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位民主抗议者。现在，“坦克人”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形象。
1989年5月末的一天，当持续数周的示威活动让数十万民众前往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时，据报道，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称：“杀200人保20年稳定。”到6月4日，约2000人被杀，其中大多是北京市民。
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是中国持续已久的民主运动的高潮——而屠杀也标志着政府镇压的顶峰。
每年“六四”纪念日临近时，中共都会监禁异见者，加强社交媒体的审查。它试图从这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中消除所有关于民主运动的提醒。
共产党成功了吗？
小说家阎连科在2013年感叹道：“在眼下的中国，失忆打败记忆。”2014年，学者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也叹息对于这一事件“中国很多方面都已作罢，一定程度上已将其遗忘了”。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也曾经说，中国人陷入了“共谋的集体失忆”。
我们则希望展示，即便政府竭力擦除或改写历史记录，中国人依然记得天安门和其他民主运动，并以更多形式的抗议来纪念它们，尤其是在周年纪念日。
我们最近的一项名为“焦点时刻”(focal moments)的研究显示，在共产党统治的70年里，对民主变革的要求不仅持续再现，而且各种示威、突现的运动、零星的抗议活动都与之前的运动呼应指涉，并激励后来者。
现在，由于中共迅速压制任何明确的民主和个人权利要求，这方面的公开吁求几乎不会发生。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诉求的浪潮之间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这一点在抗议活动的时间节点——以及共产党镇压的节点——和抗议的语言使用上，一目了然。
除了天安门运动，另外还有四起主要事件使这个时间表浮出水面。我们的统计显示，与其他日子相比，在这四起事件的纪念日发生的抗议活动要多出30%，并且抗议峰值（以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为定义）在周年纪念日的发生概率要多出50%。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了经济自由化计划，包括农业、工业、国防与科学的现代化，即所谓“四个现代化”。1978年起，同样期待政治改革的人们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张贴支持民主的海报，其中包括位于北京市中心的“西单民主墙”。
1978年11月27日，大约1万人从那里游行到象征着北京心脏的天安门广场。活动人士魏京生要求政府将民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直指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很多抗议者被捕，包括魏京生，他入狱18年。民主墙被拆除。
1989年6月3日、4日，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中遇难的平民的遗体。
1986年12月，大专院校的学生集会响应公共知识分子方励之的号召，要求中共将宪法中规定的权利作为“真正的权利”。数以万计的学生在150所大学发起抗议活动，要求直接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政府同意了其中一些要求，学生解散，然后政府基本食言。
几年之后，改革派的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去世所引发的天安门运动爆发。1978年示威运动中的很多主要参与者在1989年再次成为佼佼者。活动人士王丹后来说，方励之1986年的活动“启发了89一代”。
2008年12月，约300位中国知识分子、律师和官员传出一份宣言，即《零八宪章》，要求司法独立、保障基本人权和结束一党专政。宪章第一句话指出，2008年是“民主墙”运动30周年；文件还将“六四”列为中共导致的“一系列人权灾难”之一。
约1万人在线签署了宪章，直到政府将其删除——后来就是人手相传。宪章主要作者之一的刘晓波，1989年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抗议。
2014年11月，中共宣布12月4日为一个新节日：国家宪法日，纪念现行宪法在1982年的这一天开始实施。《宪法》中规定的很多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常年被打压，出于对这种讽刺的愤怒，北京有近1000人在2014年12月4日举行了抗议活动。（在第一个宪法日，“宪法”这个词在微博平台上被审查得最严厉。）
此前几个月，数十位记者、律师和学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尊重《宪法》。信中有一段指责对集会权利的限制是“在1989年学生市民民主运动之后匆匆出台的”。
今天，经过多年的镇压，抗议活动趋向于较少公开指涉，并采用更多间接语言作为替身或载体来进行民主反抗。
香港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收集了2014年至2019年中国大陆的4万幅抗议活动图片。我们使用光学字符识别软件，分析了抗议条幅和标语中的语言，并查看了相关推文。
我们发现，“公民”、“知情权”，或“人民力量”、“法院执行”这样的词和短语经常出现。这些词偏法律用语，但意思很明确：正如政治学者李连江等人所说，这是“权利觉醒”的证据，也是对中共的含蓄批评。
比如，在2014年12月4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中国中部城市禹州的数千名教师罢课，讨要工资——“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
2017年6月4日——注意日期，呼应天安门事件——中国西北城市汉中有数百人举行游行。他们声讨当地国有钢铁企业拖欠的福利，但他们的条幅（有数百人签名）上写着：“政府为我做主！”还有人讨论“西方政府理论”，要求中国政府“为民作为”。
对于一个14亿人的国家来说，很多抗议活动的规模也许显得很小。但中共绝不掉以轻心。
在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民主运动纪念日发生的抗议活动受到政府镇压的概率是其他时候的两倍。
天安门事件的遗产，一如此前与此后的其他抗议运动一样，依然留存于世。尽管变得更加谨慎或隐晦，中国大陆的反抗仍在坚持。
1989年6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位民主抗议者。现在，“坦克人”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形象。
1989年5月末的一天，当持续数周的示威活动让数十万民众前往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时，据报道，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称：“杀200人保20年稳定。”到6月4日，约2000人被杀，其中大多是北京市民。
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是中国持续已久的民主运动的高潮——而屠杀也标志着政府镇压的顶峰。
每年“六四”纪念日临近时，中共都会监禁异见者，加强社交媒体的审查。它试图从这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中消除所有关于民主运动的提醒。
共产党成功了吗？
小说家阎连科在2013年感叹道：“在眼下的中国，失忆打败记忆。”2014年，学者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也叹息对于这一事件“中国很多方面都已作罢，一定程度上已将其遗忘了”。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也曾经说，中国人陷入了“共谋的集体失忆”。
我们则希望展示，即便政府竭力擦除或改写历史记录，中国人依然记得天安门和其他民主运动，并以更多形式的抗议来纪念它们，尤其是在周年纪念日。
我们最近的一项名为“焦点时刻”(focal moments)的研究显示，在共产党统治的70年里，对民主变革的要求不仅持续再现，而且各种示威、突现的运动、零星的抗议活动都与之前的运动呼应指涉，并激励后来者。
现在，由于中共迅速压制任何明确的民主和个人权利要求，这方面的公开吁求几乎不会发生。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诉求的浪潮之间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这一点在抗议活动的时间节点——以及共产党镇压的节点——和抗议的语言使用上，一目了然。
除了天安门运动，另外还有四起主要事件使这个时间表浮出水面。我们的统计显示，与其他日子相比，在这四起事件的纪念日发生的抗议活动要多出30%，并且抗议峰值（以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为定义）在周年纪念日的发生概率要多出50%。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了经济自由化计划，包括农业、工业、国防与科学的现代化，即所谓“四个现代化”。1978年起，同样期待政治改革的人们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张贴支持民主的海报，其中包括位于北京市中心的“西单民主墙”。
1978年11月27日，大约1万人从那里游行到象征着北京心脏的天安门广场。活动人士魏京生要求政府将民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直指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很多抗议者被捕，包括魏京生，他入狱18年。民主墙被拆除。
1989年6月3日、4日，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中遇难的平民的遗体。
1986年12月，大专院校的学生集会响应公共知识分子方励之的号召，要求中共将宪法中规定的权利作为“真正的权利”。数以万计的学生在150所大学发起抗议活动，要求直接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政府同意了其中一些要求，学生解散，然后政府基本食言。
几年之后，改革派的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去世所引发的天安门运动爆发。1978年示威运动中的很多主要参与者在1989年再次成为佼佼者。活动人士王丹后来说，方励之1986年的活动“启发了89一代”。
2008年12月，约300位中国知识分子、律师和官员传出一份宣言，即《零八宪章》，要求司法独立、保障基本人权和结束一党专政。宪章第一句话指出，2008年是“民主墙”运动30周年；文件还将“六四”列为中共导致的“一系列人权灾难”之一。
约1万人在线签署了宪章，直到政府将其删除——后来就是人手相传。宪章主要作者之一的刘晓波，1989年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抗议。
2014年11月，中共宣布12月4日为一个新节日：国家宪法日，纪念现行宪法在1982年的这一天开始实施。《宪法》中规定的很多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常年被打压，出于对这种讽刺的愤怒，北京有近1000人在2014年12月4日举行了抗议活动。（在第一个宪法日，“宪法”这个词在微博平台上被审查得最严厉。）
此前几个月，数十位记者、律师和学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尊重《宪法》。信中有一段指责对集会权利的限制是“在1989年学生市民民主运动之后匆匆出台的”。
今天，经过多年的镇压，抗议活动趋向于较少公开指涉，并采用更多间接语言作为替身或载体来进行民主反抗。
香港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收集了2014年至2019年中国大陆的4万幅抗议活动图片。我们使用光学字符识别软件，分析了抗议条幅和标语中的语言，并查看了相关推文。
我们发现，“公民”、“知情权”，或“人民力量”、“法院执行”这样的词和短语经常出现。这些词偏法律用语，但意思很明确：正如政治学者李连江等人所说，这是“权利觉醒”的证据，也是对中共的含蓄批评。
比如，在2014年12月4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中国中部城市禹州的数千名教师罢课，讨要工资——“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
2017年6月4日——注意日期，呼应天安门事件——中国西北城市汉中有数百人举行游行。他们声讨当地国有钢铁企业拖欠的福利，但他们的条幅（有数百人签名）上写着：“政府为我做主！”还有人讨论“西方政府理论”，要求中国政府“为民作为”。
对于一个14亿人的国家来说，很多抗议活动的规模也许显得很小。但中共绝不掉以轻心。
在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民主运动纪念日发生的抗议活动受到政府镇压的概率是其他时候的两倍。
天安门事件的遗产，一如此前与此后的其他抗议运动一样，依然留存于世。尽管变得更加谨慎或隐晦，中国大陆的反抗仍在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