并反映到贸易分散上
美日是实施鼓励供应链多元化政策的先行者，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22%下降到2022年的17%左右；中国在日本进口中的份额从2016年的26%下降到2022年的21%。
欧洲曾经坚定地坚持走一条与美国不同的路子，积极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现实，彻底打碎了欧洲的经济绥靖幻想。这导致欧洲的跨国公司也像日美企业一样，开始学习寻找替代采购地点。实际上，2023年以来中国对欧洲出口的大幅度下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月，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下降5.7%，但对欧盟、美国、日本的出口分别下降了10.6%、16.4%和8.3%。
第四、多元化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行业最为明显
近年来，地缘政治动态在影响企业对我国的情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关税、出口管制和其他出于政治动机的经济活动限制，提高了与一系列行业的投资和贸易相关的成本，其中主要体现在风险成本上。地缘政治也影响了企业董事会的辩论方向，削减了对我国资本支出计划，并增强了替代地点的吸引力。
因此，多元化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行业最为明显。美国公司在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年度投资从2016年的40多亿美元暴跌至2019年的20多亿美元，到2020年降至数亿美元，到2023年接近清零。
随着对半导体行业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芯片制造商宣布了在美国和欧洲以及印度等其他地点进行重大投资的计划。因此，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48%暴跌至2022年的1%，2023年接近清零。与此同时，同期美国的份额从0%上升到37%，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合计份额从10%上升到38%。
在《通胀削减法案》（IRA）出台后，美国的电动汽车（EV）和电池投资意向也开始飙升，在该法案公布后的前九个月内，宣布了520亿美元的相关外国直接投资。
第五、地缘政治并不是多元化选择的唯一驱动力，更广泛的行业行为正在发生变化
不断趋于紧张的商业环境也促使从数字服务到能源等高度受限行业的公司下调其扩张计划，并将资源重新集中在其他地区。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也产生了外溢影响，三星电子、LG和Stellantis等公司在市场份额下降的情况下退出了中国市场，并宣布在印度、越南、墨西哥和其他目的地进行大型投资项目。
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来说也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正在重新评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地位。荣鼎集团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当中国GDP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且商业环境相对稳定时，跨国企业对成本上升是可以容忍的。当增长率处于6%以下且市场高度政治化时，它们更难被忽视。
总而言之，以上数据描绘了一幅全球跨国公司因地缘政治和商业因素而积极远离我国，实施所谓去风险、多元化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