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曾解禁了30年前的25册“外交文书”，内中包括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与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会谈记录。谈话记录最为直观地显示，胡耀邦最终被罢免中共总书记，和其未能处理好和元老集团的关系，从而最终失宠于邓小平有关。
1986年11月8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谈中，谈到1987年中共将召开十三大，胡耀邦说：“隆重举行党大会很重要，该解决的是新老交替问题。幅度之大也许超出想象，但预定要大幅调整。重用中青年干部，让老一代退休。”
日本对这一打上了“极密”标签的外交文书注明：“中方强烈要求不要公开这段话”。 在会谈当天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胡耀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谈到他迫切期望中共领导层尽快实现年轻化，他说：“至少想让4个年轻人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还说出了后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王兆国等7、8人的名字，并说这些人中“至少有两人进入领导层”。
第二天的11月9日，邓小平与中曾根康弘会谈。邓对客人说起中共领导层年轻化与党和国家活力的关系，邓说：“需要15年，不是我能实现的，也不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任中国总理）能实现的。”时年82岁的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而在1984年邓小平与访华的中曾根康宏的会谈中，邓小平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曾是：“现在，天塌下来也有这两人顶住。”在中国改革的80年代，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曾被外界视为中国改革黄金组合，邓对胡赵颇为信任和倚重。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仔细揣摩上述所引胡邓对中曾根康宏的谈话，两相比较即可看出，尽管在对待中共元老何时退休和解决官员终身制问题上，胡邓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两人都倾向废除终身制，给年轻人腾出位置来；但是在对目标实现的步调和节奏的拿捏方面，胡耀邦持激进看法，而政治上更为老辣成熟的邓则倾向于缓行。邓敏锐地感知到了阻力。 文革十年，中共大批党政军高官事实上被打倒或者被迫“靠边站”。文革后中共抓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邓小平、陈云等元老重回政坛。随后，中共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被打倒和遭到边缘化的老干部们复出参加工作。
分析人士称，而权力位置就那么多，照顾各方利益，这就要调和新老官员。邓小平想出来的办法是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安置元老，从而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给年轻人腾出位子。1982年，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指出，“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的格，是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中顾委存在的时间，或者更直白地说对于政治老人们何时退出政治舞台，邓在讲话中谈到，“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十年、两届还是需要的，一届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邓并称，“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 而比照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的谈话，日本共同社《中国观察》周刊前总编辑坂井臣之助说：“很显然，1984年到1986年期间，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已发生变化，我想胡耀邦推进中共领导层年轻化的目标得罪了陈云、王震等长老，使得邓小平在与陈云等长老做政治交易的过程中，胡耀邦成为牺牲品，最终成为他后来下台的真正原因之一”。
分析人士总结说，胡耀邦急于推进官员年轻化，触犯了元老们的政治既得利益，元老们摊牌，邓小平在政治风向已经不利于胡耀邦的情形下不得不做出了最后选择。
日本政府曾解禁了30年前的25册“外交文书”，内中包括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与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会谈记录。谈话记录最为直观地显示，胡耀邦最终被罢免中共总书记，和其未能处理好和元老集团的关系，从而最终失宠于邓小平有关。
1986年11月8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谈中，谈到1987年中共将召开十三大，胡耀邦说：“隆重举行党大会很重要，该解决的是新老交替问题。幅度之大也许超出想象，但预定要大幅调整。重用中青年干部，让老一代退休。”
日本对这一打上了“极密”标签的外交文书注明：“中方强烈要求不要公开这段话”。 在会谈当天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胡耀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谈到他迫切期望中共领导层尽快实现年轻化，他说：“至少想让4个年轻人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还说出了后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王兆国等7、8人的名字，并说这些人中“至少有两人进入领导层”。
第二天的11月9日，邓小平与中曾根康弘会谈。邓对客人说起中共领导层年轻化与党和国家活力的关系，邓说：“需要15年，不是我能实现的，也不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任中国总理）能实现的。”时年82岁的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而在1984年邓小平与访华的中曾根康宏的会谈中，邓小平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曾是：“现在，天塌下来也有这两人顶住。”在中国改革的80年代，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曾被外界视为中国改革黄金组合，邓对胡赵颇为信任和倚重。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仔细揣摩上述所引胡邓对中曾根康宏的谈话，两相比较即可看出，尽管在对待中共元老何时退休和解决官员终身制问题上，胡邓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两人都倾向废除终身制，给年轻人腾出位置来；但是在对目标实现的步调和节奏的拿捏方面，胡耀邦持激进看法，而政治上更为老辣成熟的邓则倾向于缓行。邓敏锐地感知到了阻力。 文革十年，中共大批党政军高官事实上被打倒或者被迫“靠边站”。文革后中共抓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邓小平、陈云等元老重回政坛。随后，中共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被打倒和遭到边缘化的老干部们复出参加工作。
分析人士称，而权力位置就那么多，照顾各方利益，这就要调和新老官员。邓小平想出来的办法是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安置元老，从而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给年轻人腾出位子。1982年，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指出，“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的格，是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中顾委存在的时间，或者更直白地说对于政治老人们何时退出政治舞台，邓在讲话中谈到，“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十年、两届还是需要的，一届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邓并称，“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 而比照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的谈话，日本共同社《中国观察》周刊前总编辑坂井臣之助说：“很显然，1984年到1986年期间，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已发生变化，我想胡耀邦推进中共领导层年轻化的目标得罪了陈云、王震等长老，使得邓小平在与陈云等长老做政治交易的过程中，胡耀邦成为牺牲品，最终成为他后来下台的真正原因之一”。
分析人士总结说，胡耀邦急于推进官员年轻化，触犯了元老们的政治既得利益，元老们摊牌，邓小平在政治风向已经不利于胡耀邦的情形下不得不做出了最后选择。