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人士在北京市公安局入出境管理处服务中心填写表格 (资料照)
澳大利亚人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曾在中国广东广播电视台当了12年的记者。热爱中国文化的他2011年大学毕业后立刻前往了中国。对他来说，搬去中国在当时“感觉是最自然的一步”。他在广州一家当地电视台找到工作，报道地方新闻。
“以大陆的标准来说，广东那个时候相对进步的新闻业是很有名的，”哈丁告诉美国之音。“能够和有经验、对工作有热情的记者一起共事很棒。而且那也是一个了解中国的很不错的平台。”
但从2017年开始，他发觉到了一些变化。媒体环境中的民族主义开始上升。温和派的声音与观点变得不再那么受欢迎。三年前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剧了一些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反感。
哈丁说，中国媒体在报道新增病例的时候，会强调病例是从外国进入的，却不指出那些病例的携带者大多数是中国人，因为在新冠管制之下，外国人很难进入中国。
“有一段时间，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餐馆里不愿坐在你边上的人，当地媒体报道来自海外病例的方式真的对在华外国人的影响很大，”他说。
除了疫情外，地缘政治竞争也开始进入哈丁的生活，给他造成压力。2020年，他被一名自称为广东省政府工作的男子联系。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这名男子希望哈丁这样“中国的朋友”能用他的影响力帮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哈丁拒绝了邀请。
2021年，哈丁被一名自称为上海一家智库工作的女子联系。见面后，哈丁被问到能否用他的关系去联系一些澳大利亚的政治人物，并询问他们一系列由该智库准备的问题，收集信息。哈丁没有接受。
去年11月，他决定离开中国。
“在最后，我真的精神上感到疲惫不堪，应对新冠措施，再加上不断被挤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当中，为了我的心理健康，我需要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年32岁的他告诉美国之音。
如今，回到了澳大利亚的哈丁正在攻读硕士学位。他并不是中国当局的批评者。在2021年和中国新华社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公平：“有时候我觉得中国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但西方媒体似乎故意不报道。”
虽然哈丁已经离开中国了，但他表示依然希望为缓和澳中关系做出努力。
“我依然对参与澳中之间的事务有着热情，我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在工作上从澳大利亚这一边为此做出贡献，”哈丁说，“虽然我经历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依然相信与中国接触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过去三年里，许多像哈丁这样的外国工作者因为疫情以及中国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而离开了中国。今年3月，北京重新允许拥有中国签证的外国人入境，并开放了对外国人的签证申请。美国之音通过采访多位曾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发现，虽然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管制的结束和能够返回中国充满了兴奋，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在目睹了三年难以捉摸的“清零”政策和无法预测的封城措施后，他们不计划在中国继续生活与工作。
“我现在不会建议别人搬去中国”
37岁的美国人盖比瑞尔（Gabriel）就是其中之一。当武汉最初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盖比瑞尔正在江苏省南京市的金陵中学当老师，教授美国大学水准的课程。
“我得知新闻的时候正在一家餐厅吃晚餐，那是一个普通的南京夜晚，我边上的人很多，”他告诉美国之音。“但一两天后，整个城市都像清空了一样。”
很快，其他城市陆续采取封城措施，南京的各类商店也开始大规模关闭，这一切都让独身一人在中国的盖比瑞尔感到自己处于断粮的危险当中。
“我很害怕会没有食物，但同时我太紧张了以至于我根本吃不下东西。一周之内我掉了15磅，”他告诉美国之音。
于是，盖比瑞尔打消了在南京熬过疫情的念头，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九年的国家。他目前居住在费城。
2010年，无法在经济萧条后的美国市场找到合适工作的盖比瑞尔决定前往中国。在搬到南京以前，他还在中国的郑州和哈尔滨当过老师。如今回头看，37岁的盖比瑞尔依然认为到中国生活与工作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我现在不会建议别人搬去中国，因为那个国家在我搬去以后改变了很多，大多数是不好的变化，” 他说。
他指出，中国当局2019年对香港抗议者的镇压是让他最担心的事件之一。
“那很明确地显示出那个国家正在走向的方向，” 他说。
在采访中，盖比瑞尔希望美国之音不要使用他的姓氏。他说他曾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北京而遭到骚扰。
“那发生过一次，就能再发生”
贾斯汀（Justin）五年前搬去了深圳。他说当时深圳最吸引他的一点是那里蓬勃发展的外国人创业环境。
“我2018年到达深圳，那座城市的能量使人陶醉，”他告诉美国之音，“有许多的新想法和一个巨大的外国创业社群。”
但新冠疫情带来的边境关闭迫使许多外国创业者离开。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在深圳的外国创业者的签证有效期都只有60天，那意味着他们每60天就要去一次香港更新签证（有效期），”贾斯汀说，“新冠来了以后，边境就关闭了，他们全都离开了中国。”
作为数字媒体创业者的他留了下来，并和妻子搬去了深圳不远处的一座小城市。由于他妻子的家人现在还生活在中国，贾斯汀在采访中希望使用化名。
他说，那座小城市里的外国人数量还算不少。但2022年，更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开始后，又有一批外国人选择了离开。贾斯汀估计，他当时所在的城市里的外国人数量降低了80%。
“我从每天都能见到外国人变成了几乎见不到任何一个外国人，除非是在周五或周六晚上的某一个酒吧，”他说。
此外，他也开始经历一些种族歧视。饭店里的顾客会坐得离他远远的，出租车司机也会摇下他那一侧的窗户，暴风雨天也不例外。
今年5月，他和妻子终于选择离开中国。他说他的妻子厌倦了中国的言论审查。而他也担心，疫情期间中国采取的严格管理措施会在未来的某次公共危机中被再次使用。
“那发生过一次，就能再发生，”贾斯汀说，“如果说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他们在未来以任何理由恢复任何形式的严酷法律的道路已经很清晰了。”
他和妻子现在生活在北美。他说两人依然会回中国探亲，但他已经没有回中国工作的计划，因为曾经紧密的外国创业社群已经因为疫情而分崩离析。
“再也没有互助组织、活动和资源了，” 他说。
根据中国2010年和2020年分别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数量从59万上涨到了84万。这十年间，来华寻找工作的外国人数从13万增加到了33万，然而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由近11万减少到了仅4.4万。
中国三年疫情管控对外国人口带来的影响还并不清晰。像贾斯汀和哈丁这样在疫情后期离开中国的外籍工作者和经商者并没有影响到2020年的人口普查。
“已经翻篇了”
中国边境的重新开放预计将吸引一些外籍人士返回中国。
29岁的韦紫明（Symington Smith）从中学起就生活在北京。出生于美国亚特兰大的他是美中混血，但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对他来说更像家。
“我的家人把我送去了瑞典，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我父母离婚后，我和我妈还有两个弟弟回到了中国，那才是我人生真正开始的时刻，”他说。
疫情开始前，韦紫明认为他会一直留在中国生活。甚至在疫情的前两年间，他都没有离开北京，他认为中国疫情管理工作做得不错，也没有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封闭。但在2022年，他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些中国人排外主义和歧视的目标。
他说，有一次，一群男子试图围住他并进行殴打，因为他看起来像外国人。直到韦紫明开口用中文告诉他们自己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时候，那些人才冷静下来。
“我感到伤心，” 他告诉美国之音，“因为我那时候和现在都觉得中国人是我的同胞。我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这两者无法被分割。”
当北京去年春末传出可能会像上海一样封城的流言后，韦紫明决定离开。
“没有工作机会，没有投资机会，没有政策能帮助我继续用工作签证留在那里，也不清楚什么时候限制措施才会被解除，” 他说。
但当中国宣布重新允许外国人入境后，目前担任美国华尔街一家健保公司高管的韦紫明立刻返回了北京。他说一些以前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地区和餐馆又逐渐热闹了起来。他相信过去三年的严格管控措施不会再发生了。
“在我目前参加过的商业晚宴和活动上，大家谈论的都是重新开放、投资以及如何重新启动被暂停了太久的经济，”韦紫明说。
“已经翻篇了。除非在公共健康的角度上是绝对必要的，我不认为中国会变回去。”
从美国移民香港的伊丽莎（Elizabeth Briel）同样很高兴终于能够再次访问中国内地。疫情之前，作为视觉艺术家的她常常参观内地的博物馆并参加画廊展览。
今年6月初，她造访了深圳。那是她2019年后第一次进入内地。她说她已经计划好要在端午节期间前往广东佛山。
她认为，香港和中国内地都很适合从事艺术工作。在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以前，她也在北京生活过4年。
“我两个城市都很喜欢，” 48岁的她告诉美国之音。“内地有着十分令人兴奋的艺术氛围和更多的物理空间来进行创作。”
不过，她还是有些担忧中国的疫情管控措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归。“我的确认为这种情况为其他高传染性病毒开创了先例，我也相信类似的措施可能被再次使用，但希望政府希望能从最近的情况中得到启示，”她说。
想回中国却无能为力
巴西人桑切斯（Sanches）很想回到中国，但他找不到办法。
疫情前在河南担任英语和葡萄牙语教师的桑切斯在2021年的时候不得不离开中国。他告诉美国之音，河南政府当时宣布，外国人必须返回自己的母国更新签证。但当他回到巴西后发现，巴西的中国大使馆并不向巴西人开放签证服务。他说直到最近中国大使馆才开放相关业务。
但他面前摆放着另一个难题：他无法以英语教师的身份申请签证。
中国201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
桑切斯说，过去在一些中国小城市，由于找不到足够母语为英语的外国人，当地政府允许像他这样母语非英语的老师教授英语。但他说河南在疫情期间开始严格执行那一规定，这意味着他现在只能申请葡萄牙语老师的职位，但他说这样的职位如今很难找到。
桑切斯说自己有着13年的教学经验，有教师学历和证书，但由于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这些资质在申请中国签证时变得没有帮助。由于担心对中国的批评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桑切斯在采访中希望美国之音只使用他的姓氏。
2019年刚到中国的时候，桑切斯并没有计划久留。但女朋友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在中国的第一周就在公车上遇见了我的女朋友，她要去她家， 而我要去上班，”今年32岁的桑切斯说。
自从两年前离开中国后，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女朋友。他说女友已经准备好了成家生子，他却迟迟无法返回中国。
“从我们的对话能够看出，如果我6个月到一年内无法回去的话，这段关系可能就得结束了。”
外籍人士在北京市公安局入出境管理处服务中心填写表格 (资料照)
澳大利亚人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曾在中国广东广播电视台当了12年的记者。热爱中国文化的他2011年大学毕业后立刻前往了中国。对他来说，搬去中国在当时“感觉是最自然的一步”。他在广州一家当地电视台找到工作，报道地方新闻。
“以大陆的标准来说，广东那个时候相对进步的新闻业是很有名的，”哈丁告诉美国之音。“能够和有经验、对工作有热情的记者一起共事很棒。而且那也是一个了解中国的很不错的平台。”
但从2017年开始，他发觉到了一些变化。媒体环境中的民族主义开始上升。温和派的声音与观点变得不再那么受欢迎。三年前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剧了一些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反感。
哈丁说，中国媒体在报道新增病例的时候，会强调病例是从外国进入的，却不指出那些病例的携带者大多数是中国人，因为在新冠管制之下，外国人很难进入中国。
“有一段时间，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餐馆里不愿坐在你边上的人，当地媒体报道来自海外病例的方式真的对在华外国人的影响很大，”他说。
除了疫情外，地缘政治竞争也开始进入哈丁的生活，给他造成压力。2020年，他被一名自称为广东省政府工作的男子联系。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这名男子希望哈丁这样“中国的朋友”能用他的影响力帮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哈丁拒绝了邀请。
2021年，哈丁被一名自称为上海一家智库工作的女子联系。见面后，哈丁被问到能否用他的关系去联系一些澳大利亚的政治人物，并询问他们一系列由该智库准备的问题，收集信息。哈丁没有接受。
去年11月，他决定离开中国。
“在最后，我真的精神上感到疲惫不堪，应对新冠措施，再加上不断被挤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当中，为了我的心理健康，我需要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年32岁的他告诉美国之音。
如今，回到了澳大利亚的哈丁正在攻读硕士学位。他并不是中国当局的批评者。在2021年和中国新华社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公平：“有时候我觉得中国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但西方媒体似乎故意不报道。”
虽然哈丁已经离开中国了，但他表示依然希望为缓和澳中关系做出努力。
“我依然对参与澳中之间的事务有着热情，我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在工作上从澳大利亚这一边为此做出贡献，”哈丁说，“虽然我经历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依然相信与中国接触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过去三年里，许多像哈丁这样的外国工作者因为疫情以及中国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而离开了中国。今年3月，北京重新允许拥有中国签证的外国人入境，并开放了对外国人的签证申请。美国之音通过采访多位曾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发现，虽然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管制的结束和能够返回中国充满了兴奋，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在目睹了三年难以捉摸的“清零”政策和无法预测的封城措施后，他们不计划在中国继续生活与工作。
“我现在不会建议别人搬去中国”
37岁的美国人盖比瑞尔（Gabriel）就是其中之一。当武汉最初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盖比瑞尔正在江苏省南京市的金陵中学当老师，教授美国大学水准的课程。
“我得知新闻的时候正在一家餐厅吃晚餐，那是一个普通的南京夜晚，我边上的人很多，”他告诉美国之音。“但一两天后，整个城市都像清空了一样。”
很快，其他城市陆续采取封城措施，南京的各类商店也开始大规模关闭，这一切都让独身一人在中国的盖比瑞尔感到自己处于断粮的危险当中。
“我很害怕会没有食物，但同时我太紧张了以至于我根本吃不下东西。一周之内我掉了15磅，”他告诉美国之音。
于是，盖比瑞尔打消了在南京熬过疫情的念头，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九年的国家。他目前居住在费城。
2010年，无法在经济萧条后的美国市场找到合适工作的盖比瑞尔决定前往中国。在搬到南京以前，他还在中国的郑州和哈尔滨当过老师。如今回头看，37岁的盖比瑞尔依然认为到中国生活与工作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我现在不会建议别人搬去中国，因为那个国家在我搬去以后改变了很多，大多数是不好的变化，” 他说。
他指出，中国当局2019年对香港抗议者的镇压是让他最担心的事件之一。
“那很明确地显示出那个国家正在走向的方向，” 他说。
在采访中，盖比瑞尔希望美国之音不要使用他的姓氏。他说他曾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北京而遭到骚扰。
“那发生过一次，就能再发生”
贾斯汀（Justin）五年前搬去了深圳。他说当时深圳最吸引他的一点是那里蓬勃发展的外国人创业环境。
“我2018年到达深圳，那座城市的能量使人陶醉，”他告诉美国之音，“有许多的新想法和一个巨大的外国创业社群。”
但新冠疫情带来的边境关闭迫使许多外国创业者离开。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在深圳的外国创业者的签证有效期都只有60天，那意味着他们每60天就要去一次香港更新签证（有效期），”贾斯汀说，“新冠来了以后，边境就关闭了，他们全都离开了中国。”
作为数字媒体创业者的他留了下来，并和妻子搬去了深圳不远处的一座小城市。由于他妻子的家人现在还生活在中国，贾斯汀在采访中希望使用化名。
他说，那座小城市里的外国人数量还算不少。但2022年，更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开始后，又有一批外国人选择了离开。贾斯汀估计，他当时所在的城市里的外国人数量降低了80%。
“我从每天都能见到外国人变成了几乎见不到任何一个外国人，除非是在周五或周六晚上的某一个酒吧，”他说。
此外，他也开始经历一些种族歧视。饭店里的顾客会坐得离他远远的，出租车司机也会摇下他那一侧的窗户，暴风雨天也不例外。
今年5月，他和妻子终于选择离开中国。他说他的妻子厌倦了中国的言论审查。而他也担心，疫情期间中国采取的严格管理措施会在未来的某次公共危机中被再次使用。
“那发生过一次，就能再发生，”贾斯汀说，“如果说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他们在未来以任何理由恢复任何形式的严酷法律的道路已经很清晰了。”
他和妻子现在生活在北美。他说两人依然会回中国探亲，但他已经没有回中国工作的计划，因为曾经紧密的外国创业社群已经因为疫情而分崩离析。
“再也没有互助组织、活动和资源了，” 他说。
根据中国2010年和2020年分别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数量从59万上涨到了84万。这十年间，来华寻找工作的外国人数从13万增加到了33万，然而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由近11万减少到了仅4.4万。
中国三年疫情管控对外国人口带来的影响还并不清晰。像贾斯汀和哈丁这样在疫情后期离开中国的外籍工作者和经商者并没有影响到2020年的人口普查。
“已经翻篇了”
中国边境的重新开放预计将吸引一些外籍人士返回中国。
29岁的韦紫明（Symington Smith）从中学起就生活在北京。出生于美国亚特兰大的他是美中混血，但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对他来说更像家。
“我的家人把我送去了瑞典，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我父母离婚后，我和我妈还有两个弟弟回到了中国，那才是我人生真正开始的时刻，”他说。
疫情开始前，韦紫明认为他会一直留在中国生活。甚至在疫情的前两年间，他都没有离开北京，他认为中国疫情管理工作做得不错，也没有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封闭。但在2022年，他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些中国人排外主义和歧视的目标。
他说，有一次，一群男子试图围住他并进行殴打，因为他看起来像外国人。直到韦紫明开口用中文告诉他们自己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时候，那些人才冷静下来。
“我感到伤心，” 他告诉美国之音，“因为我那时候和现在都觉得中国人是我的同胞。我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这两者无法被分割。”
当北京去年春末传出可能会像上海一样封城的流言后，韦紫明决定离开。
“没有工作机会，没有投资机会，没有政策能帮助我继续用工作签证留在那里，也不清楚什么时候限制措施才会被解除，” 他说。
但当中国宣布重新允许外国人入境后，目前担任美国华尔街一家健保公司高管的韦紫明立刻返回了北京。他说一些以前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地区和餐馆又逐渐热闹了起来。他相信过去三年的严格管控措施不会再发生了。
“在我目前参加过的商业晚宴和活动上，大家谈论的都是重新开放、投资以及如何重新启动被暂停了太久的经济，”韦紫明说。
“已经翻篇了。除非在公共健康的角度上是绝对必要的，我不认为中国会变回去。”
从美国移民香港的伊丽莎（Elizabeth Briel）同样很高兴终于能够再次访问中国内地。疫情之前，作为视觉艺术家的她常常参观内地的博物馆并参加画廊展览。
今年6月初，她造访了深圳。那是她2019年后第一次进入内地。她说她已经计划好要在端午节期间前往广东佛山。
她认为，香港和中国内地都很适合从事艺术工作。在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以前，她也在北京生活过4年。
“我两个城市都很喜欢，” 48岁的她告诉美国之音。“内地有着十分令人兴奋的艺术氛围和更多的物理空间来进行创作。”
不过，她还是有些担忧中国的疫情管控措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归。“我的确认为这种情况为其他高传染性病毒开创了先例，我也相信类似的措施可能被再次使用，但希望政府希望能从最近的情况中得到启示，”她说。
想回中国却无能为力
巴西人桑切斯（Sanches）很想回到中国，但他找不到办法。
疫情前在河南担任英语和葡萄牙语教师的桑切斯在2021年的时候不得不离开中国。他告诉美国之音，河南政府当时宣布，外国人必须返回自己的母国更新签证。但当他回到巴西后发现，巴西的中国大使馆并不向巴西人开放签证服务。他说直到最近中国大使馆才开放相关业务。
但他面前摆放着另一个难题：他无法以英语教师的身份申请签证。
中国201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
桑切斯说，过去在一些中国小城市，由于找不到足够母语为英语的外国人，当地政府允许像他这样母语非英语的老师教授英语。但他说河南在疫情期间开始严格执行那一规定，这意味着他现在只能申请葡萄牙语老师的职位，但他说这样的职位如今很难找到。
桑切斯说自己有着13年的教学经验，有教师学历和证书，但由于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这些资质在申请中国签证时变得没有帮助。由于担心对中国的批评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桑切斯在采访中希望美国之音只使用他的姓氏。
2019年刚到中国的时候，桑切斯并没有计划久留。但女朋友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在中国的第一周就在公车上遇见了我的女朋友，她要去她家， 而我要去上班，”今年32岁的桑切斯说。
自从两年前离开中国后，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女朋友。他说女友已经准备好了成家生子，他却迟迟无法返回中国。
“从我们的对话能够看出，如果我6个月到一年内无法回去的话，这段关系可能就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