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12月初，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疫情成为人们视线的中心，但在广袤寒冷的东北地区，其感染高峰和重症高峰几乎和北京同步，却少有人关注。
在吉林省内某三甲医院，“新十条”发布后一周内，急诊接诊的新冠感染者就增长了五倍以上，到12月中旬左右，该院迎来重症高峰。到1月初，医院仍很难开出抗病毒药Paxlovid，为了救治病人，有的医生甚至从老挝自购仿制药，以解燃眉之急。直到最近一周，缺药情况才有所缓解。
根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测算，2021年，中国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最高的是北京、上海，每10万人口分别拥有6.25张和6.14张ICU床位，但吉林省的综合ICU床位数只有2.78，不到北京的一半。
1月7日晚上，《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吉林省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主任，她指出，东北抗疫最主要的问题是缺药，“没有抗病毒药，就好像你去打仗没有武器一样”。
以下是该医生的讲述：
早在去年12月初，吉林的新冠感染人数就开始激增，我们院去年12月7日就有医护人员感染了，急诊患者最高峰是在去年12月15~16日，单日接诊达到1300人，此后一直维持在800~1100人左右。这还没有包括急诊抢救室的病人，120急救车拉过来的人会放在抢救室，仅急诊内科抢救室每24小时就会新增50~70人，目前仍没有明显下降。重症高峰大约也是在去年12月16~17日左右开始显现。
去年12月的第二周，我也生病了，烧了三天，嗓子和吞刀片似的，还有咳嗽，但之后一天没休，连续工作一个多月，每周末还要去查房，元旦三天也是，每天都去。现在我的咳嗽有点变成慢性了，还有点气喘。现在都不想回忆起那段时期，难以想象再来一遍，我们如何去经受它，这是我们抗疫三年以来最难的一次。去年3~5月长春疫情也很严重，但那时我们急诊科医护是零感染，院感防控做得非常好。
去年12月上旬，各科室医护都在感染，很多科感染率都在80％以上，急诊也很难去向医院要支援，两周后，感染的医护陆续返岗，其他科室原本的病人也逐渐清空了一些。到去年12月中旬，全院所有科室都开放收治新冠病人，支援的人也增加了，这时候我们的压力得到了一些缓解。在没有支援的时候，抢救室一个班有两个医生，每天要面对四五十个重症患者，现在人手翻倍了，是四五个医生面对50多个病人。
辉瑞Paxlovid。图/视觉中国
最大的问题是缺药，早期我们连退烧药都开不出来，现在也只有很少的Paxlovid供应，阿兹夫定也不充足。张文宏医生提到的“黄金72小时”，在感染后三天内如果能给患者用上抗病毒治疗，再辅以激素的治疗，大多数病人都会缓解。但这是很理想化的一个设想，在东北很难做到，在重症高峰的前几周，我们几乎没有抗病毒药，就好像你去打仗没有武器一样。
我们重症医生都知道“防重症”比“治重症”更关键，都已经发展成重症，出现多器官衰竭了，再去治疗有多难可以想象。
未来几周，我最担心的是农村的感染潮，尤其是春运很多农民工返乡后，可能引发第二波冲击。由于东北三省基层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县级医院欠缺“防重症”的治疗措施，一些医生呼吸机也不会用，可能延误对患者的干预。这些患者可能发展成重症，最终向上级医院转诊、流向城市，再次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
我预计这一波重症高峰目前还在平台期，不会很快结束。很多有基础病的高龄老人在防控政策调整初期，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不出门，但越往后，这部分高危人群也开始相继感染，发展成重症的概率比初期要大。最近几周，在急诊收治的新冠重症病人中，年龄的中位数越来越大，之前八九十岁的老年人相对少，现在占比越来越大。这些老年人总体的疫苗接种率很低，很多人一针都没有打。
这些重症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氧饱和度低、呼吸困难，很多都是沉默性肺炎，有的患者来急诊时并不觉得自己呼吸困难，但实际一测血氧，已经很低了。所有呼吸系统疾病中，新冠带来的沉默性肺炎比例是最高的。另外，东北地区由于气候特点，冬季寒冷，很多东北人都患有肺气肿（一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而且这一疾病往往在冬季会加重。这些患者原本的肺功能就不太好，再合并新冠感染后，很快发展成重症，这种现象在东北很常见。
另外，平常来急诊抢救的患者中就有很多由心血管疾病引发的心脏骤停，这时如果能及时做心肺复苏，一般抢救成功率还是相对高的，但感染新冠后如果发生了心脏骤停，这时患者出现了白肺，发生了呼吸衰竭，再进行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就比较低了。
自2022年12月初，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疫情成为人们视线的中心，但在广袤寒冷的东北地区，其感染高峰和重症高峰几乎和北京同步，却少有人关注。
在吉林省内某三甲医院，“新十条”发布后一周内，急诊接诊的新冠感染者就增长了五倍以上，到12月中旬左右，该院迎来重症高峰。到1月初，医院仍很难开出抗病毒药Paxlovid，为了救治病人，有的医生甚至从老挝自购仿制药，以解燃眉之急。直到最近一周，缺药情况才有所缓解。
根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测算，2021年，中国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最高的是北京、上海，每10万人口分别拥有6.25张和6.14张ICU床位，但吉林省的综合ICU床位数只有2.78，不到北京的一半。
1月7日晚上，《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吉林省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主任，她指出，东北抗疫最主要的问题是缺药，“没有抗病毒药，就好像你去打仗没有武器一样”。
以下是该医生的讲述：
早在去年12月初，吉林的新冠感染人数就开始激增，我们院去年12月7日就有医护人员感染了，急诊患者最高峰是在去年12月15~16日，单日接诊达到1300人，此后一直维持在800~1100人左右。这还没有包括急诊抢救室的病人，120急救车拉过来的人会放在抢救室，仅急诊内科抢救室每24小时就会新增50~70人，目前仍没有明显下降。重症高峰大约也是在去年12月16~17日左右开始显现。
去年12月的第二周，我也生病了，烧了三天，嗓子和吞刀片似的，还有咳嗽，但之后一天没休，连续工作一个多月，每周末还要去查房，元旦三天也是，每天都去。现在我的咳嗽有点变成慢性了，还有点气喘。现在都不想回忆起那段时期，难以想象再来一遍，我们如何去经受它，这是我们抗疫三年以来最难的一次。去年3~5月长春疫情也很严重，但那时我们急诊科医护是零感染，院感防控做得非常好。
去年12月上旬，各科室医护都在感染，很多科感染率都在80％以上，急诊也很难去向医院要支援，两周后，感染的医护陆续返岗，其他科室原本的病人也逐渐清空了一些。到去年12月中旬，全院所有科室都开放收治新冠病人，支援的人也增加了，这时候我们的压力得到了一些缓解。在没有支援的时候，抢救室一个班有两个医生，每天要面对四五十个重症患者，现在人手翻倍了，是四五个医生面对50多个病人。
辉瑞Paxlovid。图/视觉中国
最大的问题是缺药，早期我们连退烧药都开不出来，现在也只有很少的Paxlovid供应，阿兹夫定也不充足。张文宏医生提到的“黄金72小时”，在感染后三天内如果能给患者用上抗病毒治疗，再辅以激素的治疗，大多数病人都会缓解。但这是很理想化的一个设想，在东北很难做到，在重症高峰的前几周，我们几乎没有抗病毒药，就好像你去打仗没有武器一样。
我们重症医生都知道“防重症”比“治重症”更关键，都已经发展成重症，出现多器官衰竭了，再去治疗有多难可以想象。
未来几周，我最担心的是农村的感染潮，尤其是春运很多农民工返乡后，可能引发第二波冲击。由于东北三省基层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县级医院欠缺“防重症”的治疗措施，一些医生呼吸机也不会用，可能延误对患者的干预。这些患者可能发展成重症，最终向上级医院转诊、流向城市，再次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
我预计这一波重症高峰目前还在平台期，不会很快结束。很多有基础病的高龄老人在防控政策调整初期，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不出门，但越往后，这部分高危人群也开始相继感染，发展成重症的概率比初期要大。最近几周，在急诊收治的新冠重症病人中，年龄的中位数越来越大，之前八九十岁的老年人相对少，现在占比越来越大。这些老年人总体的疫苗接种率很低，很多人一针都没有打。
这些重症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氧饱和度低、呼吸困难，很多都是沉默性肺炎，有的患者来急诊时并不觉得自己呼吸困难，但实际一测血氧，已经很低了。所有呼吸系统疾病中，新冠带来的沉默性肺炎比例是最高的。另外，东北地区由于气候特点，冬季寒冷，很多东北人都患有肺气肿（一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而且这一疾病往往在冬季会加重。这些患者原本的肺功能就不太好，再合并新冠感染后，很快发展成重症，这种现象在东北很常见。
另外，平常来急诊抢救的患者中就有很多由心血管疾病引发的心脏骤停，这时如果能及时做心肺复苏，一般抢救成功率还是相对高的，但感染新冠后如果发生了心脏骤停，这时患者出现了白肺，发生了呼吸衰竭，再进行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就比较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